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样板戏”比之为“纳粹文学”折射了什么

四川小七

将“样板戏”比之为“纳粹文学”折射了什么
——评贺卫方《“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因国家教育部关于京剧进中小学课堂试点中的大多数曲目选自“样板戏”，引发了一场如何看待“样板戏”的争论。其中最近刊登于《南方都市报》的《“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的文章颇为吸引眼球。文章作者是头衔满身的北大教授贺卫方。此文是迄今为止对“样板戏”进行最激烈攻击的一篇“奇文”。由于该文涉及到一些根本性的是非问题，不把它解剖开来进行消毒、杀菌是很不好的。
虽然贺文的标题叫《“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其实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于”样板戏”该不该进课堂，也不在于是进中小学课堂还是进大学课堂，而是如何看待“样板戏”本身，如何看待“样板戏”的主题思想，进而折射出如何看待“样板戏”所反映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战争。
首先看看贺卫方是怎样评价“样板戏”本身的，他说“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虽然贺卫方也说到“‘样板戏’的音乐又那么富于创新气息，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然是丰富了许多”，但在贺卫方眼里这只不过是为“恶”服务的“花”，正是这些“花”的绚丽外表让它们的“表现力丰富了许多”，使得“样板戏”内容的“恶”更加彰显。于是他恶狠狠地接着说“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写纳粹文学一样。”
人们都知道，所谓“纳粹文学”，是指德国法西斯利用文学创作来影响群众心理，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从而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多么狰狞的行文，在贺卫方笔下，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与反侵略斗争为内容的“样板戏”竟然与为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制造舆论的“纳粹文学”同日而语了。
因为贺卫方认为“样板戏”、是“恶之花”、 如“纳粹文学”，所以他不同意“样板戏”进中小学课堂，他说：“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接着“学识渊博”的贺卫方用柏拉图的话“告诫”人们，“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错了’”。但他为什么要让“样板戏”进大学课堂呢？因为大学生“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然而贺卫方对大学生是否真能按照他的希望去鉴别“样板戏”很是担心，于是他提出“ 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包含着怎样‘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做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遮蔽了的历史的叙述。” 看来贺卫方很清楚，中小学教师算不得精英层，他们还不懂得主流精英们进行他们那套灌输阴谋政治的秘笈；只有像他那样身居高等学府殿堂又垄断了话语权的大牌教授、高级精英，才能有摇唇鼓舌的本领让大学生懂得“样板戏”的“坏精神”。大学生们，你们可要警剔啊！
贺卫方所以把“样板戏”称为“恶之花”、比之“纳粹文学” ，其基本立论点是 “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为了认清贺文的本质，有必要把这一条再解剖一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贺卫方所谓“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不是由于他看到剧中有多少残酷、吓人的战争景象 ，因为事实上这些戏没有什么血腥的战争场面。样板戏都是舞台剧，不像影视剧那样可以炮火连天、鲜血淋漓、骨肉纷飞；加上戏曲的程式化表演要求，战争场面也只能是一些虚拟动作，至多是舞动一下花枪花刀，或是翻几个跟头，所有“样板戏”都是在挖掘主题思想、塑造人物形象上下功夫。可见贺卫方所说的“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只能是指“样板戏”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 。在贺卫方看来，以李玉和一家三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以阿庆嫂、郭建刚、杨子荣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是“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也就是“恶之花”、就是“纳粹文学”。还要指出，贺卫方认为样板戏“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是“恶之花”、是“纳粹文学”，实际上也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是产生于文化大革命那个所谓的“特殊年代”，那只不过是一个幌子，以此煽情罢了。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民族的武装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的历史。只要这些作品是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不论它们产生于什么时期，就必然与武装斗争相联系，与所谓“暴力”相联系。对这样的斗争、“暴力”，难道不应该热情歌颂而要抹黑、否定吗？如果硬要将此与那个“特殊年代”联系起来，也只能说明即论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和反侵略斗争仍然爱憎分明、是非透彻。因此贺卫方强加于“样板戏” “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的罪名，其矛头所指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反侵略斗争本身。于是，一部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斗争史、一部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抗战史都被贺卫方一句“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而钉上了“恶之花”、“坏精神”、“罪恶形象”、“纳粹文学”的耻辱树。看来贺卫方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抗击外国侵略者斗争的对立面了。
贺卫方把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样板戏诬之为“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恶之花”、“纳粹文学”并非偶然。这些年来我国确实存在着一股打着“反暴力”旗号否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以此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的暗流，《南方都市报》端出的贺卫方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黑色浪头罢了。（汝春）

