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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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来，美国基尼系数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至少有三个主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第一种还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权利保护不到位，过度的私有化等等，这个后面会继续说；第二种是前文分析的金融系统对全社会进行的货币掠夺；第三种，就是资本不断拉拢和腐蚀政治权力，让政治权力掌握的本来应该用来制衡资本破坏力的“政治破坏力”也变成了参与掠夺分配的工具。

　　1974年，全世界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美国国会因为“水门事件”弹劾尼克松总统。尼克松被迫辞职。相比之下，另外一件“小事”就显得不怎么引人注目了。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件小事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却比“水门事件”大得多。

　　这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联邦选举法，规定了个人和公司向国会议员和总统捐款的最高数额限制。

　　照理说，这是一件好事——限制了有钱人对选举的影响。
　　但是，这个法案又规定：公司和个人可以组织非盈利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向国会议员和总统竞选捐款。

　　这种政治性机构，在以前是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机构”。所以，想要影响议员或总统选举的人，往往只能“单打独斗”。那些很有钱的人，可以一下子捐一大笔钱给某个候选人。这种有钱人被称为“肥猫”。

　　但“肥猫”再肥，始终是一个人，能量有限。

　　1974年的选举法案允许建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各个利益集团联合起来用金钱干预选举大开绿灯。
　　这个法案规定，“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某一个议员的捐款数量有限制，但是“独立”的为某个议员或总统选举花钱，数量不限制。

　　什么叫“独立”竞选呢？就是说，你不给某个候选人捐钱，而是自己拿着钱去电视台给某个候选人打广告，说你支持他，他的观点对全国人民有利，呼吁大家投他一票……这就可以，花多少钱都不受限制。

　　反之，如果你讨厌某候选人，也可以到电视上大广告攻击他，呼吁大家别投他的票。
　　这看起来很公平，也很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你支持谁，就可以到电视报纸上打广告，人人平等。

　　这种言论自由，法律怎么能禁止呢？
　　但是，“法律权利”平等不代表“实际权利”平等。

　　在很多情况下，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

　　在电视报纸上打广告是很花钱的，法律允许你随便打广告，但你没钱打，这跟法律不允许你打效果一样。

　　所以，竞选法上的这种权利“平等”，是在偏袒有钱人。实际效果就是：报纸电视上的广告，全是一边倒的支持符合富人利益的候选人。

　　此外，这些“行动委员会”花钱请议员吃饭、去旅游胜地度假、乘坐游艇豪车、去别墅开party，也都是合法的。至于在这些地方会发生什么交易，那就只有天晓得了。
　　1974年这个竞选法一通过，全国立即登记注册了600多个这种“政治行动委员会”。10年以后，到了1984年，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增加到了4345个。

　　在这4345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中，最有钱的全是所谓“保守派”——也就是主张恢复到罗斯福新政以前的那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派别。

　　198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获得资金最多的游说团体，名字叫做“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它的筹款数目为1950万美元，第二名叫“全国国会俱乐部”，保守派，筹款560万美元；第三名的名字叫“争取保守派多数基金”，筹款550万美元。第四名叫“共和党多数基金会”，这也是保守派（罗斯福是民主党）；第五名叫“房地产经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这是房地产大亨们建立的游说团体。

　　总之，游说是合法的，花钱打广告也是合法的，捐款更是合法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下，最终的结果是：政治变成了一个只有富人才能玩得起的游戏。政府还觉得有钱人的钱不够多，干脆让他们联合起来搞个委员会集中花钱。

　　通过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有钱人迅速团结了起来，采取一致行动影响政府决策。在美国，“使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现在花钱买通各种路子已经是公开的事了。（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1982）”

　　法案通过后不久，保守派势力就控制了国会。1975年，国会和共和党总统福特联手推出对富人减税的措施。理由是“刺激经济”。但效果很差。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福特被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击败。

　　卡特试图推动经济改革，通过对富人增税和降低行政开支来解决财政赤字，但遭到国会的抵制，基本上一事无成。

　　吉米?卡特在竞选之前是乔治亚州的州长，因为厉行改革而被誉为“最有成就的州长”。当上总统以后，因为改革方案无法得到保守派控制的国会的支持，却成了“最差劲的总统”。

　　这不是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十多年后，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也想向富人增税，照样无法在国会通过。反而在国会的胁迫下，被迫在削减对穷人的福利开支的法案上签字。

　　保守派的政策主张很简单：削减财政赤字可以，但不能对富人增税，而是必须减税。减税之后如何降低赤字呢？减少给穷人的福利开支。

　　1974年以后，富人们通过成立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拉拢和支持保守派议员候选人，基本控制了国会，并影响总统选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基尼系数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上升，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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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计划都被国会搁置，经济状况在卡特总统任职期间继续恶化。而且，卡特总统的运气很糟糕。在他争取连任总统的那一年——1980年，中东地区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全球石油价格一年之内上涨了300%。

　　这一下，美国不仅经济发展缓慢，连物价也大幅度上涨。

　　最后，代表保守派思想的共和党州长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击败卡特当选美国总统。
　　在8年的任期里，里根总统为了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努力工作，主要干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对富人减税；
　　第二，将公用事业单位（供水、供电、石油等）私有化；
　　第三，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扩大军费开支，让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第四，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交给私人企业来管理。

　　此外，里根还任命了在削减社会福利方面表现出色的格林斯潘为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主席。格林斯潘一上台就表现不凡：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突然暴跌，美联储立即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资金，保证股市稳定。

　　这一决策确立了此后美国金融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大金融机构搞金融投机，赚的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

　　1989年，里根结束了他的8年任期。在这8年里，美国的基尼系数从0.365迅速上升到0.404，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此后，保守派控制的政府继续朝着私有化和对富人减税的方向一路狂奔，不再回头。

　　里根卸任后，他的副总统乔治?布什当选，继续执行里根的保守主义政策。

　　1992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上台，力图通过给富人加税的法案。被国会否决，最后只通过了一个象征性的加税法案。而且，国会还通过法案，要求继续压缩社会保障开支，继续推动医疗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被克林顿总统否决。作为报复，国会否决了克林顿总统的年度预算，导致美国政府停止运行一周。

　　四年之后，克林顿试图连任美国总统，国会趁机再度通过法案要求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和将社会保障私有化。为了避免重蹈卡特总统的覆辙，在总统竞选时出现财政预算被国会否决等不利情况，克林顿签署了该法案。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5。

　　1999年，国会通过了允许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法案。罗斯福“新政”中打击金融投机的最后一道闸门被打开了。从此，大金融机构就可以利用普通百姓的储蓄来进行金融投机。这一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29。

　　克林顿卸任后，乔治?布什的儿子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上任伊始，即宣布对富人大规模减税。这一法案立即获得国会通过。

　　2001年，美国股市新经济泡沫破灭。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降低利率，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危机很快缓解。基尼系数上升为0.435。

　　2002年，私有制的公用事业公司世通公司（电信）和安然集团（石油天然气）爆出财务丑闻：公司领导层和金融机构合谋，通过虚假财务信息来抬升股价，牟取暴利。这种做法，和1929年前最著名的股市操纵者——公用事业公司巨头英萨尔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了根绝这种投机行为，罗斯福在1933年“新政”中禁止建立公用事业控股公司，并将公用事业公司纳入政府管理的范畴。但这些防范措施，都在里根“革命”以后被逐步废除了。

　　2003年，美国发生严重的大停电事故，包括纽约在内的全美1/4的地区全面停电两天。能源部长声称：“美国是超级强国，但电力系统却是第三世界的水平。” 掌管该地区电路的是美国最大的私有的电力公司——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它每年利润数十亿美元，却多年拒绝更换更新电网设施。这正是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进行公用事业公司私有化的“成果”。

