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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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按照这样的速度挣钱，就只能在资本市场上继续翻云覆雨。接下来，宋如华又宣布要把“软件产业园”建到全国各地，四处跑马圈地，圈了地之后就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找银行贷款。又宣称要在多个地方建立信息技术院校，培养软件人才。又宣布要进入互联网领域，发展网络商务……总之，就是不断的提出新的概念，疯狂贷款、疯狂圈地，然后操纵股价，从资本市场挣钱。那个骑着三轮车开拓市场的企业家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以骗取银行贷款、地方土地和股民血汗的投机者和掠夺者。

　　整个过程无需做详细的描述。总之，最终是托普集团彻底崩溃，股价一泄如注，宋如华以2元的价格将托普集团转让，然后出逃美国。留下的是跨越10省12个城市12家银行间的巨大债权债务。四川省银监局称，托普在四川一省造成的银行贷款损失就达20亿元左右。至于在股市造成的损失，则难以计算。

　　而且，托普集团的崩溃并非宋如华本人的彻底失败。他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没少给自己存钱。具体数额虽然不得而知，但他在美国有房产，过去以后还有钱办杂志、开酒店。其生活水平当远远高于普通的中国居民，也应该强于大学的天文物理学教授。

　　我们不必从个人道德或意志品质的角度对宋如华进行批判。他按照企业家的利害计算，在资本投机和经营实业之间做出了自己能够看得到的边际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对他自己而言，最终的结果也不算太坏。真正需要检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制度在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怎么会让一个愿意放弃大学教授职位到街上蹬三轮的企业家，变成了一个资本市场的投机者和掠夺者？

　　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的实施并不能成为宋如华转变的理由。一个国家的税务系统统一征税电子信息系统并无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以托普当时的规模和技术水平，无论这轮竞争中有无内幕交易，它都不可能成为这么一个大型信息系统建设的承担者。而且托普也并没有因此而亏损倒闭，只是营业额大大缩水，每年仍然有上千万的营业额。要知道那是在1996年。从1996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中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容易挣钱的地方。手握几千万，拥有从蹬三轮开始的市场经验和公司管理经验，有了自己的营销队伍，依托电子科技大学的人才资源，在刚刚启动的电子信息行业里面做生意。应该说经营风险很小，而利润空间很大。

　　真正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对宋如华的过分支持。托普是通过收购一家国有上市公司来“借壳上市”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该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它最少需要一个亿来购买这些国有股权。但托普一年上千万的营业额，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出来。宋如华以在四川省以外的地方“借壳上市”为要挟，竟然取得成功。地方政府支持民营企业上市原本是件好事，但在托普根本不具备基本的上市条件的情况下，竟然到证监会“做工作”，说服证监会同意降低了某些上市标准。然后又让被收购的国有上市公司和地方国资局掏钱帮助托普上市。整个过程，地方政府一方面想要出政绩的心情过于迫切，另一方面又害怕事情搞砸了令政府难堪。放纵并支持了宋如华利用资本市场圈钱的行为。最终为宋如华从实业家变成资本投机者的彻底转型打开了大门。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过分支持，宋如华在资本投机和经营实业之间的利害计算方式就会改变。他要么让托普成为一家真正成功的电子信息企业，要么让企业倒闭。他的这种辞职下海蹬三轮车开拓市场的可贵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就会充分发挥，对外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对内研发新的电子信息产品

　　。因为他有这个动力，也具备这样的才能和机遇，而且也没有别的选择。这种精神得以充分的发挥，就是国家社会之福：消费者福利会因此而改善，就业岗位会增加，技术会进步，产业会升级。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现代化，其实就是靠着一大批具有此种精神和才能的企业家一点一点推动的。其它的别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都只能起辅助作用。是企业家把这些东西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了实际产品和有效需求。而一旦这种精神腐化变质，就会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祸害。

　　如果资产投机的收益太高风险太小，企业家精神就会被侵蚀、被腐化。要想推动产业现代化，就必须阻止产业泡沫化。要阻止产业泡沫化，就必须改变企业家的利害计算，建立一系列制度，让资本投机成为一个比经营实业风险更大、收益更低的选择。

　　此外，在整个过程中，金融系统和证券市场监管的缺失，也是使宋如华能够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的重要原因。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系统和证券市场在不断完善，利用这方面的制度漏洞进行资本投机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宋如华的这种转型模式，不能被解释为特殊时代的特殊情况。随着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看到，在任何制度下，资本所有者和操控者，总会想办法来寻找制度的漏洞，然后将其不断扩大，从而实现通过资本投机来掠夺这个社会的存量财富，最后导致经济崩溃。

　　在比中国证券市场成熟得多的发达国家金融市场上，资本的操控者利用所谓的“金融创新”，创造出各种五花八门的衍生金融工具来逃避监管，通过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将房地产投机与证券投机结合起来，推动整个经济体系不断走向泡沫化，并从中攫取了巨额财富。这种企业家向资本家的转型，从创造者向掠夺者的转型，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

　　——中国由于刘易斯拐点的来到，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使得这种转型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产业泡沫化和产业现代化的矛盾在现阶段变得突出起来。但是，即使这一轮资产投机热潮被成功遏制，在未来的产业现代化之路上，必然会不断出现因泡沫化而阻碍现代化的情况。除了要分析当前的情况，还必须从一些更根本性的理念上来思考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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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yitong 369楼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论战了很长时间。目前效用论占据了绝对主流，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价值论错了，但至少目前的价值论体系是存在不完善之处的，这一点应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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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劳动价值论是从供给端看，效用价值论（其实是稀缺价值论）是从需求端看。供给只有被需求接受才能成为商品，所以二者是同一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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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这样，价值论主要从生产的角度，效用论主要从需求的角度。目前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从消费和需求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而将生产看成是由消费需求和技术进步二者共同推动的，而技术进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所以生产成了消费的附属活动，没有被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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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汤无忌 397楼
　　恩 这一点楼主是对的，个人感觉马克思所谓的价值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理解，作为某一类产品，其价值定位仍然基本和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种安卓手机没卖出去，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市场竞争的原因，但市场对整体手机的定价还是符合其平均价值的。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因为不同类产业，不同行业之间仍然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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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宏观上来看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也就是商品的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符合的不够好。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宏观现象在微观中，是一个复杂的需求与生产的互动的过程。有人付出劳动，然后用于交换，根据交换的结果调整劳动产品的具体性质，最后通过需求与生产的契合，劳动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价值论单纯强调生产对价格的决定作用，忽略了需求的多样化，因而在微观层面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具体的可以用来反驳它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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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囤积居奇”模型与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后向假说

　　前面分析了企业家精神演变的两个方向，推动生产成本曲线向前的方向和拉动资产价格向上的方向，分别代表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与变质。利用这样的思想，还可以再提出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另外两个方向的假说。
　　首先，是生产成本曲线向后移动的假说。

　　这种移动和拉动资本价格向上移动有所不同。资产泡沫的形成，与货币的扩张密不可分，在资产价格高涨的同时，需求曲线也会随之上升。均衡产量X1不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不大，主要是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普通消费品比例降低而投资品和奢侈品消费品比例上升。

