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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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剪小国羊毛就容易了。他们可以逼迫小国开放金融市场，这就为剪羊毛铺平道路。他们可以逼迫小国出卖国有资产，这样政府的经济干预能力下降了，欧美金融大鳄就可以无所顾忌。小国市场小，小国依赖欧美远远超过欧美依赖个别小国。小国垮了，对欧美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日韩个头比较大，特别是日本。但是日本经济与欧美经济的竞争性超过互补性，大家都是发达国家，都买卖类似产品，所以欧美希望日本衰落下去，正好给自己国家的产品打开市场。另外，日本保护国内市场，欧美产品很难进入日常。所以，日本需要欧美，远远超过欧美日本，欧美剪日本羊毛，是百利一害。
　　而中国和这些国家都不一样。按说中国现在是最肥的，欧美如果能在中国剪羊毛，金融危机就能扛过去了。问题就是很难剪。
　　现在中国购买的大量美国国债和美元储备，随着美元的贬值和量化宽松，事实上也在贬值，这是不是被剪了羊毛呢？一定程度上是，但这些美元资产关键的价值是经济上的战略威慑武器，使我们约束限制打击美国的经济原子弹。这些资产贬值增值不能简单地按照公司损益的角度去看。账面价值的变化，是有利有弊的。比较现实的危机是，我们要提防这些量化宽松出来的海量美元导致中国通货膨胀，或者拿这些绿色纸到中国来换取优质国有资产。世界银行佐利克这不就来了吗！资本家可不傻，人家早就盯上了。
　　我倒是很希望美国把美元多注水一些，那就意味着美元信用的破产和美国霸权的提前结束。到时候我们这些债务是可以去换美国资产的，技术、海外基地、日本这样的殖民地，等等。国家沦落之后，原子弹救不了美国，不怕美国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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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剪中国羊毛很难。
　　不是他们不想剪，实在是不敢剪、不能剪、剪不动。
　　那欧美就回家洗洗睡了吗？
　　答案是：不。
　　他们还有最后一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们要从中国的内乱下手。
　　办法不外以下两招：
　　第一，国企私有化。这不，世界银行的佐利克先生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兜售私有化的药房来了。这个药方曾经要了巴西的命、苏联的命。很好用，他们打算再用一次。但是实在太缺乏创意，我们就是缺心眼，看了这么多悲催的悲剧，也会长个心眼的。
　　第二，颜色革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欧美来说是一个大机会。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不行，我是赞成政治体制改革的，因为中国内部的改革条件已经成熟，确实需要改。但是一旦走错了路，或者走得太快，就会出现混乱，那时欧美正好可以下手。我们要防的是这个。
　　所以，现在的中国面临两个方面的考验，一个是经济上的私有化陷阱，另一个是政治改革陷阱。
　　私有化陷阱，完全是一个陷阱。相对简单，只要我们自己不跳，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的。只要我们当心国内的带路党就行，国内颇有一些人希望接私有化的东风，摇身一变成为俄国式的寡头。
　　政治改革陷阱，就复杂了。因为中国确实需要做政治改革，否则反腐不会有出路。这件事本身很复杂，中国实在太特殊太特别，又没有改革的模版可以拿来“山寨”，又不能照搬西方的路数，如何平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考验中国民族的智慧，考验当代中国人的智慧。这关如果顺利通过，未来几百年都是一马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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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与中国摊牌的三种方式

双方都在准备摊牌，摊牌的三种形式

　　中国的复兴，一定会动摇欧美体系，使他们无法掠夺全世界的财富让自己过上好日子。虽然中国并没有直接去损害欧美国家，但是中国的发展，竞争的结果就是如此。既然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动西方的奶酪，西方就一定会对中国下手，中国不搞西方，西方也会搞中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除了成为世界霸权别无出路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言以蔽之，由于中国的发展，西方无法再像过去几百年那样掠夺世界财富了，所以西方不干，所以他们就要来搞中国。美欧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不会允许中国与俄罗斯这样传统的东方大国重新崛起。绝无可能把百年来的王霸地位拱手相让。
　　必遏制之、围堵之、分裂之、妖魔化之，东方文明与西方邪教本质不同，无法共处，必定要摊牌。
　　双方不可避免地就要摊牌。
　　其中尤以美国最为积极，因为美国是当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中国复兴的最大受害者。所以美国最有动力与中国斗，甚至有可能是高烈度的争斗。
　　中国不可能低头当西方的顺民，只好迎难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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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摊牌呢？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最烈性的摊牌就是打一仗，打出一个新秩序。这是最坏的过程，如果中国军事实力弱，就一定出现这种局面。不要忘了西方是强盗出身，他们只要做好准备、有实力打赢的话，一定会打的，鸦片战争的时候他们不就是这么干的吗！西方的野蛮性一百多年来没有丝毫的改变。中美直接战争在初期、在目前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代理人战争却一触即发。代理人战争一旦爆发，背后的主人介入的方式会有很多。中国不能有侥幸心理。
