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薛涌对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误读，看2011年中国的网络舆论争斗

真是个好地方

从薛涌对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误读，看2011年中国的网络舆论争斗
前几天看到薛涌一篇评论韩寒《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文章，薛涌自己加的标题是《中国的革命恐惧》，而新浪博客加的标题是《青年偶像韩寒的思想老》。
薛涌，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职于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在9月26日更新的百度词条中的介绍是：“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通过撰写大量评论，颇为活跃，其在新浪的博客自称为‘反智的书生’，是当代中国民粹主义代表人物，主张‘草根才是主流’，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许多言论颇富激烈性、争议性，因此一度知名度甚高。比如高调宣布退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炮打茅于轼’等。”——在那些被习惯性统称为“自由派”的人群中，薛涌是为数实在不多的，有一定思想独立性的一个。
而与薛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位发情期少年之友韩寒，却反反复复地自称是——文人。
薛涌与韩寒的这种反差，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时差”或“代沟”，而是所谓“类意识差异”的表现。正因为如此，薛涌评韩寒，还是挺有看头的。
在薛涌的这篇文章中，他也夸了一下韩寒，说：“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象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韩寒确实能代表中国年轻一代中一小部分人的思维方式，但这些人如何归类呢——他们绝不是薛涌所认为的“反叛者”。如果实在是想与“反叛”这个词扯上关系的话，这些人可以被称为“反叛的模仿者”——他们的所谓“反叛”只不过是常见的意识形态模仿的一种格式而已，他们嘲讽同龄人，他们更蔑视当局的宣传。然而，热衷于“启蒙”的这些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才是彻底的意识形态容器——这是中国的文化买办行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并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趋势发生抵触时的必然现象。
而作为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韩寒在他那获得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的成名作《杯中窥人》的第一句——“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中就已经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模仿的迹象了。（紧接着的第二句，当时只有16岁的韩寒居然拉大旗作虎皮地顺势写道：“鲁迅先生阐之未尽。我有我的看法。”——这一手估计是韩寒他爸教他的，要不然他也太“早熟”了。）实际上，薛涌评韩寒的这篇文章里也有过相似的表达，只是没有点明，可能是有所顾忌。
薛涌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那么，韩寒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韩寒在《谈革命》中谈道：“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注：所谓“中产”什么的全都是忽悠，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这才是科学的提法。）
韩寒在《谈革命》中谈道：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韩寒在《说民主》中说道：“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薛涌批评韩寒道：“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他所谓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识分子’。这些人那时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观念，自有其历史功绩。不过，这些人的知识成长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虽然从现实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机会对自由民主有细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坚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广大民众接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启蒙。有了充分的启蒙，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万众相应，于是中国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这就是韩寒所说的文化人总想自己扮演哈维尔的情景，是他对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革命’观的解读。只不过现在他要说：老百姓尚没有被启蒙，素质还差得远，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样，所以中国还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质、老百姓低素质这种从鲁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知识分子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韩寒的基本思想预设。他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这种优越感。”
接下来，薛涌以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为线索，来阐述他所谓的“革命观”，这里就不都引用了，重点就是这段话，薛涌写道：“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当年的小岗村事件也算是掀起了一场革命吗？小岗村事件属于列宁指出的那种经典民粹主义，因为一些村民明确提出了“回归”个体小生产的诉求，而真诚的民粹爱好者薛涌在根本还没有弄清楚乌坎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就一厢情愿地把乌坎与小岗村扯在了一起，这只能表明，薛涌所谓的“革命观”准确地说，是薛涌自己的“民粹观”，甚至在薛涌眼里——也许民粹与“革命”本来就是一回事。
当然，后面薛涌的结论也应该在读者的意料之中，他写道：“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诋毁。”薛涌气愤地批评韩寒道：“当有这么多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为一个死去的人讨公道时，一个能玩儿得起赛车的城市年轻贵族，有什么资格在那里指责别人不在乎‘公正’？”——难道真要韩寒开着他心爱的跑车，去领导薛涌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吗？——很好，这样更方便人们识破宪政民主派右翼民粹主义的伪装。
