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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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编 盛世危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第一章 从马克思谈起（代序）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

　　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
　　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

　　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

　　在个人天赋、学历、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苦，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
　　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就叫分配不公。

　　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

　　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普通人无权质疑。

　　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

　　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

　　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他说，人类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

　　但是，有一天，我去上一位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老师的课，她也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
　　她说：

　　“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农民的生活确实很悲惨。耕种了多少代人的土地，地主说把你赶走就赶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赶走以后进入城市流浪，还要遭到酷刑。在工厂里面工作，条件确实很恶劣。很多童工啊，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大量的染上重病，很年轻就死掉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障，连饭都吃不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卫生消防措施都很差。中国现在什么血汗工厂，跟那个时候简直没法比。当时的那种状况，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马克思，要是专门看他的观点，确实不理解。不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嘛，工资低一点，你好好说嘛，干嘛非要喊打喊杀的？还要搞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能建立理想社会。真是太极端了。

　　——但你要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工人阶级、底层人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工人搞暴动，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鼓动。英国纺织工人的‘卢德运动’，就是砸机器。这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工人看到一采用新机器，自己就要失去工作，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他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怪罪到机器身上。”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认真的读《资本论》。

　　《资本论》这个书很厚，其中有可能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有些学校出版《资本论选读》，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的删掉，光剩下理论分析。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这些材料都过时了。而且，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看起来有点啰嗦。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这才是精华。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看完《资本论》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而保留下来的，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过时的抽象理论。这是在舍本逐末。

　　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哲学提纲》）” ；另一句是 “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这两句话反应了马克思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是理论家，却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他做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永垂不朽。

　　“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一年到头辛苦工作、不得休息，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眼睁睁看着爱人、孩子、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有极少部分人，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这种社会，必须要加以改变。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

　　——我想，这才代表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深层次想法。

　　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论》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只留下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脱离实际，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这是歌德的话，马克思也曾引用过。
　　那么，用这句话来检验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他会表示赞成吗？
　　我想是的。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并不难。
　　这些理论，是灰色的。
　　但生命之树常青。

　　现存于世上的人们，依然在生活，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有良知的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就会为此而奔走呼告，要求改变。

　　所以，我终于还是理解了、赞同了马克思。

　　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
　　“如果你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看到那种悲惨的现实，很可能你也会跟他一样，呼吁底层人民拿起武器，跟资本家对着干。”

　　郎咸平教授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无法评价。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郎教授说，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很伟大。

　　我想，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预言是否准确”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

　　实事求是的讲，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没有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里面，一条一条的做了梳理，说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没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就是很多。

　　但是，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走向崩溃。
　　这个预言失效了。

　　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低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消亡了。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其基础上做出了巨大改变：

　　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劳动条件改善了；童工被禁止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
　　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他所反对的制度和那种制度下的当权者，因为害怕他的预言变成现实，被迫做出了改变。
　　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失效了。
　　但他的理论却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

　　简单做一下总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地方。

　　第一，它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非常深刻而具体的了解的基础上，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事实。其核心关注点始终是：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改进现实社会？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

　　第二，它是一种“有良心”的经济学。
　　它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呼吁，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它将人类的基本道德法则置于经济理论之上，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难以真正驳倒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分析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时候，或有漏洞，有过时的地方。但这些缺陷难以动摇其根本：
　　一个人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
　　如果现实是大部分人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

　　——这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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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他讲的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块钱工资。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
　　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
　　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块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
　　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
　　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

　　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块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
　　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

　　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块钱。
　　200-10=190。这19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手术刀？
　　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

　　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的很严重，把只需要10块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块钱的药。

　　如果你真的得的是重病，需要开刀。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名。你付了200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块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块钱。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很难，很难。

　　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低成本伤害权”。

　　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

　　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很低的成本，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
　　这额外再要的这笔钱，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所以，有人说：“医院在抢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

　　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要复杂一些。因为强盗抢钱，是100%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要严厉打击。但是医院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是公平的；只有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就很难被清楚的区分。

　　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所以，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但是说不清楚。而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也振振有词的说：“这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你们这是仇富！”

　　实际情况是，一般这种人，他确实是干了事儿的，赚了一些该赚的钱，不是赤裸裸的拿刀抢劫。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始大约相当于1个亿，俄国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入大约是100万。普京的100万，（假设）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不必自己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不然他真拿刀砍你。

　　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还应该让他赚钱。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一房多卖、哄抬房价，在房屋质量等上面做文章。最后本来值5000一平米的，卖了1万。这多出来的5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后面再说。总之，要实现分配公平。首先，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
　　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也就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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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ZF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个很反常的政策：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了，还加强什么劳动权利保护？不是会加剧失业浪潮么？不是对经济危机中的企业雪上加霜么？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劳动合同法》。

　　但是，一转眼四年过去了，中国安然度过经济危机，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出现失业率剧增、经济下滑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度来看。

　　保守派经济学家，不仅反对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还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老板可以随时解聘工人，工人也可以随时“解聘”老板。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低工资就是应该的，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

　　老板解雇你，是因为你没有为他提供符合他要求的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最低工资、工会组织、高额的补偿金……等等，都没有道理，都会导致劳动力配置无效率，降低企业效率，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等等……
　　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思路出发，不要说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劳动权利保护，就算是在繁荣时期，也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如果把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就会发现，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不仅有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还有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个时候，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论调就站不住脚了。

　　劳动力市场存在交易成本。
　　工人“解雇”老板，会给老板造成伤害。因为他必须要花费成本去从新招人，招来的人的性格、素质、工作经验都会和原来的不同，可能需要从新培训等等……
　　同样，老板解雇工人，也会给工人造成伤害。解雇之后，工人从新找一份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交通通讯成本。

　　虽然双方都能通过自由选择来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是，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
　　老板一般比较富有，某一个工人辞职，对他来说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这部分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边际效用”很小。他仅仅因为看某人不顺眼，就可以把他解雇了，无非就是再招一个而已。新来的人经验不足，每个月少赚一点，过几月就会好起来的，这点小钱，无所谓。

　　对工人来说，他的收入比较低，每个月工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开支以后剩不下多少。这种情况下被解雇，就可能马上面临生存危机——房租或者房子的月供交不起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老婆孩子怎么办？
　　所以，工人因为被解雇的损失，对他来说“边际效用”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伤害能力就不对等了：老板可以很低的成本对工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工人要想给老板造成损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老板握有更强力的“破坏力”，所以，他就可以索取比自己应该获得的分配份额更多一点的利益。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就叫“剥削”。
　　——既然老板可以低成本伤害工人，所以，如果他生气了朝你吼两句、侮辱你，你敢随便顶嘴么？大部分人不敢。
　　他可以随便找点毛病克扣你的工资，你敢因此而去炒、去闹么？大部分人也不敢。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多次引用一句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既然我可以很轻易的给你造成损失，而我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我又怎能不牛气冲天？怎能不随便找点理由从你身上多要点钱？

　　劳动者付出了劳动，老板付出了管理经营和劳动和资本，双方都该索取回报。比如盈利一万，双方的边际贡献率是1:1，那么劳动者拿5000，老板拿5000。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老板只给劳动者3000，自己拿7000。你不满意吗？不满意开除你。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确实有，你也做得下来。但你能保证自己能马上找到吗？你要去到处投简历、面试，继续看别的老板的脸色，如果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这段时间的房租从哪里来？生活费从哪里来？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劳动技能可能下降，最后可能4000块钱的岗位也找不到。那么，这确定的3000可能就比不确定的4000更值得拥有。所以，你忍了，3000就3000吧。

　　于是，最终利害博弈的结果，老板拿了7000。7000-5000=2000

　　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一个可以低成本伤害你的人，从你应该获得报酬中拿走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既然这是双方加害能力不对等造成的破坏力参与分配，那么，就想办法平衡这种加害能力。

　　老板解雇工人，成本很小，就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他的成本。解雇工人，必须要赔偿，而且赔偿数额要比较大，足够被解雇者保持现有生活水平比如三个月、四个月。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找工作，这段时间有收入，不用害怕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病。
　　工人“解雇”老板，虽然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但自己也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工人辞职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除此之外，ZF还要提供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等。