　　第二种，颜色革命。欧美一直在中国内部寻找破绽，培养代理人，发展带路党，通过搞颜色革命搞垮中国。这是西方的拿手好戏，已经搞过好多回了。搞完了之后，留下一个烂摊子，西方吃饱喝足，得意洋洋地走了，他们又可以舒坦好长时间了。至于这些国家人民的悲惨命运，西方是从来不在乎的。
　　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条件已经越来越成熟，但是国家外部环境非常恶劣，时机很不好。这就是目前中国机会和威胁所在，这也是欧美的机会所在，他们很善于利用这种机会。
　　第三种：金融战争。金融战争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焦点是美元霸权攻防战，这是目前最复杂、最激烈的攻防，波及到美国、欧盟、中国、俄国等全部国家，而当前的焦点在中东。中东石油是美元霸权的基础，控制中东，特别是中东全部产油国家，是美国既定战略，不仅能强化美元霸主地位，缓解甚至解决美国债务危机，而且还能控制中国经济发展。中东是当今全球地缘政治角逐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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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战略方面，美中俄欧，四国演义，其中以中美争霸为主线。
　　中美在未来几十年内都是主要对手，斗争为主，合作为辅。中美斗争，这是一个霸权是否易手、以及如何易手的问题。
　　中欧之间，则是合作为主，斗争为辅。欧盟不是霸主，只不过是美国的小兄弟而已，中欧矛盾没有那么激烈，欧美与美国也远远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需要欧盟来牵制美国，合作空间要大得多。
　　在对外掠夺方面，欧盟与美国是合作的，但是当双方都江河日下之时，都希望挖对方墙角来摆脱自己的危机。双方的矛盾增加了。
　　中俄之间，在美国声嘶力竭的攻势被化解之前，中俄还是合作伙伴。很多人拿老黄历出来说毛子怎么怎么不可靠，但此时非彼时。俄国虽然不是一个讲信用的国家，但是今日之中国非往日之中国，强大国家是不怕别人出卖的，你敢出卖我，看看倒霉的是谁。中俄要合作一段时期，中国要自信，不用担心俄国的政策变化。中俄的大利益在美国未倒下前基本一致。中俄联手，可以大有作为。
　　在经济竞争方面，原有的欧美势力（7国集团）、金砖四国、新兴国家是舞台上的演员。主角仍然是中美欧三方。俄国和巴西印度南非等国，在整体上可以看作一个势力。也是一个四国演义。而中东，由于石油的原因、由于石油美元的原因，是四国演义斗争的焦点。
　　所以，无论是从全球战略方面，还是从经济竞争方面，中东都是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大国矛盾、大国平衡，都聚集在中东，最后也是在中东解决。
　　中东的争斗，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中美争霸问题，同时也是中美金融战争的主战场。
　　而中东的焦点是伊朗问题，伊朗问题的前哨战就是叙利亚问题。
　　一旦美国在叙利亚短时间内轻易得手，那么中东的新月沃地就完全落入美国之手，再加上新月沃地周边四个板块中的三块（土耳其、阿盟、埃及）都是美国的盟友或准盟友，只剩下一个伊朗，那么斗争形势对中国来说将非常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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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骚扰，中国在南美洲非洲的连横，都是侧翼的纠缠，给对方出难题，给自己争利益，但远不是风暴的中心，不能决定最终中美斗争的成败。
　　“中美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要在中东解决”。
　　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如果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基本都会是中东方面的议案。
　　美欧在中东取攻势，但已是强弩之末，身体虚弱、力度不够，时间不在他们那里。
　　中国虽然在中东是个后来者，只有伊朗一个盟友，但是我们倒反而气定神闲，拖得起。只要拖下去，让美国在中东的攻势无疾而终，就是我们的胜利。
　　但是如果美国在中东铤而走险，侥幸成功，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危机。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时间，至少要推迟几十年，甚至胎死腹中。
　　所以，中国在中东的立场，第一要不怕拖，第二要足够强硬。做到这两点，就胜券在握。

　　所以，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只要解决好中东问题即可。
　　而在国内问题中，虽然也有很多危机，但是核心问题是“反腐”。即使要深化改革，也应该围绕反腐展开。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反腐。只要这个问题都取得进展，国内矛盾就会逐步化解，而不是深化，国外势力就难以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中国只要自己不乱，国际上中美争霸的好戏，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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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东这么重要，我们顺便说明一下中东的地缘特点。
　　中东，聚集了世界大四强与地区小四强，围绕新月沃地这个地理中心的一场争夺战。

　　中东的地缘结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中心地带，加四个周边板块势力。
　　这个中心地带就是新月沃土，是中东地区的地理中心。
　　新月沃土包括从尼罗河向东北延伸到底格里斯河，向东南伸展至波斯湾。这个区域外形如“弧”、东西蜿蜒走向，地带狭长，就像一弯新月，所以叫做新月沃土。
　　新月沃地东部，并行奔流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条河，两河流经的地区叫两河流域，在历史上这里是两河文明的发源地。
　　新月沃土西部，就是地中海和重要的战略水道苏伊士运河。
　　从西到东，错落分布着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些国家。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巴格达是新月沃土中最主要的明星城市，也是各自地缘政治中心。