　　而供给曲线向后移动则完全是需求弹性较小的产品价格上升所导致的，它会在价格上涨的同时导致均衡产量X1。这种情况可以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来作为例证，即在石油价格猛涨的情况下，社会的总生产成本上升，则必然带来价格上涨和产量下降，可观察到的数据表现形式就是所谓的“滞涨”，即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并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产品结构必然出现劣化的倾向，居民消费中的较大比例将用于直接的或间接的能源开支，其结果只能是减少需求弹性较大的物品的消费。

　　这种情况与企业家精神的演变有何关系呢？这仍然需要到微观经济活动中去寻找。

　　需求曲线被假设为一条斜向下的直线仅是一种方便的近似。但是，对于一些生活必需品来讲更是如此，一旦产量少于生存所必须的量，其弹性就会变得极小。这种变化就会使企业家的行为发生变化——在正常的市场上企业家依靠扩大生产获利，而此时却可以通过压低生产获利。

　　以粮食为例，假设在一个对外封闭的市场中，粮食产量100万斤是一个满足这个市场人们基本需求的必须的量。在这个量以下，粮食价格的需求弹性比较大，贵一点就吃少一点，便宜一点就吃多一点，或者拿来喂猪喂鸡，提高食品档次。而在这个量以下，粮食价格的需求弹性就会很小，稍微减少一点就会有人饿肚子，甚至危及生命。那么，在100万斤以上的粮食需求曲线为P=5-0.01x（P的单位是元，而x的单位为万斤，下同）。而在100万斤以下的粮食需求曲线就会变成P=20-0.17x。

　　假设粮食的边际生产成本是一条P=3的直线，即每斤生产成本为3元。边际收益曲线由需求曲线推出：P=5-0.02x。当P=3时，最佳产量为x=100万斤，市场价格为P=5-0.01×100=4元。此时企业家的利润是100万元。人们用于粮食的开支为400万元。

　　但由于需求曲线斜率发生变化，当P=3时，企业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在100万斤以下的需求曲线所产生的边际收益曲线的交点生产。此时的边际收益曲线为：P=20-0.34x。当P=3时，x=50万斤，市场价格为P=20-0.17×50=12.5元，此时的企业家利润为（12.5-3）×50=475万元。人们用于粮食的开支为625万元。

　　此时，选择把产量降低到50万斤显然是一个利润更高的选择。但结果就是市场上有很多人吃不饱饭，粮食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大家被迫把钱都用到购买粮食上，只能减少别的更高档次的消费。企业家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了暴利，却导致经济体发展出现倒退。企业家的这种选择如下图所示。
　　
　　由于粮食等基本的生存物品的短缺危及社会的基本稳定，政府干预比较严格，而且粮食生产主要由分散的农民或农场主完成，每个人生产的量占总量都极小，所以很难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家能够控制整个粮食生产。因而这种情况较少出现。但在社会秩序出现混乱或者政府控制力极弱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比如在战乱时期“囤积居奇”的行为，就是利用人群的恐慌来在短期内囤积大量粮食，抬高物价然后牟取暴利。这种因为需求曲线变陡而出现的企业家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严重冲突的模式，可以称之为企业家精神的后向演变。因为它是以缩减产量，迫使社会整体生产成本曲线向后移动来实现的。

　　因此，如果粮食市场出现垄断，则可以观察到的“价格上涨”的情况，并非完全由微观经济学垄断模型中的“垄断三角形”造成，乃是因为这种需求曲线斜率变化所造成的——垄断者通过压缩产量提高价格来获得暴利。

　　由此也可以推论，基于垄断所带来的真正的价格大幅度上涨，主要会出现在生产生活的基本物资行业比如粮食、水、能源等等，而不会出现在可替代性很强、需求弹性很大的产品的行业。也就是说，如果粮食、水、能源这些领域出现企业家垄断，是很危险的；而在一些普通消费品的细分领域，比如微观公司的电脑操作软件、腾讯公司的QQ通讯软件等等，这些产品即使出现垄断，垄断者的利益依然是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他们要通过压低生产成本、扩大销量来赚取更多的利润，因而难以观察到因为单个企业市场份额很大而造成的价格大幅度上升。反垄断政策，也应该主要针对上游产业的垄断，而对下游产业则可以放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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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与企业家精神演变的下向假说

　　前文通过将公平竞争模型和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分析，提出企业家精神有向前、向上、向后演变的可能，那有没有向下呢？

　　从图形上看，向下就是推动生产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看起来这和生产成本曲线向右区别不大。但向右移动是通过提高单位劳动力或资本的生产效率来实现的，它在提高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收入的同时提高企业家利润，或者说在还有劳动力和资本没有被利用的情况下，企业家通过扩张就业和充分利用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一种对社会有利的企业家行为。

　　而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则是企业家在劳动力或资本效率不变的情况下，压低劳动者工资或资产价格来获得企业家利润。

　　首先要看的是企业家压低资产价格获利的行为。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通过价值发现和有效的谈判技巧等方式，以较低的价格从资本所有者手中购买资本，从中盈利，是一种十分普遍和正常的情况。这种行为一般来说可以促进资本的有效利用。其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的身份时常发生变化，有亏有赚。

　　然而，资本是一种存量的财富，也就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财富或者说是天然存在的财富（比如石油）。而企业家行为的核心是创造力，如果从存量财富中取得收益更为容易的话，这种行为对企业家精神同样是一种破坏。

　　比较典型的案例即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握有存量财富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政府。整个改革过程，也就成了一个企业家通过掠夺国家存量财富向大资本家转型的过程。当时的改革者们认为，只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企业的管理者们就会精心照顾自己的财产，或者在市场交易中落入有能力将这些财产收益实现最大化的企业家之手。这样，俄罗斯经济就可以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弊病，实现成功转型。因而制度的制定者们就为私人廉价获取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掠夺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边际替代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克里斯蒂娜?弗里兰在她的《世纪大拍卖》中讲述的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著名的寡头之一米哈伊尔?弗里德曼的经历，能够很好的说明这种企业家精神向下演变的过程 ：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最初只是一个靠倒卖电影票赚点零花钱的大学生，有点像今天的“黄牛党”。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莫斯科附近的一家钢厂工作。

　　随着戈尔巴乔夫自由改革的逐步推进，个人经营企业变得可能。他和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清洁公司，专门给各个单位擦窗户。在他的父母月工资只有40卢布的时候，他的月收入就已经超过了1万卢布。

　　此后，他又开始进入对外贸易领域，从西方进口香烟、香水、计算机、复印机到国内进行销售。

　　尽管这些活动的合法性都多少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都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实际的经济福利。从经济学上来看，都是值得称赞的企业家行为。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私有化改革。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个发大财的良机。于是他利用自己在做外贸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和西方金融机构的关系，联手收购俄罗斯那些被匆忙私有化的企业。这些企业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出售。弗里德曼的计划是把它们购买以后进行重组，改善组织结构引进资金，然后卖掉或者继续经营。