　　这样，老板要伤害工人，他的能力就会减弱，自己的损失就要增加。工人想要伤害老板，他的能力就会增强，自己的损失会减少。
　　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呢？就是双方的实际加害能力基本对等。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管用了。在法律面前，工人的权利要比老板的权利多，老板要被歧视。老板违约了要支付高额违约金，工人违约了一分钱不用给。

　　但是，正是这种法律权利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实际权利的平等，排除“破坏力参与分配”，而保障“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没有考虑双方加害能力的不平等，仍然假定劳资双方实际权利平等，所以得到新劳动法会损害经济效率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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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这种反对，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

　　他举的例子，就是佃农与地主的合约。
　　在张五常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固定地租最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因为佃农只要交够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种多少得多少，所以干劲最足。如果是分成地租，种出来的60%归自己，40%归地主，佃农的干劲就没那么足。

　　他的道理很简单：地主和佃农都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能为产量做出多大贡献。所以只要双方平等的谈判，最后形成的分成合约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地主的积极性和佃农的积极性。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没动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统等等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没有这些东西，佃农的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下降。地主有了分成，会加强对佃农的监督，让佃农之间互相竞争，把土地租给种地水平最高最积极的佃农，最后每个佃农的边际产量就会趋于一致。

　　这个道理跟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益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按照彼此的贡献合理分配。工人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解雇；老板发的工资少了，工人就会辞职去工资多的地方。

　　所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比张五常高明。马克思只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去搞什么假设。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断剥削佃农，佃农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生产不下去了。整个欧洲，不断发生农民暴动。中国历史上，因此而发生的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

　　如果这个制度真的那么完美，合约的形成可以让大家按贡献分配，农民怎么会活不下去呢？怎么会起来舞刀弄枪的，要把自己的合作伙伴和谈判对手置于死地呢？

　　地主和佃农，一个出土地一个出劳力，大家合作生产粮食，然后按比例分配生产成果，各取所需。多好的一件事，比例问题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嘛。怎么谈着谈着就打起来了呢？
　　而且还打的很厉害，地主要让佃农无家可归、饿死街头；佃农要搞武装暴动，杀掉地主全家，瓜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搞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真是太恐怖了。“合约演进”演进出这么一个结果，非要说它会导致经济效率最大化，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大家都知道，在谈判桌上谈判，背后必须要有实力支撑。想当年大清国在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李鸿章去跟伊藤博文坐下来谈，口才再好也没用，只能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为什么？因为大清国打不过日本。

　　地主和佃农谈判，必须要“实际权利”平等，才能谈出合乎“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合约”出来。注意，必须是“实际权利”，而非“名义权利”。

　　在“名义权利”上，地主和佃农地位平等，地主拥有土地所有权，给谁耕种不给谁种，地主说了算；佃农对自己的劳动力有所有权，种哪个地主的土地，佃农说了算。有问题吗？

　　有问题。因为双方经济权利平等，但破坏力不平等，或者说伤害力不平等。

　　张五常对民国时期地主和佃农的合约研究发现，差不多一个地主要管理好几十份租约，就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份租给佃农耕种。而一个佃农基本上只会耕种一个地主的土地，不会同时租两个地主的土地来种。

　　所以，佃农不租地主的地了，地主哪怕真找不到人来种，无非就是少收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租，对其生活影响不大。他财大气粗，承受风险能力强，无所谓。

　　而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很多佃农不仅租土地耕种，连房子也是地主家的地。一旦地主毁约，马上就面临生存危机，一家老小衣食无着、无家可归。要想再找一家地主，谈何容易？这个损失太大了。

　　所以，地主可以低成本的给佃农造成巨大的伤害，利用合法的私有权利让他面临家破人亡的巨大危险；而佃农却没有反制的能力。在这种条件上，双方谈出来的“合约”有可能是公平的吗？不可能。

　　我们假定一个初始环境，在第一次谈判的时候，地主和佃农达成的分成协议很公平，正好符合地主的投资回报和他进行监管、提供水利设施、耕牛、耐用生产工具等的贡献率，佃农正好获得与他辛勤劳动的贡献率相等的回报。假设这个比例是5:5。

　　这个合约有效期十年。过了十年，再谈。地主要求提高比例到6:4。因为他算准了，佃农如果换东家，搜寻成本、搬家成本是他很难承受的。佃农自己也知道。

　　但是如果是7:3，佃农可能就宁可因为搬家受些损失也要换东家。所以最后谈下来的条件是6:4。

　　又过了十年，地主要求提高比例到7:3。此时佃农还是要接受。因为在过去十年，周围的地主也更新了合约，他们也一样算准了这一点，把分成比例变成6:4了。在所有地主都要索取6成地租的情况下，佃农搬家的损失不变，而获得预期收益从拿到5成降到了4成，算来算去，7:3也只能认了。然后，周围的其他地主，也算准了这一点，也纷纷把租约分成比例变为7:3。

　　因此，在考虑因交易成本和风险承受能力而导致的合法伤害能力的不对等以后，地主和佃农进行“平等谈判”或“自由选择”所达成的“合约”，不可能趋于均衡，不可能稳定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比例上。而只能呈现单向演进：不断的朝着有利于地主，不利于佃农的方向发展。

　　最后，整个佃农阶层都只能获得仅购维持最低水平生存的分配比例。

　　一旦这个最低生存水平的比例被突破，佃农就会活不下去了。双方就会从谈判对手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农民暴动就会出现。

　　所以，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分析很规范、数据很充分，但最后得到的结论却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历史事实。他把经济上的“权利平等”与实际的权利平等划了等号，在经济权利平等而加害能力不平等的情况下，地主掌握的“加害能力”就要参与分配，从而导致分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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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一思路来分析“雇主-工人”的关系也是一样。这个前面说老板如何利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时候已经说了。

　　总之，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名义权利”如果完全平等，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利益分配就会不可逆转的朝着有利于老板、不利于工人的方向演变。

　　这个演变需要过程，需要众多老板们的“不约而同”的共同努力。

　　刚开始，分配比例会合理一点。会有个别老板（A）先想办法压低工人的工资，只要不是太狠，考虑到换工作的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工人只能接受。

　　所以，A老板可以多赚钱，而不用担心工人流失。B老板一看，这样也行？好，我也跟着来。他也压低工人工资，而且比A老板还要再低一点。只要低得不多，B老板的工人也不会辞职去跟着A老板干。如果B老板不这样做，他的利润就会下降，他的产品的成本就会比A老板高，在市场竞争上就会吃亏。

　　A老板一看B老板压低了，那么，也会跟着进一步压低……

　　总之，你就会发现，A、B、C、D、E、F、G……等所有老板都会纷纷跟进，竞相压低工人的分配比例。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对此毫无办法，因为所有的老板都在这样做，他们想要通过换工作来提高自身的待遇的可能就会很小。

　　最后的结果，就是工人的实际收入，将会被压缩到仅够维持生存的水平上。

　　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必然会走向崩溃。这是没错的。

　　由于老板之间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需要时间，A老板不能一下子就把工人的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上，这样一旦工人换工作的交易成本小于工资增长的收益，工人就会辞职，A老板的工厂就找不到人了。

　　所以，他会一点一点的压缩，等着别的老板们逐步跟进，然后再进一步压低……

　　这是一个缓慢的但不可逆转的过程。

　　所以这种生产关系不会一下子就崩溃，而起刚开始要繁荣、繁荣，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企业在正常运转，经济在增长，老板们赚钱了，工人们拿到工资了……

　　慢慢的，老板们赚的钱越来越多，工人们的工资越来越少……最后，整个经济体系走向崩溃，一切推倒重来。

　　在农业社会，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每维持几百年，就会爆发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一切推倒重来，平均土地，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和“合约演进”。直到几百年后，农民又活不下去了……

　　——这里面，有政治权力的因素，但大的趋势不会变——有钱的地主总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官员和土豪劣绅肯定更容易联合起来掠夺底层农民。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结合，就会加快整个社会的分配比例向着让农民活不下去的方向发展。

　　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了，在一片血海之中，当权者宣称自己代表全天下的利益，从新分配土地，比如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均田令、朱元璋的均田令等等。

　　然后，底层人民会过一段时间好日子。随着时光流逝，土地开始兼并，政治继续腐败，地主又开始和官员联合，人民又开始活不下去了。于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又到了……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刚开始也会不错，一方经营企业赚钱，一方出卖劳动力赚钱，密切合作，创造财富。慢慢的，工人拿的越来越少，资本家拿的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买不起消费品了，资本家的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了。工人开始活不下去了，工人运动爆发了——有没有马克思，它都爆发了。