　　中东缺水，主要的大河都在新月沃土，这里地势平坦，适于耕作，自古以来就是中东的中心，即使石油开始成为世界战略资源的今天，新月沃土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也没有下降，因为在新月沃土也有大量的油，主要在伊拉克，储量大，质量好。
　　历史上，新月沃地东半段的两河流域，属于伊拉克；西半段的主体则是以沿地中海山地为主，并相间沿海平原和河谷低地，属于叙利亚。以色列的出现，以及后来分裂出来的巴勒斯坦、黎巴嫩打破了西半段的地缘政治版图。这些土地被割裂出去之后，叙利亚就成为一个位于新月沃地中间的中心国家。这种地缘结构，使叙利亚成为新月沃地国家的枢纽，进而也就成为整个中东各方力量角逐的“地缘枢纽”。
　　由于宗教原因，伊斯兰世界还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千年争斗不止，结怨甚深，加剧了中东形势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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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舞台上的区域“小四强”

　　在新月沃土周围，沿着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四股势力，分布着四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和政治势力。即：北面的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土耳其势力；东面的伊朗高原的伊朗势力；南面的阿拉伯高原的阿拉伯势力，阿拉伯势力的核心是沙特阿拉伯；西面以“尼罗河下游河谷、平原”为核心的埃及势力。我称之为中东“小四强”。
　　任何一个势力要想在中东称霸，都必须至少占领新月沃土的大部，并控制周围四股实力中的至少一股。
　　在历史上，埃及势力受尼罗河地区东西纵深太小的限制，与新月沃地之间有明显的地缘分割，虽然有最早的文明，却几乎从来没有参与中东争霸。倒反过来被新月沃地的霸主所征服。
　　近代，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开挖，强化了埃及在中东的地位。这条位于新月沃地和尼罗河流域之间的重要运河。不仅在欧亚大陆海上交通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拉近了埃及与新月沃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政经联系。最近伊朗军舰进入地中海就是从苏伊士运河通过。但是由于以色列的强势存在和几次中东战争的失败，当代的埃及仍然难以在中东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更不要说争霸了。
　　真正在中东大展身手的是新月沃地周边的另外三股势力。因为这三股势力都与新月沃地在地理上直接相接。
　　在历史上，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分别以伊朗高原、阿拉伯高原、小亚细亚半岛为基地，通过控制新月沃地，而成就帝国霸业。
　　新月沃土之于中东，正如中原（河洛平原）之于中国。
　　围绕新月沃土的四个边缘地区若得到新月沃土，实力和势力范围就会突飞猛进。
　　如果是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势力控制新月沃土，建立起来的就是奥斯曼帝国。
　　如果是伊朗高原的伊朗控制新月沃土，建立起来的就是波斯帝国。
　　如果是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势力控制新月沃土，建立起来的就是阿拉伯帝国。
　　如果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势力控制新月沃土，就是50年代以后阿拉伯复兴运动的目标。当时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就有这种同盟合并的设想，但由于缺乏实力和历史传统的依托，这种设想早已烟消云散。
　　总之，四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控制新月沃地，或者新月沃地国家控制四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都足以成为中东地区的霸权，就有很大机会控制中东全部或者大部，隐然就有世界一极的架势。
　　在实际的历史上，一般都是新月沃地周边板块的势力占据新月沃土，然后再征服其他板块势力。新月沃地能够极大地增强别的板块的势力，自己却难以成为争霸的霸主。
　　这种现象放之四海而皆然，富庶之地往往缺乏军政扩张的动力和能力，而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国家则兼具内在扩张动力、文明同化能力和军事征服能力。这种“边缘势力+中心地带”获取霸权的模式，在整个全球历史中都是常态。
　　近代以来，中东问题之所以特别复杂和重要，不是因为中东国家之间的争霸好戏不断上演，更因为中东作为全球地缘中心的地位和石油美元的原因，成为世界霸权的角力场。冷战时期以及冷战以后，这里都是世界豪强的演出舞台。中东“小四强”分量不够，世界“大四强”的演出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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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东战略
　　中东就是“世界性大四强+地区性小四强”的争霸舞台。大四强是主角，小四强则身不由己地参与演出，是否受益还要看大四强的博弈结果。
　　世界性大四强应该在中东奉行什么样的战略呢？
　　大四强的中东战略其实不难从中东“小四强”的争霸中演绎出来。
　　世界大四强的中东战略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至少与四股势力中的一股结成同盟或准同盟关系；
　　第二，控制新月地带的全部或大部。
　　第三，在完成上述两条之后，控制整个中东
　　第四，在控制整个中东的基础上，强化全球地位，打击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再反过来强化在中东的控制力。
　　美国在中东就是这么干的。这种战略不仅是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应该成为中国的中东战略。
　　现在的形势是，美国的中东战略已经完成大部分：
　　新月地带的伊拉克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只剩下叙利亚没有搞定。
　　以色列这个西方扶植的犹太国，占据了新月沃地的西端，阻断了埃及复兴阿拉伯的梦想，把埃及排斥在中东事务之外，以色列就是美国埋伏在中东的铁锚。
　　新月地带周边的其他主要三股实力，土耳其、阿盟与美国是准同盟关系。美国的对手只剩下伊朗这股波斯势力。
