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复兴不符合西方利益，双方都在准备摊牌（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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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有时间性原则。原有的好政策会变得不合时宜，原有的组织会变得面目全非。所以也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适应这种变化。如果愚顽不变，一味固执，就会走向反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去创新，制度创新、思想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政策创新，通过创新来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时间性原则”给我们揭示的道理。
　　随着时间的变化，一切都会变，如果不采取措施去应对去调整，通常都是会往坏的方向变。如果不打扫房间，房间就会越来越脏，而绝不会越来越干净。这是人类社会的热力学第二定律。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汉武帝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所以在汉武帝时期，中国出现大量的制度创新，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这就是此时彼时“时间性原则”的最大体现，相比于儒家一味法先帝之法，高下立判。
　　同一种事物，在不同时代，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
　　例如老子“小国寡民”的治国思想，赞同的人很少，由于毫无可操作性，所以从来没有被拿来应用，也没有人真的认为可以拿来应用，所以一直也就是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害处。如果从这种理论中吸取一些有价值的元素，说不准还能催生出真正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社会学理论。老子“小国寡民”的治国思想在当代，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和操作，也许就能焕发出巨大活力，我们把“小国寡民”理解为整体有序的状态下，让各类小型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能够更加自由地活动，使社会呈现出网络状的合作协作状态，“小国寡民”就是非常好的治国思想。举个例子，多一些民办学校、民间诊所、民间协会、俱乐部、基金会等，这就会让社会更有活力，让社会中的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去做自己的贡献，让每个人能更好地发展自己，让大众能够更好地服务自己，例如现在的微博就是这样一种很好的东西。这比政府包办一切要高效得多、浪费也会少得多，人民的幸福指数也高得多，政府只要管理秩序就可以。
　　这种价值的变迁，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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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主流支流的空间性原则，与此时彼时的时间性原则，联系在一起观察事物，就会发现有些事物其实真的很复杂，但是也很有规律，很考验智慧。
　　西方国家对外开战时，支持率都很高的，这是主流民意。过了一段时间，要是战争结果不理想，那大家都反对战争了，这也是主流民意。
　　历史上有太多伟大的帝王，被后世推崇，但是同时期的子民，却大多不幸福的。开疆辟土，意味着当时大家的亲离子散、劳劳碌碌、缺吃少穿。这个肯定是没有幸福指数的，主流民意当然是反对的；但是以后的主流民意却都是支持的。
　　时代有局限性，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意见，过了几代后，可能变得很搞笑。
　　主流民意，是很重要的意见，它关系倒社会稳定，根据主流支流原则，肯定要充分重视主流民意。但是主流民意也不具备无上性，因为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仅要考虑当代的主流民意，还要考虑长久的主流民意，长久的国家利益，做出应有的抉择。如果按照民意调查数据来制定决策，那还何必去选总统呢，直接让民意调查公司来施政不久行了吗。

　　此时彼时的时间性原则，虽然很简单，很合乎常识，大家都明白都懂，但是在实际中，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个原则，犯了错误。做到常识，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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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3：三常主义的标准性原则——标准不就高，也不就低
　　标准性原则：无论是道德的标准，还是目标的选择，都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标准太高则假，标准太低则乱。
　　过高与过低，如同极左和极右，都是有害的。特别是过高的标准，听起来似乎更好，其实欲速则不达，乃是“大伪”。凡事物，一旦脱离真实，即使短期内能饮鸩止渴，最终必会走火入魔，发作之时，无药可救。中道行之，才是大道。
　　所有的骗子，无论是企图窃国的大骗子，还是企图骗点小钱的小骗子，他们都非常善于忽悠。通常的做法，是给你一个特别美好的前景，有时候还需要引起你的恐惧感以增加他们的说服力，最终的结果都是让你在现实中付出代价，这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采取对未来过高的期望和对现实过低的评价，这两种手段，交相呼应，来达到欺骗的目的。违背了常理常识的美好未来一定是虚假的，违背了常情的善意一定暗藏阴险恶毒的目的。
　　儒家学说在中后期主要发挥有害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一切都伦理化道德化，然后提出特别高的要求特别高的标准。其实，在儒家出现之前，中国人也是忠君、也是孝顺的，做得很好；在没有儒家学说的其他国家，那里的人民难道就没有忠君孝顺的意识吗？其实这都是人的常情，都是与生俱来。虽然这种感情和行为是常情、常理，但是优于特别重要，所以再格外提倡一下也是必要的，不是坏事，但是也许是儒家要证明它是最好的，所以就把标准定得特别高，似乎定得越高，才越显出它们的价值。后来很多其他的主义也有类似的特点，把标准定的特别高，或者定得特别严格，高到了超出常情常理的地步，严格到了超出常情常理的地步。结果就是大家都做不到，只好不做，或者做个姿态并不真做，反而导致了道德滑坡。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只要提出特别高道德要求的社会里面，道德水平都是非常低的，而且会变得特别伪善。
　　其实人有共性，也有个性，价值取舍大同之外，也有小异
　　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主流价值观荡然无存，所以呈现出来的现象是：很多道德底线被不断突破。当代社会的混乱是因为标准太低。
　　如果探究原因的话，部分原因是在此之前的那个时期虚假的高标准把大家害惨了，所以出现了一个逆反反动的时期；另一部分原因是社会的重心在经济、经济在高速发展、整个社会在转型，而新的规范尚未确立时，都会存在这种道德滑坡的现象。
　　这也是我在前面讲到的，中国正处于历史性的第四阶段，我们要在这个第四阶段确立一种范式，使我们这个社会找到更好的方向和规则，进入稳定发展、内部相对和谐的时代。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以道德为例，讨论了三常主义的标准性原则的应用。其实在很多其他领域同样存在标准性原则，甚至包括很多技术问题。例如奶制品的卫生标准，前两年政府部门和牛奶企业以及社会团体为这个问题博弈得很厉害。定什么样的标准合适呢？太高太低都不现实，但是无论怎么低，都不能低到了影响人的健康的程度。喝牛奶不是喝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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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前面的一段有些遗漏。

