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汉奸?女侠秋瑾骂他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图)

第三声

鲁迅是汉奸?女侠秋瑾骂他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图)

-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一书有助于弥补我们秋瑾研究中的诸多缺憾。书中首次披露了秋瑾与鲁迅留日时在一些问题上的冲突等易为国内学界忌讳的细节。 　　 　　 　　作者根据日本报刊的资料记载，细述革命文豪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蹈海自杀和宋教仁、秋瑾等组织追悼活动的经过，云：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 　　“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鲁迅、许寿裳等人之间出现过激烈的冲突，这对深入研究鲁迅的生平事迹与早期思想，也是不可多得的资料线索。为了表明作者不是有意偏袒秋瑾，作者还特意引用北冈正子在《鲁迅――在日本这个异文化的国度中》一书中对秋瑾的赞誉，展示这位中华女侠的风采： 　　这位女性，不仅姿色动人，还言谈爽快，令须眉黯然逊色。事情发生后，秋瑾带头四处奔走，在学生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工作，在她身边很快就集结了七八百名学生，她领导学生开展工作，不断激励学生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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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暂无实证 但鲁迅的所作所为确实不比一个汉奸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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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 能出秋瑾这样的真女侠 也能出鲁迅这样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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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和汪精卫 谁是汉奸?

http://www.nongli.com/today/todayxx-1263.htm

汪精卫等谋刺载沣未遂被捕(1910年)

    1910年4月23日，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震动全国。
    自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同盟会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
悲愤欲绝，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邀黄树中、喻培伦、黎仲
实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他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
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
命军之入都门也”。他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
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最初拟炸庆王奕匡和
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当日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均未得手。便决
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
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4月2日夜，黄树中、喻培伦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
弹，被发觉。16日，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
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
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
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
寻，非朝廷之福。”善音便从中劝说。4月29日，清廷下令将汪、
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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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国父孙中山与载沣一段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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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yxwvutsr　发帖于：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08-11-22 1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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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10日，孙先生亲赴醇亲王府，去看望前清摄政王载沣去了。这载沣，就是宣统皇上溥仪他老爸，其实并不老，估计当时还不到30吧。他就是汪精卫曾经想刺杀而没成功的那位。


孙先生与醇亲王载沣相见非常融洽，据说是你好我好“前嫌亦可化解矣”。


孙中山先生说，1901年载沣出使德国时，曾以御弟的身份向人家赔礼道谦，处在十分尴尬和被动的地位，却能做到不卑不亢，国外评论不错，是十分难得的。


然后，孙先生高度赞扬载沣在辛亥革命时自动退位，承认共和，避免了国内一场大血战，历史罕见，是明智之举。孙先生说：载沣身为皇帝的生父和摄政王，在逊位问题上，能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家族的利益摆在第二位，极其难能可贵，这是有益于革命、有政治远见的爱国行动。


孙中山先生与载沣会晤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小时。孙中山在告别载沣时，还特意将自己的一幅照片赠送给载沣，照片上写有孙先生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


到这儿还没完，过了一天，清皇室就摆了一个百人大宴（估计是满汉全席，俺没来得及参加，不知道），专门宴请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


这可是载沣奉隆裕太后之命，宴请孙中山、黄兴。宴会在北京金鱼胡同那桐宅第内举行，由贝子溥伦主持，革命党人陈其美等与皇室代表约百余人出席。


溥伦在颂词中说革命是保证国家进化的“应有之举”，称赞孙中山、黄兴及各位革命义士的远见和卓识和为革命不辞艰辛的精神，并说他们的光辉业绩堪与华盛顿的功勋并论。


黄兴也起立致辞，对隆裕太后、皇帝及皇室亲贵以国为重、顾全大局而宣布退位表示赞赏。宴会在一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在满清皇室眼中，孙中山曾是洪水猛兽，但昔日仇敌今言欢的场面，为“五族共和”点缀了一片祥和气氛，很有共建和谐社会的味道。


