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流亡藏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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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3月10日，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在达赖的鼓动下，约13000名藏人和他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陆陆续续又有6万多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此后，每年3月10日这一天，达赖喇嘛都会发表讲话，煽动“流亡藏人，甚至是境内僧人聚众闹事。

印度流亡生涯

刚抵达印度时，达赖喇嘛先在莫索尔安营居住，但由于当地气温较高，让“流亡藏人”感觉水土不服。最终，印度总理尼赫鲁选择了气候与拉萨接近的达兰萨拉“出租”给“流亡藏人”使用。这些“流亡藏人”哪里能想到，他们在达兰萨拉一住就是50 年。

达兰萨拉位于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 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被称为麦克劳德，意为“小拉萨”，人数只有8000 多，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也是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的“流亡藏人”近11万。据了解，他们生活得并不如意。1959年跟着达赖到印度的很多西藏人，都因为不适应印度的气候等原因很快死去，幸存下来的人也被印度政府派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当时普遍的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去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这些藏人在印度出生的子女，现在依然属于“难民”，这样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需要面对许多的困难。

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系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的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以及“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

在印度，法律规定“流亡藏人”不能拥有土地和财产，只能租借。除非修改法律，否则他们在印度是永远的流浪者。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宣布向藏人派发移民签证时，“西藏流亡政府”不得不通过抽签决定哪些人可以申请该签证。

从南亚走向欧美

与50 年前相比，“流亡藏人”的分布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不再局限在南亚，而是走向了欧美各国。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所长胡仕胜介绍，目前海外“流亡藏人”数量约为17万人，除去定居印度的近11万人，及生活在尼泊尔的3万多人，其他“流亡藏人”分布在33个国家与地区。

历史资料显示，“流亡藏人”从印度和南亚地区流向西方始于上世纪60 年代。胡仕胜介绍，1961年4月1日，在瑞士红十字会的帮助下，39名藏人从尼泊尔前往瑞士，这是第一批去西方国家定居的藏人。

如今，瑞士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藏人社区。据熟悉内情的人估计，瑞士起码有3000 到4000 名“流亡藏人”，大多生活在瑞士的德语区。英国则是欧洲的第二大藏人聚居区，达赖设在伦敦的办公室2008年称，那里有650名左右的藏人。除此之外，欧洲的比利时、荷兰、法国、意大利以及北欧都相继接受了少量藏人。

在欧洲之外，美国和加拿大则逐渐接纳了数量更多的藏人。20 世纪70年代，加拿大开始从印度和尼泊尔接收首批228名藏人。1990年，美国国会则通过法案，决定向印度和尼泊尔的“流亡藏人”签发1000份移民签证。“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公室2008年称，约有9000人定居美国，持短期签证的更多。

据“西藏流亡政府”调查，在尼泊尔和印度的藏人平均收入都略高于这两个国家的居民平均收入，但真正能有钱买得起好车的，还是那些能大量获得“藏独”活动经费的人。这些经费有的通过捐款、拨款给寺庙、学校和尼泊尔当地非政府组织，再转到“藏独”组织；有的则通过高价购买“藏独”组织操纵的公司、宾馆等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等形式输入。

目前，在尼泊尔的藏人有3万多名，其中约1万已获得尼泊尔公民身份，另有1万左右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身份，还有大约1万没有任何合法居留身份。但自从上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尼泊尔就不再允许给后来的非法入境藏民发放身份证和难民证。

加德满都是非法越境者的主要中间站，也是主要聚居地，藏人主要居住在斯瓦扬布寺、博达佛塔等地。凡有大的“藏独”活动，都在这两处策划展开。还有3000多名藏人住在著名的国际旅游城市博克拉，位于加德满都西部140公里左右。另有少部分藏人散居在边远的山区县，如木斯塘、古隆和索鲁孔布等地。普通在尼藏人的主要生计是贸易。他们通过贸易公司与国内的亲朋故旧做进出口生意，如从国内进口藏民生活所需，并向国内输送佛像、银器和玉石等工艺品。