　　这种想法相当美妙。实际操作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要对一个问题重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重组，绝非一件易事。任何关注过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国人，都必然对此有十分深刻的印象。涉及到的企业内部人事关系、财务关系实在是太复杂，稍微做一下变革都会遭遇到利益受损者——不管是企业管理层、当地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职工——的强烈反抗。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还是从中赚到了一些钱。但这个钱挣得太辛苦了。很快，他和他的朋友，也包括参与此事的西方银行家，就认识到问题所在。一位弗里德曼的西方合作者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把这些钱放到“鲁克石油公司或天然气工业公司，它们会挣到多得多的钱。”

　　也就是说，他们终于发现，在私有化进程中，企业家式的经营是很不划算的。与其从经济建设中获利，不如从掠夺这个国家的存量财富——尤其是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中获利。

　　对此，克里斯蒂娜?弗里兰评论到：“不久，大多数俄罗斯商人，包括寡头们，都发现最保险的赚钱法方式，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去啃硬骨头，改变那些企业的运行方式。真正的摇钱树是抓住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宝藏——这是一种经济性的觉悟。俄罗斯那些最大的私人财富，正是在这种觉悟的引导下积累起来的。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讲，这却是一种最不幸的现实：由于从自然资源中获得利益巨大而且来得相对容易，俄罗斯最好的、最具冒险精神的经营人才被吸引到了那里，而不是真正致力于振兴俄罗斯经济中那些关键性的生产性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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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性的觉悟”，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掠夺存量财富的边际收益高于创造财富的边际收益。此时，企业家精神就开始出现下向演变。

　　弗里德曼最先还是从他的进出口贸易中得到这种启迪的。因为他逐渐发现买卖香烟、计算机这种生意再赚钱，还是不如出口石油挣钱。于是，弗里德曼从石油贸易入手，开始一步一步的向力图控制上行走业进军。他不再收购那些需要重组改造的消费品生产企业，而是专注于收购石油企业，夺取无需费力生产和开拓市场的石油资源。

　　总的来说，弗里德曼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步。跟那些来自于官僚体系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寡头们相比，他是从认真的做企业开始的。跟宋如华蹬三轮车卖电脑一样，弗里德曼也曾扛着刷子去挨家挨户给人家擦窗户挣钱。他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在私有化初期还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来试图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造，可谓很有一番企业家理想。与其他寡头相比，弗里德曼本人在西方的名声相当好。

　　这种企业家理想最终还是向现实屈服了。等他觉悟到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如何才能挣大钱的时候，那些最有价值的最大的石油企业已经被官僚集团和投机者瓜分得差不多了。他只能获得一些中小型的石油企业。

　　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弗里德曼逐步融入俄罗斯寡头集团，成为了在1996年俄罗斯大选中秘密支持叶利钦的“七人寡头集团”的一员。这些人和青年改革派达成协议，以大选获胜以后继续瓜分国有资产作为支持叶利钦的交换条件 。

　　最后，叶利钦当选，青年改革派履行了大部分承诺。寡头集团的领袖波塔宁获得了俄罗斯第三大石油企业丹斯科和俄罗斯——也是全世界——第一大有色金属企业诺尔里斯克镍矿公司，并且还当上了政府的第一副总理。另一位成员，科尔多霍夫斯基获得了尤科斯，它后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非国营石油企业，反对这项兼并的西伯利亚涅夫特约岗斯克市——尤科斯的一个重要石油产地——的市长在1998年科尔多夫斯基生日这天被枪杀，凶手至今没有查明 。而弗里德曼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垂涎已久的俄罗斯第六大石油企业——秋明石油公司。

　　至此，那个努力经营清洁公司和出口贸易的企业家完成了从前向发展到下向演变的过程——以低廉的价格掠夺国家的存量财富来一夜暴富。

　　但是，寡头集团内部在瓜分“胜利果实”的过程中出现了分裂。首先是弗里德曼想和波塔宁合作瓜分石油企业丹斯科。可波塔宁想独吞，他联合英国石油公司把弗里德曼挤了出去。复仇心切的弗里德曼与另一位寡头古辛斯基结成联盟，跟波塔宁争夺俄罗斯最大的通讯企业。关键时刻，青年改革派站在波塔宁一方，弗里德曼再次落败。

　　于是，古辛斯基和弗里德曼掀起了针对波塔宁和青年改革派的“银行家之战”（古辛斯基、波塔宁和弗里德曼都控制着一些大银行，并负责代管一些重要的国家财政账户比如海关账户、养老金账户等）。这场战争超过了经济战的范围，而是力图在政治上打倒对手。这一次他们获得了胜利，波塔宁和青年改革派领袖丘拜斯、科赫都被解除了政府职务 。但也让政府陷于混乱、政府财政陷入瘫痪——因为那个时候政府财源已接近干枯，政府正常运转需要得到控制了金融系统和自然资源的寡头们的支持。

　　这对本来就问题重重的俄罗斯经济，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打击。在随之而来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俄罗斯丧失了偿还外债和支付社会保障金的能力，经济社会一片混乱 。

　　获得胜利的弗里德曼终于迫使英国石油公司退出了丹斯科，然后又利用一次很有争议的法庭破产判决，廉价收购了丹斯科下面最大的一家石油开采企业。弗里德曼个人坐拥数十亿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了俄罗斯排名第三的富豪。

　　在这一片混乱中，损失最大的并不是寡头们，而是俄罗斯社会的那些中小企业家——那些跟弗里德曼一样靠着努力经营实业逐步成长起来、但是没有转型去掠夺国家资源的企业家。石油等自然资源出口赚的是美元，而国内贸易则主要依靠卢布。由于卢布迅速贬值、通货膨胀高涨、经济社会秩序失控，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大大缩水，甚至破产，日常经营活动也无法进行。俄罗斯工业增长率从1997年的1.9%下降为1998年的-3%，居民收入同比下降了10%。

　　在这场私有化变革中，资本家的掠夺精神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从企业家转型为掠夺者的人大获全胜，经营实业的企业家一败涂地。

　　以上过程可以利用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来加以分析（图13-5）：
　　
　　图13- 5掠夺者利润与企业家精神的下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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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是从基于前文的结构化的经济发展分析框架修改而来。图中的长方形P2P3GB的面积代表了全社会的劳动者收入，P3GX1O代表了资本投入成本，P1CBP2代表了企业家利润。

　　资本平均成本则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财富，比如对石油进行冶炼加工，用原材料制造出机器等带来的的价值增值那个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的存量财富。比如石油和铁矿石，这些东西具有经济价值，但它的价值不是谁创造出来的，而是亿万年的自然力的作用所形成的。在俄罗斯经济中，这还包括了那些在前苏联集体经济中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所勘探、建设而形成的自然资源开采能力，以及其它一些经过多年经济建设形成的国有存量财富。这里暂且只讨论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土地问题等其它存量财富。

　　在国有体制下，这些财富为政府所掌控。企业家要进行生产创造，他获得的财富应该包括长方形P1P2BC的面积。但同时应该向存量财富的所有者——政府支付其市场价格P3。这一部分将会成为政府财源。企业家如果想要赚取更多的利润，合理的办法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资本利用效率，由此推动平均成本曲线向右移动。这是前文反复分析的，是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发展方向。