　　一阵打打杀杀之后，生产关系被摧毁，在一片废墟中，一切从头再来。又开始新一轮的经济繁荣……

　　由于马克思，由于有了社会主义，由于有了工人运动，自由资本主义被迫做出了调整。工人可以组织工会跟资方谈判，工人有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有了这些制度，工人要活不下去很难了，所以武装斗争没有了。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还是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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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力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现在，我们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思想来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大家知道，地主之所以对佃农拥有“低成本伤害权”，是因为土地是重要的生存资源，人要靠土地生活。如果我是所有者，不给你提供土地，你就活不下去。因此，土地既是“生产要素”也是“破坏要素”。于是，地主可以凭借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到了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资料成了重要的生存资源。劳动者靠自己手工劳动，无法和现代化的大工业竞争，所以必须要和机器等工业资本结合，才能取得收入、维持生存。工业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就可能威胁工人的生存。这样，机器等生产资料，就既是“生产要素”，也可以成为“破坏要素”。

　　在我们这个社会，货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代表了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把货币这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把它从不需要的地方转移到需要的地方——比如把居民暂时不用的存在银行的闲钱贷款贷给需要钱投资的工厂老板——这就是“金融”。这种转移，需要金融资本家付出努力，发现值得贷款投资的项目，想办法降低贷款的回收风险，这样就可以实现货币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从中赚取利润。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同时，货币也是基本的生存资源。大家都用法定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你去工作，老板不可能把你生产的产品分一部分给你当工资——给你也不会要。因为普通商品的“流动性”太差，你需要巨大的交易成本才能把这些产品卖出去，换回自己需要的吃穿住行等物资。由于以物易物的“交易成本”太大，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没有货币就很难生存下去。

　　货币流通体系就好比大城市的自来水系统。在没有自来水系统以前，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靠自己挑，聚集区主要集中在离河流比较近的地方，城镇的规模也不大。有了自来水系统以后，大家都不挑水了，也可以在远离河流的地区建立城镇，城镇规模也变大了。自来水系统给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掌握自来水系统的人也就拥有了巨大的“破坏力”：一旦掐断供水系统，即可将千万人置于危险的境地。掌握这个系统的人，如果他的权力不受限制，即可以向用水居民索取比他的供水成本高得多的费用。这一部分费用，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货币成为了基本的生存物资，因而也就具备了成为“破坏性要素”的条件：既然没有货币这个经济体系就无法运转，掌握了货币的发行和流通权力的人，就可以低成本的向全社会索取超过他们提供货币服务的回报。超出的这个部分的暴利，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在以金银作为货币的时代，货币的破坏力不够大，不像土地和工业资本那么厉害。但是，随着纸币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到了信息时代，电子化货币的兴起，让货币的破坏力陡然增大，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破坏性要素”。金融资本，取代了工业资本，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者。

　　这种破坏力的使用，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通货膨胀，也即物价上涨。

　　老板想要“剥削”工人，需要克扣工人的工资；而金融资本想要“剥削”所有人，只需要制造通货膨胀就可以了。


　　假设在一个岛国，该国每年生产1万斤粮食，同时有1万元的货币参与流通。每斤粮食1元。

　　岛国居民A通过辛苦努力，挣了1000元钱，可以买1000斤粮食。但他吃不了这么多，粮食储藏也很费劲，还可能发霉烂掉，因此一边吃一边买。先买了200斤，把剩下的800元存起来。

　　但是，等他把200斤粮食吃完以后，去市场上一看，粮食价格变成了2元一斤。他的800元，只能买到400斤粮食了，也就是自己以前付出的辛苦努力，收获的东西的价值减少了一半。

　　价格为什么要上涨呢？因为这时岛国的货币总量已经变成了2万元，而粮食产量还是1万斤，所以每斤粮食就变成2元了。这就叫通货膨胀，就是流通中的货币变多了、“膨胀”了。

　　A以前付出的劳动的一半价值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加印钞票的那些人抢走了。这些印钞票的人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利用货币来掠夺A的劳动价值，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说到“印钞票”，大家一般认为这是政府所为。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定货币时代，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既然是流通中的货币变多了，那当然就是政府加印了不少新钞票。
　　现实情况并不完全如此。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货币的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外生增长，一种叫内生增长。
　　“外生增长”，就是政府印钞票。政府站在经济体系之外，不断的往里面扔钱、扔钱，这叫外生增长。

　　所为“内生增长”，就是经济体内部自己创造出新的货币出来。主要的创造者，是金融机构。

　　假设，A存了10万块钱到银行，银行就在A的账户里面记一笔10万的数字。一转身，银行把A的钱贷给B，贷了100万。但它不会直接给B现金，而是在账户上给B记上：现在你账户里面有100万块钱，随时取用。

　　B第一次取用了10万，从C那里购买物资，C又把这10万存进银行，银行在C的账户上记了10万元的帐。B第二次又来取10万，银行又给了他。他又去找D买了10万元的物资，D又把这10万元存进银行。B又来取……这样，银行的金库里面实际上只有10万，却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货币。因为银行有很多很多客户，大家不会同时把银行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总会大部分存在银行，保留少量现金。

　　这样流动过来流动过去，银行以10万元钱，创造了100万甚至更多的货币出来。这就叫货币的“内生增长”。
　　有了“内生增长”的机制，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它来低成本的掠夺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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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让货币“内生增长”的机制和政府增发货币搞“外生增长”不一样，他们新增的货币最后都要还回去，要把帐做平。

　　不过，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时间差”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在一个岛国，有十个年轻人想要娶媳妇买房子，他们每人有200万的现金，都是辛苦挣来的或者家里父母的积蓄。共有10套房子可供出售，售价100万。这样，这10个年轻人都买得起。剩下100万还可以用来买车子，出国旅游，子女教育等等。

　　但是，他们的钱都存在银行，银行就有2000万的可用资金，可以用这些钱来搞货币的“内生增长”。一个投机者A从银行贷款1000万，“呼啦”一下抢先把10套房子一口气买下来。在银行的账户上，10个年轻人的200万还在，A多了1000万出来。这时这个经济体的货币数量就从2000万“内生增长”到了3000万。

　　然后，A开价每套住房200万开卖。

　　这些年轻人结婚是“刚需”，也即刚性需求。投机者的钱到时候要还，但年轻人买房子更着急。最后逼得没办法，只能用200万从投机者那里买下来，汽车就买不成了、出国旅游也没戏了。这10个年轻人不会同一时刻一起把200万从银行取出来。投机者A卖出去一套，就还给银行，银行又拿来支付给取钱买房人。最后，10套全部卖出去，A把钱全部归还给银行，银行把年轻人存的钱都给了他们，没有赖账。帐做平了，货币的“内生增长”消失了。这个社会的货币数量又变成了2000万。

　　——货币总量没有变，但是分配的结果变了。投机者和银行挣了1000万，房子数量没有增加，那些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的辛苦劳动挣来的2000万，就这样被抢走了一半。

　　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中国前几年的房地产泡沫，都是握有金融权力的一部分人利用货币“内生增长”的力量来对大多数人进行的掠夺：金融系统制造出来许多货币，抬高房价，然后逼着急需购房的人掏高价购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较“原始”，还是靠从银行按揭来炒作，不像美国的银行家们利用次级贷到次级债再到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制造泡沫，但不管他们的手段如何进化，掌控金融业的精英们的聪明才智不参与生产而进行掠夺的本质并未改变。

　　——对于通货膨胀，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钱毛了”，意思就是“钱不值钱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意思。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理解“通货膨胀”、“钱毛了”是什么意思，关键在于：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你知道自己的钱是辛苦挣来的，而金融机构的钱是它们无需创造真实价值就“创造”出来的。但在交易的时候，你能拒绝使用这些金融机构新增的人民币么？你不能。因为你新增的人民币和原来的人民币是一样的，你拒绝它们就等于拒绝使用货币。拒绝使用货币，你在现代社会就连基本的生存都不能维持。

　　这就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工资远远低于自己创造的价值一样，他们不能因此而离开工厂。因为离开了就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