　　这次事故并未让公司管理者有所警惕。三年之后，美国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停电事故。美国经济的核心区——纽约在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停电10天。罪魁祸首还是联合爱迪生公司。

　　2006年，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44（从中文来看很不吉利的数字），与1929年大萧条时候的基尼系数基本持平。

　　一年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由于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业法案”已经在1999年被废除，那些投机者们早就把商业银行里面的居民储蓄和企业资金拿来制造金融泡沫了。危机爆发以后，政府面临着如果不拯救投机者，基础金融体系就会有立即崩溃的危险，只得出手相助，利用纳税人的钱向金融体系注入大量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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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经济政策的回顾：里根总统给美国“开挂”

　　这个部分对以里根“革命”为代表的保守派经济政策及其与美国经济危机的关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分析一下经济危机的政策根源。
　　思考题

　　备忘1：美国《纽约时报》援引专门追踪政治资金动向的非赢利研究机构“回应政治中心”的数据，对美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状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平均净资产达到91.3万美元，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大约只有10万美元，并且从2004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数据还指出，美国国会议员的财富大致上没有受到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疲软的影响，过去几年中，美国普通民众的腰包由于经济不景气一直在不断缩水，但国会议员们的财富却在最近几年“逆市上涨”。《纽约时报》引述“穆迪分析”调整通胀因素后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至2010年，美国国会议员的平均净资产增加了15%，但美国普通民众的平均净资产却缩水了8%。

　　备忘2： 2011年12月，一名德州的妇女几个月以来都无法合格申请食品券。她最后在一州政府福利部门拔枪与警方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对峙，并最终以枪击她的2个孩子并举枪自尽结束了这一事件。据美联社报道，她的2个孩子分别是一名10岁的男孩和一名12岁的女孩。据福利部门介绍，她是因为申报材料不合格而被拒绝。
　　问题：以上两件事情之间有何联系？

　　前面说，代表富人利益的保守派，总是努力促成对富人减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给富人减税好理解——人人都希望自己少交税。但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和私有化就比较复杂一些。

　　减少政府社会保障开支跟社会保障事业的私有化，是联系在一起的。
　　罗斯福新政以后，美国逐步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医疗保险。

　　所谓医疗保险，就是个人、企业、政府各出一部分，建立一个医疗保险基金。交了钱的个人，万一生了病或者受了伤，去看医生，费用可以报销很大一部分。这个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体都很健康，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去看一次病，这些人交的钱，就白交了，享受不到。

　　但是，得病或者受伤这种事儿，谁也预料不到，谁碰到谁倒霉。一下子就要花很大一笔钱，有的人拿不出来，可能就破产了。医疗保险，就相当于社会上的所有人平均分担生病或者意外受伤的费用，花比较少的一点钱，买个平安、放心，万一出了事儿有办法。

　　全美国人交的保险金，是很大一笔钱。私人保险公司看中了这笔钱，想从中捞一笔。保险公司等利益团体，就去游说国会，让他们搞个法案出来，把医疗保险私有化。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说：我想从保险基金里面捞一笔。而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来办事，说：

　　“医疗保险属于政府垄断，很没有效率。政府管理这笔基金，可能浪费严重，有贪污腐败，使用不当等等。由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这种浪费很难消除。只有市场竞争才有效率。所以，最好是搞很多个医疗保险公司，彼此竞争，谁的服务好大家就去买他们家的保险。这样有利于提高基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不善、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确实存在。医疗保险开支，也确实是政府财政的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把它交给私人管理，政府可以节约一笔费用。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他们用这一套说辞去游说国会议员，再加上慷慨的“政治献金”、“独立广告资助”等各种利益输送，就得到了很多议员的支持。这些议员里面，有些真的相信市场经济万能；有的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类型。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这些议员联合起来，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医疗保险私有化的法案通过了。

　　私人保险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管理效率确实很高。工作人员想要上班偷懒、贪污挪用，就很难了。因为有老板天天盯着——盯住的都是老板自己的钱。

　　但是，利润全部归私有保险公司的老板，不会拿去给穷人发医疗救助。其实就是把以前被贪污和浪费的，变成了企业利润。对投保人来说，最终效果一样。

　　更严重的是，私营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想方设法把那些“危险群体”排除出去。比如老年人或者在化工厂工作的工人，容易生病，想要去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就会想尽办法刁难，收很高的保险费，让你买不起或者得不偿失。反之，如果是年轻人、运动员，经检查身体健康，未来很多年基本都不会生病，保险公司就很欢迎他们来买保险。

　　对于多病的老年人或者特殊职业群体，保险公司则告诉他们：“我们是私营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要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你实在看不起病，请找政府。”

　　于是，医疗保险的私有化就变味了。

　　私营保险公司把最赚钱的那个部分抢走，花钱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要政府负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本来应该转移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等这些年轻人老了，政府的医疗保险基金又会从新一代年轻人交的保险金那里那一部分出来给他们支付医疗费用。这样才能把帐做平。

　　私有化以后，不看病的年轻人交的保险金被私营企业拿走了，最需要看病的人扔给政府。所以，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基金，虽然总额大大下降，涉及的人数大大减少，资金缺口反而更大。

　　政府想要借此来削减财政赤字，结果却发现赤字越削减越多。

　　所以，从里根时代开始，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总支出的40%，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削减和私有化，这部分支出反而占了财政支出的57%。

　　“里根革命”以来的20多年，医疗保险的保费上涨速度远远高于通货膨胀，政府的医疗保险开支不断上升。但是，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人的数量却在不断增加。

　　2006年，美国共有4500万人没有参加任何医疗保险，有8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能连续参加医疗保险。2010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但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却远逊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处于垫底的位置。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人民的医疗福利被削减了，医疗服务质量还不如花钱少的国家。那么，政府在医疗上多出来的开支被用到哪里去了？
　　大部分成了私有化的医疗保险公司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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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费用削减没有成功，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了，怎么办？

　　向有钱人征税，保守派把持的国会不会同意。只能再次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医疗保险削减了，不是还有其它福利么？这个也应该削减。

　　利益集团不会直接说：不该给底层人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他们的理由是：“有人浑水摸鱼，冒领低保资金，造成浪费。需要严格审查领低保的人资格。”

　　这个理由看起来十分正当。但审查程序不可能绝对公正，总会有所疏漏，要么偏严、要么偏松。

　　比如，一个国家总共有1000万人真的需要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偏松一点，总共发出去了1200万份低保。有200万人占了便宜，浪费了20%。但是，真正需要的1000万最穷的人也得了实惠。偏紧一点，就会让900万人享受到，还有100万应该享受的人享受不到。

　　偏紧的办法是严格审查程序。官僚机构的办事方式众所周知。程序严格就意味着有很多很多的申请表格要填、各种证明材料要交，填的不对或资料不足就通不过审查。所以，这个“严格审查程序”最后淘汰掉的那100万，往往是不怎么会填表写材料的文盲半文盲。这些人，又正是最穷困最需要救助的群体。

　　前面转载的新闻中，那个因为领不到给穷人的食品券而举枪自杀的妇女，没有文化、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属于社会最底层。她不会填表，资料老是审查不通过。这种中年、文盲、多子的家庭妇女，面对公事公办、讲究正规程序官僚机构，沟通十分困难。不管怎么说，政府官员依法办事：申请表格不合格就不能给你钱。这也没什么错。

　　最后，她只能用枪击自己的孩子和举枪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前面两个新闻里面，个人资产不断上涨的国会议员们，与那个因为“资料不合格”而举枪自杀的女人之间，就这样建立起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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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富人减税，政府收入减少了；医疗保险私有化，支出缺口越削减越多；压缩低保，也省不出多少钱来。正因为如此，1980年里根总统上台后，前两年的日子很难过——政府收入减少，经济发展缓慢。