　　但是，私有化的改革，为企业家赚取利润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就是低廉的获得国有存量财富。即利用各种手段，把存量财富的价格从P3压低到P4廉价收购，将这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也就是图中阴影部分P3P4HG的面积。

　　当投入同样的时间和财力获得这个部分利润的边际收益高于经营实业的边际收益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向掠夺者转变，而无心再去推动生产平均成本曲线向右移动，社会经济发展就会放慢或者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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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家转型的成本问题（全书核心）

　　本节内容是本书的基本理论起点，是全书分析框架的核心。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掠夺结束以后，也就是掠夺者们把存量财富瓜分完毕以后，他们会重新变成企业家，老老实实的推动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吗？这也正是青年改革派们以及支持“休克疗法”的西方学者所希望看到的结局。

　　这种转变并非不可能。但是，它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成本。从企业家变成掠夺者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掠夺者变成企业家则非常困难。掠夺是人类从动物中继承下来的兽性，乃是人类的第一本能，几乎不需要学习，这个过程也相对简单。通过平等交换提高双方的福利的能力（这是企业家才能的一个方面）却是一种逐步进化出来的第二本能，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对他人、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属性具有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

　　西方经济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似乎认为只要是个人呆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就可以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所以一个掠夺者只要把东西掠夺完了，自然就可以转而变成企业家了。企业家才能乃是人类具有的难以复制和难以捉摸的创造力，乃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经济资源，不是人人都有的。整个社会的竞争机制如果能够正常运转，才能通过优胜劣汰，保证那些具有开拓市场和组织生产的创造性才能的人物坐在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

　　如果一个制度让掠夺行为的收益高于创造行为，在这个制度中胜出的人物，必然是一批胆大妄为、厚颜无耻，蔑视社会正义和各种法律规则的人。这些人已经习惯了通过掠夺来一夜暴富，要让他们突然具备理解消费者的各种精致的需求，用现代化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而且也太辛苦了。

　　出于对企业家创造性才能的无知或者是故意的曲解，西方经济理论提出了一种“风险偏好”理论来解释企业家才能。也就是说，企业家就是一群具有风险偏好的人物，喜欢通过承担较高的风险来获得较大的收益。这种理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把数学模型引入对企业家行为的分析，只需要利用概率理论和一堆漂亮的曲线，在加上一堆数据就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比如说某些人愿意冒损失30%财富的风险，得到超过“平均利润”30%的“风险溢价”，如此等等。

　　这种理论看起来很漂亮，理论体系也很完整。但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是错的。

　　什么叫错呢？所谓“错”，就是“对”的反义词。一个经济理论是“对”还是“错”，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能不能反映实际情况，能不能得到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结论，而不在于它的公式或图形够不够漂亮。按照这种“风险溢价”的理论，不管是掠夺者还是创造者，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冒风险。那些掠夺者既然如此热爱冒险，必然也可以很容易的变成企业家。而且它向社会宣传一种极为糟糕的致富方法：冒险。我们时常可以从一些热爱股市或者房地产投机的人口中听到这样的话：“高风险才有高收益嘛，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风险越大、收益越大。”这种话的背后，是有经济学理论支持的。

　　对这种荒谬的理论，戴维?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引用的彼得?德鲁克的一段话可以进行有力的反驳：

　　管理学理论的泰斗彼得?德鲁克说过一个故事，值得大段引录如下：

　　一二年前我参加过在大学里召开的研讨会，讨论企业家行为，会上发言的有几名心理学家。尽管在其他方面各自的论文均有异议，但是论文都谈到一种“企业家性格”，其特征就是“冒风险的倾向”。

　　席间有一位著名的事业成功的创新家和企业家，他在25年间把一个以加工过程为基础的创新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行业。众人要求他对论文观点作出评论。他说，“我本人对各位的论文实在弄不明白。我认为我所结交的创新家和企业家决不比任何人少，而且我自己就是创新家和企业家。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一种‘企业家性格’。但是，我知道那些事业成功的人，全都有，或者至少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不是冒风险的人。他们尽可能确定那些不得不冒的风险，并且把风险减低到最小程度。否则的话，我们这些人谁也不会成功。就本人而言，如果我当初想要做个冒风险的人，我早就会去做房地产生意，或者搞商品贸易，或者我就会听母亲的话去当一名职业画家。”

　　这和我的经历也是一致的……我认识的那些创新家其成功的条件是，他们为自己确定风险，并且控制风险不再增大。他们成功的条件是，他们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认准机会并加以利用。

　　以上引文的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这两句话可以很清楚的说明，企业家不是靠“风险偏好”获利的。或者说，企业家并没有什么必然的“风险偏好”。他们之所以承担风险，是因为他们具有控制风险的能力。市场经济制度绝对不是一个赌场：一大群敢于冒险的人去碰运气，少数好运的人获得惊人的“风险溢价”，大部分人输掉本钱。

　　缺乏对企业家才能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经济理论，其实就是在努力把市场经济解释为一个赌场，企业家就是其中的赌徒。

　　这种理论首先把人类创造力假定为一个标准化的无差异的东西，然后假设所有人在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都面对着同样的风险。此时，数学就可以出场了，这个风险是以20%的概率损失30%财富，或者是30%的概率赚到40%的利润……都可以，然后就是公式的计算。经济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各种模型、实证、计算机……都可以派上用场了。按照这种人类才能无差异的理论，那些勇于利用制度漏洞掠夺国家自然资源和其它国有财富的人，也必然在面对公开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时候表现卓越——因为他们具有“风险偏好”嘛，对不对？他们怎么可能不变成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就是市场经济。

　　然而事实是：做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风险。在面对风险的时候，企业家并不是简单的去冒险，而是能够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把风险化解，创造出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在别人赚不到钱的地方赚钱。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风险溢价，而是对这种创造力的回报。

　　彼得?德鲁克所说的那位企业家，他把“做房地产生意，或者搞商品贸易，或者听母亲的话去当一名职业画家”认为是冒风险，而认为经营他现在的企业不是在冒风险，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个行业的风险，在这方面具有超越常人的独特才能。为他赢得巨大财富的，就是这种才能，而不是这个行业的风险。相反，对其他一些人来说，做商品贸易才是不冒险，才是最稳妥的赚钱的行当。那些判断正确的人就可以赚钱，判断错误的人就会亏本。这里面没有什么“风险溢价”，只有“风险损失”——承担自己的才能控制不了的风险，就要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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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时下备受关注的“高利贷”问题来做一分析。如果按照“风险-收益”理论，高利贷是没有问题的——高回报、高风险。如果借款的一方不能提供很可靠的还款保证，贷方所要更高的利率理所当然。

　　然而，这种风险必须是可控的。银行按照一定的利率发放贷款，对风险的控制相当严格，有一套非常专业的风险评估与控制系统，这也是金融学的研究重点。如果借款人经营失误，拍卖固定资产也好、找担保人代陪也好，总之是要把钱要回来。如果借款人不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干预，把银行贷款拿去用于个人挥霍或投机的，还会遭到“贷款诈骗罪”的追诉。在这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安排之下，在经过专业训练的金融系统工作人员的审查之下，银行才敢把资金贷出去。银行能够从发放贷款中赚钱，不是因为它承担了风险，而是因为它能够控制风险。