　　应该是：
　　“其实人有共性，也有个性，价值取舍大同之外，也有小异，宽容应该成为道德的基石，应该允许每个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走自己的道路。只要不突破底线，就尽量持宽容态度。这样才能造成多元化丰富自由谅解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卫道士像看守长一样地维护道德，哪里会有什么和谐可言。”


　　而不是：
　　“其实人有共性，也有个性，价值取舍大同之外，也有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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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常主义的总结
　　简要地介绍了三常主义的三个原则之后，总结一下，这三项原则是三常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从三个侧面来理解三常主义，而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常识常理常情本身往往先天地符合这三项原则。
　　人民是智慧的，在广大的人群中形成的这种常识常理和常情，本身就是很智慧的，是一种文化人文历史的积淀。最有智慧的人，就是最有常识的人；最有常识的人，就是最有智慧的人。
　　但是我们在做具体的事情时，经常搞不清楚常识，甚至故意违背常识，这没有不出事的。近代以来，国家屡屡遭遇灾难，某些是天灾，某些是敌人强加于我们的，但是还有相对大的部分完全是人祸，是违背了基本的规律。而那些规律其实也很简单，用常识都可以判断清楚。但是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掺杂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掺杂了个人感情偏好，就突然变味了。
　　三常主义的这三项基本原则可用于意识形态、政策取向、道德界定、日常生活、人际关系、群体价值、商业业态、社会形态等各个领域。如果我们能秉承三常主义的这三项原则来处理各种事情，小至个人生活，大至社会改造，都会少犯一些错误，多给自己和别人一些快乐。三常主义可以造福于整个社会。
　　一切良好愿望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按常识常理而行。如果超出想象的好，就太搞怪了。事有反常则近妖，为妖必不久长。想想这么多年的某些人造奇迹，国内的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南街村“奇迹”，国外的福利社会“从摇篮到坟墓”奇迹，看上去很棒很牛，但是都有乖戾不情之处，“妖气很重”，必难持久，必现原形，最终还是回到常识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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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人说三常主义千言万语，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种说法大致是对的。
　　其实三常主义千言万语，就是六个字：常识常理常情，如果再简略一点，就是两个字：常识。
　　“实事求是”强调的是，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常主义”强调的是，相信大多数人的智慧，相信我们在生活里面积累出来的智慧，这些智慧以常识常理常情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人的头脑中，看上去不起眼，隔壁大爷大妈都知道很多，似乎很不高明，其实这些才是货真价实的黄金白银，比世界上任何社会学经济学“理论”、“主义”都更靠谱，比任何一个圣人大师的教诲都更靠谱。
　　中国人自古以来吃过这么多的亏，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圣人教诲，太相信领袖教诲，太相信大学问家的理论了。如果将来的中国人能够活得更幸福一些、少被人忽悠，那就坚定地相信我们自己的智慧，相信常识常理常情吧。理论主义还是有用的，但是如果经不起常识常理常情敲打的所谓理论主义，还是敬鬼神而远之。如果要拿来应用，也只能半信半疑地试验一下再说，也许还真就对了，那就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常识常理常情；如果错了，也不至于损失太大。
　　假精英总是很牛地对着大众说“闭嘴，走开，我们正在谈民主呢”。很多“理论”、“主义”也很有这样的一种风情。越是神丹妙药，越是普世价值，越是绝对真理，越是登峰造极，越是神秘莫测，就越是要敬鬼神而远之。
　　老子说“绝圣弃智”，我说三常主义，这两者似乎很像。
　　六祖慧能是怎么说的？见性成佛。佛在哪里，不在大师的嘴上，而是在你的心里。如果一个人不信佛，即使读再多的佛经，也不是佛教徒。
　　未来的时代，不是大师的时代，不是圣人的时代，不是领袖英雄的时代，而是大众的时代。大众的智慧都在常识常理常情里面。
　　我后面还要讲到构建知识分子的新道统，新的道统必不会出于大师，而一定是出于大众。不仅因为知识分子不再是游离于芸芸众生的精英群体，而是大众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因为道统不再是一种精英意识，而是一种大众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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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主义暂时就讲到这里，后面转入正文。
　　提出三常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一种新理论，而是在于把“常识常理常情”上升为最高智慧。以免在各种理论和主义的狂轰滥炸下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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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主义的介绍先说这些，后面在探讨其他具体问题的时候，我会经常性地把三常主义的这三条原则拿出来应用。
　　我本人对很多问题的倾向性也是从常识常理出发的，不符合常识常理的东西，我一般都要存疑。