　　要是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再过两年，他就只能下台。

　　里根的白宫预算局局长斯托克曼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了这么一件事：
　　1981年8月3号，里根上台快两年的时候，把斯托克曼叫过来问：“你不是说什么根据供给学派、拉弗曲线的原理，减税会导致政府收入增加么？怎么现在反而大大减少了？”

　　所谓供给学派、拉弗曲线，基本意思就是：政府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企业增加了收入就会拿去投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由于总量增加了，所以虽然税率比以前低一些，政府的总税收收入反而会增加。

　　比如：原来的GDP是一年1000亿美元，政府的平均税率是20%，每年税收就是200亿美元。现在，政府将税率降低到15%，年收入降低到150亿美元。但是，由于企业家少交税了，可以更多的投资，一年后，GDP增加为1500亿美元，结果政府的收入就成了1500×15%=225亿美元。所以，政府收入反而会增加。

　　斯托格曼告诉里根：“不好意思，拉弗曲线只是在理论上正确……拉弗曲线并不是新的理论——关于政府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最佳比例，以前已经有无数经济理论研究过了。减税和政府收入的关系，取决于实际情况。只有在政府税收很高的时候，减税才能增加政府收入。如果税率本身不够高，减税就不可能增加政府收入。当前的情况，政府对大企业的税率并没有高到让它们不够投资再生产的。所以，减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弥补不了政府税收的损失。我们以前计算错了。”

　　里根当时就晕了，问：“这也能算错……你原来是怎么计算的？”

　　斯托格曼说：

　　“原来计算的时候，忘了把通货膨胀的影响排除出去了。

　　比如，原来个人所得税是1000美元起征，1000美元以上5%的税率，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1000）×5%=200美元。现在提高为2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一个月挣5000美元的人，需要交的税是（5000-2000）×5%=150美元。

　　但是由于我们通货膨胀很高，年年都在印钞票，如果物价上涨一倍，人们的工资收入也上涨一倍，原来挣5000的，现在可以挣10000了。但是，由于所有的东西价格都上涨了一倍，所以现在的10000的实际购买力跟原来的5000美元一样。而他需要交的税是（10000-2000）×5%=400美元，比原来1000美元起征5%的税率下交的税多了一倍。这样，政府税收就增加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减税才能同时增加政府收入。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减税肯定会降低税收收入。”

　　里根一听，明白了：自己被忽悠了。
　　现在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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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斯托格曼的“错误”变成现实：多印钞票，搞通货膨胀。这样，政府马上就有钱了，经济也会看起来很繁荣。也不用加税，也不用压缩福利开支。

　　真的要这样吗？

　　里根知道：自己能够在大选中战胜吉米?卡特，成功上位，靠的是攻击卡特管不住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意见很大。所以，靠搞通货膨胀来增加政府收入，有点得不偿失。
　　他想到了一个更高明的点子——出售国有资产。
　　美国政府手里有一些资产，比如土地、房子、有价证券等等。把这些资产卖掉，可以一次性的获得一大笔钱。

　　所谓资产，就是可以赚钱的东西。别人愿意掏钱来买，是因为它在将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创造现金流的回报。里根总统把它们卖掉，就好比一个人卖掉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房屋土地一样：一下子可以赚一笔，但卖完以后，将来这种细水长流的收入就没有了。

　　由于美国总统只能连任两届，里根只要在1984年竞选的时候保证经济繁荣即可，至于以后的收入，和他个人利益关系不大。

　　此外，以前美国政府也为小企业提供一些信贷补贴，里根也打算一并削减。

　　——小企业主的情况比普通劳动者强不了不少，市场一波动就可能破产，拿不出多少钱来“资助”国会议员。削减给他们的补贴，国会表示毫无意见。

　　这样减来减去，也没有减出多少钱来。

　　而且，所有这些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仅靠压缩各种开支，很难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人民的福利既然已被削减，如果就业情况不能好转，他们就会生活不下去。
　　穷尽所有常规办法后，里根祭出了终极武器：战争。

　　战争，是拉动经济增长见效最快的办法。战端一起，政府立即大规模订购武器，军工企业立即雇佣大量劳动力，并带动钢材、橡胶、能源、交通等各行各业欣欣向荣，就业和GDP马上就上去了。

　　里根采用了一种比战争更高明的办法：军备竞赛。
　　战争总是要死人，战士们的家属即使不涨工资、被工厂解雇，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丈夫去上战场。

　　而军备竞赛，只是宣扬一种战争威胁，并不真的开战。借口这种威胁，就可以拼命增加军火订单和武器研发。假象中的敌人造了一艘军舰，我就造两艘；你搞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导弹系统；你搞反导弹系统，我就搞反反导弹系统……
　　搞军备竞赛跟打仗一样，花钱如流水。这些钱从哪里来？政府没有多余的钱，只能借。

　　在前6年的任期中，里根积累的债务就达到了惊人的10326亿美元，超过了1981年以前历届总统的总和——9143亿美元 。
　　这些债务，用不着里根还，而是留给了以后的美国政府。
　　还有外债。

　　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
　　美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从正的1362 亿美元的海外净资产变成了负的4210亿美元。
　　现在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词语，叫做“开挂”。表示游戏玩家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用外挂软件作弊。

　　里根以军备竞赛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赤字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也可称为“开挂”。这种外挂作弊软件，有三种：

　　第一种，用未来的税收做抵押借债进行军备竞赛；
　　第二种，用以前积累的资产一次性出售获得资金来解决一时的财政困难；
　　第三种，用外部债务来发展国内的经济。

　　——还有第四种，是增发货币，但里根没有用。

　　这些外挂作弊软件可以归纳为：“花未来的钱，卖祖宗的田，欠邻居的债，发自己的财。”

　　在里根总统强力“开挂”的政策攻势下，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恢复增长，由于国际石油危机结束，国内物价稳定，各大工厂开足马力生产政府军事订单，带动着相关行业和消费也随之增长。

　　——富豪们很满意，因为他们交的税更少了，而且可以拿到更多的政府订单；

　　——小企业主很满意，沾了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光，他们也能从大企业手中拿到更多的外包业务；

　　——人民群众很满意，虽然福利被削减了，但就业岗位迅速增加，只要有工作，福利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且物价也很稳定，大家感到对未来的生活心里有底。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但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里根总统的政策感到满意。虽然财政赤字飕飕的往上涨，但普通人并不关心。

　　里根总统以高票获得连任，“开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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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里根“开挂式”经济政策的成功，主要是依靠扩大政府开支刺激经济增长。更糟糕的是，这种财政开支不是用于社会民生，而是用于军备竞赛。它在短期内制造繁荣，却
　　留下一大堆政府债务，并极大的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

　　尽管如此，在其任期内，全美国人的生活状况实实在在的改善了。他还克制了自己利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的欲望，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并存的良好局面。
　　此外，通过公用事业的私有化，放松政府在多方面的管制，虽然有一些弊端。但同时也让航空、通讯等行业进行更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极大的提升了这些行业的竞争力，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里根“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他离任的时候，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突破了0.4，政府债台高筑。那么，下一届政府，就应该努力增加对富豪阶层的税收，加强对底层人民的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政府债务。特别是1989年美国最大的对手——苏联解体以后，国际环境对美国非常有利，它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纠正这些问题。毕竟，基尼系数突破0.4，只是一个警戒线，还没有超过美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

