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逝世15周年 “皇甫平”重温南方谈话

行者智慧

纪念邓小平逝世15周年 “皇甫平”重温南方谈话




2012-02-20 07:46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条,    我有话说

　　“皇甫平”之一周瑞金重温南方谈话，称根源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CFP供图

　　早在小平南方谈话一年以前，中国曾有一场关于皇甫平文章的论争。署名“皇甫平”的这4篇文章，是《解放日报》组织发表的，传达的是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指示精神，也就是1991年他在上海过春节的时候谈过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当年，这4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皇甫平”之一的周瑞金。他认为，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要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他对广东解放思想，创新社会管理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建议广东继续先行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当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愿改、只说不改的情形，成为纸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见反省不见行动，或者只是乱折腾。

　　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

　　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改革又到了需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

　　记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及地位？

　　周瑞金：过来人都还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几年，是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对改革是“市场取向”还是“计划取向”发生了激烈争论，“计划取向”重新占了上风。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改革开放路线，遭遇方向性的挑战。比如，当时有一篇调门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有一种改革观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

纪念邓小平逝世15周年 “皇甫平”重温南方谈话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2-02/20/content_38312895_2.htm

2012-02-20 07:46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条,    我有话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就在于这位老人以惊人的胆识，在政治上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思想方法上提出判断改革合法性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大音希声扫阴霾”。

　　南方谈话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中成为重要的压舱石，但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摩擦也在积累和叠加。改革又到了需要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从基层社会和网络舆论看，改革有庞大的民意地盘，需要奋发有为，需要凝聚党心民心，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像广东这样重视和推进社会建设，政府和民间力量携手协力解决转型期社会的复杂问题，像当年小平同志所鼓励的：“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当前解放思想考验官员政治伦理

　　记者：你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如果需要，我们究竟要解放什么思想？

　　周瑞金：我始终认为改革开放是靠解放思想推动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是从教条主义和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从本本主义中跳出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场非常深刻的运动，我国农村出现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来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同时也才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才有一大批党内外的精英人才得以解放，走向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为改革开放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人才准备。

　　小平谈话是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核心是怎样看社会主义。主要目标是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搞公有制，计划经济，你要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发展民营经济，你就是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在改革之后没有驾驭好公权力，资本靠市场机制做大，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因此，与20年前、3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

　　敢于和这些利益集团切割关系，是今天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当前，领导干部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关系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放权于民，聚拢民心。可见，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不能以打工者心态对待改革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小平当年一是提出“不争论”，二是提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20多年过去了，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认知。你认为当前的改革是否需要“不争论”？今天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不动摇？

　　周瑞金：现在党内外经常听到一种呼声，对深化改革要有危机感，有担当。有人以《西游记》为喻，描述打工者与创业者的区别。问：为什么孙悟空能大闹天宫，却打不过西天取经路上的小妖怪？答：大闹天宫碰到的都是给玉皇大帝打工的，所以大家都是意思意思不是真的卖命；在西天路上碰到的妖怪都是自己出来创业的，所以会拼命。这个段子，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的困境。

　　胡锦涛总书记警告说：“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坦率地说，面对社会矛盾，党和政府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民众的期待和现实的差距在拉大。但有些地方改革仍在空转，一些领导干部不同程度上缺少创业者的担当，用打工者的心态，维持现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非常可惜的。因此，当前改革存在不知道改、不敢改、不愿改、只说不改的情形，成为纸上改革、嘴上改革，不见反省不见行动，或者只是乱折腾。

　　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被国企控制的公共资源，通过改革资产收益分配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因素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等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十分成功，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一步是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在交叉路口，我们不能徘徊不前，必须做出选择，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去年和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正在换届，一大批相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我想对他们说句话：看准问题症结就改，主动改胜过被动改，早改胜过晚改。

　　广东先试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记者：中国是否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和转型陷阱问题？如果存在，你认为应当如何跨越？广东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周瑞金：我认为不存在你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等等问题。我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位朋友到拉美很多国家做过调研，对这些国家的陷阱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些看法，我非常赞同。这些陷阱并不是说经济发展导致的，而是由这些国家的政治左右摇摆、不稳定引起的。

　　广东是改革先发区域，也是问题先发区域。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坏事，如何处置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才正好体现出广东的先发作用。广东应该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走向法治制度作为一个目标，其次要着手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目前体制弊端主要表现在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广东可以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就要在约束政府、壮大社会、回归市场方面，闯出新路。

　　冲破制度瓶颈和改革困局，出路在于信任人民、依靠群众，携手协力度过社会转型期。政府面对表达利益诉求的民众，应该建立良性互动。民间“自组织”力量是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代言人。无论从当前的维稳，还是未来的小政府、大社会建设，民间自组织力量，都是政府重要的合作帮手。政府要包容他们，团结他们，与他们合作，同时也要勇于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他们。

　　我注意到不少网友说，广东做了一件与当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一样“深得人心的决定”，这就是去年7月广东省委《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这个文件提出了“下放社会建设权力”、“万能政府”转型“有限政府”等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其历史意义堪比万里同志1977年主持制定的安徽农村改革“省委六条”。从小岗村到乌坎村，一以贯之的，是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在群众有危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书记要走在警察前边，倾听和解决民众诉求；而不是躲在后边，把警察推在前边，激化了官民矛盾。

　　最近，广东处置乌坎事件中露出曙光，取得重要突破。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民主自治，是社会长治久安之道，希望广东落实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个机制（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填平民众心中的“沟壑”，铺设民众心中的“绿道”。