1951年2月3日，载沣在北京病逝时，有一张照片一直摆放在他书房正面的书桌上，那张照片后面是这样的题字:“醇亲王惠存 孙文赠。”这张照片正是那次会谈中孙中山赠给他的，被他一直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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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44332.htm


爱新觉罗·载沣
百科名片
   [爱新觉罗·载沣 画像]
爱新觉罗·载沣 画像

爱新觉罗·载沣（1883年2月12日－1951年2月3日），封与 醇亲王，字“伯涵”（一说“亦云”），号“静云”，晚年自号“书癖”，改名“载静云”；清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生父。

目录

    最后的摄政王——载沣生平简介
    子女情况

       1. 福晋瓜尔佳氏
       2. 侧福晋邓佳氏

    政治生涯

       1. 出使德国
       2. 政治婚姻
       3. 步步高升
       4. 执政生涯
       5. 清帝逊位后的生活

    周总理评价载沣

    最后的摄政王——载沣生平简介
    子女情况

       1. 福晋瓜尔佳氏
       2. 侧福晋邓佳氏

    政治生涯

       1. 出使德国
       2. 政治婚姻
       3. 步步高升
       4. 执政生涯
       5. 清帝逊位后的生活

    周总理评价载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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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
最后的摄政王——载沣生平简介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满族。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
   [醇亲王府]

醇亲王府
1951年2月3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
　　光绪十六年（1890）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他于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谢罪。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编辑本段
子女情况
　　载沣有四子、七女：
福晋瓜尔佳氏
　　长子：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次子：爱新觉罗·溥杰（1907—1994），
　　长女：爱新觉罗·韫媖（1909—1925），
　　次女：爱新觉罗·韫和（1911—2001），
　　三女：爱新觉罗·韫颖（1913—1992）
侧福晋邓佳氏
　　三子：爱新觉罗·溥倛（1915—1918），
　　四子：爱新觉罗·溥任（1918—），
　　四女：爱新觉罗·韫娴（1914—2003），
　　五女：爱新觉罗·韫馨（1917—1998），
　　六女：爱新觉罗·韫娱（1919—1982），
　　七女：爱新觉罗·韫欢（1921— 2005）
编辑本段
政治生涯
出使德国
　　载沣能够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
　　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
　　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早在载沣出使德国之前，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就曾经发出邀请，要求他出使时顺道访问美国，以促进两国友好。载沣认为“于势不能不允”。他又曾预料到，其他国家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觉得都不便拒绝。因此他曾经奏请西安行在，给以方便，允许他不必一一请示，从权答允。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日本、比利时等国也提出了同样的邀请。
　　然而载沣认为访问太多也不可能，打算只访美、日两国。但西安行在却在9月18日下谕说，在德国办完了事情就直接回国，连美国、日本也不去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中外舆论界的纷纷猜测，弄不清是什么用意。后来忽然有外电传说：光绪皇帝年已三十，结婚多年而并无后嗣，而且体弱多病。因此慈禧皇太后和光绪皇帝都在为将来皇位的继承问题而担忧。他们急于让载沣回国完婚，生子继承帝位。
　　这种传说当时似乎是解除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其实细想起来，却是颇为牵强的。即使慈禧果真已有这样的计划，而结婚生子却并不是那么急如星火的事情，并且事实上载沣回国后也没有马上
   [载沣的卧室]