　　所以，真正值得反思的是：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反而在继续推动私有化和扩大贫富差距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基尼系数突破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并诱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并不是没有人想改变这种现状。有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获得了改变的机遇，也很努力的去做，却看不到效果。一个是克林顿（1993-2000美国总统），一个是奥巴马（2009年起任美国总统）。

　　克林顿上台后，努力推动对富人增加税收的法案，但国会通不过。相反，国会通过了继续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克林顿签署。克林顿不签，国会就毙掉了他的政府预算案作为报复，导致美国政府关门歇业了一周。
　　到了1996年，国会又通过削减社会福利的法案让他签。

　　这一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克林顿要谋求连任。如果克林顿再不签，国会就可能再给他的政府“停电”，让他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连任竞选就可能失败。就像1976年的吉米?卡特总统一样——他是一个很积极的改革者，但什么改革措施到了国会都通不过，最后被评为“最差劲的美国总统”

　　所以，主张改善底层人民福利的总统，却签署了一个继续压缩福利开支的法案。
　　到了2009年，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这是一个比克林顿更“左”的总统。
　　在当总统以前，奥巴马出了很多书，里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美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消亡？”
　　所谓“中产阶级消亡”，就是中等收入的那部分人减少了，一小部分成了富豪，大部分沦为贫困——这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分化的表现形式。

　　奥巴马认为是政府干预太少，社会福利削减太多，金融资本坐大等等。所以，他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需要改革（We need change）”，特别是医疗制度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
　　但是，奥巴马真的当上了总统，对自己主张的改革措施，却难以实现。

　　应该说，奥巴马当总统的时机很好，正好赶上金融危机。他可以因此而大力推动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无话可说——因为他们把事情搞砸了，把美国经济推到了危险的境地。这有点像当年罗斯福总统上台时候的环境。

　　但是，我们再看前面的那则新闻报道：美国国会议员的财产在经济危机期间逆势上涨，成了这一段时期资产增加最快的社会群体。我们就可以理解，国会对经济改革，并不感冒。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国会毙掉。他的金融监管法案，刚开始提出的时候很严厉，有点恢复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意思。但国会通不过。国会有一些议员说：你这是在搞“阶级斗争”，这个加强对金融行业监管的法案，就是让穷人对富人进行专政……给他扣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最后通过的东西，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空洞条文。

　　在2011年，美国民众发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奥巴马发表了声明，说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一边。

　　这条新闻啊，我个人看了，觉得很悲哀。
　　同一时期，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斯蒂格利茨也上街，站在了美国民众这边。他上街去抗议，没什么问题。但奥巴马发表这个声明，就有很大的问题。

　　——他是美国总统，是全民授权的国家元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如果他站在上街的民众这边，那么他需要做的不是像斯蒂格利茨一样发表言论，而是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力来解决让民众上街的经济问题，改变造成这些经济问题的法律制度。

　　有新闻媒体评论说：奥巴马这样的表态，是在“作秀”，是为了选举做宣传，并非出自真心。我看过奥巴马写的书，他内心应该是真的站在上街民众这一边的，即使是为自己做宣传，也是通过说真话来做宣传。
　　但是，他也只能说说而已。
　　这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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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对这次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概括。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它出了大问题，全世界也就跟着出问题。

　　要理解美国的经济危机，由浅入深，分别有了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金融投机的层面。也即把它看成一次投机过度造成的金融危机。这是最肤浅的层面。
　　从这个层面，看不出这次危机和2001年的新经济泡沫、1987年的股市崩盘、1970年代的滞涨、196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有什么区别。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去救那些金融机构，美国经济始终不能复苏，反而出现了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第二个层面，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层面，也即过去一百年的基尼系数变动所表现的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
　　从这个层面，可以知道这次危机和以前几次的不同之处。美国的底层民众已经非常穷困了，没钱消费了，用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来说，就是“内需不足”。所以，社会生产力水平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没有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了。
　　现在美国的情况和1929年-1932年这段时间非常相似，它光靠往金融体系里面扔钱，搞什么“量化扩张”，不可能让美国经济走出泥潭。调整经济结构比印钞票要慢得多。所以，眼下的美国经济，没有个十年二十年，不可能全面复苏，反而有很大的可能会继续恶化。

　　第三个层面，是从经济政策的层面，可以找到它基尼系数从1974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原因。
　　其间原因是：政府放弃了自己的基本职责，大搞公共事业私有化，社会保障事业私有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放松对金融投机的监管，而且不断给富人减税。
　　这种政策之下，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实际权利必然会出现失衡，也即“实际权利=法律权利+经济权利”。劳动者在经济权利上天然处于弱势的一方，政府和法律不去保护他们，资本家手里掌握的经济破坏力就要去参与分配，就要不断压缩劳动者的生存空间，从他们应得的工资里面拿走一分，让他们自己掏钱买医疗保险等等。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其次，是政府不断放松金融监管，让金融业变成了一个可以肆意利用金融杠杆来对全社会进行货币掠夺的行业。这是金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不仅如此，政府还利用纳税人的资金通过军备竞赛、对外战争等方式给大工业资本家提供订单，在金融投机泡沫破灭之后通过放松银根、发放救市贷款等方式，向富人直接进行利益输送。这是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合流的“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
　　于是，贫富差距就不可逆转的扩大，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即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高喊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普通的工薪阶层从中等收入阶层一步一步被压入收入的底层。

　　第四个层面，是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可以找到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不断推出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的政策的原因。

　　因为这个政府很大程度上被资本拉拢和腐蚀了，富豪阶层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公开的向立法者“行贿”，而且拥有了影响立法者地位的能力——可以打广告给他拉票，也可以花钱在媒体上抹黑他。国会成了保守派的政治阵地，建立了一个单向闸门：不管哪个党在国会占优势，哪个党的人当选总统，凡是不利于富人的政策就通不过，凡是不利于穷人的政策就很容易通过。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容易，难得的是犯一辈子错误”。美国政府连续几十年，始终朝着保守派指引的方向前进，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把这四个层面反过来一看，我们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理解就通了：由于资本权力拉拢和腐蚀了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制约被大大弱化了。美国不是一个传说中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世外桃源，而形成了一个“小政府、大资本、小社会”的畸形结构。政府不断出台政策，减少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而增加对富豪阶层的保护，执行有利于金融投机的政策，不断削弱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金融监管力度，从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贫富差距突破1929年的纪录以后，投机泡沫暂时掩盖了问题，一旦它破灭，美国经济也就立刻陷入了1929年以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个层次的分析，我们可以用一下这幅图来加以概括。图中的曲线，还是过去100年美国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这幅图，实际上是过去一百年的美国经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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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四个层面，可以找到四个层次的解决方案：


　　第一个层次，往金融体系里面扔钱。这是保尔森的做法。这种做法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定经济，制造危机已经过去的假象，但很快马上就会被更严重的危机所打破——因为这种政策会拉大贫富差距；

　　第二个层次，把往金融体系里面扔的钱，由政府转移支付给底层人民。可以通过增加福利，或者“以工代赈”，政府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雇佣失业劳动者的方法来给他们发工资。这个层次是凯恩斯主义的层次，中国在2008年中央政府为稳定经济所作的4万亿投资，也是这个层次。这个做法比直接给金融体系里面扔钱要好得多，能够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经济结构没有调整，这些钱扔出去，很快就要被原来那一套经济体制进行“再分配”。劳动者拿到了一次性的钱，花完了也就完了。医疗、教育、住房的价格依然高不可攀，劳动者的工资没两下又被大资本家和投资者给抢走了。2008年，台湾地区在为抵抗国际金融危机才冲击，给人民发放“消费券”，理由是刺激消费。这种消费券一次用完了怎么办？底层人民还是没有钱。
　　——光靠政府给钱是不行的，还必须理顺整个分配结构，让经济系统自身来给底层人民钱。这种钱，才是最实在最长久的。