　　凝聚改革共识需尊重地方首创精神

　　记者：当前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应该凝聚怎样的改革共识？

　　周瑞金：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战略追求，这一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液中。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键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当前，我们重温小平南方谈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改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价值观。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尊重群众自主权和首创精神，是最有活力的社会治理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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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论坛上 嘉宾建议征"富裕税"

2012-02-20 09:10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条,    我有话说

　　

　　前日召开的问道改革研讨会备受关注。南都记者郭现中摄

　　回顾过去，镜鉴当下。前日，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南都网、奥一网承办的“问道改革：1992年的抉择———纪念邓小平发表1992年南方谈话20周年论坛”上，在小平南巡20年后，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成为学者和网民们关注的焦点。什么应当成为当下的改革共识，如何凝聚改革共识，社会个体又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自民间的思考从未停止。

　　改革需要新共识

　　论坛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即为探讨小平南巡对中国当下的借鉴意义。知名网友谌毅兵在圆桌论坛上指出，邓小平南巡，现在看来，最大的意义在于当时凝聚了关于改革的共识，把全国人民的意志统一在改革的思想上。

　　现在为什么又出现大量有关凝聚改革共识的讨论？在谌毅兵看来，这意味着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凝聚新的改革共识。他说，20年前的共识目前已经不够了，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出现很多的问题，既得利益的问题，还有司法体系上的问题等等。“今天来谈这个问题，中心在于什么？再度凝聚新的改革共识，而这个共识应该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的目标，或者是目的所在。”谌毅兵说，“我们必须明确现在改革的任务，比20年前更重要，更迫切。因为当时老百姓的想法，改革的目标相对简单一些，只要富裕。现在除了富裕，还有其他的诉求。”

　　谌毅兵的观点在前日论坛上，引起不少专家学者和网民的共鸣。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成为各方关注和争议的核心。“现在很多人讲改革，各说各话，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形成统一的东西。”

　　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革

　　知名网友吴海宁倡导社会个体积极参与。他发言说，如果让大家成为主体意识，就会凝聚改革共识。“现在就是要动员人民群众，让人民都能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来。”

　　谌毅兵回顾改革历程，主张像历史上一样，当下也可以来一个改革的大讨论，通过讨论，逐步形成共识。凤凰新媒体社区运营中心总监、《雪夜漫谈》主持人/制片人大雪封山则从网络平台角度提出，当下，需要每个网民，每个懂得上网的人都参与进来，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革。

　　他说，20年前网络没有进入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才有了BBS，到2000年才有博客，到现在的微博。改革既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怎样推动？作为新闻媒体的网络人士，大雪封山高度关注网络的力量。他指出，网民的力量就是表现在，你不改革，我们推动你们改革。

　　发挥民间组织力量

　　在知名学者罗兵看来，政府推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向民间社会释放政治空间和生存空间，政府要着力扶持培育民间组织的力量。“通过民间组织的发展来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科技的转型，所以今天在这个场合我提出一个观点，希望广东、深圳今后能形成一个政府、社会、民间组织和企业共同联合创新的平台，只有充分发挥民间团体的力量，我们中国才有希望走出转型的困境。

　　罗兵提出，政府不能够垄断公共产品、公共资源，今后的社会要鼓励民间组织进入公共产品的领域，政府应该允许民间组织向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样才能引导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走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只有鼓励民间社会成立慈善组织，鼓励民间社会发展教育、医疗事业，鼓励知识分子、专家学者、社会人士勇敢走出体制的束缚，走向社会，参与公共产品的建设，提供给社会，我们的社会才能焕发新的活力。”

　　■焦点

　　二十年后如何破题共同富裕？

　　建议开征“富裕税”

　　二十年前，小平在有关改革的论述中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二十年后，面对社会分配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在经济快速发展后如何在未来破题“共同富裕”，则成为前日论坛上的一个热议话题。

　　知名网友幽子女士提出，当年小平提出要先富，由先富带动后富，现在看来先富的富得不得了，后富的，则一些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能得到保障。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对于生活在低层的人们来说，现实的压力巨大。她提出，可以考虑出台一个面向富人们征收的“富裕税”，“我知道我这句话一说出来，肯定会有很多人扔砖头过来，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考虑实实在在去解决这个问题？”

　　知名学者罗兵则认为，提出共同富裕消除社会贫富差距，仍需改革来解决。当下许多社会不公正问题里，都可以看到政府垄断的身影。政府垄断公共产品的供应，导致了公共性、公益性产品和服务效率不足，带来公共性产品数量不够。从政府角度来说，应当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允许民间力量介入公共产品供应的领域，刺激民间社会广泛投入到公益性的产品事业上来，帮助更多低收入群体。

　　■现场微互动

　　论坛现场，不少网友还通过南方微博等网络平台参与到论坛的直播和讨论当中。

　　●李阳：希望深圳能够在新的时期内继续担当全国排头兵，促改革，敢创新，给全国人民当一个好榜样。

　　●小光：以前改革的背景是和现在讨论的二次改革背景大不相同，我认为再次改革的难度更大！1992年南巡讲话，有小平为我们理清了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并对改革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如今更为艰难的改革，我们不再一味地期盼精英政治人物，我们更渴望广大的民众一起来推动本次再改革！

　　●chan：对于20年前的南巡，更多的是对经济特区的发展。现如今，20年后的深圳，经济发展飞跃前进，可相对而言，文化等方面，是否能与“经济特区”相匹配呢？

　　●小西：商鞅改革、王安石变法、戊戌维新……有哪一次改革不是充满矛盾的呢？在改革中肯定无法面面俱到，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只要是符合大部分人利益的改革，就应该去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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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媒体刊文纪念邓小平逝世15周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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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节选）回目录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邓小平

　　二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不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行走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即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夺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但是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这种情况，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极端不相适应。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d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社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的，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