　　之所以美国暂时没有搞定叙利亚和伊朗，是因为叙利亚是俄国盟友，伊朗有中国撑腰。
　　如果美国在叙利亚得手，下一步再孤立制裁伊朗，限制伊朗的生存空间，美国会有很多手段可以实施去打击伊朗，不一定是战争手段。如果再得手，那么美国的中东战略就取得全胜。美国再战略中心东移，打击作为美国全球潜在对手的中国，中国怎么应对？
　　这次如果让美国轻易搞定叙利亚，伊朗局势就有可能失控。如果美国的中东战略完全成功，以前十年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消耗都变成了成功的投资，咸鱼翻身，美国的国债就真的不用还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还会长期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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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美国在中东所做的事情，正是未来几十年中国应该在中东所做的事情。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地位，正是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应该在中东取得的地缘政治地位。
　　叙利亚现在是“大四强”争夺的焦点，如果再被美国得手，中国再想在中东后来居上，短期内根本不可能，长期来看难度也极大，中国的中东战略就会成为一盘死棋，中国的复兴也会被大幅延迟。失去了中东，中国的全球战略就胎死腹中。
　　所以中国必须力挺伊朗，必须力挺叙利亚。
　　在联合国否决制裁叙利亚的决议，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个战略决策。
　　中国必须不惜在中东暴力破局。因为如果在中东暴力破局，是美国与中国的代理人（伊朗）之间的战争。
　　如果等到美国中东胜利之后，到中国周边来暴力破局，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
　　都是战争，哪种战争对中国有利？差别巨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可以说，目前的中东形势，对中国的复兴生死攸关。退此一步，即无死所。
　　投否决票算什么，中国还准备大打出手呢，打一场代理人战争，打掉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小算盘算不了国家大战略。在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利益层面上，一时一地的经济利益永远不会是首先要考虑的。这种核心的战略利益，绝不是多少桶石油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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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四个阶段，以及当代中国的三大任务

前面对西方国家做了一点初步的批判，但是批判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建设。不是去建设西方，而是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下面首先简要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然后提出当代中国的三大任务。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那时到现在的一百多年时间，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使命。
　　第一阶段：适应和变革阶段，时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5年甲午战争。第一阶段的使命：适应和改造。
　　第二阶段：求生存阶段：从甲午战争到1949年。第二阶段的使命：外求生存，内部重组。
　　第三阶段：探索和强大阶段，1949年到2001年。第三阶段的使命：探索强大和富足的道路。
　　第四阶段：重构文明阶段。时间从2001年开始，估计要持续30年左右。第四阶段的使命：为中华文明未来长久的发展重新建构新的文明模式和国际秩序。
　　这种阶段性的使命完成得好，则国家就往上走，完成得不好，则国家就走下坡路。第一阶段的使命完成得很不好，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使命完成得差强人意。第四阶段的使命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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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略的回顾这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0年——1895年
　　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万里而来，船坚炮利，把清朝旧式陆军和水师打得落花流水。科技水平的代差如此巨大，清朝在连续失败之后，对西方的态度，终于从最初的蔑视转而为被迫的学习。既然是在战场上被打败，所以也就从战场上船坚炮利开始学起。而对于自身的文明，则毫无怀疑地人为仍然优越于西方，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中华帝国在鸦片战争时不仅遭遇了战场的失败，似乎还遭遇了文明的失败。这是和历史上的历次外侮完全不同的地方。历史上的外侮，我们面对的都是明显野蛮落后的文化，我们在文化文明上拥有无可争辩的先进性和优越感。可以说，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比我们更优秀或者与我们同样优秀的文明。但是这次的情况似乎不太一样了。中国人要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特点。
　　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清朝已经进入到王朝末期，政治腐朽，缺乏组织和变革的能力。这样的朝廷，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也会逐渐衰败而灭亡，然后被一个朝气勃勃的新王朝所代替。让这个时期的清朝去应对中国三千年以来最大的挑战，实在强人所难。从鸦片战争之后的70多年的时间里，清朝始终进退失据、瞻前顾后、首鼠两端，错失一个个机会，最终不出意料的灭亡。清朝的灭亡不值得我们为之遗憾，但是值得遗憾的是，清朝在自己临死之前，也把中国带到了衰弱的深渊和灭亡的边缘。