载沣的卧室
结婚，而是在第二年的秋天才结婚的。当时如果再多走几个国家，结婚也不会受到影响。
　　慈禧下令载沣很快回国，表面上还有一条理由，就是载沣在德国不服水土，饮食减少。但这也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在《西巡大事记》上有明确的记载，慈禧怕得罪德国。因为德国方面强调亲王道歉是“专程”而去的，如果绕道他国，就被认为“有违专诚之意”。慈禧急召载沣归国，实在是德国对清廷施加压力的结果。
政治婚姻
　　在载沣出使中，人们发现了他，便把扭转大清败局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回国了，人们又把继承帝位的希望也寄托在他的身上。这反映了一种并不美妙的现实情况，在庞大的皇族中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寄托希望的人。
　　我们如今实在难以找到根据，来证明当时慈禧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让载沣未来的儿子接替皇位。但外面所传慈禧让载沣结婚，却决不是毫不沾边的无稽之谈。可以肯定的确凿事实是：慈禧要指定载沣同他的宠臣荣禄的女儿瓜尔加氏结婚，这时已经做出了最后的决断。
　　载沣匆匆回国，于1901年11月3日到达上海。11月9日登轮北上，15日到天津即乘火车入京。他于12月10日受到自西安返京途中驻跸开封的慈禧的接见。慈禧并赐膳表示慰劳。12月12日慈禧又一次召见载沣。圆12月14日两宫自开封启銮北上，1902年1月3日抵达保定，驻跸四天。太后乘在保定暂住的机会。向载沣宣布了指定他同瓜尔佳氏结婚的懿旨。
　　中国一方面已经沦为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又受到慈禧的极其严密的封建统治。这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也是载沣所面临的历史现实。这个现实给亿万中国普通人民所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就连载沣这样一位显达的贵人，也无法摆脱这个现实的影响。最明显的事实是，他的婚姻先后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君主这两种强暴势力的破坏和干扰。
　　
   [载沣(最右)和瓜尔佳氏(最左)]

载沣(最右)和瓜尔佳氏(最左)
原来他早先就已经订好了一门亲事，那姑娘自然也不是普通平民，而是出自满洲的贵族之家。1900年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为了逃避外国兵的污辱，北京有不少贵族和官员的家庭满门自尽。这位姑娘一家也殉难了。后来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又亲自主持，给儿子订好了第二门亲事，并且已经放了大定，只待选择吉日迎娶过门了。这次订婚虽是按着封建的老办法由载沣的母亲作主的，而载沣本人却对那姑娘十分中意。但是，霸道的慈禧为所欲为，可以无视那些封建礼法，不顾一切人情常理。她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为了达到一举而控制和笼络两个显要家庭的政治目的，悍然毁弃了人家既定的婚约。刘佳氏为此气得精神失常，背地里千遍万遍地咒骂慈禧，明面上却是敢怒而不敢言。载沣本人极感突然，他对太后的这种做法并不满意。然而太后指婚是极大的荣耀，决无拒绝或谢辞的道理。载沣更缺乏谢辞的勇气。他接受了太后的旨意，连连叩头谢恩。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步步高升
　　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载沣和溥仪(右站)]

载沣和溥仪(右站)
1907 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 “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
　　1908年11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执政生涯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0小时内先后死去，溥仪即位称帝，而载沣则成为中国实际的统治者。
　　载沣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当时全国有战斗力的军队的军权几乎都掌握在汉族将领手中，袁世凯掌管着北洋新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载沣鲁莽地以袁世凯有“足疾”为由，解除袁世凯的一切官职，让他回籍养病。
　　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满清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而袁世凯虽然被罢黜，但北洋新军是他一手培养的，他的个人势力根深蒂固，在老家“养病”的袁世凯表面故作清闲，实际上密切关注着政局走向；随时准备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形势]

辛亥革命形势
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勖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皇族和旗人占了大半，这个内阁被人们指斥为“皇族内阁”。彻底揭开了“宪政”的虚伪面目。
　　1910年3月，汪精卫等人图谋暗杀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退位。
清帝逊位后的生活
　　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枝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
　　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
　　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满清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满清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编辑本段
周总理评价载沣
　　周恩来总理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那是1960年1月26日，总理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的一次谈话。特将评价载沣的内容整理如下：
　　1、周总理说：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慈禧当时满以为她自己还不会死，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天她明白自己活不了，想改变昨天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又勉强加上个大事请示太后，算是了却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还说：载沣忠于大清，在位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王朝的灭亡，这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2、周总理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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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3、周总理说：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4、周总理说：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还说：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stern

http://www.fyjs.cn/bbs/htm_data/158/1005/253572.html

日本侵华的“理论先驱”——“满蒙非中国”论、“五族协和”论及鲜为人知的一些谬种                                                -