　　对于放高利贷的人来说，他由于控制不了风险，而通过提高利率来抵消高风险或者说索取“风险回报”，是正确的吗？按照本文的分析，一个人如果承担他控制不了的风险，他就必须会遭受“风险损失”，而不可能获得“风险回报”。这种情况在民间高利贷案件中屡见不鲜，往往是一个高利贷案件爆发——借贷者出逃或被捕——背后就有成千上万的贷款人蒙受损失。这种损失仅仅是由于“风险”带来的概率问题吗？

　　2007年的浙江省“吴英案”。浙江东阳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通过高息吸纳浙江民间资金来从事炒期货、炒股、炒房进行投机以及本人用于购买珠宝、好车等方面的挥霍，最后无力归还的欠款高达3个亿。那些向吴英发放高利贷的人，显然大部分都要承担损失。

　　什么人可以控制这种损失的风险呢？根据吴英在法庭上的供述，在她难以归还高额债务的情况泄露出来以后，“去年（2006年）12月21日起，因债务纠纷我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林、杨志兵、高峰等十余人绑架，失去人身自由达八天之久……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逼告知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的上亿元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公司的4处房产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拿走……”

　　在吴英集资案中，谁能控制风险呢？那些敢于采用绑架、抢劫、诈骗的手段来回收资金的人能够控制风险。这在民间高利贷中十分常见。那些职业的高利贷发放者绝不是所谓“风险-收益”论的忠实信徒，实际上他们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这种东西——如果他们相信了这种理论，一定会亏得血本无回。这些人之所以敢放高利贷，是因为他们能够采用诸如暴力讨债之类的方法来保证自己放出去的钱能收得回来。而普通的放贷人，只能是在风险面前被洗劫一空。这不是概率问题，而是一种定向选择。

　　除了暴力行为介入获利以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控制风险。2011年11月7日，江苏丹阳建设银行分理处行长卷款千万出逃。据记者调查，该行长也卷入了高利贷案。他经常向与银行有关系的客户发放高利贷，其基本方式如下：某客户急需用钱需要找银行贷款，但是银行贷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程序审批。在这段空隙内，该行长就先把钱垫上借给客户，等贷款审批下来再由客户归还，这是一种“过桥贷款”，即临时填补企业资金空缺的，一般都会索要高额的利息回报。据当地一位证券公司的知情人透露：“过桥资金以前担保公司、典当行做得多。但是这两年做过桥收益很高，他资源广，都揽过来自己做了。”

　　为什么该行长能放高利贷赚钱能够把担保公司、典当行的生意抢了呢？因为他是行长，最后客户的资金能够审批下来他最先知道，而且实际上拥有很大的决策权。所以他知道，该企业的贷款还有多长时间就能下来了，现在这段空隙贷出去有没有收回的保障，因此他就能够控制风险。但是最后可能是贪欲太大，做的业务太广了，控制不了风险，只能卷款出逃——广义的说，有能力“卷款出逃”而不被抓住，也是一种控制风险的才能。


　　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内幕信息介入参与利益分配，这跟前面的暴
　　力讨债一样，都是某种经济资源介入分配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问题。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任何人如果想从某项经济活动中长期获得收益，必定是握有某种可以参与分配的资源，而不是借助于风险与收益的概率。这种资源，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本书前文所称的“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和“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观念，其经济学上的理论根源即基于此。

　　在高利贷行为中，由于利率高过了正常的企业家通过合法经营能够获得的收益率，超出这个部分的利率，参与分配的资源就不是企业家才能，而是掠夺者才能。高利贷这种“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定向选择：敢于使用暴力和掌握内幕消息的人获得暴利，普通参与者承担巨大损失。

　　既然企业家利润是对创造力的回报，掠夺者利润是对掠夺能力的回报，那些敢于冒险的掠夺者也就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变成企业家。通过创造致富和通过掠夺致富需要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才能。同一个人在这两种行为之间进行转换，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成本。这就好像善于利用暴力讨债的高利贷集团头目很难变成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一样。让那些敢于承担高风险的人获得高回报，并不是市场经济的美德，而是市场机制出现漏洞的结果。市场经济的美德是那些可以为别人为社会创造出价值的人获得高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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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本文的核心论点，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所以必须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戴维?弗里德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货币主义的奠基人、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价格理论方面的专家，在美国很多名校讲授经济学课程。他在他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一书中对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作出了这样的辩护：

　　“经济学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们都有一些适度的目标，而且还会选择正确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这两种假设虽然未必正确，但是很有用。

　　假设某人的行为有一半次数是理性的。由于通常只有一种正确的做事方法。但错误的方法却有许多种，因此，理性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而非理性行为则是无法预期的。如果假设人们是理性的，我们就可以有一半次数能正确地预期人的行为——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总比什么预期都没有要强多了。
　　……

　　作出理性假设的第一个原因是：理性假设往往比其他假设都能更好地预期人的行为。

　　第二个原因是：当对市场或大众进行顶测时，重要的并不是单个人的行为，而是许多人的总体行为。如果非理性的行为是随机出现的，那么，我们所观察的则是一种平均效果。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经常并不是与一批随机遇到的人在打交道，而是与那些经过选择的。起着特定作用的人们在打交道。如果公司随机挑选CEO，那么，比尔?盖茨也许仍然还只是个编程人员，微软公司很可能在盈利最大化方面比实际做得要糟糕得多。但是，那些并不想利润最大化的人，或者是那些不知道如何才能使利润最大化的人，是不可能得到CEO这份工作的。如果他们得到了这份工作．也许这是遗传的造化，但他们不可能长久保住这个职位。如果他们得以保住这个职位，他们的公司很可能会定向倒闭。因此，可以放心地假设那些经营着公司的人们都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这是从总体上或平均角度来说的。由于损失钱财的公司最终会倒闭，理性的利润最大化的假设被证明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预测和解释公司行为的方法。 ”

　　他所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原因都是结论而不是解释。真正的问题在于第三个原因。这第三个原因很有意思，弗里德曼虽然是价格理论的专家，而且全书都是在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问题，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假设的辩护却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可能弗里德曼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有趣的转换。他的第三个原因实际上是在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能够挑选出那些符合理性人假设的人物来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只有第三个原因成立，他的第二个和第一个“原因”才能成立。

　　遗憾的是，这第三个原因并不成立，而且可以说是完全错误。实际的情况是：任何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制度都必然会挑选出那些不符合理性人假设的人物来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向。不管是好的经济制度还是不好的经济制度都是如此。

　　经济人假设绝不是一个近似或平均正确的问题，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谬误。经济理论可以假设任何人都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但决不能假设那些具有个人利益最大化倾向的人都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实际上，把人的经济决策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是一种错误的划分方法。在比尔?盖茨所从事的电子信息行业里面，有一些人投入巨资却亏得血本无回，有一些人略有亏损，有一些勉强维持生存，有一些人成为百万富翁，有一些人成为千万富翁，有一些人成为亿万富翁，还有极少数人像比尔?盖茨一样富甲天下。这些人当中，哪些人的决策是“正确的”，哪些人的决策是“错误的”？他们中的哪些人的决策可以被视为“平均效果”呢？

