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观点是认为我们正在走复兴之路。复兴什么?复兴文明?文化?或者复兴我中华民族的强盛?如果是后者,我赞同,如果是前两者,我觉得有必要商酌。 复兴再好只能是复兴,无法达到原版的高度。中外历史上不乏一些被断定为复兴或者中兴的时代,但其历史成就与高度,从未超越它们以之为复兴目标的时代,这是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的。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这是一个经验规律。 今天,中华民族不是要复兴,而是要涅槃重生。自满蒙入侵以来,中华民族传统文明遭受重创与阉割,又再历五四运动、文革的破四旧以及改开三十年的西化,以儒道佛三者为基础的古典中华文明其大厦早已崩塌,已成废墟。现在我们谈复兴,肯定不能以今天所谓的新儒家为代表,首先儒家绝不能完全代表古典中华文明,其次,儒家历经两千多年,早已发展到极致,已经没有再创新的能力,无法适应今天的世界,无法承担再铸新中华文明的重担,它的核心内容的某些部分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甚至不为人所喜。无论新儒家也好,也不过是在炒冷饭的基础上再添加点新作料,这样的复兴,只不过是一盘剩菜热炒,不新鲜,不营养,没有吸引力。 但是,废墟恰也是沃土,将废墟翻垦,采取新的生产方式,播撒进新的良品幼苗,废墟中的文明沉淀,又将滋养出新的欣欣向荣的文明之花。在旧有中华文明已是废墟的泥土上,百家引源,采东西方之长,不是谁的继承,不是谁的复制,我们是要再造中华,让中华文明在过去的废墟上凤凰般涅槃重生。 那么马列如何,在废墟上播种马列主义,是否能再铸一个新的中华文明模式?不行,马列主义是一剂药效极大的抗生素,它药劲大副作用大,它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之上的思想大厦,从一进入中国,就以批判唯心主义批判形而上学的形象出现,这对传统的中华文明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它既杀灭了体内的癌细胞,同时也破坏了体内的均衡,大量有用的细胞和器官也遭受了重创而不能恢复。马列主义在中国扫除了陈旧的思想,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了新中国,但它也将历经创伤的古典中华文明最后一点传承破坏殆尽。马列主义是革命的疾风暴雨般的武器,却不是建设文明大厦的尺子与锄头;它是外来之物,具有破坏一切旧有事物的威力,却无法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风俗人情相融合,而离开后者,文明的铸造只能空谈。 那么今天的西方民主普世价值如何呢?也不行,和马列主义一样,也是外来之物,不是诞生在本土的文明模式,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人类的古典时期,也有过一个民主繁盛的古希腊时代,人类历史上民主制度的丰碑雅典就诞生这个时代。在这个城邦政治时代,雅典因为与斯巴达的争霸,曾经不遗余力地在许多希腊城邦里扶持推行过以自己为模板的民主制度,但是事实是,希腊世界里从未再出现过第二个雅典。为什么?因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而是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一个民族若是丧失了这种信念,它就不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任何伟大的文明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特色与价值观,任何民族与国家不可能靠邯郸学步和削足适履成为伟大。如果我们没有了那种志向,只想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二流角色,那么可以,照搬成功的模式就有可能。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那独一无二的,那么只有走适合自己历史和文化的道路,走独立自主和创新的道路,才是唯一的路。今天我们若照搬西方的体制和价值,注定只能成为西方的附庸。更何况,勿论未来,今天西方的民主普世价值便也已经暴露出了如此众多的缺陷,三权分立也要,两党制多党制也好,其弊端已经不必我在这里细说。世上本没有完美的制度,但若我们以一个不完美的制度为范本,我们就只能更不完美。我们应该是以国情民风习俗为主,是借鉴而不是照搬,三权分立,我们可以两权分立,可以四权分立,它是行政、司法和立法分立,我们可以是行政、党组织以及舆论权分立,他们是一个资本老板操纵的两党竞争,我们是一个执政党主持大局的党内各派竞争,有何不可? 总之,在这个新时代,在拥有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我们更要建立起代表世界观价值观的崭新的文明软实力,优秀的文明才能收拢人心,它让被征服者心悦诚服,让未被征服者心向往之,文明的征服才是长治久安。我们现在要建立起新的文明与价值体系,而且是迫在眉睫。新的中国模式既不是对外的简单复制也不应是对过去的复兴与继承,我们应该是继往开来,涅槃而新生。这个新生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们不能先划下框框再塞入内容,时代的脉搏不是组织上定下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的跳动起来的,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悄无声息地已经被准备好,整装待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