                        近代日本侵华理论概要

题意：日本右翼分子为了美饰侵略行径，骗取国人的支持和强化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不但在中日历史上编造谎言，在民族构成是混淆黑白，当然还花大力气研究了中国文化（文明）的传承。
      

先交代下历史大背景：
  
        一战后，随着“大正民主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日本，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新思潮迅速传播。日本统治集团，首先是军部出于对这种所谓“左翼”思想感到恐惧，即以当时的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为基地，由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鼓吹“日本主义”，以对抗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上要求民主、和平、缩减军备、反对军部专权等民主进步呼声。20世纪30年代的右翼派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老右翼势力军国主义的侵略主义思想，同时又大力宣扬“大日本主义”，尊皇复古，并以此为宗旨，革新国家。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组织“犹存社”及其机关报《雄吼》，是宣传“日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早的右翼组织之一。

       这个“犹存社”，其名取自中国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构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立。“犹存社”的纲领是：1、建设革命的日本；2、充实日本国民的思想；3、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4、开展民族解放运动；5、执行道义的对外政策；6、联络改造运动；7、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





解析满蒙非中国论背后的鬼蜮                                               

作者：月之暗面 发布时间：2005-10-11  

满蒙非中国论，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在铁//血//已是由来已久。尤其是最近，再次甚嚣尘上，无数针对汉族各个兄弟民族的攻击之词不绝于耳，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在论坛以左派或右派自居的某些人，此时的看法竟然是惊人的一致，甚至大有携手合作，共倒满蒙之势。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某些过去认为比较熟悉的人，感觉这些人如今真是面目全非了。

其实，满蒙非中国化的论调并非什么新出炉的货色，大约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形成了。源头有二：沙俄及前苏联是其一；日本军国主义是其二。

众所周知，沙俄及前苏联都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是相当浓厚的。这个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就对中国的东北、内外蒙、新疆垂涎三尺。趁中国虚弱之机，通过一系列武装侵略、威胁利诱、欺诈拐骗等手段占领了这三个地区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将这些强占过去的领土变得合法化，并进一步向内渗透，该国的一些缺乏良知的御用历史学家秉承其政府之意旨，采取篡改历史，对满蒙妖魔化，无限扩大满蒙二族与汉族之间的历史恩怨，达到其挑起民族矛盾，瓦解多民族中国的目的。而对中国西藏窥伺已久的英国也趁机推波助澜，尤其是在蒙元问题上，试图否定中国自元朝以来已经将西藏纳入政治版图的历史事实。

至于日本，在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其目光也迅速投向了具有丰富资源的东北和极具战略意义的内蒙古。早在十九世纪末，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宣言——田中奏折上就公然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之后，以这一理论为指针，著名的特务组织“黑龙会”应运而生。

黑龙，就是以中国的黑龙江。黑龙会就是以策划如何永久霸占满蒙，进而入侵中国内地为目标，为军国主义侵略开路的一个罪恶组织。该组织的创始人名叫头山满，其门下的弟子后来多为侵华行动之中的急先锋，例如抗战时期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黑龙会对满蒙的渗透行动之一，就是效法沙俄与前苏联，利用御用历史学家，歪曲丑化满蒙历史，挑拨满蒙汉民族的历史恩怨，鼓吹大汉族主义，并制造了令世界蒙古史学界嗤之以鼻的“成吉思汗为日本流亡贵族论”。