　　这个阶段过程，面对外来的冲击，中国始终是被动的应付；冲击越强烈，中国的应对方式，也越来越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原有的成熟的政治战略经验远离。在这个时期，虽然中国一再失利，国运由盛而衰的过程，但是中国对于自己的文明还保留了一些信心。
　　应该说，第一阶段的使命完成得不好，适应是被动的适应，变革是欲进还退不情不愿的变革。这时，甲午战争来了，一切都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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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1895年——1949年
　　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败给日本这样的撮尔小国，丢尽了中国的脸面，中国由此陷入了巨大的自我否定中。
　　甲午战争的失败，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国运直线坠落。
　　更大的危机是：日本这条狼饱食中国的血肉之后，一下子长肥了，露出森森白牙。此后的50年中，正是这条狼以灭亡中国为根本目标，不断蚕食鲸吞中国土地，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实实在在的亡国危机。
　　甲午战争之后的五十年，救亡图存始终是中华民族第一使命。国家政治改造和经济建设始终是在救亡的阴影下混乱地展开。
　　帝制消亡了，民国建立了；北方政府灭亡了，南方政府统一了国家；国家名义上统一了，各地军阀势力尾大不掉，军阀混战不止。你方唱罢我登场，几十年里，一直在折腾这些事情。
　　恶劣的安全形势，一盘散沙的政府，各地割据的军阀政治，自成体系的诸侯经济，混乱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中央政府只能有效控制某个局部地区，经济建设只能是“急就章”，做一点是一点，走到哪算哪，政府无法有效地推行长期经济政策，一切都是时势所迫下的救急。
　　在全国军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抗战取得胜利，国家的安全问题终于得到缓解。但是内部的建设还没有眉目。
　　第二阶段，是中国人最缺乏自信的时期，也是近代中国无保留地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西风东渐，中国人面对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文明，人种、服饰、艺术、器械、制度、建筑、生活习惯、行为模式、价值观、国家组织形式，都是从来没有见过。战争的胜败，使西方文明似乎不容置疑的成为中国学习的模范。
　　这个时代中国产生了很多陈胜吴广式的英雄人物。他们像陈胜吴广一样对于结束旧时代、破坏旧体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们自己，无论智慧和阅历、能力和判断，都存在很大缺陷。而剧烈变化的时局，没有给他们慢慢磨练成长的机会。很多人昙花一现，很多人功过鲜明。由于政权频繁更迭，后政权的人，总要有意无意地贬低前政权的人，于是，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善始善终、毫无争议地获得广泛认可。
　　这个阶段，在求存方面算是打出了一个局面，但是在内部重组方面则困难重重。
　　几十年的混乱，最终产生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把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复杂地融合在一起，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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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阶段：1949年——2001年
　　1949年是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点。因为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人民精神、价值观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似乎完全不同的面貌。
　　在经历100年的腐朽、软弱、松散、无所作为的混乱之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诞生了。编户齐民，虽远弗届，一元化的政经结构，中央政府拥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可以在全国毫无牵制地推行各项政策。
　　中央政府志向高远，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君临万国的政治使命，另一方面又抛弃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决心移风易俗，重新建设全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是这个任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未免太艰巨了。
　　在政治上，实现了对大陆全境的强有力统治，西藏、青海等地区“改土归流”，历史上第一次置于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土匪，在城市内完全消灭黄赌毒，普及初等教育和基本医疗，这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划时代的大事件。
　　国际关系中，虽然中国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弱势，但是在战术上却一直采取攻势。朝鲜战争的胜利、对印战争的胜利、援越的胜利、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中国得到了最好的安全环境，受益一直到现在。
　　1949年的时候，国民党败退之前，认为中共只会军事，不懂经济、不懂金融。但是事实是，不懂经济不懂金融的正是国民政府和宋子文之流从西方归来却没有真正搞懂西方的那些人。中共即使在战争年代，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实质理解和操作把握都远远优于国民政府。
