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男人要不要怜香惜玉——朱熹和严蕊的传说

野狐禅者

一位漂亮MM问题回答不出来，当场“梨花带雨”。老师心软了，问：怎么回事啊？MM说：对不起，请给我一分钟。于是自己面壁“调整情绪”去了。老师遇到这种事，能有什么办法，只好不追逼着MM回答了。最后面试结束时，MM一脸死灰地走出去，说时迟，那时快，老师喝道：“桥多、马呆”（日文发音，对不起，我记不得这句日文翻译成中文后那几个字怎么打了）。MM怔住，突然有一种不详的预感。结果怎么样呢？老师很优雅地递给MM一片纸巾，“你能给我们留下一个微笑吗？”最后，MM被录取了，还是公费。说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这世界是什么奇迹都会有的。我不是让你们去哭，只是说，如果能让老师产生一种保护欲的话，那你就赢了。保护欲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让老师有英雄感，觉得他比你强无数倍。

　　我不知道这故事有没有搀假，不过听上去倒是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男人一般有服软不服硬的心理，而且表现这种心理无损自己的高大形象，有时反而显得自己更完美。自然，男人也会有欺软怕硬的心理，但一般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否则有损形象。保护欲和英雄感是男人刚性之余的柔性补充，尤其在遇见女人“梨花带雨”的时候发挥得比较出色。因而“梨花带雨”真是绝招，特别是漂亮女人使用时，常产生四两拨千斤之效而云开雾散。当然啰，要看在谁的面前“梨花带雨”，若是环境不妥的话，则恐怕适得其反，情况愈加糟糕。就本例而言，凭着这位漂亮MM的意外惊喜可以推知，那些负责面试的多半是男性老师。幸哉，我由衷替她高兴，同时佩服老师们在关键时刻能够焕发怜香惜玉的情怀，担当保护弱者的角色。
　　
　　“怜香惜玉”便是如此成为誉词的。可是成为誉词并不表示必能行善事。试想，只要是录取名额比复试人数少，则有人上，便有人下，几家欢乐几家愁是正常的结果。MM上去了，值得祝贺，只是不知道哪位战友给拉下来了。可见，怜香惜玉的义举有时候挺尴尬的，人们对此往往重视不够。倘若硬要推而广之，或许可以说，怜香惜玉固然使男人们产生实足快慰的英雄感，并且这种英雄感使怜香惜玉的男人们带上了人格面具，自我感觉良好，仿佛自己真的是强大无比的。然而，怜香惜玉的英雄感一旦成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往往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大的方面咱不说，光说小的，有时候必会冤枉好人，包庇过错，善恶不分。
　　
　　理学大师朱熹就曾经因人们的怜香惜玉而被误作公报私仇的典型。那是一桩历史公案，牵涉到他与歌妓严蕊的一段瓜葛。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卷二十载：

　　天台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颇通古今。善逢迎，四方闻其名，有不远千里而登门者。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即成《如梦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与正赏之双缣。又七夕，郡斋开宴，坐有谢元卿者，豪士也，夙闻其名，因命之赋词，以己之姓为韵。酒方行，而已成《鹊桥仙》云：“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

　　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

　　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继而宗室近属，纳为小妇以终身焉。《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

　　严蕊的遭遇除载于《齐东野语》外，周密《癸辛杂识》、洪迈《夷坚志》支庚卷十、邵桂子《雪舟脞语》、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张宗橚《词林纪事》等都有引载，文字或有若干出路，大体意思皆同。严蕊与唐与正你一句“梨花”我一句“杏花”，其间“东风情味”羡煞多少人！而严姑娘于受刑之暇，略不构思向岳霖自述一首《卜算子》词，可谓感天动地，直教人“怜其病瘁”，保护欲暗生，英雄感应运而生。
　　
　　朱熹成了人神共愤的对象，借机公报私怨，殃及无辜，严酷而虚伪的卫道士，欺压弱女子，等等，所有咬牙切齿的贬词都戴到他头上。而才思妙颖，正直无私，气节凛然，人格高尚，等等，所有铿锵有声的誉词都集于严蕊一身。自此以后，文人们（众所周知，历代文人绝对是男性）津津乐道，发挥手下传神笔法，将这段故事演绎得有滋有味，潜伏心底的怜香惜玉的本能也得以挖掘出来，渲染有加。他们不想、不愿也不屑去究查根底。因为究查结果万一与心中所希望的局面截然不符，无疑是自我毁灭内心的脆弱的英雄感！于是，英雄感在历代男人们心里生要发芽，成了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形成强大势力，共同制造冤案，混淆视听，贻害后人的判断力。
　　
　　好在有人较真，查清事实原委。《宋史》本传：“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唐仲友即唐与正史书所载的“讼仲友者纷然”，说的是唐仲友贪赃枉法，引起公愤。清人王懋闳《朱子年谱》卷三所记述：