　　第三个层次，是彻底改变整个经济分配格局。

　　这就像罗斯福“新政”时所做的：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打击金融投机，将自然垄断行业国有化或者半国有化，从自然垄断行业中取得政府收入，通过对富人的收入征收累进的税收来弥补财政开支。这些从自然垄断行业里面取得的收入和对高收入者的征税，用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劳动者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小微企业的减税减负，恢复经济体系的活力。
　　这样，这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可以得到缓解，经济体系就会恢复活力。贫富差距又会逐步缩小。


　　第四个层次，是进行政治体制的大改革。

　　只要美国的这种“花钱买议员”的政治现实存在，既得利益阶层就总会很快反扑，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就难以长期维持。过不了多久，保守派的议员们又会找各种理由通过对富人减税、鼓励金融投机和压缩劳动者权利的法律。一次新的不可逆转的基尼系数增长大循环又会产生，直到下一次大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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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结束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崛起”的警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一步一步的走过来，非常的不容易。在本次从美国发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也表现良好。

　　但是，我们也同样面临着美国在次贷危机大爆发以前很多类似的情况，其中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有很多种，但即使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也应该与2006年的美国差不多。这是很危险的。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一两次投机泡沫的兴起与破灭，无关大局——这和美国一样。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就可能出大问题——这也和美国一样。

　　一个社会贫富的程度，是检验它制度运行好坏的试金石。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天赋和努力程度的差异，如果追求分配的平均主义，就会让付出更多和更有天赋的人难以从自身的努力中获得公平的回报，就会让这些人丧失开拓创新的动力，阻碍社会的进步；但是，由于人类属于同一个物种，彼此之间在天赋上的差异又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面少部分人集聚了巨大的财富，大大超过了正常的限度，那么不管这种制度在经济理论上被论证得多么完善，它在实际运行中一定出现了很大问题。

　　比如，在美国就有这样一种论调：穷人太穷是因为他们太懒惰，而富人们都是在自由竞争中依靠自己的奋斗获得的财富，所以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实在惩罚勤劳而奖励懒惰，会让这个社会运行出现恶性循环：穷人有了更好的福利就会越来越懒，天天躺在福利上好吃懒做；富人因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都被征税征走了，也就失去了创造财富的动力。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穷人中确实有很懒的，要想找几个拿着福利成天游手好闲的人来作为典型案例宣传一下，很容易。但是，所有的穷人都很懒吗？大部分穷人都很懒吗？一个人自甘贫穷也就罢了，还需要忍心看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父母因为自己的懒惰而忍受贫穷的生活，这样的人在人群中能占多大比例？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相信，这样的懒汉在任何社会都不会占据底层百姓的大多数。大多数人必然是勤奋而努力的，愿意付出辛苦来为自己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每天辛苦苦的工作，却换不来多少回报，医疗、住房、教育这些基本生活的价格轻而易举的就吞噬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无法积累财富，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

　　此外，那些因为有了够吃够喝的福利就放弃努力的人，我们也要去想：他们为什么这样？除了从天性的角度去解释以外，我们至少可以想到两个原因：第一，他们看不到希望；第二，这些人没有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不仅可以给人以知识，还能给人以眼界和雄心，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人意志品质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从幼年到青春期没有受到规范的教育，他养成好吃懒做的习惯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以上这两点，实际上，也都是社会制度的不公造成的。

　　所以，对于一种制度的好坏，除了从理论上审视它的效率与公平之外，还必须以其最终结果来加以衡量。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人类社会发展长期的经验表明：基尼系数维持在大约0.3-0.4之间比较合理。它反应了人类自然属性的差异：低于0.3，这个社会就太平均了，天赋好的人的付出得不到足够的回报；高于0.4，这个社会就太不公平了，社会上掌握大量财富的阶层，必然有很大部分财富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得来的，而是借助于“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对底层人民进行掠夺得来的。

　　这种参与分配的“破坏力”的来源，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政治力量，一种是资本的力量。比较极端的政治力量导致的两极分化，就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官吏集团因为贪腐而自我膨胀，最终财富过度集中到贪官污吏手中，这个王朝就会崩溃；另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握有较多财富的人具有天然的优势来积累财富；或者后来的金融资本主义，少数人利用金融工具来掠夺社会财富，贫富差距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爆发革命，或以对外掠夺来替代对内掠夺，或者像罗斯福那样的制度变革。对于前者，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分析的很透彻，对中国历史了解的人也不难理解；对于后者，本人前面也已经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

　　中国现在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形成，应该说是一种综合的因素，既有政治力量的“破坏性要是参与分配”，也有土地、金融等资本的力量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有一些又是政治和资本联合的结果。有一些学者，只重视政府内部的贪腐行为，认为只要全面学习美国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搞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就能解决问题；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在市场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就认为需要全面加强政府干预，甚至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道路上去。这两种看法，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对具体问题做具体的分析：哪些方面是政府管的太多导致了权利寻租？哪些方面是政府监管不够，导致了资本的掠夺？哪些方面是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结合起来谋取私利，而应该以加强民主和信息公开等制度设计来将二者隔离？

　　对于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后面做更详细的分析。但是，贫富差距的现实已经充分说明，现行的制度运行确实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革，必然会将中国的发展引入歧途，让“中国崛起”的过程变得更为曲折。

　　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经济从外面看来是很好很繁荣的。从1992年到2006年，GDP平均增长率在3%以上（这对一个GDP总量为中国10倍的经济体而言十分不易），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在3%以下。
　　突然之间，危机就爆发了。

　　只有在危机爆发多年以后，我们回头来看美国经济，才发现其中原来隐藏着如此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如果不能有效遏制社会中掌握政治或经济权力的精英集团的贪欲和权力，不能阻止“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就难以逆转。美国曾经“成功战胜”1987年股灾、2001年“新经济”泡沫造成的衰退，但只要它的社会分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则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只是早晚的事。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一部可供未来借鉴的历史。找到了它经济发展背后正确的原因，以后就应该继续坚持。这样，中国的经济奇迹才能继续。不管是把做对的地方当成错误加以“改正”，还是把做错的地方看成是成绩加以“发扬”，都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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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

　　本帖将会继续连载，把主要内容全部连载完。


　　========================前言（补充）======================

　　我出生于中国西南山区的一个小乡村，从小目睹了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基层政府的诸多弊病，也见证了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变。对这个国家，有过希望、有过怀疑；有过热枕、有过愤怒；有过骄傲、有过鄙夷……百味陈杂，一言难尽。心里一直便想回答这个疑问：这个国家会好吗？

　　与诸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相比，余生也有幸，通过小考、中考、高考一步一步到县城、市区、首都学习，就业，经商，而后又因机缘巧合，到欧美的一些名校研习经济与金融。所学专业与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密切，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跑了不少地方，做调研做访谈。最后终于决定写一本书。于是放下一切，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问世事、潜心写作。写的累了，便去登山。仿古圣先贤，远离尘世、独对苍天。

　　研究经济与社会，有时候，需要离人很近，感受他们的呼吸与心跳，看清楚他们对现实利益的算计和争夺，才不至于陷入空洞的迷思；有时候，又需要离人很远，才能够透过繁杂的表象，洞察世事的本源；有时候，需要一颗敏感的心，哀生民之艰，作不平之鸣，才能够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有时候，又要像雪山一样寒冷，以最现实和最冷静的方式来思考，才能得到客观有益的结论。