　　在经济上，中央政府一开始就立足于建设完全独立、自成体系的基干工业，而不是像国民政府那样成为西方大国经济的附庸。这使中国后来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于印度、巴西等其他大国的地方，更是迥异于韩国、瑞士这种小国的地方。独立的基干工业体系的建立，为中国的完全工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以1978年为界，第三阶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师从苏联，引进技术人才，通过农业筹集资金去发展基干工业，以牺牲个人消费、牺牲农村农民利益，建立起了大体完备的工业体系，如果没有这个时期，我们就会和现在印度巴西差不多的境况，甚至还有所不如；后期，与美国结盟，融入世界市场，用基干工业的技术积累和人才积累去发展轻工业，大赚其钱。而同期的苏联从来没有认真发展轻工业、没有融入世界市场，最终在经济上崩溃。而中国的这两个时期相辅相成，误打误撞，竟然一举打通了任督二脉，才有了今天的成就。这真是天佑中华！毛和邓缺一不可，双剑合璧，才能威力无穷。
　　前期，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上是一元化体制，经济上是完全彻底的计划经济，到了僵化的地步；后期，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权和利均逐步分散，个人自由和财富大幅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寻租式结合导致种种社会弊端，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回顾第三阶段，前期后期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在单纯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大笔资金投入，不可能建成基干工业。在工业化的初期，一个工厂没有利润就会倒闭。但是建国后的前期用计划的力量让那些没有利润的骨干工厂保持存在，让中国人数十年如一日的使用自己制造的价格比别人高质量比别人差、数量完全没有保障的工业品，这才使中国在1978年的那个时间点中积攒下那么多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及种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如果中国一开始就融入世界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中国人有可能建立起完全独立于西方的工业体系吗？没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现在的中国就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力去面对国际大企业的打击。
　　工业化是独木桥，一旦别人先走了，我们就要等下次机遇。我们一旦过了独木桥，需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在前期没有实现工业化，那么后期也就很难有所作为，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就可能都要付诸厥如。
　　但是，第三阶段也存在一个整体性的缺陷：政权的效率确实是相当的高，但是权力缺乏最起码的监督制衡。无限的权力，恰如黄河之水，既能灌溉农田，哺育两岸人民，又会时时肆虐，酿成惊天大祸。如何才能得黄河之利，杜黄河之害，是进入第四阶段后的当今中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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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从2001年开始
　　苏联垮台之后，美欧饱食冷战胜利的红利，一时之间，踌躇满志，开始积极寻找下一个敌人。苏联之后，配做美国对手的，也只有中国了。中国国际形势急剧恶化，再次面临几十年未遇的大危机。
　　正当美国保守势力蠢蠢欲动时，911来了。
　　某些精英很煽情的说：这一天，我们都是美国人。
　　美国保守势力听了这些话不会被感动，而只会冷笑。其实，美国人从来没有把这些“爱美国超过爱自己祖国”的精英当作美国人，哪怕是在911那天。
　　911转移了美国短期内的战略重点。当美国付出巨大代价，初步完成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布局后，转而再针对中国时，却发现形势已经大变了。
　　美国的财富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耗费太多，开始捉襟见肘，第三产业畸形发展，人民也变得太懒了；而中国几年间一日千里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了。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大潮褪去，世界人民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欧美一直是光着屁股的。
　　硬实力夕阳西下，软实力也不太好用了。看到了伊拉克人民的不幸、看到了阿富汗人民的不幸、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幸、看到了利比亚人民的不幸，现在世界人民也看透了，原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用来骗人的，知道了欧美是什么货色，却不能说破，因为欧美国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硬实力还很可观。这就像人体艺术展，明明是公开的、大家什么都看到了，但是你上去摸了，照样是流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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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代以来的4个阶段，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处于探索的过程，一个阶段接着另一个阶段，其中犯下的错误，恐怕也是探索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认为最后一个馒头就能填报肚子的看法，是历史幼稚病。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由于没有很好地完成阶段性使命，中国一直在下降通道中，危机日甚一日，而国家却不见起色。但是否极泰来，当中国经受住残酷的考验，在第二阶段末期从战争中站起来的时候，就走入了上升通道中，虽然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不幸的反复，但是总体上国家逐渐强大趋势不变，我们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道路设计的主导权。