　　几十年前，我对美国洗盘子能挣那么多钱就感到很费解，我一直没有把这种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看待，就是觉得难以理解，不就是洗几个盘子吗，怎么就能买得起车（哪怕是二手的），还能交大学学费。
　　现在，我对世界银行佐利克的报告也很怀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银行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呢？
　　这就是常识的力量，我觉得常识比经济学理论要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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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历史学什么1

　　“读史可以知兴衰”，这就是我们读史的目的，我们希望从历史中找到一些智慧作为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借鉴。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太多了，其中有没有一些无歧义的规律性。
　　我整理出三大规律，后面一一介绍。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规律的现象，或者重要性稍低的规律，在介绍完三大规律之后，再择其要者而言之。

　　明天开始，大历史的三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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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代表的八卦演出，真是令人大开眼界。素质低劣到这种程度，参政议政就靠他们吗？
　　乐观的一面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其实不难找，从容易而重要的地方改起，稍微做一点改变，就能得到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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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学什么


　　大历史的三大规律：
　　规律1：寡头亡国律：寡头会剥夺本应该属于国家和个人的权利财富，绑架国家意志，导致国家衰落甚至灭亡。
　　规律2：权力资本双重危害律：权力不神圣，资本不纯洁，权力和资本都会自觉作恶。
　　规律3：自由绝对价值律：自由的社会价值最大，既是社会进步的原因，也是社会进步。

　　先从规律1“寡头亡国率”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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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1：寡头颠覆国家律
　　寡头亡国律的内容：一个社会一定会出现寡头，寡头势力不受限制的发展之后，最终会绑架国家意志、绑架国家政策，掏空国家利益、掏空老百姓的利益，实现寡头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国家或政权的灭亡。

　　世界上各种势力这么多，为什么对寡头如此深恶痛绝呢？
　　纵观古今，可以说，所有国家的灭亡都是因为内部寡头导致的。寡头引发了所有各种矛盾。
　　国家穷，人民穷，寡头不穷；国家富，人民富，寡头更富。只要寡头存在，国家就没个好，他们采用不公平手段夺取财富和权利，最终激化社会矛盾，直到国家灭亡。

　　前几天，因为世界银行私有化报告、杜建国踢场，为了表示支持，我已经把寡头亡国论的有关探讨提前写了一部分。这部分就不重复了，下面继续深入谈谈寡头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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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历史学什么

