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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信用评级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作者为王冲。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的国家信用等级“高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这是一家中国信用评级公司在对50个典型国家进行评级后得出的结论。
从这家名为大公国际的评级公司7月11日发布评级报告开始,坊间议论便不绝于耳,质疑者有之,鼓与呼亦有之,围绕这一话题的延展性讨论,成为这段时期的热点。之所以成为热点,是因为它具有迎合读者的各种因素。
毫无疑问,从公关的角度讲,这是一份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推出的恰当的报告。世界范围内,对标普、惠誉、穆迪等三大评级公司遭遇信任危机,欧洲各国、日本都有意打造自己的信用评级体系。在中国,更是有着要求孕育本土评级公司的舆论氛围。
文章说,从那本叫《货币战争》的书开始,国际金融界的故事开始变成演艺或传奇,进入中国读者的眼中,于是,“阴谋论”开始盛行,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在民族主义抬头的情况下,阴谋论很容易激发对独立自主的需求。
此时,如果有人说美国对付其他国家的两大武器是原子弹和信用评级,很容易激发中国人对独立自主的评级体系的渴求,因为原子弹中国早已有了,而信用评级系统还弱小。这时候,任何公司拿出自己的评级体系,已经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它可以提高民族主义者的自豪感,媒体也激动地表示,中国评级体系挑战西方的垄断。
文章指出,中国搞信用评级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之举,但这不能是短期行为,不能政治挂帅,不能追求速度而降低科学性,更不能因为怀揣挑战三大评级机构垄断的梦想而刻意制造不同的结果。指责对方不公正时,自己要做得更公正、客观;指责对方有私心、有潜规则时,自己更要“大公无私”。
文章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融入西方体系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和西方早已不是独立的甲方和乙方,而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和诸多矛盾的地球村。
这种情况下,挑战西方之类的话除了挠挠民族主义者的痒痒之外,实际意义不大。中国需要的不是动辄挑战,而是需要以自己的智慧去完善这个体系,让它最大化地实现公平、公正;其次,这个体系在科学管理、人才培训、政治治理等方面还有诸多值得学习之处,中国应该继续谦恭地在体系中做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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