这个奇谈怪论的出笼，构架于日本历史上的“源平合战”与成吉思汗在蒙古崛起上的时间连接关系之上。在源平合战期间，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源义经得到了民间广泛的同情，因此即使在其死后，许多人还认为他还活着，流浪到亚洲大陆去了。利用此传说为脚本，日本历史学家们开始编造故事，说源义经流亡于蒙古，统合各个部落，称成吉思汗。这完全是在施展丰臣秀吉假冒天皇私生子的故智，论调一出，史学界大哗，纷纷谴责这种无中生有的推论。由此可见，在抹煞良心的基础上，日本军国主义对满蒙之用心何其深也。

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占领东北后扶植起了伪满洲国，又开始向内蒙古渗透，在一面对汉族地区鼓吹满蒙非中国论的同时，又对蒙古地区宣扬蒙独思想，在 “七七事变”前夕扶植起以德穆楚克为首的伪蒙古自治政府，但遭到蒙古族各界的强烈反对，最终连德穆楚克本人也意识到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开始抵触（详情见《内蒙古史料——德穆楚克日记》）。

当时的GMDZF，因深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却未能因势利导，失去了争取德穆楚克的机会（见《张家口资料文献——论国民政府抗战十年对蒙古地区之定位》）。

以上这些浮泛沉渣，直至二战大幕轰然落地，才暂时沉淀了下去。此后，中国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ZF的民族政策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平等，将五十六个民族凝聚为一个名字——中华民族。对成吉思汗以及元朝、努尔哈赤以及清朝作出了正确的历史评价，定位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朝代，并因此而重申了中国对 XJ、XZ和TW的不可动摇的主权——“中国中（HX）央ZF自元朝即对新疆、西藏和台湾行驶主权”这一结论。这是一种既富于正确的历史观，又符合现代政治的明智选择，对于维护中国统一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纵观满蒙非中国论之出笼，无论是沙俄以及前苏联，还是日本军国主义，其用心皆旨在割裂中国领土，分裂中华民族，以达到其自身扩张侵略的目的。

如今，沙俄与前苏联已化为过眼烟云，但日本军国主义的亡灵却并未消亡，并随着日本国力的复兴和内部民族主义的崛起而再度浮出水面。所谓“欲亡人之国，必先乱人之国”，随着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出台和重建大国地位的脚步响起的时候，“满蒙非中国论”的老调却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耳中，并披上了一层民族主义的外衣。

为了掩饰其背后之鬼蜮，这类人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态度，枉故其自身之东洋味道和接近法西斯人种论的种族主义本质，动不动就把满蒙历史问题与日本侵华、希特勒种族灭绝混淆在一起，将两类不同问题进行诡辩式的类比，打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号行其挑拨民族矛盾之实。或再出“高论”说，历史的归历史，现在归现在。可是，正如一棵大树不能无视其根本一样，你怎能在只要树干而不要树根的前提下来保持树木的成活呢？同样，断绝了中国的根本，中国还能继续发展下去吗？而随着满蒙非中国化论的再度复活，与之相关的XZ、XJ问题乃至TW问题也同时粉墨登场，ZD、JD与TD势力也将借助这一谬论而继续婆娑起舞。


CS约翰逊博士曾经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我看，民族主义是新一代日本势力代言人的遮羞布！这种包藏祸心的伪爱国主义和伪民族主义，再加上大汉族主义自身的种族主义根源，是正在走向大国地位，走向统一的中国身上最为污秽的毒瘤，不能任其继续滋长，损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最高利益。擦亮眼睛，透过人为布置下的迷雾，摒弃不断泛起的沉渣，看清这一谬论背后的鬼蜮，识破宣言谬论者的本来面目，则是每一位铁血成员们所必须做到的事情！同时，也在这里奉劝一些人迷途知返，洗心革面，不要做损害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



北一辉，1883年出生于新潟县，青年时代多次流亡中国。1919年发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鼓吹为了挽救日本的沉沦，解决日本面临的困境，日本必须明确树立“天皇乃国民总代表，国家之根本的理念”，实行“以天皇为政治中心的近代民主制度”；废止华族制和贵族院，设立审议院；众议员由国民平等选举，限制国民家庭财产数量和土地占有数量，限制私人产业资本，1000万以上部分由国家统一经营。在对外政策上，北一辉不论民族自决原则，强调“建立大罗马帝国式之日本”。日本国家除为自身防卫外，还有对“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开战之权”，“挥动亚洲联盟之义旗，执应真正来临之世界联邦之牛耳”，主张发动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等等。