　　当前的形势是200年以来最好的，当代中国，已经走上了发展的正轨。只要自己不犯愚蠢的错误，假以时日，一方面继续增强硬实力，同时要特别加强软实力。自信有了、国际视野有了、历史洞察力也有了，已经初步具备了重新去做国家秩序领导者的实力，在目前的第四阶段中，需要再经历一段时间的“盘整”，夯实基础，然后寻求质的突破。第四阶段是一个从有所作为到大有作为的阶段。现在是时候去重新整合价值观、重构文明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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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是说，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所谓螺旋式，其实就是一次次的矫枉过正。很多历史现象，如果仅仅片段地看，很难作出正确的分析。必须把整个历史串起来，看到这些片段在历史中的位置，从合出来、往何处去，才能认识到问题的根源，才会真正解决问题。
　　抗战之前的中国，被人诟病为一盘散沙，国家是碎片化的，到处是军阀；经济是小农经济为主，一家一户；在思想领域确实很活跃，但是没有主流，各执一词、盲人摸象，很难作出理性的价值判断，所以思想领域的活跃并不能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国家竞争力。那个时期的中国，本来国力就弱，还无法全部动员出来，怪不得倭奴亡我之心不死。
　　中共扎根农村，建立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把整个国家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真的能做到全国一盘棋。这种组织模式的特点就是集权集利，好处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国家的基础建设，历史性贡献不能抹杀。但是害处也在其中，官僚组织权利太大，整个社会缺乏活力，个人创造力和自由被过度压制。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分权分利的过程，释放民间、个人、基层的活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实现了国家的市场化、跨越式成长。
　　在未来若干年内，民间组织和民间社团肯定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发展，这是一个新阶段。但是不能否定前面两个阶段的价值。你不可能只盖第三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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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近代军队的变迁也是如此。由湘军开始，淮军、北洋军、国军、共军、志愿军，越打越强最后打败美国，都是一代代在吸取前代军队的精华上发展壮大的！中国历代军人牺牲奋斗才最后建立强大的军队，才有民族的独立和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一支军队替代前面的一支军队，而是大家都在摸索建军、强军的道路，每个时期，走一段道路。前车之鉴教育后来者，后来者推陈出新，总体上来看，近代中国军队越战越强。前期的湘军、淮军，到后来的北洋军，私家军的色彩浓厚，建军几十年，腐朽得厉害。国民党试图建成黄埔党军，取得部分成功，打败了日本；红军倒是扎扎实实地建成了党军，把思想教育和军事斗争融为一体，非常符合那个时代人的特点，战斗力就强多了，抗美援朝就是巅峰之作。从私家军到党军，就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不能否定这种进步，将来肯定还会更进步，在现有的基础上改造，要扬弃、不要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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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谈谈左派右派的问题。经历文革之后，很多人厌恶左派。左派确实惹了很大的祸，在某些方面甚至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但是左派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在近代史中也是为国家立下大功的，是国家进步不可缺少的力量。这也是左派能够得势的原因所在。
　　但是从左派走向极左，就是由于缺乏右派的制约。公有制再好，总不能连农民自留地种点菜都不行吧。计划经济再好，总不能修个电影院，都要由计委来批准吧。极左在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把右派推上台。颇有讽刺意味吧。
　　改革开放期间，左派也不是一无是处。在经历计划经济之后，国家的经济管理者缺乏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中国重病之后，身体疲弱，不改革是等死，改革太快、太猛是找死。左派的制衡，客观上使右派把改革侧重于经济，以更加谨慎的态度、控制住改革的速度和方向，如果急于求成、一味吃猛药，完全按照右翼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是真的“才疏学浅，站着说话不腰疼”——去改革，再加上国外敌对实力搞垮中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可能早就率先爆发颜色革命，那么现在的局面恐怕比解体后的俄罗斯、比现在的乌克兰还要惨很多倍。右派改革有功，左派对改革也有功，不能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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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说中国文化。
　　五四的启蒙主义，全面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思想最活跃的国家，因为东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找到了粉墨登场的机会。每类思潮都有自己的“粉丝”，热闹的很。说的人自己也是一知半解，听的人充满热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救国的道路是哪条，但是大家都在认真去探索。在朝在野，意见不一，有的是打口水仗，有的搞暗杀，有的干脆兵戎相见。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想拨乱反正，走上正途，谈何容易。归根结底，救国的道路是走出来的，是“试错”试出来的，盲人摸象，没有人是先知。