　　社会科学上的东西，真理与谬误的位置，总是在不停的变换，唯有冷静深入的思考，才有永恒的价值。有人说过吧——忘了是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讨厌肤浅的正确，而喜欢深刻的错误。”肤浅的正确，很快就会因为条件的变化而成为肤浅的错误；而深刻的错误，却会始终给人以启迪。我不觉得读者们应该赞成我在书中的观点，但希望有人能够喜欢我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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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庖丁解牛：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从这一部分开始，我们进入真正的“经济学分析”。第一编的分析，只能称为“经济分析”，而不能称之为“经济学分析”，因为它没有利用经济学的核心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名著《企业的性质》里面提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要求是：“能用马歇尔提出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加以分析。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

　　这两个工具都十分简单，但威力巨大。马歇尔凭借这两个工具，成为了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它们可以像“庖丁解牛”一样，把很复杂的经济问题一丝一丝的理清楚。从这个部分开始，我们就要利用这两个基础分析工具，一点一点的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奥秘。

　　这两个工具，我们称之为“马歇尔之刀”。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把复杂的问题分析清楚，也可以用来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现代经济学由于过分强调基于边际分析的数学工具的应用，往往陷入繁琐分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数学上的方便，而采用许多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根本就没有意义。

　　科斯虽然赞同马歇尔的两大分析工具，却反对在经济学分析中使用太多数学，强调从实际案例出发来分析经济问题，得到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他的这种方法被称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方法论”。在他最著名的四篇经济学论文中，连一个数学公式都没有，全是实际案例的分析，却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非常厉害的。

　　因此，我们虽然借用了“马歇尔之刀”，但操作这把刀的，却不是“马歇尔之手”，而是“科斯之手”。对于经济学中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假设，要根据现实来加以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有三个：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假定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完全理性，不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具有充分的信息和才能来知道如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我们只认可前一半而不承认后一半。也就是：只假设经济活动中的人都在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但他们才能有限、掌握的信息也有限，只能根据自身的能力和不完全信息来做出选择。这些选择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

　　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供给曲线（生产成本）只包括劳动力成本。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生产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力成本，还包括了组织生产的交易成本，包括了资本品的投入成本，如土地、能源、货币等等。

　　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最优生产水平”，认为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直线。这也是一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本文认为，由于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进步，整个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生产能力的极限，而是永远存在生产能力提高的空间。因此供给曲线总是一条斜向上的曲线。

　　有了“马歇尔之刀”和“科斯之手”，我们还需要两个东西：“马克思的心”和“中国人的魂”。

　　“马克思的心”是说：经济学不能抛开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而去搞完全“客观”的分析，这是做不到的。经济分析不能只考虑产出而不考虑分配。为此，必须强调分配公平，强调政府和法律对弱势群体（主要是普通劳动者）利益的保护。

　　有了这几样东西，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理解中国经济。这个部分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它只用了最简单的概念，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就能看懂。内容难度不大。但因为涉及到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逻辑性很强，快速的浏览难以把握。特别是经济学图形的变化关系，特别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读，才能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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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微观基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一、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

　　对于缺乏经济学基础的读者而言，首先需要理解一下：什么叫“边际”。
　　所谓“边际”，就是“最后一个”的意思，也可以形象的理解为“最边上的那一个”。

　　比如“边际效用”，就是“最后一个XX的效用”。

　　一个很多天没吃饭的人，快要饿死了。吃一个包子，可以避免被饿死，这个包子的“效用”对他来说就很大；吃第二个包子，身上有点劲了，“效用”也比较大，但没有第一个包子的效用大；吃第三个包子，就饱了，这第三个包子的“效用”就更小。吃第四个包子，有点撑得慌，这个包子对他的肠胃不利，“效用”进一步减少，变成了负的。再吃第五个，可能就会把肚子撑坏，这个“效用”就更低。这种情况，叫“边际效用”递减——吃包子的“边际效用”，就是吃“最后一个包子的效用”。也就是说，吃的最后的一个包子，它对人的效用总是比前一个包子要小。

　　所谓“边际成本”，就是“最后一个XX的成本”。

　　比如做包子的“边际成本”，就是做“最后一个包子的成本”。卖包子的人，一天做100个包子，没问题。如果做200个，那增加的100个就会让他特别累。如果做300个，最后的100个肯定比前200个更累。做第301个就比做第300个累，因为他的体力都快耗尽了。因此，他做包子的“边际成本”递增——生产最后一个包子的成本大于倒数第二个包子的成本。

　　老板雇佣工人生产打火机，每个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可以生产800个打火机。如果超过8个小时，工人就会体力透支，生产率下降。工人加班时间越长，体力就会越弱，生产率就会越低，也就是工人的“边际产出”下降。如果老板给工人的工资都是每小时50元，而现在工人每小时的产量从800个降低到500个了，则生产打火机的“边际成本”就会上升。如果老板不增加工人的劳动时间，而是雇佣更多的工人，他的管理成本也会上升，雇佣的人越多，成本上升越快，这也是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上升——雇佣“最后一个劳动力的成本”总是高于雇佣“倒数第二个劳动力的成本”。
　　第二个是替代的概念。

　　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卖2.5元一瓶。你个人可能更喜欢和百事可乐。但是如果百事可乐涨价了，卖3块钱一瓶，你就可能去买2.5元一瓶的可口可乐。这个时候，可口可乐就“替代”了百事可乐。

　　有了这种“替代”关系，商品市场才会存在竞争，百事可乐的价格上升，它的销量就会下降；反之，如果它的价格下降，销量就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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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基本的经济学图形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可以画出一幅图。
　　
　　图10-1 微观经济的公平竞争模型

　　（注：对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个图形和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略有区别。教科书上一般会把微观经济模型分为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垄断模型等几种。完全竞争假设需求曲线完全平坦，企业家生产多少产品，都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无限制的卖出去。这个假设只是一个方便的假设。由于我们只分析现实问题，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总是存在，而且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只考虑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也就是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这个模型表示了在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一个企业所面对的需求与生产状况。所以被称为“公平竞争模型”。

　　它是一个初中生都学过的坐标轴。横轴X代表产量，纵轴P代表价格。比如一家卖包子的店铺，X代表包子的数量，P代表包子的价格。坐标轴里面的曲线上的每一个点，都代表了P和X的值的组合。比如点在需求曲线D上面的那个点C，它可以表示为C（X1，P1）,也就是在价格为P1时候市场对该商品的需求量为X1。而AC生产成本曲线上的那个点E，可以表示为E（X1，P2），表示在P2这个价格水平上，商家能够生产的产量是X1，或者说是厂家生产产量为X1的产品，它的成本价是P2。

　　我们假设卖包子老板雇了三个人来做包子，让他们每天都憋足了劲在做包子，做的很累，所以他每多做一个包子，边际成本都是上升的。最后算下来，包子的平均成本也在上升。做100个包子，平均成本2毛钱；做200个包子，平均成本可能就要3毛钱——因为给工人的工资按照时间计算，而工人由于体力问题，每个小时做的包子的数量不断下降，分到每个包子上的成本就高了。

　　平均成本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增的概念有一点的区别，不过我们不去管它。总之就用曲线AC代表做包子的平均成本的变化，产量X的数值越大，成本P的数值也越大。所以生产成本曲线AC向上倾斜。

　　老板把包子做出来、蒸熟了，要开卖。又会面临“替代效应”——如果价格太高，大家就会去买别人家的包子，或者去买别家的馒头了。价格越高，销量越少；价格越低，销量越大。

　　所以，在销售上，需求数量会随着价格的降低而增加。卖6毛钱一个，能卖出去100个，卖4毛一个，能卖出去200个。

　　这个关系呢，我们在图里面就用D需求曲线来表示。X代表包子的销售数量，P代表包子的价格，价格下降，数量就增加；价格上升，数量就减少。所以这条需求曲线D是一条斜向下的曲线。