　　所以，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货币具备了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破坏力”。掌握货币发行流动权力的人（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就掌握了这种破坏力。他们一边提供货币，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服务），另一方面却利用货币的外生和内生增长机制来变着法的对社会民众进行掠夺，让民众支付比他们提供的服务的价值高得多的费用。超过的部分，就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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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竞争，会导致生产力提高，竞争会进入良性循环；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竞争，则会导致破坏力提高，竞争会进入恶性循环。

　　对一个企业老板来说，他一家给工人长工资，既不能提高全社会的购买力，也不能改变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只能让自己少赚钱，甚至因为成本降不下来在市场上被竞争对手击败。所以，所有企业都会竞相压低工人工资。在这样的竞争中，破坏力参与分配的份额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滚越大。除非有法律和政府的强力介入保护工人权利，否则这个恶性循环无法被打破。

　　对一家金融机构而言同样如此。比如，在次贷危机之前，如果美国有一家金融机构名叫“诚信银行”的拒绝卷入，坚持只向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房屋贷款。它就会发现，随着房价被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越炒越高，买得起房子的人就越来越少。比如某客户A原来可以自付10万，贷款30万来买房子，30万的贷款他还得起，“诚信银行”可以向A发放贷款。但现在这套房子的价格涨到了80万，A还是只有10万的自有资金，需要贷款70万。这就超过了A的还款能力。于是“诚信银行”就不能再向A发放贷款了。就这样，坚持原则的银行的客户将越来越少，利润越来越低。这样下去，“诚信银行”就可能会因为业务量不够而破产，或者被别的敢于滥发贷款的银行收购。

　　所以，既然大家都在发放次级贷款，往房地产市场里面注入“内生增长”的货币，抬高房价。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就必然导致彼此竞相多发货币，提高“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份额。资产泡沫，也就这样越积累越大，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直到最后，所有银行的钱能贷的都贷光了，无钱可贷了，泡沫就会破灭。“内生增长”的那部分货币消失，价格返回原位，但是，被投机泡沫扭曲的分配结构却已经无法改变了。

　　就好像土地和机器都是生产要素一样，货币也是生产要素。所以，它作为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和作为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色经常会被混淆。很多掠夺者也就打着“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旗号来为自己的掠夺行为辩护。

　　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金融投机者李莫福尔在《股票做手回忆录》里面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购买了大量的咖啡囤积，等待价格上涨以后抛出。量非常大，导致了咖啡价格的上涨。由于咖啡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们对这种在战争期间囤积咖啡来发财的行为非常痛恨。政府施加了压力，李莫福尔被迫把手里的咖啡卖掉了。

　　为此，李莫福尔很不满意，他说：我之所以要买进咖啡，是因为预期它将来会短缺、会涨价。现在的市场价格太低，我购买一部分把价格抬上去，将来咖啡短缺涨价的时候，我又会把这些咖啡卖掉，可以缓解将来的需求。这是让咖啡能更有效的得到使用。

　　也就是说，李莫福尔认为自己是在通过对未来的预期，以达到调节咖啡价格的作用，在赚钱的同时也在造福大众。虽然人们今天可以喝到1美元一杯的咖啡，但由于战争，将来咖啡可能出现短缺，会涨到5美元一杯。我先买一点囤着，让现在的价格涨到2美元一杯，但将来短缺了再卖出来，让价格保持在2美元一杯。算下来，还是对人民生活有利的。我从这中间赚点钱，就跟商人把商品从A地运到B地去卖赚取差价一样，我是把咖啡从A时间保存到B时间去卖来赚取差价。有问题吗？
　　有问题。

　　问题在于他利用了金融杠杆。

　　李莫福尔是著名的金融投机者，不是商品经销商。他不会真的买一大堆咖啡来放在仓库里等着卖。他的钱很有限，所以需要从银行贷款来买卖。贷款的比例是1:10，自己有1万美元，即可从银行贷款10万美元。这样，他的购买力就远远超过了自己掌握的真实财富，咖啡价格上涨1美元，他就可以赚10美元。在这10美元中，只有1美元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即利用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能力（这是一种稀缺的人类才能）促进有限的经济资源（咖啡）在时间上的优化配置，从中参与分配；而剩下的9美元，则是利用货币内生增长来对咖啡消费者进行金融掠夺，是“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如果他真的是要赚差价，就应该全部用自己的钱来购买，咖啡涨一块钱，就赚一块钱，这就没有问题。
　　——利用信贷杠杆来实现“货币内生增长”是金融业精英们以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核心工具。打着“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旗号，用1美元的合理性来掩盖9美元的掠夺，这就是金融掠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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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中国。1995年，在国债期货市场上，两股金融投机势力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一边以万国证券为首，其管理者名叫管金生；另一边以一家名为“中国经济开发公司（简称中经开）”的金融企业为首。两边在对赌，327国债（一个国债品种的名称）的最终市场价格应该是147元还是151元。为此双方已经争夺了两三个月。

　　照理说，147元和151元的价格虽然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也就2.7%。当年的银行存款利率超过了20%（包含通货膨胀补贴），算下来三四个月的银行利息也超过2.7%了。为了这2.7%的差别囤积巨额资金来对赌，没什么意思，有这个钱还不如存银行。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2.7%是可以动用金融杠杆的。如果有1470块钱，只能买到10份国债，但国债期货可以贷款，如果按照自有资金和贷款1:10的比例贷款购买，那么就能买到100份。一旦赌对了，能赚到的钱就不是2.7%而是27%。两三个月能挣到27%的利润，折合成年利率就相当于超过100%的利润了，比存银行赚的多得多。

　　这种情况下，交易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从合理调节国债价格促进资金合理利用，变成了以国债为标的进行赌博。国债，只是一个赌博的由头。跟赌掷骰子比大比小的区别在于：掷骰子100%是赌博，而国债期货交易中有10%不是赌博，剩下的90%是赌博。
　　准确的说，这剩下的90%不是赌博，而是比赌博还不如：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按照当时的情况，如果327国债的利息率不发生变化，它就值147元。万国证券按照市场价格出价147，稳操胜券。而中经开利用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押注151元。因为它有财政部的背景，而利息率变不变财政部说了算。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就连赌场都不如了。因为赌场毕竟赌的是运气，而国债期货市场却在赌谁的破坏力大。中经开利用内幕消息从对手那里掠夺财富，跟医生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敲诈患者是一样的，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破坏力。

　　果然，在最后一个交易日，财政部宣布给327国债加息。中经开大获全胜、万国证券失败。

　　——这种“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不是标准的金融市场破坏力，它是来自于政治力量的破坏力。

　　然而，万国证券老总管金生不甘心失败：“你可以用政府的破坏力来掠夺我，我就可以用金融的破坏力来掠夺你！”

　　于是，在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7分钟，所以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管金生把万国证券所能掌握的全部资金作为抵押，利用系统漏洞，将金融杠杆做到最大，从银行等金融系统瞬间贷款2112亿！用来卖空327国债。将327国债价格定死在了147.5块钱的价位上。2112亿，这个金额是当年全中国GDP的2%。只用7分钟，1个管金生就能制造出13亿中国人用一年的时间生产的产品总值2%的财富。这是多么可怕的力量。

　　这是典型的利用货币“内生增长”来进行掠夺的金融操作方式。这2112亿原本并不存在，没有经过任何财富创造的过程，是金融系统瞬间制造出来的。但是，在市场上，金融系统制造出来的钱，和“普通的钱”没有任何区别。一样能参与买卖。它被制造出来打压327国债期货的价格，让管金生从亏损60亿到狂赚42亿。赚了钱之后，市场交割清楚，管金生立即归还这2112亿元贷款，由于借贷时间只有几分钟，所以利息很少。“内生增长”的货币消失了，就好像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利益分配的结果已经被它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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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影响力更大的事件发生在美国。即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事件。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叫约翰，是一个数学天才。他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发现了美国国债市场价格波动的某些规律。总之，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美国国债的价格和它的真实价值之间可能会存在大约0.5%的价格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变化方向有规律可循。

　　照理说，市场价格出现0.5%这么小的波动实属正常，并不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应该是有意义的。但如果想利用这0.5%的波动来赚钱，就可能得不偿失。这个差价比管金生赌的2.7%的差价又小了很多。要让这0.5%的差价恢复到正常状态，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才挣千分之五的利润，实在没有必要。有这个钱，用来经营别的事业，赚钱快得多。