       北一辉扩张理论或称扩张战略的思想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其早年的社会进化论，二是国家权力说，三是民族“化学结晶说”，四是人口增长后的“生存空间”问题，五是贯穿于上述理由中的“战争哲学”或“强力哲学”。我们这里只介绍与本帖主题直接相关的北一辉的民族“化学结晶说”，以及扩张理论中的“保全中国” 和“满蒙交换”。





“保全中国”和“满蒙交换”                                               

       北一辉扩张理论所针对的对象首先是中国。他说过“要保全中国”，“对劣弱者的侮辱之心就是跪拜于优强者的奴隶心”，“对支那的轻侮观念是植根于与崇拜欧美同样的奴隶心”。但北一辉所谓的“保全中国”，并不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首先是要将东北领土划归日本。他说，中国的南满洲是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的，它转手日本之前就已经不属于清朝的领土了：“实属可笑的是，归还南满洲才能买取亲善，如果不能不用这种交易来取得支那欢心的话，那么不将台湾奉献给孙逸仙博士那就是触犯了逆鳞之罪。”在北一辉看来，日本领有南满洲实在是天理自在。而且，北满洲也应划归日本，因为这本来是日俄战争应该解决的议题，“假如没有英国从中作梗的话，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按照大战的意义，不最终从俄国手中夺过（指北满洲——引注）是不会停止下来的。”他设计中日两国的边界划分，实行“满蒙交换”。让中国保有内、外蒙古，而日本在得到南满洲的同时再得到北满洲，这中间的交换筹码是内蒙古。因为根据1912年第三次《日俄协定》，日本应该掌握东部内蒙古的权益，有资格用以交换北满洲主权。



所谓民族“化学结晶说”                                                


        北一辉不像德国法西斯那样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优越说，而是认为有史以来日本的文明输入都经由朝鲜，“在人类学上即使把日本民族看作是朝鲜、支那、南洋以及土著居民的化学结晶，这也是很明白的”。故此，北一辉认为，由这种“化学结晶”而产生的混血民族自然有权领有并继承其父体和母体方面的居住地盘，并和这些“亲戚们”一道生活居住下去。他说：“朝鲜遵照日韩合并的宗旨，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或一个行政区，根本大义是清楚的。”他允许20年后朝鲜人可以得到和日本人相同的参政权，并进而在朝鲜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政治措施。台湾、库页岛和“将来取得的新领土” 也应如法炮制。此种混血人种与“民族协和”，同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反犹太主义等公开宣传比较，要伪善巧妙得多。
               
                     





简要介绍北一辉之后，我们也有必要提一提大川周明。

        大川周明，人称“大东亚的论客”，著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40）等著作，鼓吹战争、歌颂战争，论证对中国等周边国家侵略的正当性；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以实现日本经济的“自给自足论”，形成为在“生存空间”问题上的一家典型论调；从西方殖民史研究中演绎出“殖民解放说”，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最积极的鼓吹者。 BBAH&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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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辉和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起人、领头人，也是民间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日本法西斯运动与确立时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其扩张理论的最完整表述者不能不首推北一辉。但如果从官方、军界、财团等人脉关系影响的广泛性看，大川周明则在北一辉之上。

   比民间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日本军队中兴起了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出现政治化倾向的逻辑结果，即经由军队的政治化之路，进而转向法西斯化，同时与民间法西斯汇为一体，最后从军、民两面构成世界大战之间日本法西斯的思想理论、社会运动与政治体制。

       关于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出现政治化的倾向，日本学者高桥正卫指出：“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一次大战末期这一期间，国内政治构造有如众所周知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这期间的陆军的位置，已从长洲阀中枢构成部分，向独立的政治势力方向变化。”称之为“陆军的政治独立”。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他们频繁聚会，订立盟约，制订纲领，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1921年10月27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加入。 .