　　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如果在前提就已经假设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还研究什么经济学？

　　符合实际情况的假定是：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人类才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经济制度的设计，就是为了能让那些最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物坐到引领经济发展方向的位置上。这些具有最卓越的企业家才能的人物，并不是循规蹈矩的“理性人”，而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能提出正常人想不出来的解决方案的人。这里不存在一个“最优的”正确的终极标准。我们能说比尔?盖茨在经营微软时候所作的各种决策就是在理论上“最优的”，无法再改进了吗？显然不能。因此，比尔?盖茨的这种“正确”，一定不是基于理性的正确，而是基于创造力的非理性的正确。这种“非理性”不是说他有神经病、喜欢做损害自己或损害公司的事情，而是说他的想法能够突破常规，在面对复杂的市场状况、众多的企业员工、各种生产技术和庞大的资金的时候，能够把所有这些信息结合起来，提出正常人想不出来的生产和销售方案。

　　当比尔?盖茨退学创业的时候，当乔布斯在一家破车库里面组装电脑的时候，当亨利?福特在自家后院鼓捣汽车拒绝见人的时候，他们的行为看起来都异于常人，有点不可理喻。这些疯狂的行为显然跟疯人院里疯子们的有所区别。但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正常人的思维。然而正是这种偏离，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可以形象的比喻：企业家是正向偏离，精神病患者是负向偏离。但是，如果理性人假设仅仅是把疯子从人类行为中排除出去，而把平均理性和创造力混为一谈，就会失去市场经济中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从而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也得不到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企业家的这种创造力，只是人类创造力的一种。那些存量财富的掠夺者、资产投机者、囤积居奇者也是很有创造力的。所以说，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它必然导致不符合理性人假定的人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只有那种完全非竞争性的制度比如中国古代的皇位世袭制度，才可能让平庸的人物来控制社会经济发展。竞争性制度中的胜利者必然具有超越平均理性的创造性才能。这部分才能不能被平均处理，因为它们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一个经济制度的好坏，就是取决于它最终能让具备何种创造力的人物在竞争中胜出，占据控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制度，就是能够使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这种创造力能够居于核心地位。一个糟糕的经济制度，就会让这种创造力被其它别的力量所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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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胜负的结果，也会影响整个社会中所有人的创造力的使用方向。寡头们的胜利，不仅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也必然给那一代俄罗斯人对生活的信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使人们不再对勤劳致富抱有信心，而对铤而走险、一夜暴富、纸醉金迷的生活充满向往。这听起来不太像是经济分析。

　　然而它太重要了，不能不做分析。虽然对那一代俄罗斯人的社会心理变化缺乏详细的资料，但生活在2003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的中国人，对与房价快速上涨的感受可能会与俄罗斯人有类似之处。前者是企业家精神向下演变给社会带来的心理冲击，后者则是企业家精神向上演变给社会带来的心理冲击。高涨的房价让很多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尤其是一些踏实上进、追求独立的年轻人，在这种现象面前会倍感沮丧，甚至都不敢谈婚论嫁，在一个个通过地产投机暴富的故事面前，他们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者说是不是不够努力，因而才无法承担起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这样一批人受到这样的打击，伤害的是一个民族的元气。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必然会对经济健康长远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当年的情况比中国不知道要严重多少，其心理冲击也必十倍于此。对一个经济体而来，这是一种比物质财富的丧失更严重的伤害。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让掠夺者的创造力战胜了企业家的创造力。弗里德曼的转变，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被掠夺者精神所取代。而就整个社会来说，他个人转型的胜利，还伴随着一大批没有转型的企业家的失败。这一大批的企业家的覆灭，要想重新让他们成长起来，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

　　企业家才能作为一种创造力，虽然难以做定量的精密分析，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要培养这种才能，需要一个人在某一个行业专注很长的时间，熟悉这个行业特有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心理，熟悉企业内部的管理，尤其是如何把各种特长的人才和技术有效整合起来，还需要在与对手的反复竞争中总结经验教训。此外还要看书学习，给自己“充电”，参加各种同行业的会议或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提升个人能力。在这些方面做得好的人胜出，做得不好的要被淘汰。一轮一轮下来，才能筛选出优秀的企业家。

　　所以，仅仅是指望一少部分人把存量财富掠夺完毕之后，在勤劳致富的信念遭到破坏、经营实业的中小企业家阶层被摧毁、整个社会贫富对立严重的情况下，会很快出现一大批创造性的企业家，甚至指望在掠夺式竞争中的胜利者本人能够成为伟大的企业家，担负起建设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责任，只能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中国而言，如果允许这样的掠夺，使得企业家精神遭到这样的破坏，则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样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掠夺者胜出到创造者胜出的转型并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在1998年经济崩溃以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对掠夺者采取强硬政策，以恢复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当年的“七人寡头集团”中，科尔多霍夫斯基被捕，以诈骗罪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别列佐夫斯基以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被缺席判处监禁，流亡英国；古辛斯基以侵吞国家资产和诈骗的罪名被通缉，流亡以色列；斯摩棱斯基以非法经营的罪名被通缉，逃亡海外。他们在私有化过程中掠夺的财富被以各种形式重新纳入政府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国家财富的成本大大增加了。掠夺的边际收益低于创造的边际收益，企业家才能逐步重新的成长起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也开始重新步入正轨。

　　剩下的三个寡头虽然逃过了惩罚，但在这种威慑之下，也被迫老老实实的经营企业。波塔宁和另一个叫阿文的寡头的资产已经大为缩水。只有弗里德曼转型成功，建立了更大的商业帝国。他甚至跟英国石油公司握手言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来协助自己将公司管理现代化 。

　　总的来说，这个结果可以勉强看成是企业家精神的胜利。因为弗里德曼在一开始对企业家理想的坚持，让他比另外几位寡头慢了一步，丧失了很多机会，却也错过了不少违法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在“七人寡头集团”操纵政治和“银行家之战”中，他实力不足，只是一个配角。这应该是他能逃脱惩罚的重要原因。

　　这种转型固然令人鼓舞，但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那些在十多年的动乱中因为寡头们的成功而被毁掉的一大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整个社会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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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二两 440楼
　　呵呵，你有点犯傻了。“剩余价值论”是信仰，人家信这个，干吗要听你的？甚至“价值”作为度量财富的标准，其本身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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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仁兄是认真琢磨过资本论的，握抓。马克思的所谓“价值”真是个玩死人不偿命的东东。上世纪初有几位学者曾试图建立计算马克思的“价值”的数学模型，听说都吐血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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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实际出发得到的理论，和纯粹抽象的数学模型之间存在某种冲突。有些东西，一旦用数学的圈子来套，就会脱离实际。当然，老马的价值论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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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sox 445楼
　　现在环境已经不允许企业低效率运行了，不能让低效率的企业整天混日子，不提高效率的是等死。不能切实提高工人收入拿什么扩大内需，不提高效率拿什么跟国外竞争怎么振兴民族产业（中国拿的出手的民营企业也没几个），你不能指望中国人给外国人打一辈子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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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很好！新一代的民族产业，应该是能够提高技术含量和劳动生产率，能够向更高素质的新生代中国产业工人发更高工资的企业。不能及时提高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将会被逐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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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lalala 453楼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看到这我就懒得看下去了，这明显还是高中知识。
　　1、商品价格构成的主要因素是价值和供求关系；
　　2、没有使用价值的就没有价值；
　　3、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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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价格由供求关系即可决定，何必多一个价值？可用奥卡姆剃刀予以剔除。
　　2.使用价值其实就是消费者偏好。
　　3.由于第一条，第三条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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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