　　问题的关键还是金融杠杆。有了金融杠杆，就可以让金融业0.5%的利润空间变得比实业5%的利润更为有利可图。

　　约翰的做法是按照1:30的比例向银行贷款来买卖国债。0.5%乘以30倍，就成了15%。如果两三个月的时间能够斩获15%的利润，相当于年利润70%左右，那是非常厉害的。

　　——这种赚钱的“多少”说明了做不同事情的社会成本的区别。消灭国债市场0.5%的价格波动有没有价值？有价值。但是消灭它需要付出成本。而资金使用的成本大于消灭这个差价的成本，那么这些资金就应该用在实体经济等能够创造更大价值的地方。

　　这个世界上有价值的事情很多，但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它们应该被用于 “收益-成本”比例最高的地方。这才叫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金融杠杆的使用，让这种“收益-成本”比例被人为的扭曲了。让经济资源（其中也就包括像约翰和他的合伙人们这样一批数学天才的聪明才智）被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这种利用差价赚钱的方法，经济学家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恢复市场效率”。也就是说：市场价格出了问题，不能反映商品的真实价值，这就叫“市场无效率”。看到这种价格出问题的人，进去买卖赚取差价，最后会让市场价格和真实价值的差距缩小，这叫“恢复市场效率”。通过“恢复市场效率”赚钱，是很正当的“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解释跟前面李莫福尔的解释一样，很有道理。唯一的问题是如果用金融杠杆来“恢复市场效率”，事情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让恢复市场效率成为一个“旗号”，用来掩盖投机者利用货币的内生增长机制对全社会进行掠夺的真相。这个时候，不管是股票、期货、小岛上的房子、327国债还是美国国债，都不再是商品，而是成为反应价格波动的标的物，它们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价格会发生变化。这就够了，足以让金融投机者通过货币的内生增长来从中牟利。

　　约翰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筹集了5亿美元的资金来“恢复市场效率”。利用30倍的金融杠杆来买卖国债。他的数学天才，没有被用于改进社会的生产效率、为社会提供有用的服务或商品，而是用来进行货币掠夺。

　　当他发现市场上的国债价格出现极小的波动的时候，就用5亿美元为抵押，贷款5×30=150亿美元来进行买卖（具体操作更复杂一些，不可能在一次交易中同时投入所有资金，但整体情况如此）。赚到差价以后，立即归还贷款。利用这种方式，约翰的公司一年盈利40%，他自己也得到了1亿美元的分红。尽管以后公司可能出现亏损，但这1亿美元的分红已经归约翰个人所有了。赚到钱以后，约翰和他的公司，如期归还了从银行贷的145亿美元，货币内生增长的效应消失了。

　　这些货币，从产生到消失，没有经过任何生产环节，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的出现，唯一的作用就是造成财富分配的转移。将约翰和他的合伙人变成了千万（美元）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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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金融市场出现混乱，约翰和他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突然不灵了。陷入了严重的亏损。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本金是5亿美元，但由于它使用了30倍的金融杠杆（到后期一度使用40倍的金融杠杆）。它实际持有的各种证券，包括各国国债和各种股票等等，价值超过100亿美元。这些钱都是从各大银行贷款贷来了。一旦亏损起来，不仅5亿美元会打水漂，各大银行的贷款也会面临巨大的损失。

　　由于1997年俄罗斯经济崩溃，宣布暂停支付外债，当时的金融市场非常恐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抛售股票和债权。市场上很难找到可以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证券买下来的对家。所以这些证券即使在票面上还能值几十亿美元，但如果拿到市场上去卖，必然把价格打压得更低，更不值钱。

　　这个时候，长期资产管理公司的贷款和它所持有的股票、债券，就变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巨大威胁。如果它破产归还不了贷款，如果它被迫一次性抛售它所持有的所有证券，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一方面，贷款给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如美林银行等等，就会出现大面积亏损甚至倒闭；另一方面，那些持有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相同或类似的股票的金融机构，他们手里的证券也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抛售而价值缩水。这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力”，依靠金融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实际上绑架了整个金融市场——“我完蛋了，钱不还了，抛售资产打压市场，你们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你们必须来救我。”

　　面对这种危险，金融巨头们迅速行动起来，包括高盛、摩根、美林在内的十多家银行或投资银行，每家出资2.5亿美元，注入长期资产管理公司。“摆平”了这场危机。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毕竟只是一家“小公司”，却可以利用金融杠杆绑架整个金融系统。而那些真正的金融巨头，包括AIG、美林、高盛、摩根等等，可以利用金融杠杆来做什么？

　　那就不是绑架金融系统的问题了，而是绑架整个经济体系。

　　在2007年，一场比1997年规模大得多的金融泡沫破灭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机构全都深深的卷入了利用金融杠杆来炒作房地产的“次贷泡沫”之中。这个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向全社会发出了同样的威胁：

　　“我们完蛋了，钱没有了，你们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你们必须来救我。”

　　因为金融系统不仅负责炒作房地产、股票赚钱，它同时还负责向全社会提供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货币。如果金融系统崩溃，整个社会经济就会严重缺乏货币服务。

　　这就好像现代的供电网络一样。电力公司监守自盗，往公司高层家里免费送电，高层们因为电价很便宜，专买各种耗电大的电器来用，结果用电过猛，超过了电网的负荷，把电网给烧了。整个社会还必须得去出钱重建电网，因为没有电网大家的损失更大。

　　这时，通货膨胀和金融投机背后的“货币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了。
　　闯下滔天大祸金融巨头们，住在自己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豪宅里面，耐心等待政府回答他们的问题：你们希望美国重现1929-1933年那样的大萧条吗？一个城市找不到一家银行可以存款贷款（全都倒闭了），整个社会一夜之间回到以物易物的石器时代，工人、教师和公务员的工资都只能用实物来代替。一方面是大量的商品生产出来了由于没有货币作为中介而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被迫销毁，另一方面是25%的超高失业率，无数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妻子儿女……你们真的希望这样吗？

　　如果不希望，拿钱来。

　　在这种破坏力的威慑之下，美国政府最终选择了用7000亿美元“救市”。利用全美国纳税人的钱，向那些制造经济泡沫的金融巨头们献上巨额资金，以维持金融市场稳定。
　　有了这种强大的破坏力，现代社会的金融巨头们就可以有恃无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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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预期消退的年代》里说，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好处几乎全部被一小部分富豪阶层获得，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三十多年没有得到改善（另一位更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也赞同这一点）。

　　“对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来说，无论从家庭收入还是从生活水平统计上看，既没有明显的提高也没有大幅度下降，1995年的情况与1973年的情况大体持平。情形不同的是：各类家庭贫富悬殊，富者更富，穷人更穷……随着无家可归者和吸毒人数的增多，美国的极端贫困人口增长已经远远超出了官方的统计数据。”

　　但是，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又说：

　　“那些守旧的左派经济学家，如果尚有遗老遗少，他们必定会站出来向人们讲述一个简单的道理——富者越富是因为他们在剥削穷人。但这种解释与美国的实际情况对照，实在相差太远……美国现在许多赤贫人口即使有能力也根本不想工作，这使得富人难以对其施加剥削。”

　　穷人不去工作，富人就无法对其施加剥削吗？

　　经济系统是一个整体，掠夺与被掠夺，并非只有雇佣与工作这一种形式。金融系统利用货币来对社会大众的财富进行掠夺，是一种比传统的资本家剥削工人，更高级的掠夺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不仅是劳动者，那些经营实业、老老实实埋头搞生产的企业家也沦为了被掠夺的群体。

　　在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买一套房子就把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积蓄花光了，还背上几十年才能还清的债务，这比老板剥削工人厉害多了。

　　这些被高房价抢走的钱，原本应该用于家庭消费的，用来购买汽车、高科技产品、旅游、子女教育等等。这些购买力可以拉动实体经济均衡健康发展。但现在一股脑儿用来买房了，大家都没钱去消费了。

　　所以，金融“内生增长”不仅直接掠夺了购房者的现金，也间接的掠夺了实体经济经营者们的客户，把他们的产品的消费者“消灭”了。很多中小企业就会面临着一方面地价租金上涨，一方面产品卖不出去的困境。于是，就会出现大批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的情况。因此，金融不仅在“剥削”劳动者，还在“剥削”经营实业的企业家。

　　除了房价，医疗、教育、食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的上涨，也样样都在掠夺社会大众的财富。