　　包子铺的老板怎么来确定自己生产多少包子呢？就是计算：怎么才能赚到最多的利润。

　　假设卖8毛钱一个，卖出去50个，这50个的平均成本是1毛钱，老板的利润是50×（0.8-0.1）=35元钱。

　　假设卖6毛钱一个，卖出去100个，这100个的平均成本是2毛钱，老板的利润就是100×（0.6-0.2）=40元钱。

　　假设卖4毛一个，卖出去200个，由于边际成本递增，这200个的平均成本是3毛钱，老板的利润就是200×（0.4-0.3）=20块钱。虽然卖的多了，但是挣的钱少了。

　　所以，最后老板会根据市场需求，计算出一个销量比较多、成本又比较低的数量出来——比如这里就是每天生产销售100个包子。

　　这个时候，在我们的图里面，X1就代表包子铺的实际产量和销量：100个。X1对应的生产成本曲线上面的点是E，它对应的纵坐标是P2，这个P2就代表在X1=100的时候老板的生产成本，2毛钱。X1对应的需求曲线上面的点是C，它对应的纵坐标是P1，这个P1就代表在X1=100的时候老板的生产成本，6毛钱。

　　这个P1-P2=4毛钱，就是老板的利润空间。4毛钱乘以销量X1（100个），就是利润40元。对应的就是图中的虚线框部分：正方形P1P2CE的部分。

　　那这个平均生产成本P2乘以产量X1，就是2毛钱乘以100个，等于20块钱，就是总的生产成本，对应的就是图中的阴影部分：正方形P2EO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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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学过微积分的同学请跳过不看）

　　附录 最优产量的决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前面包子铺老板的产量最优选择。经济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最优产量位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交点上。在这一点上，企业的利润最大。


　　
　　图10-2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所决定的产量

　　每个企业家所面对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如上图所示。 企业家在生产的时候将追求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在图10-2中，D是企业家面临的需求曲线，可近似的假设它是一条斜向下的直线。在坐标轴州，直线的表达方式可写为：

　　p=β-αx

　　由于产量增加会使价格降低，则企业家面临的边际收益曲线MR的斜率的绝对值要小于需求曲线D，可从需求曲线推导出其近似表达式。

　　总收益R（Revenue，这是一个毛收入的概念，包含了成本）可以表达为价格乘以产量，即：

　　R=px=（β-αx）x =βx-αx2

　　对该式求导（导数计算公式：X的导数为1，X2的导数为2x），则得到边际收益MR（Marginal Revenue）：

　　MR=β-2αx

　　同样，AC为平均成本，由于平均成本上升是由新增的产量的边际成本上升所“拉动”的。所以，平均成本要上升，必要条件是边际成本高于平均成本。在平均成本AC向上的区间，MC就是一条位于AC上方的曲线。

　　对企业家而言，MC与MR的交汇点B所对应的产量X1才是他的最优生产规模。少于这个产量，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还可以继续生产增加利润；超过这个点，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少生产一点反而可以增加利润。

　　在产量为X1时，则其市场销售价格为垂直于X1的虚线与需求曲线D的交点C所对应的纵轴值P1；而其平均成本为垂直于X1的虚线与AC的交点E所对应的纵轴值P3。P1与P2的差值乘以产量X1，即长方形P1P2BC的面积部分，是企业家开拓市场所获得的利润；而P2与P3的差价乘以产量X1，即长方形P2P3BE的面积部分，则是企业家组织生产所获得的报酬或者是利润。二者之和即为企业家利润。而利润下面的长方形P3EXO的部分，则是企业家的成本，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成本。

　　对于图10-2中（P1-P3）×X1的部分，是企业家发挥创造力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本文称之为“企业家利润”，它是企业家通过优化生产与开拓市场来改变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回报。。

　　而对于长方形BP3OX1所代表的部分，则包括了企业家的平均利润、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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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家创造并改变需求曲线和生产成本曲线

　　在一个产品被真正生产出来之前，不可能存在对它的“有效需求”。在真实的世界中，每个企业生产的产品都不完全相同，哪怕生产衬衣或烧制砖头的企业也是这样。
　　比如电脑。在电脑能够被企业家以极为便宜的价格生产之前，并不存在对电脑的大规模的“有效需求”。只有在电脑被生产出来了，这种需求才变得具体而现实起来。企业家大胆的对市场进行预测，投入资金进行生产，然后进行宣传、推销、保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最终创造了对电脑的真实有效的需求曲线。

　　具体到一家企业而言，不管它卖包子还是卖核反应堆，企业家都要先考虑是否存在这样的潜在需求，然后生产。“潜在需求者”对于最终将会购买怎样的具体的产品，并不明确。在“潜在需求”和“潜在产品”之间，是企业家的活动空间。由于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无限的，因此哪一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水平和企业家的创新。

　　企业家不仅创造他所面临的需求曲线，而且会不断的改变着他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如果他善于宣传和包装，那么他可以把他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向外移动，扩大销量或者提高价格。

　　比如卖包子的老板。如果他能够找到最佳的人员流动的十字路口，他也可以大大的改善自己面临的需求曲线（需求曲线向外移动，代表同样的价格可以卖出去更多的产品），7毛钱可以卖出去150个包子，而不是6毛钱卖出去100个包子。这样他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就是虚线方框的面积（对于价格减去生产成本乘以销量）变大了。这种变化从下面两幅图的对比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图10-3 在角落里卖包子的老板面临的需求曲线

　　
　　图10-4在繁华路口卖包子的老板面临的需求曲线

　　这种创造和改变需求曲线的行为，对卖核反应堆和卖包子的企业家而言，都至关重要。
　　此外，平均生产成本曲线（也叫供给曲线）也是由企业家创造和改变的。

　　这个更容易理解一些。企业家如何购买土地、机器，如何找到合适的人来生产和协助他管理企业，他的产品要与市场上的产品有什么区别……他的这些管理才能决定了这家企业以怎样的边际成本来生产产品。即使是最简单的组装加工企业之间，他们的管理风格、规章制度、用人原则都不会完全相同，生产成本也不一样，企业家个人所获得的利润也不一致——在一个产品真正的被企业家生产出来之前，生产一个产品的边际成本不可能被准确预知。

　　企业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加强管理来推动生产成本曲线AC向外移动：也就是同样的成本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比如卖包子的老板可以通过培训工人，提高他们的熟练程度，原来一分钟才包一个包子，现在一分钟可以包两个包子了。他每个小时给工人的
　　工资不变的话，分摊到每个包子上的成本就会下降。

　　同样的成本P，生产更多的数量X，企业家的生产成本曲线就向外移动了。
　　移动之后，老板的利润也会增加。也如下图所示。同样数量的包子卖出去，价格不变，生产成本降低了（阴影部分面积减少），利润就增加了。这个很好理解，无需进一步说明。

　　
　　图10-5工人不熟练时包子铺的利润
　　
　　图10-6工人经过培训后包子铺的利润（生产成本曲线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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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房地产的“刚需”与企业家利润

　　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热的时候，大家常说一个词：刚需。也就是“刚性需求”的简称，形容那些需要自住的购房者急需买一套房子，房价高一点低一点都要买，这种需求非常的“刚性”。

　　这种“刚性”的概念反应到需求曲线上面，就是价格变动很大，而需求量变化不大。房子涨50%还是跌50%，对自住者来说，他都要买，也就是贵了就买面积小一点的，便宜了就买面积大一点的。

　　相反，汽车的需求就不怎么有“刚性”，而是有“弹性”，也即可买可不买。价格贵一点，买车的人就会少很多；价格降下来，买车的人就会增加。如果有的汽车品牌涨价50%，销量就会下降得很厉害——大家都去买别的牌子的汽车了。