　　七月，先生行所部，将趋温州，涉台州境，民诉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纷纷；急趋台城，则诉者益众，至不可胜穷。因尽得其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仿造官会等事，节次劾之，仍送绍兴理院鞠实。
　　
　　可见，这唐仲友不是什么好鸟！朱熹办处唐氏是依法行事的，无可厚非。朱熹曾被孝宗称为“贫守道，廉退可嘉”，后来宰相王淮屡次推荐，做了几处地方官。任期廉正奉公、勤政爱民、体察民情、不畏强权，史载“深入民间，整肃吏治，凡有病民之政，悉加革除。一是地方肃然”。政绩斐然，有案可查。同时，他标榜义理，以君子之居，刚正不阿，对小人严加痛斥，颇得罪了不少官吏。唐仲友案子中，朱熹没有照顾恩人王淮宰相的面子，没有官官相护，而是秉公办案。王淮和唐仲友是亲家，因此暗令御史陈庸出头攻击朱熹，显然是王淮的不对。
　　
　　有人要问：那么，严蕊只不过与唐仲友感情弥笃而已，为什么要连累严蕊呢？问得真好。朱熹在《按唐仲友第四状》中谓：人户张见等状诉仲友与弟子行首严蕊涉交通关节，及放令归去。今据通判申于黄岩县郑奭家追到严蕊，据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也入无间，上下合千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会，夜深，仲友因与严蕊逾滥，欲行落籍。
　　
　　事情到这个份上，尚有可通之处。可问题是，这严蕊依傍官势“招权纳赂”、滥用“公库轿乘钱物”，那就不是私人感情问题，而是案涉国计民生的大事了。朱熹对她审处难道有错吗？可惜，朱子大人不凑巧，遇上后来的“庆元党禁”政治运动，他与另外58人成为钦定的“伪学逆党”。而洪迈等人为了达到攻击朱熹及理学的目的，借题发挥，对严蕊与唐仲友之间的感情大肆烘云托月，铺陈渲染，唤起了人们的“保护欲”，唤起了人们的“英雄感”，使得一段公理昭然的案子发生质的变化，成为人们表演怜香惜玉心理的舞厅。后来的文人们大概也是将错就错，美化严蕊，贬低朱子，渐渐模糊了善恶界线。周密相对比较公正，虽然避重就轻，最终还是美化了这段情感故事，但是好歹透露了一点蛛丝马迹：元卿为之心醉，留其家半载，尽客囊橐馈赠之而归。这谢元卿身为豪士，家中钱财竟然在半年内被严蕊骗尽。本来两相情愿，不便责怪谁。不过，严蕊的贪欲未免太大了。谢桃坊在《朱熹之词体观念与词作》（见其《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中称：“可见严蕊是一个贪婪奢侈、仗势受贿、挥霍公款、诈骗钱财的歌妓，其人入狱是罪有应得的，不值得人们同情。朱熹弹劾唐仲友，惩处严蕊，正说明了这位理学大师的刚正品格，不应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我同意谢先生的看法。
　　
　　话虽如此，只要人们（主要是男人们）内心的怜香惜玉的集体无意识还存在，类似的故事就依然会产生，会流传，并且会虚构成美丽的传说。当然，我决非怂恿人们断绝怜香惜玉的情怀，摆出酸酸的臭臭的面孔，“将美好的事物撕毁了给人看”，极尽摧残之能事。我没有这个号召力，没有这份居心叵测的野心，更没有这个行动。事实上，我也有保护欲，也时时莫名地泛起怜香惜玉的英雄感。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特神气，虽然很快泄气，杳然无迹。

　　要不要继续怜香惜玉，自己看着办吧，谁也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