　　劳动者的工作权利，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已经大大提高。工业资本家的“掠夺者”身份已经褪去，成为依靠自身才能挣钱的“企业家”。尽管劳资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这在发达国家已不再是一个足以严重扭曲社会分配结构的问题。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类精英阶层，早已从工业资本家中超脱了出来，创造出更强大的形式更为多样的“破坏力”来参与分配。

　　相比之前，以前那种靠辛苦经营企业来“剥削”工人的形式实在太累太低级了。传统的“资本家”——也就是企业主，特别是中小企业主，很多也已经沦为了“被剥削阶层”。金融资本兴风作浪，把土地价格炒作得极高，小企业主们辛苦经营的利润，还不够厂房、门面的租金，只能纷纷关门停产，自己也加入失业者的大军——又一批中产阶级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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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何这一次经济危机与众不同？——次贷危机的起源与“拯救”


　　很多人都想知道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它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像1987年股市大崩盘、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那样，很快就没事了？

　　看看这幅图你就知道了：

　　
　　这是美国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图。

　　基尼系数大家都知道，是用来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越大，贫富差距就越大。国际上有一种流行的说法：0.4是一条警戒线，突破0.4就说明贫富差距太大了，要想办法降下来。如果突破0.45，就可能要出大问题。

　　这个警戒线不一定准确，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不一样，对贫富差距的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基尼系数很低的国家，也可能发生社会动乱；基尼系数高的，也可能不发生社会动乱。

　　不过，这个东西可不是统计规律，而是社会规律。没有那一种社会，可能容忍贫富差距永无止境的扩大。0.4不出事，0.45可能出事；0.45不出事，到了0.5就可能出事……总之它有个极限。突破这个极限，底层人民活不下去了，就要发生社会动乱。
　　这个图的数据，1947年到2010年的数据，是我从美国统计局的网站上下载的，很权威。

　　1947年以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的研究。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做了计算，差不多在1929年——也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爆发前，基尼系数在0.45左右。在1929年以前，基尼系数不断上升。1929年以后，特别是1933年罗斯福新政以后，打击金融投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富人征税等等，基尼系数不断缩小。

　　这个数据的估计具体多少，不同的学者估出来不一样。但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没啥争议：大萧条以前不断上升，罗斯福新政后不断下降。

　　所以我按照这个趋势对1947年以前的数据做了平滑处理，整个过去一百年美国的贫富差距变化状况就是这样了。

　　这张图清楚的展示了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和二战后美国的历次经济危机之间的根本差异。

　　在2007年以前，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过房地产投机泡沫，在70年代出现过“滞涨”，1987年出现过历史上最严重的单日股市暴跌（比1929年还严重），出现过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

　　这些事情的闹动静，都不比所谓的“次贷危机”小。但是，最后还是没出什么大事，闹腾了一段，经济很快就恢复繁荣了。
　　为什么？

　　每一次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都是一部分掌握货币发行和流通权力的人对社会大众的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它会不断的扩大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美国的经济毕竟还在发展，人民群众还能生活得下去，富有富过法、穷有穷过法。少部分投机者一夜暴富也好、倾家荡产也好，这么庞大一个经济体，承受得住。

　　所以，大家放松了警惕：经济波动嘛，很正常，洗洗更健康。西方的经济学家，像萨缪尔森啊、弗里德曼啊，就搞出来一些很牛X的理论，虽然推理过程不一样，但最后的结论一样：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资本主义经济将在周期性的波动中不断前进，永远胜利，直到解放全人类，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然而，每一次经济危机平安度过的背后，却隐藏着贫富差距一点一点的扩大，整个经济社会对金融掠夺的承受能力，正在一步一步趋向极限。一闹经济危机，政府就赶紧救市，中央银行赶紧放松银根，让那些投机者的损失不至于太大。于是，金融也及其相关产业的高层经营，不断的有恃无恐的对整个社会的财富进行掠夺。基尼系数的变化速度很慢，但整个趋势不可逆转，直奔1929年创造的0.45的纪录而去。

　　到2007年，这个纪录被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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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2年的“大萧条”，它的根源也是贫富差距造成的。当时，很多人靠从垃圾里面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存。1932年，美国经济最发达的纽约，官方报告说饿死了29个人，因为饥饿而得病死的更多。全美国饿死多少，不知道。整个美国社会已经处在了爆发革命的边缘。

　　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力挽狂澜，紧急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人权利和遏制资本权力的改革措施。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劳动环境、支持工人组织工会来罢工和集体谈判，还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对金融市场严加监管，将水、电、气等公用事业单位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实际上就是国有化），对富人加税以增加政府收入等等。

　　有了这些制度以后，美国的基尼系数从大萧条一直到1970年代，一直在下降。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0年代这二十多年，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没有之一）、人民生活最好的一段时期。政府开支比较大，但政府税收的增加主要是对富人征税，然后通过各种社会保障制度转移到底层人民手里。这段时间，政府的财政赤字很小，通货膨胀率也不高。

　　后来改变世界的电脑（1946）、互联网（1969）和手机（1973）就是这段时期被创造出来的。乔布斯的苹果公司（1974）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1975），也在这段时间成立。

　　总之，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但这个美好的世界终于还是被毁灭了。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重新开始扩大，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资本权力的重新崛起，将各种限制它的政策措施规避了、改变了或者说击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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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资本崛起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件很有趣的事。

　　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罗斯福正在准备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由于他的改革政策是打击金融投机、保护工人权利、对富人多征税，缩小贫富差距。所以，遭到了有钱人的痛恨。他们联合起来，想把罗斯福整下台。

　　罗斯福是民主党人，所以有钱人就纷纷出钱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作为威望很高的在任总统，罗斯福只筹到了4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共和党人却筹到了360万美元，足足是罗斯福的9倍。

　　但是呢，罗斯福的改革措施实在太得民心了。大家都知道底层人民肯定会投票支持他连任。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干瞪眼。

　　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推出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计划。强制要求企业和工人每个月交一笔钱作为养老保险基金，等工人退休以后，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这跟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差不多。

　　共和党负责搞竞选的人（暂且称之为P先生）一听，很开心——这下总算找到办法了。
　　在P先生的筹划下，共和党花了很多钱、雇了很多人开着车在全国大声宣传：“你们被判处了每个月都要被扣工资的酷刑！只要罗斯福还在台上，你们每个月的工资就要被扣除X美元，这些钱要到20年后才会还给你们。大家团结起来，投票反对这个暴君！”
　　这个口号喊着还是很提劲的。但结果呢？

　　P先生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这辈子干过的最愚蠢的事。

　　P先生想帮助有钱人把罗斯福总统赶下台，也就习惯了按照有钱人的思路来想问题——当然，他自己也不缺钱花。

　　在有钱人心里，养老保险有什么用？谁指望这点钱养老？“老了以后怎么办”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反正这辈子钱花不完。所以，政府强制让他们缴纳养老保险金，对富豪而言，跟直接征税一样可恨。

　　但站在穷人的角度来考虑，“老了以后怎么办”就是一个大问题。

　　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前，人老了要是没有存够养老的钱，就意味着晚年生活会很凄惨。美国也没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就算在中国，老年人要问儿子媳妇要钱，那也是千难万难的事。

　　所以，养老问题，是一个在底层劳动者心中始终缠绕不去的一个大问题，它带来的恐惧感非常强烈。这种感觉，不处在底层劳动者的位置上，很难体会得到。

　　现在虽然大萧条，但对有工作的人而言，还是能活下去。如果能交一点点钱来为养老做准备，而且比存银行划算、比存银行安全，他们依然求之不得。政府告诉他们：将来老了以后保证你每个月有钱用。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

　　当时，罗斯福虽然推出了这个法案，但还没有正式实施，也没有大规模宣传。很多底层人民还不知道。

　　想不到，P先生以为底层人民会跟他们一样反感养老保险，于是组织宣传队上山下乡，开着高音喇叭四处宣扬。

　　底层人民一听：什么？罗斯福总统准备给我们提供养老保障，这真是太好了！有人想要反对，把他赶下台？不行、不行，走，投票去！

　　结果……就……囧了……

　　P先生干的这点囧事，说明一个道理：
　　既得利益阶层及其代言人，不一定真心跟底层人民过不去，想要损人利己。很有可能是从自己阶层的视角出发，真心的觉得自己的主张对全体人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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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70多年过去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又出现一位“P先生”。他就是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