        所谓“巴登巴登密约”，或“三头密约”，其主张有三点：一是反对派阀人事，即明治以来的“长阀陆军，萨阀海军”；二是准备和确立总体战争体制；三是 “重点解决满洲问题”。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陆续形成了一批法西斯性质的军人团体。这些军人集团，打破了原先陆军中按地域同乡结成藩阀派系的状况，形成了新的政治性人脉关系网。



为什么日本民间和军界都胆敢如此大言不惭地公开声言要求得到满洲权益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重要“理论”，即“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论，我简称之为“满蒙非中国”论。另外还有与之配套、狼狈为奸的“五族协和”论。

       “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论，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重要“理论”。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幕府时代武士道创立者佐藤信渊（1769~1850）就提出“合并支那”主张，刻意将原是满族称呼的“满洲”篡改为中国东北的地域名称，此后又把中国东北与内蒙古东部拼在一起叫做“满蒙”，与朝鲜拼在一起叫做“满鲜”，甚至把中国东北的汉族叫做“外来的殖民者”。其后，大川周明所谓“殖民解放说”，他自己解释其涵义是要实行佐藤的“合并支那”。接下来是所谓“满洲国之父”的石原莞尔，1927年在陆军大学的讲义稿《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中说：“满蒙并非汉族之领土，其关系倒与我国密切。……总之，早晚必须领有，这是肯定的。”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制订的《占领满洲计划》中提出：“从历史等观察，满蒙与其说是属于汉族，毋宁说应属于日本民族。”与此同时，日本政友会头目、“满蒙积极政策”的推行者、外务省次官森恪在公开演讲中鼓吹：“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中国的十八个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五族协和”论                                                        


所谓“五族协和”中的“五族”，指的是日本人、朝鲜族、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在“五族协和”的口号下，日本侵略者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人都成了中国东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摇身一变成了“主人”，甚至是“地地道道的满洲主人”，“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引自《吉林文史资料》）

       为了强化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还制造了一个与“五族协和”论配套的响亮口号叫“王道乐土”论，因为与民族主义问题关系不大，这里就不展开了。“五族协和”论和“王道乐土”论，是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和奴化教育的核心。
               
                     


以上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侵略中国东北、所谓“解决满洲问题”而编造的种种“理论”。接下来，再介绍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进一步侵占华北而制造的另一套“理论”，主要有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内藤湖南的“中国政治无能论”和稻叶君山的“中国顽迷愚昧论”。当中有些“理论”，流毒至今。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所谓“满蒙非中”论，是不是、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利用了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早期的仇满、排满过激思想和理论呢？
                                                               



“中国非国论”                                                      

“中国非国论”的思想，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非国论是在1921年末由京大教授矢野仁一所唱起。矢野自1921年末到1922年9月，前后发表了4篇论文，大唱中国非国论的主张。第一篇论文题目为《支那无国境论》，第二篇《西域•蒙古 •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第三篇《中国非国论》，第四篇《中国的国家及社会》。

       矢野在第一论文里说：“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在第二论文里，矢野的理由是：“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域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一般认为东北地方是“无主之地”，这就是日本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矢野在第三论文里继续他的谬论：“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革命和民族革命。”中国革命之排除满族政权是缺乏国民统一的原理。在第四论文里，矢野既借用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又加上了右翼所固有的对军力、对战争的崇拜：“近代国民国家之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是有确固的国境”，“军事力也是国民国家存立的最重要的条件”。以和平主义立国的中国不能达成统一的近代国民国家。这里插句话，笔者之所以在此前一直强调要剖析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成分——儒家文化对尚武精神的影响，原因即在于此。

       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一道，对田中义一首相的“对满蒙积极根本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所谓“田中奏折”中，田中义一对矢野备极赞扬：“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界。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也。”