薛涌与韩寒之间的“分歧”，绝非薛涌在其文章最后一段中所说“韩寒多读点书”就能抹平的，前面已经说过——他俩不是“同类”啊。——在民粹主义问题上，显然韩寒比薛涌更“务实”，韩寒至少明白，在2011年的中国，他也只能演演戏了。而薛涌竟然要求韩寒们假戏真做，真的“到民间去”，真的去“贴近群众”，真的去“代表草根利益”。——薛涌经常谈论“民粹主义”，他前些时候写的《右翼民粹已成美国大碍》一文也流露出对美国式右翼民粹主义的反感（茶党之流是极端排外、宗教狂热和种族主义的，薛涌再怎么热爱美国的一切，也不可能喜欢茶党），但他对民粹主义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字面和表象。
在当今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民粹现象背后，都是阶级利益的激烈冲突，而中国宪政民主派的民粹主义者纵然会有千奇百怪的表演，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极力诋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史，都极力宣扬那一套超阶级的民主观，都极力维护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境外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主要宣传对象也绝非泛泛而谈的所谓“草根”或“平民”，而是一部分不但对当局不满，并且还崇拜资本及其配套观念的小资产阶级或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各色人物——中国宪政民主派的民粹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一种宣传策略，他们要对抗当局及体制，想方设法利用这些小资产阶级势力是必须的，但也仅仅是利用和欺骗而已。——所以说，虽然自由主义者薛涌向往民粹主义，但他对民粹主义的把握反倒是不如韩寒这样的中国宪政民主派分子，而薛涌实在是误读了韩寒的这三篇文章。
薛涌没有读出韩寒文章中的潜台词，而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其实应该叫《中国宪政民主派的革命恐惧》才对，关于这方面的解读，可以参看刘仰的博客文章《辞旧迎新韩三文：花儿革命》和《辞旧迎新韩三文：民主自由》。
刘仰说：“‘韩三文’说了什么？有些人以学术的角度逐段逐句地分析，以至于说韩寒不读书，言下之意没文化，概念不清、逻辑混乱等等。我认为，从学术角度讨论‘韩三文’没有意义，它并非讨论学术问题，它是对当前政治发出的通知，就好比美国总统或各国政要的‘新年致辞’，只是表个态，谁要仔细分析它的学术水平那就太迂腐了。”
刘仰说：“在我看来，就是民众拥护共产党。这实际上是对民主的不同理解。西红市提倡的民主把着力点直接落在‘经济民主’上，在‘拜民主教’看来，这就是低素质的落后民主，因为，与他们主张的‘富人民主’背道而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谁素质高、谁素质低？民众素质高低究竟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有了一个答案：在‘拜民主教’看来，如果民主的结果是民众拥护共产党，那就是低素质的民主，不要也罢。所以，‘韩三文’主张‘民主以后再说’，无非是说，等到‘富人民主’有了真正成熟的条件再说。”
这里要指出的是，刘仰也把韩寒的这三篇文章视为一个整体，他认为这三篇文章表明韩寒“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笔者认为，这三篇文章中的前两篇《谈革命》和《说民主》确实是韩寒的“个人行为”。
韩寒的博客文章近期多次被“和谐处理”，包括禁止转载、改动标题和全文删除（根据某韩寒粉丝的统计，韩寒博客从5月4日到11月2日的全部7篇博文中（《测试》不算？）有4篇被“和谐处理”，而其中又有3篇是被全文删除的）。在这些文章中，最登峰造极的要数那篇7月26日的《脱节的国度》，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出现诸如“丧心病狂”“颠倒黑白”之类的词句排比，大有登高一呼的气势，也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宣传。当然，这样的文章肯定会被删除，删的多了，对韩寒的“曝光率”肯定是有影响的。对韩寒这样的人来讲，保持“曝光率”不说是一切吧，那也是异常重要的，不然韩寒也不会在其11月2日的博客文章被全文删除后，在其11月3日的博文中“无奈”地写下仅有的这样一句话：“这我也没办法，手快有，手慢无。”——所以，之后他的博客文章“风格”有所调整是很正常的。
前面特地去看了一下韩寒的博客，韩寒11月30日发表在其博客的《问我》实际上是对《谈革命》和《说民主》的预告，显然，《谈革命》和《说民主》是韩寒精心准备的文章。而《谈革命》和《说民主》之所以会引起相当一部分坚定的“带路党人”的强烈不满，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什么“概念不清”或薛涌所说的“谬误”，《谈革命》和《说民主》这两篇文章其实是韩寒对自己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强化的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一种软化。
刘仰说：“但是，‘韩三文’的第三篇《要自由》文体完全变了，没有了问答，变成韩寒本人直接宣泄。宣泄的对象是‘你们’，这个‘你们’是谁，读者们，你懂的。”
而在笔者看来，韩寒12月26日的《要自由》实际上是对其12月24日的《说民主》和12月23日《谈革命》的一种补救。在第三篇《要自由》里，韩寒才真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如果仔细对比，不难发现韩寒第三篇《要自由》中对“自由”的态度已经与之前第一篇《谈革命》中的明显不同了。
在《要自由》中有一段关键的话，韩寒是这样写的：“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此外，在《要自由》最后一段话中，韩寒也不忘与他的老相好赵丽华划清界限，顺便又想恶心一下当局，韩寒写道：“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前面曾经引用过薛涌对《要自由》的评论，薛涌说：“《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估计是韩寒前两篇文章的言论使薛涌太生气了，以至于他没怎么注意这第三篇《要自由》。其实这《要自由》之所以要“更大胆些”，正是因为前两篇文章在韩寒那些同志之中的反响实在是不好，所以韩寒不得不试图重新回到更强硬的立场上来。但是，如果才隔了一天就又翻脸，又大谈起“丧心病狂”“颠倒黑白”之类的题材，那也显得太过反复无常了吧。于是，韩寒只得在《要自由》这篇文章中留了些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伏笔，而他这种反复的立场也折射出了中国宪政民主派大小精英们的某种焦虑。
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大的政治经济压力，近年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派利用其在文化传媒业积累了多年的固有优势，在互联网上拼命宣传造势，却遭遇左翼和一部分亲中共的民族主义者的有效阻击，使其投入与回报之间的落差相当大，虽然乍一看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当前的舆论消耗战中已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他们更会尽全力抓住每一次机会。比如：12月17日，朝鲜人民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不幸逝世，这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重大损失。而宪政民主派和其它右翼民粹势力也照例借题发挥，疯狂炒作。另一方面，九常委集体吊唁金正日，这是中共当局的强硬表态，在国际上反响不小，同时对引导国内舆论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些天还发现，关于金正日的百度词条现在处于锁定状态了，虽并未删除词条中原有的对金正日的诽谤之辞，但这也算是一种舆论措施吧。
对中国的民间左翼来说，2011年的舆论环境明显比2008奥运年时要好不少，再往前就更不用比了。不过，那种一味夸大民间左翼主观作用的论调是不可取的，2011年那些被津津乐道的“舆论大捷”当然主要是民间左翼努力的结果，但是，这其中显然还有别的客观存在的趋势曾施加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