　　所谓“次贷”，就是“次级抵押贷款”的简称。一个人买房子，钱不够，可以从银行抵押贷款。如果他工作稳定、收入丰厚，还贷能力很强，这种抵押贷款就是高质量的抵押贷款。如果他工作不稳定甚至没有工作，收入很低，他将来还不起贷款的可能性就很高，这种抵押贷款就是“次级抵押贷款”。

　　次级抵押贷款风险很高，银行贷出去的钱如果收不回来，损失就会很大。但是，银行经纪人很想把它贷出去，因为每贷出去一笔钱，自己就可以从中提成，拿一笔“中介费”。至于将来穷人还不起贷款，银行受损失，经纪人是不管的，他也不用把中介费退回去。

　　所以，经纪人就去忽悠想买房子的穷人：先贷款，前两年利息很低，你承受得起。两年以后利息会增加，但那个时候你“可能”收入也会增加。就算两年以后你还不起了，现在房价天天都在涨，两年以后你把房子卖了，不仅可以归还贷款，还可以赚一笔，相当于房子让你白住了两年。你看多好！

　　2007年以前，美国的房价一直都在涨。所以很多人就被忽悠贷款买了房子。
　　银行家呢，他们也相信房子一直会涨价，所以不担心穷人还不起贷款——到时候把房子收回来拍卖就行了。

　　但是……万一……两年以后房价下跌了呢？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银行就找到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就把“次级贷”转化为“次级债”，变成债券来卖。

　　这就好比A借了B 100块钱，一年后还给B 120块钱。但是B担心到时候A还不起，自己要损失100块钱，于是把这120块钱的债务分成10份，每份12块钱，再卖给9个人。这就叫贷款“债券化”，通过这种方法来“分担风险”，买这个债券的人每个人最多就亏损10~12块钱。

　　买了这份“债券”的众多金融机构，也担心风险。于是，他们又去找保险公司投保。交给保险公司一笔保险金。如果实在不行了，就由保险公司赔钱。银行和保险公司分担风险。

　　保险公司到时候也赔不起怎么办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负责设计“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投资银行家们想到了一招：把政府忽悠进来。

　　美国政府为了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设立了两家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它们拿着政府的钱来给穷人盖房子。投资银行家找到他们说：“你们不要直接盖房子，这样花了很多钱也看不到多少的效果。不如购买这种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券，这些次级抵押贷款都是穷人的贷款，你们买了这些债券，就相当于帮助了买房子的穷人。”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领导一听：嗯，这个主意好。既帮助了穷人，政府又没有直接干预市场。所以它们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次级债。

　　就这样，政府中了投资银行的套。如果次级贷完蛋，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得完蛋。而这两家公司是政府担保的，出了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这就叫“金融资本绑架政府”。

　　由于有了政府的参与，投资银行家们就更加胆大妄为，大量的搞次级抵押贷款，贷出去了很多钱，把房价越炒越高，同时也把次级债券的价格越炒越高，还衍生出了一大堆金融产品。

　　在这一整套把戏中，我们可以把游戏参与者分成几个层次。

　　最低的层次，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规矩贷款：只把钱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但这种做法短期内赚不到大钱，因为买得起房子的基本上都已经买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忽悠穷人贷款买房，从中赚一笔中介费。这是“高手”。

　　第三个层次，就是把这种风险很高的贷款变成债券卖给别人，把整个金融系统拉下水，大家一起承担风险。这是“超级高手”。

　　第四个层次，就是把政府拉下水。这样，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最终彻底规避风险。这是“绝顶高手”。

　　最后，银行系统所能动用的资金基本都用完了，房价再也托不上去了，房地产泡沫破灭，次级贷款收不回来了。

　　该政府出手了。

　　此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保尔森。
　　保尔森是谁？

　　保尔森，是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他在投资银行界工作了一辈子，2006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这不是开玩笑。让次贷泡沫的制造者——投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的老板来当财政部长，负责解决次贷危机。

　　在面对次贷危机的时候，保尔森的思路跟P先生一样：凡是对投资银行有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有利的；凡是对投资银行不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不利的。
　　这也不是开玩笑，他真是这也想的。

　　为了避嫌，保尔森在当财政部长之前，就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高盛的股票卖光了。而且始终不直接跟高盛集团的高层打交道。可以说，他真的做到了：不为自己谋私利，不为高盛集团谋私利。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部长。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不为个人和某家公司谋私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不为某个利益集团谋私利。

　　这一点，他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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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在投资银行干了一辈子，只会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

　　出现危机的时候，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头的危机，在他看来就是全美国的危机。

　　他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人民，也不理解美国底层人民到底是什么生活状况，有何利益诉求。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大而不倒》，全面描写了保尔森在次贷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整个次贷危机期间，他只知道不断的给各大银行、投资银行的总裁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就像他以前在高盛工作的时候一样。这些人和事，是他所熟悉和信任的。从这些地方得到的意见和看法，又“正好”跟他的思路完全一致——不一致才见鬼。

　　总之，最后，作为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完全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家们提供
　　的信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用美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来拯救金融投机者。

　　他坚信，这样做是在拯救全国人民，让他们免受经济危机之苦。

　　金融寡头们没有辜负保尔森的殷切期望。

　　AIG集团是玩次级债最得力的金融集团，在泡沫破灭之前，其投资银行部门年年发放高额奖金。金融危机爆发，投行部门亏损严重，发不起奖金了。拿到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投行部门高层补发1.68亿美元的奖金，有73名高级员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有4人获得了4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600万）。

　　美林证券由于亏损惨重被美国银行收购。这笔交易正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一手促成的。美国银行也接受了财政部的援助，非常慷慨的表示：美林证券高层今年仍然可以发奖金。发了多少呢？不多，36亿美元。而当年美林证券的账面亏损为276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收购了破产的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但摩根斯坦利表示，贝尔斯登亏损太严重，买来不划算。保尔森当即拍板：你们先挑，挑有价值的资产买。剩下的那些亏损严重的部分，美国财政部掏钱买！

　　——这可真是活雷锋啊。

　　摩根斯坦利收购贝尔斯登这个事，保尔森还很得意，认为自己没有为高盛谋私利——因为摩根斯坦利是高盛最大的竞争对手——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啊。
　　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当然，全部由政府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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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金融投机行为买单的时候，金融投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经济掠夺变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掠夺。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破坏力参与进来了。那就是政府掌握的暴力。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唯一的合法的暴力使用机构，可以以此为后盾直接对人民征税。政府征税以后，应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金融监管、市场调控。

　　现在金融监管失控，投机泡沫破灭，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收了钱却没把事情做好。这还不算，政府却要利用这种合法的暴力向人民征税以补偿金融资本家的损失。我们就一定要反思：怎么会这样？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那些全美国最有钱的人。这样的做法，保尔森不是第一个。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总统——胡佛。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溃以后，那些把钱借出去炒股的银行，纷纷破产倒闭。那些没有破产的大银行，收不回来的呆账坏账也是一大堆，情况很危险。

　　这些大银行家——金融富豪，在投机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但现在，又开始一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来挽救经济。

　　在他们的游说下，1932年，胡佛总统和国会一致同意，从财政收入里面拿出5亿美元，设立“复兴金融公司（RFC）”，专门支持那些即将破产的大公司。

　　但在1930年代，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还没有先例。政府出钱开一家金融机构，该怎么管理呢？
　　经过政府、国会和银行家们的反复协商，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办法：

　　政府出钱，但是这家金融机构（RFC）完全由私人管理，跟普通银行一样，所有借贷活动都属于“商业秘密”，它把钱给谁、给多少，都不要政府管，也不用报告。

　　这样，政府就只是“救助”，而不是“干预”了。

　　——这可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一般正常人肯定想不出来。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RFC的第一任总裁是查尔斯?道斯。道斯是一个大银行家，当了五个月的总裁后就主动辞职。三周以后，他领导的一家芝加哥银行获得了RFC一笔90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银行的总存款规模只有9500万美元。

　　对这个事，后来，连最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里面也忍不住开骂：“这显然是一场对纳税人进行掠夺的政治阴谋！ ”

　　此外，RFC还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提供了14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正是共和党（胡佛总统是共和党）国家委员会的财务官。

