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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效应:秦放弃和平统一改暴力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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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14 0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大墩墩 于 2012-3-14 06:04 编辑

    文章摘自《国家开端》

    作者:孙皓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简介: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3000年文明史的书。在这3000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七次大的历史跨越……[连载内容]

    公元前227 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4)荆轲行刺的具体过程解析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平庸的搏击术与剑术,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所描述的荆轲刺杀秦王的详细过程。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直接行刺。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一种特殊的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实际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直接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的一连串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竟一下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去拔只有盛大典礼才佩带的长剑。此所谓冠剑及身,是王者的最高威仪。但是,由于秦王是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一时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寻常的追逐不舍而已。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是“绕柱而走”,也就是依托粗大的殿柱,和荆轲兜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一时没有人想起提醒秦王下令武士进殿。在大混乱的时间段,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仍然未见任何特异之处,以致自己都无法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耳目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立即将长剑竖在背后,一举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虽有短兵器在握,却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如此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掷出匕首,以做最后的反击,但却掷到了铜柱上。秦王很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尚能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有意控制了击剑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张开大嘴谈笑;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而要绑架秦王以订立书面盟约,并献给太子丹,那为什么还要给匕首淬毒,并且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以此后实践的展现,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荆轲的说法,显然是摆脱难堪的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

    从另一面说,春秋之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天下动荡,华夏世界的诸侯分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再历经战国之世两百余年,七大战国形成的国家割据,已经趋于大体定型了。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些许小诸侯,已经可以忽视不计了。事实上,此时的七大战国,都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本制度与礼乐文字。原本具有松散统一文明的华夏世界,已经出现了分为七大板块进而渐行渐远的文明分裂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要想有效地统一六大战国,并重新回到华夏统一文明的大道之上,已经不可能以非战争的盟约形式实现了。

    秦王嬴政是否想到了这些,史料没有直接记载。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从荆轲事件之后,秦国全力以赴于战争统一,再也没有过接受某个战国有条件的盟约投降的事例了。请注意,最后的齐国投降,实质上是大兵压境下无条件的战场投降,而不是有条件的盟约投降。对齐国的政权处置,以及对齐王的处置,都同战争灭国后的其余五国没有差别。所以,统一齐国不是和平统一,仍然是战争统一。

    从历史效果看,后来的秦帝国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创建统一文明,遭遇的阻力相对小,尤其是顺利地创建中央集权制,以及覆盖整个华夏世界的全面郡县制,全面、完整、有效地统一文字等,并能够真正推行且彻底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争统一所打下的坚实根基。

    (5)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在这年秋冬之交发生荆轲刺秦事变之后,燕国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同年,王翦大军正式发动了对燕国的统一战争。

    战争的进程没有丝毫波澜。燕代联军的大阵,在易水西岸被秦军一举击溃。次年,燕都蓟城被攻破,燕王喜及太子丹,分别率领残余兵力,各自逃到辽东去了。秦军大将李信,率部连续追击燕军残部,直到辽东。此时,代王赵嘉为了保留仅存的燕国盟军力量,给燕王喜写了一件书札,说秦军所以急追燕军不舍,原因是仇恨太子丹,燕王若能杀死太子丹,并将头颅献给秦国,秦王必然会停止追击。昏昧平庸的燕王喜,终于显示了冷酷的本性。这年冬天,燕王喜派出秘密特使,率兵寻觅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河谷,杀了太子丹。之后,燕王喜便要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国。可是这一次,代王赵嘉与燕王喜的谋划都落空了。秦国李信部根本没有理睬太子丹被杀事件,而依然追击着燕王喜的辽东残部。可是,这一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北方气候骤然寒冷——“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若不是这一突然的天灾阻滞了大军行进,李信的秦军骑兵当年就能平定辽东。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2 年,大将王贲在秦军主力南下灭楚的同时,率领一支秦军进入辽东,一举俘虏了燕王喜,彻底解决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同时,王贲部又西进代地,平定了代郡,俘虏了代王赵嘉,最后解决了赵国的残余势力。

    至此,燕赵流亡势力被根除,两国宣告完整进入统一。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所谓贵族政治传统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上的迂阔性。迂阔政治的基本特质,是不识时务,漠视潮流变化,以老旧的贵族意识决策国事。燕国历史的四个基本转折,都充分表现了这种迂阔政治。其一,燕王哙的复古禅让,导致了燕国长期内乱;其二,燕国长期与自己的屏障国赵国对抗,屡屡遭受惨败而不改弦更张;其三,燕国破齐,大肆攻杀掠夺之后,又企图推行王道化齐方略,致使战争长期化,导致最终失败;其四,灭国关头,以假投降为掩护发动荆轲刺秦事件,导致燕国最终灭亡。

http://military.china.com/history4/news3/11078476/20120313/170885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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