        站在今天回首历史，我们应当联系下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格局，探究下当时为什么中国政府、中国学者没有站出来痛加批驳。



        内藤湖南是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系战前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国论更值得注意。内藤于1914年发表《支那论》，1924年又发表《新支那论》。
        内藤认为中国人缺乏造成国民国家的资质。他在《支那论》一书中说：“中国人应该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有中国本部就够了”，“因为中国人缺乏国民国家的政治能力，日本人是不能默认英、美人瓜分中国。”内藤的这套“理论”，对日本史学界影响极大。
       内藤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强调的是“文化中心移动说”。所谓“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体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和中国或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活跃时，中国人一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的”。“其现状是日本的经济进出不过是日本国民在中国经济界的运动而已。日本的经济运动，对中国民族之将来的生命的延续，有莫大的效果。要阻止这种运动，中国民族必将衰死。从这种大使命观点来说，日本之对中国的侵略，或日本国主义的议论，就不成为问题了。”也就是说，内藤的主张是日本人代替中国人统治或支配中国政治或在社会上的经济活动，都是有益于中国的，同时也可以解决日本人口爆发的危机。内藤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也就是“大东亚圣战观”的张本，和战前日本右翼头目内田良平的中国观如出一辙。



       内田在1913年10月1日发表了他的“支那观”。内田说：“中国不仅自立不能抵抗外压，甚至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保全了中国领土的恩惠都忘了。”他强调日俄战争是为了保全中国的战争，不是侵略中国；是为了亚洲的和平，驱逐了白色人种。时至今日，此等谬论仍然被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奉为正确的史观，例如国土厅长官奥野的言论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内田是国粹主义和国权主义者，主张发扬日本的国威和日本的使命，更加荒谬的是论定中国为“畸形中国”。内田的这种观念，至今仍有市场，日本有些学者只是碍于情面，改称为“多面体的中国”而已。




        稻叶君山是战前日本陆军大学的教官。九一八事变和中日战争期间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他的学生，如石原莞尔就是稻叶的得意高足。稻叶的思想在日本军界有绝大的影响。稻叶本人有不少著作，譬如在1921年的《对支一家言》一书中，稻叶说“中国是一个顽迷愚昧的保守国”，“中国在北方有落后的军阀，在南方有徒唱空调的阴谋家，都不能收拾中国的时局，其救急的手段，是唯有外国人来参与内政”，因此，稻叶主张：“中国政治机关应该开放，就是实行共同统治。共同统治是大势所趋，除此别无良法”，因之“在适当的机会时，日本应该转变政策，其时机是愈速愈好”。稻叶得出的结论是：“日本过剩人口的排出口，当然是满蒙地方。但日本的发展，不仅限于满蒙，山东，江苏，福建，也就是中国的中部地方，都是日本活动的舞台。开发这些地方，不是出于侵略的欲求，而是促进中国的开发活气，并可共同享受利益”。
        稻叶的“开发论”，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关东军进一步发展为“经营满洲”、“开发满洲”论，成为美化对中国东北疯狂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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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和苍蝇                    　
　                 鲁迅                 　
　                
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 说过这样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

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三月二十一日。

丰城人

鲁迅是汉奸与否，我很难界定。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变化的，
一个汪精卫就足以证明。他能从民族英雄变成日本人的走狗是令世人根本不敢想象的。

但秋瑾却永远是我心中的英雄。

雨烟

秋瑾。。。永远的女中豪杰

大清皇毛

拒绝回国 就是汉奸

BONIU

在我心中秋瑾比孙中山更加伟大！更加勇敢！

另外载沣绝对是爱国的！清政府宣布下台前开了一个会议都是皇亲贵族，有人建议要清政府撤回满洲去，大家都在看着载沣听他的意见，载沣什么都没说用手托着下巴，他的这个态度维护了祖国的同意。后来溥仪建立满洲国的时候，请他过去，但他坚持留在北京不做日本人的走狗。这在亲满族和满族的群体中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号，真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