近年来，更多的藏人流向加拿大，因为在那里他们更容易获得难民身份，从而更容易入籍或享有与当地人同等的社会福利。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Seonaigh MacPherson曾在其论文中提到，2001年到2006年间，移居加拿大的“流亡藏人”人数增加了3倍，达到4275人。另据统计，澳大利亚、新西兰两国的“流亡藏人”数量大约共有320多人。

受到“藏独”教唆和威胁

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刘洪记看来，真正支持“藏独”的“流亡藏人”为数很少，但他们之所以经常制造事端，正是受到“西藏流亡政府”及达赖本人讲话的鼓动以及“藏青会”等各种“藏独”组织的教唆和威胁。“欧美势力也在推波助斓。‘藏独’活动一经曝光，闹事分子更容易申请美国签证。这样一来，甚至有藏人将组织‘藏独’分裂活动作为谋生的职业。”刘洪记说。

据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藏流亡政府”就不断地在各地设立所谓的“驻外机构”，目前其“驻外机构”共有14 个，分别派驻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尼泊尔、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巴西、南非、俄罗斯、蒙古、匈牙利等国和台湾地区。

除了“西藏流亡政府”这样所谓的“官方组织”以外，胡仕胜介绍，达赖集团还有着庞大的“后援团”，而“西藏问题”之所以在国际上躁动，与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的多方活动密切相关。

在08年的“3·14”事件中成为焦点的“西藏青年大会”正是达赖集团中最大的“藏独”组织。它于1970 年10 月7 日在达赖的授意和支持下成立，先后在国外建立了81个分会，号称有3 万多会员。此外，较大的“藏独”组织还有“西藏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会”、“前政治犯协会”、“西藏全国民主党”等。

胡仕胜指出，达赖集团的“后援团”还包括“国际西藏运动”、“自由西藏运动”、“西藏委员会”、“西藏之友”等以直接支持达赖集团各种诉求为己任的380个专门组织，它们连同西方院校里支持达赖集团的450多个学生组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达赖集团支持网络。

“如今这些组织显然已经成为达赖集团在欧洲开展活动的急先锋与骨干，逐步演变为境外‘藏独’活动的中坚力量。”胡仕胜说。

“流亡藏人”之所以能在国外不断制造事端，与欧美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援助密不可分。

胡仕胜介绍，美国国会的美元援藏计划，成为西方援助流亡集团的经济后盾和“流亡藏人”的精神支柱之一。美国国会在审议财政拨款法案中都以种种名义给予西藏流亡者实在的美元支持，每年给西藏流亡分子的直接拨款达200 多万美元。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以外，通过涉藏议案和议会活动，表示对达赖的支持，则是欧美国家惯用的伎俩。最近，欧洲议会和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涉藏议案，正是欧美势力以“西藏问题”要挟中国的集中体现。

达赖集团面临生存危机

西方对达赖喇嘛的扶持一直是最积极的，达赖也是它们千方百计包装起来的。一些西方媒体关于西藏的“故事”, 有的是从达赖那里现趸现卖的，有的则是其“自产自销”的。许多西方媒体在持续近一年的炒作过程中，经常为如何替达赖圆谎感到棘手，更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明白，在中国把反“藏独”公开列入国家的核心利益之后，支持达赖实在是项毫无希望的事业。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说，西方对西藏的报道取决于西方的战略利益。去年以来，西方对西藏从未停止过关注。但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将眼光集中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在这个大形势下，国外反华势力想制造西藏问题就碰到了困难，因为人们的关往点不在这儿了。

“3.14”事件后，达赖在西方积极活动，频繁发表危言耸听的言论，就是试图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干扰破坏我国稳定的大形势。然而，国际形势变了，西方包括支持达赖的人们，他们的价值观决定他们不会认同我们的观点，但在解放农奴问题上，他们无法否认，这是人类进步的共识。另外，现在西藏社会稳定，西方媒体很难找到炒作的由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胡仕胜说，在当前的利益面前，西方媒体和政府变的更加现实了。近来，在涉藏问题上，国际社会对达赖出现了冷淡，“藏独”活动出现了冷场。这让达赖集团有些沮丧，甚至感到生存的危机，他们一直在进行“保温”，但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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