　　我们还是用两幅图来表示：

　　
　　图10-7房子的刚性需求

　　
　　图10-8 汽车的弹性需求

　　一般来说，基本的生存物资，包括粮食、水、住房这些东西的需求比较“刚性”，因为它关系到人的生存，价格高也得买低也得买。高级一点的非必需消费品，比如汽车、化妆品、数码相机这些东西，它的需求就比较有“弹性”，价格便宜了，买得起就买；价格太贵，买不起就算了。

　　对企业家来说，肯定希望自己的产品比较有“刚性”而缺乏一点“弹性”。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就可以卖高价，多赚些利润。

　　生产化妆品的企业改行盖房子，跨度太大。一般的做法是让自己的产品变得难以被同类产品“替代”。需求曲线向下，主要是替代效应造成的。只要不太容易被替代，产品就会比较有“刚性”。具体方式包括：更贴合消费者的需求、包装的更加精美、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等等。

　　比如，可口可乐公司的汽水不仅好喝，而且还有代表了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这样在中国就会有一批向往这种文化的年轻人对其有品牌偏好，即使别的厂家生产出和可口可乐味道完全一样的汽水出来，也无法做到跟可口可乐“同质竞争”，而只能和另外一些没有这种文化意味的普通饮料“同质竞争”。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就比别的饮料更陡的需求曲线。他们要么可以以更高的价格销售产品（这被称为“品牌溢价”），要么可以保持价格不变但卖出更多才产品。总之，就是可以比别的饮料企业赚取更多的利润。

　　反之，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无法使自己的产品脱颖而出的企业，将会使自己面对的需求曲线越来越平坦，利润空间也就越来越少。（在生产成本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斜率的变动对企业家利润的影响，如下图。
　　
　　图10-9 需求刚性时候的企业家利润
　　
　　图10-10 需求非刚性条件下的企业家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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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头顶需求，脚踩成本”的企业家（华为老总任正非）

　　我们看上面的图，企业家的利润，被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夹在中间，一旦成本上升或者需求下降，他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如果需求曲线下降，降到了成本曲线下面；或者成本曲线上升，升到需求曲线的上面，企业家的利润就会变成0甚至是负数——也即出现亏损。长期这样赚不到钱，他就只能关门大吉。

　　
　　图10-11 企业家与公平竞争模型

　　在上面这幅图中，中间的那个小人就代表企业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提高自己的利润（增加图中虚线框部分的面积）。为此，他努力向外推动企业的需求曲线——也就是开拓市场，脚踩自己的生产成本曲线——也就是控制成本，从而保卫或者扩大自己的利润范围。

　　同时，他也面临着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对手不断改进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价格来和他争夺市场。如果他不能及时进行创新，采取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改进企业内部管理和提高生产技术，他的需求曲线就会变得平坦（更容易被竞争对手的产品替代）或者向内部移动（市场空间狭窄、销售渠道不畅）。

　　在利润驱动和市场竞争的内外动力共同作用之下，市场上的企业家们，就不断的进行创新，创造各种各样符合消费者个性需求的产品出来满足市场需求，不断采用新的技术和优化内部管理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满世界的去开拓市场、建立销售渠道……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一步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是逐步释放这种“企业家才能”来推动经济发展。

　　我们以现在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的成长为例来说明上面的分析。

　　华为公司的创始人叫任正非，是一个转业军人。改革开放初期，到深圳创业，于1987年建立华为。最开始做的事情，是给国外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做销售代理。按照一定的价格把国外的交换机（一种建设电话手机网络必须的通讯设备）买回来，然后在国内把它们销售出去，赚取一点中间价差。由于产品的购买价格是一定的，比如20万元。假设不管它卖出去多少台，每台的进价都一样，都是20万。所以，它此时的平均生产成本曲线是一条水平的曲线。

　　买进来以来，华为公司要想办法把这些设备推销出去，主要是卖给各地的电信局。这种“跑销售”的行为是一种改变需求曲线的“企业家行为”，它有效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使得交易得以达成。销售搞的好，就能多卖，或者卖个好价钱。所以，华为此时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斜向下的、可以因为市场环境和企业家才能的力量而移动的曲线。如下图所示，站在需求与生产之间的那个人，就是以任正非为代表的华为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此时正在手脚并用，抵制市场竞争给他的需求曲线带来的压力，压住进货成本，保住自己的利润。他夹在需求与生产成本之间，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一旦这个空间被压缩得没有了，他就会被“夹死”，十分可怜。

　　
　　图10-12华为作为代理销售公司时候的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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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华为公司的利润不错，但随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小的代理公司都从国外进口交换机来跟华为公司强生意，拼命压低销售价格。这样，市场环境就恶化了，需求曲线被大大的压缩，利润空间变小。

　　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任正非就被迫要让华为公司转型。从一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代理公司，转变为一家能自己生产交换机的高科技公司。这样做很辛苦，风险也很大，但市场逼着他转。任正非经营多年的利润全都拿出来搞研发，而且还贷了1一个亿的高息贷款。据说，做此决定之时，任正非跟他的创业团队说：“搞不成，我就从楼顶跳下去；搞成了，我们就在楼顶上晒钞票，免得太多了堆在房子里发霉。”

　　——市场竞争就是这样，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给企业家巨大的压力，也给了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企业家才能搞销售、搞管理、搞研发的巨大动力。
　　经过辛苦的研究开发，华为终于研制成功了自己的交换机，成本不到国外同样产品的五分之一。于是，它们的生产成本曲线立刻大幅度向下移动，假设从20万元降低到了4万元左右。

　　由于是自己搞生产，生产组织管理成本等等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华为的生产成本曲线就成了一条斜向上的曲线——如果生产规模超过了它的正常生产能力、需要加班加点的生产，它每多生产一台程控交换机，成本就会增加。
　　研发成功以后，华为公司的需求曲线和生产成本曲线变成了这样：


　　

　　图10-13华为可以自己生产程控交换机之后的需求曲线与成本曲线

　　跟前面那幅图相比，成本曲线变成斜向上的了，成本（阴影部分）大大降低，利润扩张。任总的日子立刻就更好过了。

　　华为自己生产的程控交换机，跟国外生产的质量上有差距。但由于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即使以更低的价格也能赚到更多的钱。华为的利润空间还是增加了。它不仅包括了销售的利润，还有生产的利润。此时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所赚到的钱，就是他开拓市场和组织生产研发的才能的回报。

　　有了生产成本的优势，华为公司的推销员开始全国跑，向各级电信主管部门推销自己的产品。中心城市的电信局比较有钱，也更信任国际知名品牌，这方面华为公司缺乏优势。任正非便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战略，重点打开市县一级市场。这些地方的电信局钱不多，又想发展本地区的通讯网络，廉价的国产货就是很好的选择。

　　能够跳出中心城市的激烈竞争，到小城市小县城去开拓新的市场，建立了全国性的销售服务网络，也就大大拓展了华为公司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同样的价格可以卖出去更多产品）。

　　同时，为了降低因企业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成本，任正非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来帮忙制定《华为基本法》，完善了华为公司内部的组织管理。通过类似的一些措施，管理结构理顺了，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而不会导致“边际成本”过高。技术研发和管理效率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华为公司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原来可能一年只能以合理的成本生产100台程控交换机，现在可以同样的价格生产1000台了。于是，华为公司的生产成本曲线也大大的向外移动了。

　　就这样，通过一点一点与对手的竞争和自己的开拓，华为公司逐步成长壮大。从一家微不足道的小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2010年，年销售额超过了284亿美元，雇佣人数超过11万。2011年，华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二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