　　至此，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个方向已经分析完毕：

　　向前的发展，就是发挥创造力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或服务，由此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向上的发展，就是利用金融信贷体系对货币的扩张作用，进行资产投机，通过掠夺劳动者和制造虚拟财富的方式来快速致富，或者成为坐地生财的食利者，导致产业泡沫化；

　　向后的发展，就是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囤积居奇，以压缩产量的方式来牟取暴利，最后的结果是基本生活品的开支在总支出的比例大大上升，产业结构劣化；

　　向下的发展，就是通过掠夺社会存量财富来一夜暴富，结果就是一种畸形的寡头经济，掌控少数上游产业的人成为巨富，而绝大部分普通人民衣食无着。

　　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必然是应该保证企业家精神能够向前演进的制度。由于创造是一件比掠夺要困难得多辛苦得多的事情，因此必须通过制度的设计、政策的制定使得另外三个方向的选择的风险极大、成本很高，才能阻止企业家精神的堕落或者说腐化。只有这种情况下，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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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很多学者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存在一个强势的政府。但这样一个强势政府，强在什么地方是好的，什么地方是不好的？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定位？图14-1为回答这样的提问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中国是在没有对旧有的经济体制做大的破坏的情况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逐步培育新的市场经济主体——外资和民资的私有制企业，然后再逐步的以新的经济成分来取代旧的经济。这就是选择了一条阻力最小的改革路线，因而可以获得成功。

　　这种观点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但它隐藏了一种假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所有东西都是要不得的，市场经济下培育起来的力量最终将完全取代旧的体制，建立起一个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一样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就是一种过渡形态，最终目标还是要向着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演进。

　　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培育出来的新的经济力量，不应仅仅从所有权的性质来进行划分，而应该按照产业结构来进行划分。也即不能认为国有经济和政府干预就是旧体制，是坏的；私有经济加上货币政策是新体制，是好的。而要看到它们在不同领域的不同作用，做结构性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允许创造，但不允许掠夺。尽管这个逻辑经常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破坏，但大体上能够得以维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步放开的领域，不仅仅是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问题，而是首先放开那些纯粹的下游生产性行业进行市场竞争。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物，不是石油大亨、金融家或房地产商，而是主要集中在消费品的生产、贸易和生活服务领域。1984年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调查，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当时还流行一句话“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不管是开出租车还是当厨师，拿剃头刀还是卖茶叶蛋，都是通过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来获利。这是企业家精神的纯真年代。

　　第一批成长壮大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集中在轻工业和生活服务业领域。这种放开不是以所有权来界定而是以产业来界定的。曾经轰动一时的“彩电大战”，参战的主要企业如长虹、康佳、TCL全都是国有企业而不是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里面，发家致富的核心要求就是能有效的组织生产和销售，靠创造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高质量产品才能盈利，而不能靠低价获取国家存量财富来获利。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

　　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最需要发展的就是轻工业和生活服务业。但中国能够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并不能只考虑产业发展规律的因素，还必须考虑制度的因素。如果改革开始的路程是按照俄罗斯式的方式来进行，最先得到发展的、最能吸引社会中的经营人才的就不会是轻工业和生活服务业，而是自然资源、金融、房地产这样的行业。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本文从企业家精神演变四方向假说的各个方向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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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1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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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家精神后向演变的制度障碍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农村开始的。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并不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而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根据农村的实践摸索出来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改革方案。虽然后来有不少人（周其仁等）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变化，但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所谓的产权理论一无所知。整个决策过程可以大致描述为两条：实践行得通，道理讲得通。先有了地方上一些农民自发实践，确实管用。然后，从道理上讲，农民努力耕作多收的粮食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归自己，可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民、集体、国家，都有好处。这个改革很快就在全国推广开来了。

　　从1978-1982年，中国改革的重心一直是在农村，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都提高很快。农村的改革为后来的以城市为重心的改革提供了基本的粮食安全保障。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改革不管遇到什么波折，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这就相当于在全面改革之前先建立了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四年农村改革成功奠定的基础，中国后来的改革，就不可能走得这么顺、这么稳。

　　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制度，以及政府对粮食流通渠道的严格控制，加上政府对城市供水、供电等行业的严格控制——这些行业始终没有向个人或外资开放，使得任何试图通过囤积基本生活物资、抬高价格来牟取暴利的行为都变得不可能。实际上，加上中国政府一贯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严厉态度，也没有人会认为实施这种行为后有逃脱惩罚的可能。所以这也就基本上堵死了企业家精神后向转变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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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家精神向上演变的制度障碍

　　（一）严格的金融管制

　　通过资产投机来掠夺劳动者和获得虚拟财富的方式需要利用金融信贷体系的货币扩张。银行体系一直牢牢的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基本不被允许进入这一行业。中国政府在金融系统的严格控制，是企业家精神向上演变的主要制度障碍。

　　对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一直都是严厉打击的对象，犯下此罪的人往往会遭到极严厉的处罚。

　　1992年，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沈太福的声称自己开发出了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并以此为名义向全社会集资，年利息高达24%。沈太福在全国设立了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人，其主要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还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10多亿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0万人。这场集资风暴很快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1993年4月，沈太福被逮捕，并于1994年被判处死刑。接受沈太福4万元贿赂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此外还有大约120名参与此事的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

　　今天看来，对沈太福和李效时的判罚在量刑上可能有些偏重。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改革开放大幕之后的第二年，就对这样一个案件做杀一儆百的处理，所释放的政策信号很明显：想要组织生产、销售产品来赚钱是欢迎的，想要通过金融信贷工具来掠夺财富是不可以的。

　　尽管这个具体案件的判罚，存在罪刑适当与否的争议。但也需要看到，利用金融投机挣钱的速度实在是太快。沈太福可以在半年的时间内集资10个亿，没有什么实业能够达到这种恐怖的速度。它的诱惑力因而也就极大，即使这样的严刑峻法，依然挡不住不断的有人来以身试法。

　　1995年发生的“邓斌集资案”。邓斌，人称“邓老太”，是个没什么文化的中年妇女。她的敛财方式与沈太福案类似，只是手段更原始和低级，连一层产业的外衣都没有，就是纯粹的传销式金融骗局。邓斌被判处死刑。

　　2007年的吴英案。2007年，一篇名叫《浙江女富豪吴英，一夜暴富得来的钱是干净的》的报道在网络上疯传。这篇文章中，浙江女富豪吴英声称自己合法经营支付，最初的原始积累来自于期货市场，但也暗示自己的钱还有国外背景，还有消息称她得到了东南亚地区军阀的支持。但实际情况是她通过高息吸纳浙江民间资金来从事炒期货、炒股、炒房进行投机。吴英被判处死缓。