　　寡头危害杂谈：
　　寡头会与权力勾结，他们也有能力买通权力，甚至从幕后控制代理人，再由这些代理人控制权力。
　　寡头与权力的勾结，是权力腐败的催化剂，甚至会造成恶性腐败。
　　寡头如果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竞争，会在不公平竞争的状态下发财，导致社会公平原则的破坏，降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不公平的竞争，会导致财富加速向寡头流动，造成贫富分化愈演愈烈，社会各类矛盾因此而更加激化。寡头会越来越有钱，而国家会越来越穷，普通老百姓会越来越穷。
　　寡头肯定会把财富遗留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客观上造成社会内的阶级分裂，富二代官二代凝固了社会中人才成长的通道，导致社会活力的降低。
　　寡头势力如果联合起来，甚至能够达到完全控制权力的地步，成为欧洲中世纪教廷那样的组织，世俗政权完全听命于寡头，国家利益完全被寡头利益所取代，当代美国就颇有这样的氛围，将来有可能会非常严重。美国在一战二战时期还颇为浓厚的纯朴作风丧失殆尽。
　　如果是政治寡头，同样会犯上述的罪行，不过政治寡头在既有的权力之外，会把触角向金钱领域延伸，不仅有权，还要有钱。春秋时期的三家分晋就是政治寡头恶性发展的典型案例。明朝后期的党争也是如此，明朝灭亡与党争之祸紧密相关，国家一日不灭亡，党争一日不停止，直到国家灭亡为止，真是“阴魂不散，至死方休”。这就是政治寡头的危害的例子。
　　当下，最常见的利益集团，是房地产商、银行和当地政府形成的利益集团，各取所需，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源。香港是全港人民给李嘉诚他们家打工，内地也是在为利益集团打工。这些大大小小的寡头盘踞在各地，是各种腐败和社会矛盾的策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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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学什么

　　规律1“寡头危害”杂谈：解剖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卸任之前的告别演说中曾警告过“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当艾森豪威尔提出“军工复合体”这个概念时，是用它来表示国家的军事机构（国防部）与军工企业的联合体。
　　后来军工复合体，逐渐发展为“军工铁三角”，简称“铁三角”，是一个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
　　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选票，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把军工复合体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
　　这个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所组成的庞大的利益集团，拥有200多万军事人员，100余 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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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铁三角曾经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在他们的联合下，高效地将权力、资本和技术集中，快速推进了美军现代化。但是，后来已经走向了极端。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头“怪兽”不仅愈加强大，而且打着“爱国”、“公众安全”等口号，挟持了美国政府的国防决策。
　　在近40年的冷战期间，战争和军备竞赛，使军工复合体从政府手中拿走了10万多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从而成为冷战期间美 国内最大的获利集团。

　　请注意，这种现象就是我在三常主义里面归纳的“此时彼时的时间性原则”，随着时间，出现异化。最终完全丧失积极性，全方位地走向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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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 靠发军备竞赛发财的特殊的利益集团。冷战结束，和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人民的要求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基本态势，也许和平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不符合铁三角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
　　军工复合体要想获得更多利益，影响和控制美国的防务政策，制造敌人、发动战争，进而扩大国防预算。
　　美国的防务政策长期以来主要由总统以及由总统领导的国家行政机构来制定和实施的。国会则对总统实施有限的制衡。
　　军工复合体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影响和控制着美国的防务政策。
　　军工复合体资助、支持和控制一些思想和宣传机构，利用这些右翼的思想库、团体和刊物作为自己的宣传工具。除去支持像“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的老牌的右派研究机构之外，近10年来，他们还支持所谓“新保派” （由军工复合体内部的成员以及与军工复合体有着紧密联系的、持强硬防务观点、因而实际上也就能够表达军工复合体意见的知识界人士所组成）建立了像“美国新世纪计划”、“安全政策中心”等这样的思想库。
　　以“新保派”的中坚人物为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自1998年成立以来，已经从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得到三百万美元的赞助。而《旗帜周刊》、《国家评论》则是这个复合体的重要宣传媒体。
　　军工复合体通过自己支持和控制的宣传工具，为自己的利益造势。大力宣扬“上帝的选民”、“山颠之城”和“白人优越”这些带有极强的宗教意识的美国政治文化，称颂以美国优越为核心的“爱国主义”，以使他们能够在爱国的名义下，为输出美式民主占领“道德高地”，为自己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造就强大的美国军力而找借口，逼迫自己的反对者不敢或不愿意冒被人指责“不爱国”的危险来反对它。
　　军工复合体积极为美国“制造”敌人。比如“安全政策中心”经常发表《国家安全简报》，主题多为诸如朝鲜威胁、军控条约对美国的危害之类。
　　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为美国的军事霸权出谋划策。2000年9月，“美国新世纪计划”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个战略计划，为美国实现全球霸权提出了11点纲领性建议。其核心就是要加强美国的实力，维护“美帝国霸权下的和平”和“美国在21世纪的单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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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三角”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威胁。在美军已经拥有3200架各种战术飞机的情况下，鼓吹继续强化力量，当前美国拥有和在建的作战舰艇数量比其他13个海军大国的舰艇总数还要多，美国拥有的先进隐形战斗机的数量是中国的20倍，仍然鼓吹着美国还处在危险当中。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就有军工“铁三角”。
　　军工铁三角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养肥了自己。例如，在国防部就催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通过在国防各环节层层设卡，“铁三角”将捞取更多油水。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曾经举例，前线要增加一名军犬饲养员，要通过五角大楼5个部门审核。自“9?11”事件以来，五角大楼预算几乎翻番。而在军事支出中，五角大楼行政费用几乎占到40%。也就是说，预算的40%是内部人吃掉了，而不是投入到有效的国防中。在中国存在的政府机关人员臃肿的问题，在美国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
　　利益集团一旦形成，要想打破就非常困难。利益集团已经渗透进美国军政界的方方面面，要打破铁三角，意味着同整个美政坛为敌，阻力可想而知。
　　当美国青年走上战场的时候，也许他们以为自己是为国家而战。实际上，也许他们只是为军工铁三角发财而战。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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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历史学什么