　　RFC的第二任总裁是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的另一位董事。他上任以后立即批准了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新增1230万美元的贷款。然后，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740万美元的贷款，商务部长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1300万美元的贷款。

　　此外，还有2.64亿美元被贷给了铁路公司。这看起来像是在扶持实业。但在已知其流向的1.87亿美元中，只有0.23亿美元用于铁路公司更新设备，其它的1.5亿美元被用于归还债务。

　　根据罗斯巴德的研究，其中有很多落入了与RFC管理层所直接利益联系的银行手中。那些本来应该为自己错误的贷款决策付出代价的银行家，利用纳税人的资金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但铁路公司的内部问题并没有得到纠正。

　　把这2.64亿美元和前面那几笔内部人贷款的资金加起来，总共是4.673亿美元。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出资的那5亿美元，在5个月的时间内就这样被基本花光了。

　　把胡佛政府花的这5亿美元的效果，跟2007年保尔森援助华尔街的情况相对照，就会发现，情况非常相似。70年过去了，大银行家们在侵吞纳税人的税款时候，都是同样的贪婪。
　　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相似。

　　在次贷危机以前，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设立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大银行家们纷纷表示欢迎，然后说：“你不能直接干预市场啊，政府不能直接承包工程建房子。所以，虽然你出了钱，但你不要管事，最好是把钱都给我们——我们代表市场，让我们来给穷人建房子。”于是，就忽悠房利美和房地美拼命的买他们创造的“次级债”和其它一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把政府出的钱都掏光了，还积累一大堆债务。最后出了问题，银行家们赚的钱是不会退的，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则全部由政府买单。

　　在大萧条的时候，胡佛总统用5亿美元来设立复兴金融公司，他们也是同样的理由：“你出钱可以，不能直接干预市场，钱怎么花要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大银行家及其代理人说了算）。”最后，把这5亿美元全部装进自己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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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前面的分析，就可以回答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美国经济何时才能真正复苏？
　　对比1929年和2007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政府在这两次大危机初期的表现，可以说，它离复苏还远得很。除非跟罗斯福新政一样，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作出大的调整，改变分配结构，否则它就不可能复苏。

　　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中国的例子。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创造了一个词，叫“崇祯死弯”。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在明朝末年，全国各地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要镇压这些农民起义，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得征税。

　　但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就是因为征税。税负太重，农民活不下去了，才要起来反抗。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征税，结果就会让更多的农民活不下去。到了崇祯的时候，新增的军费开支所镇压的农民起义的数量，已经赶不上它所诱发的新的农民起义的数量了。这个时候，明朝就注定要灭亡了，无药可救。

　　这是一个死结。

　　中央政府（崇祯皇帝）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起义是因为官僚体系彻底腐败造成的，但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必须通过这个官僚体系来征税和用兵。所以，中央政府大把大把的银子撒下去，全部被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这个时候，想靠花钱来解决问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能把问题越搞越糟。

　　明朝的前一个朝代，是元朝。元朝的灭亡，源于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泛滥，中央政府花了很多钱来治理。但是，治理的钱都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见不到成效。相反，为了治理黄河要花的钱，又需要各级官员去向老百姓征税。

　　于是，不管是黄河泛滥的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地区，人民都活不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元朝很快灭亡。

　　要解开这个死结，它的方法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就是进行制度变革：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消灭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只有先实现政府的清廉，再通过花钱的方法来治理自然灾害或者维护社会治安，才能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胡佛和保尔森，通过往金融系统里面扔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跟明朝政府通过增加军费来镇压农民起义非常相似。

　　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谁造成的？就是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机构制造的。它们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把房价炒的很高、把股价炒的很高，从中获取暴利。在实体经济创造的真实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家的利润越高，就意味着其它行业的利润越低。整个社会都来炒房炒股，实体经济就被“抽血”了，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人才也从实体经济流出。它的整个经济就被泡沫化了。

　　投机泡沫破灭了。政府要挽救经济，自己不能亲自动手，就好比崇祯皇帝不能自己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不能自己去征税一样，必须通过这个混乱的金融系统来向经济体系注入资金。

　　结果怎么样？

　　崇祯皇帝花出去的钱，被各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了，民生没有改善、军队战斗力没有增强，镇压不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崇祯皇帝花完钱之后又要问人民征税，结果人民的税负变得更加沉重。

　　美国政府往金融系统里面扔的钱，被各级金融机构拿去弥补它们投机造成的呆账坏账，被金融机构的高管拿来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了，这些钱到不了实体经济里面，更到不了底层人民手中。所以，它只能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

　　然后，美国政府花的钱，最后还是要向全体美国人征税来弥补。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这跟元朝政府花钱治理黄河一样：越治理，人民就越是活不下去。不是说黄河泛滥不该治理，而是不能让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负责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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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对比，不仅是表面上的类似，而有其内在的共通之处——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精英——无论是握有政治权力的精英还是握有经济权力的精英——贪欲过分膨胀、权力失去控制，都会出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后让经济社会体制崩溃。

　　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对于它统治下的人民，可以任意的生杀予夺。掌握这种力量的社会精英——也就是行政官僚，可以用它来维持治安、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兴办教育……，总之就是提供有正效用的公共服务，然后领取工资。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在合理的税收之外，再伸手问老百姓要钱，不给就变着方的收拾你。老百姓为了避免被这种权力伤害，只能老老实实的认账。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政府权力缺乏制约，官员们搜刮老百姓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反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是一件很劳神费力的事，干好了也不一定有好处。下级官员不想贪的，上级领导会逼着他们贪，不贪就没钱上贡，就没有前途；上级领导不想贪的，下级官员会求着他贪，他不贪下级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说他坏话……清正廉洁的官员就会被逐步淘汰出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自身也在不断的膨胀——社会上的聪明人都看清楚了利害关系，想方设法从被搜刮的一方（老百姓）跳到搜刮的一方（贪官）中来。

　　最后，整个官僚集团的贪欲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无论如何辛苦劳作也无法养活这个贪腐集团。一个专制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欧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地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土地和货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货币，那他就只能冻饿而死。最终的效果，与被政府判处死刑是一样的。

　　握有土地和货币的资本家，可以用这些资本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按照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土地和货币的力量，来威胁劳动者的生存，由此从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中剥夺一部分。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原始资本主义关系中，资本的权力缺乏制约，要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环境标准，非常容易。资本家一边经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以企业家才能参与分配；另一方面也竞相压低劳动力工资，以对工人的低成本伤害能力参与分配。

　　但是，工人工资太低，工厂的产品卖给谁去？

　　由于每个企业都在过分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不足。但某一个资本家提供工人工资，除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外，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所以，资本家们没道理联合起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反，在消费市场日益狭窄的时候，只能通过裁员、降工资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头上。

　　最后，资本家的贪欲过分膨胀、资本的权力失去控制，每个资本家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后做出的决定却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都是创造力和破坏力并存的。如果其中的破坏力受到限制，创造力发挥作用，经济社会就欣欣向荣；如果破坏力失去约束，掌握权力的精英们觉得靠掠夺而不是创造来获得财富更容易、更方便，他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经济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对于夹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中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一种权力太大了都不好，都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都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抢夺。不管自己如何辛苦努力，都无法填满精英阶层的胃口。被掠夺之后，剩下的部分仅购维持基本生活，而无法积累财富，也就没有安全保障。

　　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权力的革命，也有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要让自己活得好，就得让别人也活得好——至少是要让别人能活得下去。

　　这个基本共识，又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政治权力不能太大。要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来限制政治权力。

　　第二，资本权力不能太大。在劳资关系中，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必须在法律上得到更多的保护，而不是双方完全平等。

　　第三，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不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权力吞并资本权力，搞计划经济；第二种是资本权力腐蚀政治权力，政府被资本家收买，沦为有钱人的工具。

　　——总之，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政府—社会”的两分法，还是“资本—人民”的两分法都是不对的、有失偏颇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应该是“三分法”，即“政府-资本-社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减少政府干预，就是在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空间，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就是在保护底层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呼吁，从两分法来看，都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小政府”不一定能导致“大社会”。相反，它往往会导致“大资本、小社会”。

　　如果政府在金融监管、遏制土地投机、保护劳工权利等方面表现软弱，资本权力必然会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受巨大的侵害。反之，过度剥夺资本的权利，也并不能让底层人民过上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只能是政府-资本-社会三者权利合理划分的社会。由于底层人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只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只能是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基本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