　　2009年的“29岁亿万富翁案”。案件的主角年仅29岁，在2006-2007年的股市热潮中，通过非法集资炒股，迅速募集数亿资金。最后股市暴跌，亏损惨重。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些只是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实际上，一些小规模的非法集资行为简直无孔不入，几乎没有地方不存在。2007年至2009年，宁夏全区法院共判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10件，除1件为集资诈骗罪外，其余9件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沈太福长城集资案的善后处理上，政府最终让所有投资者都拿回了70%的本金。仅此一项，就保护了起码十万人不被这种金融骗局所掠夺。 这些金融投机者，主要并不是窃取国有资产，而是掠夺民间财富。严刑峻法之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政府严厉金融管制，中国早就成了投机者的乐园。可以合理的推测，如果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严厉打击，逐利的民间资金并不会顺畅的进入实业经营，而是被高回报的金融骗局或投机行为劫掠一空。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的孙大午非法集资案。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由于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于是发动他的乡亲和公司员工筹资，然后逐渐扩大规模，通过建立“金融互助社”的形式，设立十多个吸储点，以高出银行利息一倍的利息在企业所在地广泛吸收公众存款数千万元。在被捕以前的八年间，这种吸储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而且存在大午集团的钱随时可取，有人家里急用钱半夜都可以取出来，可以说服务比正规金融机构还要好。

　　案发以后，这件事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有意思的是，代表性的对立观点分别来自法学界和经济学界。从法学的视角来看，孙大午的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孙大午提供了比银行更好的服务，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福利，也利用这些资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不应该遭受刑事处罚。

　　在一片争议声中，最终的判罚也非常巧妙：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判罚作出后，被羁押在看守所的孙大午立即被释放回家 。这个判罚本身很有象征意义，代表了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基本逻辑：法律的规定即使有问题，在没有更改之前，违法行为也不能被视为合法，这是保证改革稳定推进的基石；但法律规定确有不合理之处的，可以在具体案件上，形式上被判违法的同时，事实上免除或减轻处罚。

　　抛开法律上讨论，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孙大午会提供比银行更好更高效的服务，为什么他没有把这些钱拿去投机或者干脆侵吞？

　　这是因为中国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和有安全保障的金融体系，如果孙大午不能提供比这个体系更好的服务，老百姓就不会把钱存进他的“金融互助社”，这种竞争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孙大午用高息揽储来投机或者侵吞，他在案发以后所面临的处罚就可能让他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里度过，这种威慑更是实实在在的。孙大午个人可能是一个品质很高尚的人。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如果没有健康的银行体系，如果没有对不法金融活动的严厉打击，孙大午这样的人就会被淘汰，而沈太福这样的人就会胜出。胜败之间，决定了千千万万家庭的财富安全和民间资金的流向。

　　以上说的是基础金融市场的管制，在其它金融市场上的管制同样重要。

　　1995年的“327”国债案件。本文在前面已经做过详细介绍万国证券（国有企业）的老总管金生，在炒作327国债期货的过程，由于判断失误，面临数十个亿的巨额损失。不甘心失败的管金生，在327国债期货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最后7分钟，利用刚刚建立不久的国债期货市场的制度漏洞，采用违规操作的方式，瞬间调集了2112亿元的巨额资金疯狂打压对手。很多优秀的企业家，踏踏实实做一辈子实业都挣不到这个钱。这种钱都可以赚，还有什么人会安心做实业挣钱？管金生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上海证交所所长尉文渊被免职，国债期货市场被关停，至今仍然没有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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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值得反思的案件是“德隆案”。德隆公司的创始人唐万新也是靠做实业起家，在新疆开彩印店，然后又经营电脑、打印机，中间经历过破产，但最终还是挣了不少钱。正因为深知做实业的辛苦，在1992年从股票市场上暴发一笔之后，他就毅然抛弃实业，全力从事金融投机。他利用违规借贷和高利益募集来的资金，廉价收购国有企业股份，然后到股票市场上操纵股价，然后再以此为抵押借更多的钱，迅速积累起大量财富。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德隆坐拥1200亿元的资产，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金融市场上的“巨鳄”。

　　2004年，由于无法偿还债务破产倒闭。由于德隆借贷的波及面实在是太大，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政府财政掏钱从个人投资者手中购买债权，10万元以下的全额收购，10万元以上的九折收购。仅新疆一地财政就承担了13.5亿元的不良债权。主犯唐万新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由于唐万新在案发之前就已经出逃国外，在多方劝说下回国协助办案机关理清德隆的债权债务关系，挽回了不少损失，可以视为自首加重大立功表现 ，这个判罚还比较公正。

　　德隆案中最值得反思的是监管部门为何会等到德隆的资金链条彻底崩溃以后才出手？在这之前，“德隆系”在股市上的名声早已如日中天，足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2001年，《新财经》杂志发表了郎咸平的长篇研究文章，完整而且很客观的揭露了德隆的问题。此后亦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全社会都知道德隆有严重的违规操作。证监会也都在内部形成了对德隆的长达1500页的审计报告，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出手处理。

　　如果监管部门能够提前数年处理德隆问题，则德隆案对社会的冲击就要小得多，国家财政也不会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难道仅仅是因为德隆是“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标杆？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说，保护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就是在摧毁一大片民营经济。

　　德隆集团在融资过程中，曾经采用了这样一种方式：将全国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18732家企业全部纳为“重点客户”，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自己在股市上打出来的名声为后盾，进行地毯式的集资，主动上门提供各种金融理财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它是不分民营国营的。它只会盯着钱，而不会盯着所有制。所以这种金融投机行为所伤害的范围，只能以产业来划分，而不能以所有制的划分：它就是一个金融投机资本掠夺实业资本的过程。因此政府的金融管制，就是在保护实业、保护企业家，而不是什么新体制旧体制的问题。

　　德隆资金链断裂以后，交给德隆7000万委托理财的江苏亚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学勤赴京绝食讨钱。他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这7000万要不回来，我只有一死以谢亚星的6000名职工。”在一间小会议室里面，56岁的李学勤老泪纵横，嚎啕大哭，头撞会议桌向唐万新讨钱，场面十分凄惨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漏洞。每一个这样的漏洞，都可能导致一大批像亚星客车这样的企业被瞬间打垮。这样的企业如果要垮，应该垮在市场竞争上，由于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或者内部成本控制不力而被淘汰。淘汰的结果，就是更先进的企业更优秀的企业家胜出，就是产业现代化。而被这种金融监管的漏洞所击垮的结果，就是产业泡沫化。

　　所以，在金融信贷领域，不能用那种“体制外逐步发展并最终取代旧体制”的思路来推动改革，像对待生产打火机、牛仔裤的企业那样的政策和态度来对待民间金融活动。因为金融活动与实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可以利用货币杠杆，在不创造任何财富的基础上使人一夜暴富。

　　它不仅不同于实业，而且具有掠夺实业的倾向；它不仅不代表企业家精神，而且可能会摧毁企业家精神。民间金融活动应该被允许发展，但必须在一开始就纳入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下。尤其是对于利用金融杠杆的投资行为，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以避免其向资产投机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