　　大历史的规律2：权力不神圣，资本不纯洁，权力和资本都会自觉作恶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们已经对这句话耳熟能详，实际上，还需要再加一句：不受制约的资本也会导致巨大的邪恶。
　　近代以来，民智大启，各国人民都逐步认识到绝对权力的危害。但是对于资本的危害，却远远没有认识到。
　　很多年以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社会的共识，但这种说法有很大的Bug。
　　普通人的私有财产，当然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寡头的财产、巨额的资本，就不是神圣的，必须予以约束，否则，他们就会自行作恶，危害大多数人的私有财产的安全。
　　洛克曾经说：“政府的唯一职责不过是保护财产”，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打破“权力神圣性“的一种革命性主张。在我们的时代，还需要同时认识到，资本的危害并不会权力权力。当资本和权力勾结在一起时，危害就更大。
　　近几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是摧毁了一个国家的生存基础，把资本的罪恶放大，才使很多人认识到资本之恶。
　　现在的美国，就是一个被资本控制了的国家。在资本和寡头的双重控制下，当今的美国政府早就不是林肯所希望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了。
　　我们既要防止绝对的权力，也要防止绝对的资本。
　　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当代中国崩溃呢？
　　答案是：大规模全面的腐败，以及绝对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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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世纪以前、在美联储成立以前，甚至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金融寡头还没有现在这样呼风唤雨，危害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大。
　　当代的金融寡头，依靠互联网技术能够快速快速实现资金在全球的移动，同时又有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创新，能够在短期内调集巨量资金，定点攻击某个经济体，破坏力极大。
　　最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创新，几乎都是毒药。
　　工商业的寡头还必须做一些技术创新，在客观上能够推动生产力的提高，提高劳动效率的提高，还是有一定贡献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国际大型企业，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内在竞争力，他们也确实有很多技术创新。例如IBM、通用等，他们对这个世界有用、有贡献。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他们分到的那块蛋糕太大了。
　　金融寡头的危害及其反动性在于：他们几乎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好处，带来的几乎都是灾难，他们只对自己有用。而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则是颠覆性的。
　　在商业领域，在所有的寡头中，金融寡头的危害最大。我们不能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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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反权力，不反资本”，打倒了世袭权力和暴力权力的偶像，却从铜瓶里释放出“资本权力”的魔鬼，按下葫芦翘起瓢，这真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全人类的失败。我们既要防止绝对的权力，也要防止绝对的资本。

　　那怎么控制权力和资本作恶呢？
　　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与绝对权力的博弈、与绝对资本的博弈，将会伴随人类整个发展史。

　　但是只要坚持几条几条原则，情形就会不会恶化到无解的地步。
　　对权力最关键的是两条：
　　第一，制度性的监督。通过预算管理、议会、监察机构、选举等方式来对行政权加以监督。
　　第二，公开化。权力运行的过程要公开，与财产、预算等有关的要信息公开。
　　只要做到上述两条，就可以对权力施加积极有效的监督。只要能够制衡了权力的绝对罪恶，就不妨尽量多给予一些授权，使权力运行尽量高效。一个低效的政府也是有害无益的。

　　对资本的控制也是两条：
　　第一，铸币权（货币发行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能以任何形式由个人或某个机构所掌握、所代理。
　　第二，大型商业银行以及类似的金融机构，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私人金融机构在规模和总量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和地理范围）方面必须受到一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