附：新华网转载
http://www.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2/28/content_12563354.htm
“样板戏”该进的是大学课堂
2008-02-28 09:26 来源：南方都市报
■知道分子之贺卫方专栏
    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音乐课中加入京剧唱段的举措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已经确定的15首唱段里居然有9首来自“样板戏”，更是令不少论者有不知今生何世之感。一些网友甚至义愤填膺地把此举视为“文革”回潮的一个标志。不过，个人看法，问题的症结也许不在于“样板戏”是否应当进课堂，而是进什么课堂和以怎样的方式进课堂。

    作为一个听着“样板戏”长大的人，我对于这种特殊的戏剧艺术有着十分复杂的感受。一方面，理智上知道这些产生于十年浩劫时代的特殊艺术作品可谓典型的“恶之花”，其中充斥着对暴力的歌颂、极端化的思维，甚至对历史事实的公然歪曲。不过，因为那是小时候惟一能够接触到的戏剧类型，虽身在苦难之中，但是那些唱段时刻在耳边响起，与自己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所以每当重新聆听，不自觉仿佛回到了那既有悲苦又有欢愉的少年时光。况且“样板戏”的音乐又那么富于创新气息，加入管弦乐队的伴奏较之传统戏的“三大件”，表现力自然是丰富了许多，特别是那些需要以更富立体感的音乐语言表现的内容，诸如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那一段，柯湘的唱段“乱云飞”等等，假如没有管弦乐的伴奏，真难以获得那样舒展挺拔、酣畅淋漓的效果呢！自己有些固执地认为，如果编写京剧史以及音乐史，“样板戏”仍然是不能遗漏的一个篇章，正如现代小说史不能回避浩然、德国现代文学史不能不写纳粹文学一样。
    可是，把这样的唱段放到中小学音乐课里却值得商榷。首先是目的大可质疑。有关人员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我认为这样的定位对于“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那样的唱段也许是适合的，但是“样板戏”的产生分明是京剧史上的一场所谓“天翻地覆的革命”，它本身是反传统的，也绝非“优秀文化”，把不共戴天的两件事情硬捆在一起，显示的是决策者对于历史的无知，对于什么是我们优秀的戏剧传统缺乏最基本的思考。
    与这种无知和不思相适应，决策者没有意识到，尚处在对于是非缺乏辨别能力的小学和中学学生刚接受戏剧和音乐教育时，便以这样相当病态的作品开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柏拉图曾对于在教育中受艺术教育者接触“坏精神”作品的危险提出告诫：如果他们“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有如牛羊卧毒草中咀嚼反刍，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心灵上就铸成大错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美德，开辟一条道路，使我们的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艺术作品到处都是；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但是，“样板戏”的那些唱段却完全不是那种体现友爱、正直、节制、和谐的作品，毋宁说它们的精神大体上都是在鼓吹一些与上述美德相反的精神。所以，让中小学生浸淫在这样的音乐和唱词里，实在是一种危险的选择。
    不过，如果心智大致成熟，我们就需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事物，既有美的，也包括丑的，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所以，“样板戏”理应在大学的戏剧史和音乐史的课堂里占据着应有的地位，这样的课程当然不仅仅应该向戏剧或音乐专业的学生开放，而且应该面向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专业的学生，或者通过专题讲座、专场演出让我们的学生们认识这样的艺术，把它们与传统京剧做出比较。比展示和比较更重要的是，教师们应当把这种艺术得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包含着怎样的“坏精神”及其对于国民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做出细致的解说，从而补上一段被人为遮蔽了的历史的叙述。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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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未开

贺公知不要介绍了 维基解密已经把他脱得精光  他的话比汪精卫还不可靠   国家这种人不禁 等着亡国吧 新华社还批评空和尚  正是不要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