　　否定儒家思想一直成为其后六十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中国近代失败的全部责任，归根结底都是儒家的错。儒家真有这么大本事吗？后来，更推而广之，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80年代甚至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呼声，一时颇有人气。最近二十年来，“全盘西化”早就没有市场了。但是回头看看，可笑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水平和历史眼光，倒也不是某些阴谋家执意要搞垮国家。当初“深信”的是这群人，后来“反思”的也是这群人，现在“否定”的还是这群人。人在成长，思想也在成熟，这个过程就是进步、继承的过程，而不是清算的过程。清算谁呢？清算自己吗？
　　二十年代，基督将军冯玉祥要求手下的士兵都要信基督教，他用水龙头往士兵身上喷水，管这叫“洗礼”；国民党组织集体入党，填张表就是党员了，很多人连入的是什么党都没搞清楚，更不要提了解认同党的纲领路线，这种党怎么会有凝聚力和战斗力。三十年代，政府要废除春节，只过西方的元旦，以适应“世界进步之潮流”。这些看来荒唐可笑的种种举动，其实一点也不可笑，这是一个古老民族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不断摸索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的自信心迅速膨胀，同时西方文明的各种弊端也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主义、没有限制的享乐文化和消费主义、代议制产生的民粹主义、鼓励懒人的过度福利、最近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都给人西方日落西山的感觉。很多人又觉得只有中国文化能救世界，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可怎么复兴呢？复兴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复兴中华文化就是把儒教重新搬出来。于是，孔子像又被搬到天安门广场，《弟子规》又要登堂入室。这就是文化复兴吗？中华文化的精华就是这些东西吗？绝非如此！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之内涵确非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可比。被西方人奉为神明的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文化底子，较之华文化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但是，中华文化的根性中也有一种很坏的奴性基因，这种基因从秦汉以后深入中国人骨髓，这种基因让中华民族总体稳定了两千多年，但却也给转型期间的中国烙下一个极其耻辱悲惨的烙印。
　　那么，怎么来改变这种根性？只有一个办法。思想的问题，要通过思想解决。文化的缺陷，要通过新文化来弥补。就是要解放思想，海纳百川，重新把我们文化中根本性的基因，包容一切的基因真正地发挥出来，通过新的更替把那个坏的文化基因逐渐替换掉。
　　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我国固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纳世界上其它文化优秀的东西，比如近代西方文化中基础科学和科技进步的一方面，同时再结合我们文化统领全局的优点，更大程度地让思想解放，在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一轮新的文化性的突破。这个突破，将是中华新文化的起点，也必然催生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摈弃掉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基因不是去打倒谁。恰好相反，是容纳它，是将其容纳后让其沉入海底泥沙当中去，彻底变成抬高文化水位的垫脚石。承认历史，认识历史并基于历史而推陈出新，这才是文化进步的道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是全民关心多数人参与的过程，而不是搞运动、不是闹革命，但是最终得到的结果，会是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拿文革来说，毛发现在革命队伍中还有很多人在崇尚封建儒家，而不是新的马列主义，毛试图改变着一切，从改变中国的文化基因开始。但是，很多事情并非一个人所能决定，一个人试图扭转整个中华数千年的文化基因，敢想就已经是很伟大，而要敢做，那要什么样的气魄。但毛就去做了。只是，哪怕是毛，也不过是小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那个几千年文化的大腿？
　　中国文化属于中华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必须依靠整个民族的力量来解决，永远不可能依靠个别英雄来解决。如果不建立在民智基础上，不是以人民的智慧去解决，运动的结果就是文革，其破坏性将必然砸掉我们的成果。文革是毛的污点，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污点，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忽视了文化土壤中的病根，那将来还会有危险。现实中，很多所谓痛恨文革者却试图在复辟一条新的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文革，这是很值得警惕的。当你注视邪恶时，邪恶也在注视你。只有对文革的反思，超越对个别人、对个别组织追究责任的层面之后，才能说明我们确实勇敢地从历史的灾难中站起来了。这需要人民的智慧、理性和历史责任感。国际歌开宗明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成自然地去寻找救世主、依靠救世主。省心办大事，寄希望于英雄拯救，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便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