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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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做出口的中小企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甚至自杀的情况。有很多学者简单的按照传统的“旧体制”和“新体制”的矛盾的思路来想问题，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国有金融系统歧视民营中小企业的结果。

　　但这一论调至今没有看到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相反，从银行存贷比的数据来看，我国的金融系统不仅没有歧视民营中小企业，而且正好相反，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银行贷款的积极性越高。这一数据如下表所示：
　　
　　这个表格按照最后一列民营经济占地区经济的比重从大到小排列。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绍兴、宁波、台州这几个城市，贷存比极高，全都大大突破了银监会规定的75%的指导标准。这个标准是为了保障金融系统安全而制定的。反之，在民营经济比重比较低的另外几个城市，包括传统的重工业城市沈阳，同样为沿海发达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的无锡、佛山、常州、镇江这几个城市，贷存比全部在75%以下。

　　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来看，也是一样，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这个比值就越高。这个数据对比如此明显，也就无需再找更多的城市来对比了。它可以说明，并不存在我国金融系统对民营经济的歧视问题，相反，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银行贷款的积极性越高。

　　那么，为什么在温州这些地区会出现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短缺的问题呢？首先，是国际经济危机导致国外市场需求急剧下降，这对与非常依赖贸易出口的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冲击很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内部地区如四川、重庆等地经济增长却异军突起，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

　　其次，再来看最近几年在江浙地区爆发出几个民间集资大案。浙江丽水银泰非法集资案中，丽水银泰集团非法集资达55个亿；浙江台州吴英的本色集团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7个亿；浙江温州立人集团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45个亿。

　　如此巨大数目的资金，都被用来做什么呢？首先是集资者个人的挥霍，用来购买名车珠宝豪宅（丽水银泰、本色集团主犯），其次是用来炒房、炒股、炒期货（丽水银泰、本色集团、立人集团），然后就是购买煤矿（立人集团）。购买煤矿的问题在下文讨论自然资源的时候再说。总体来说，就是大部分资金都被拿去进行投机，而没有流向实业。

　　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缺乏的问题，不在于国有和民营的矛盾，而在于实业和金融的矛盾。它不是政府对金融行业控制过度的问题，而是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不力的问题，是金融监管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让这些非法集资者可以吸收如此巨额的资金来进行投机活动。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民间资金非常充裕的温州地区，银行也尽力提供贷款，甚至大幅度突破了银监会规定的贷存比标准，但中小企业还是“缺血”。因为这些资金都被拿去进行金融投机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保障认真经营实业的民营企业家，能够专心经营，能够正常融资，最重要的就是加强金融监管、严肃金融纪律，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和遏制金融投机。

　　在“松”和“紧”的问题上，要按照实业和投机来划线，不能按照国有和民营来划线。投机猖獗，实业就必然缺血；投机行为被有效遏制，金融机构才能正常的向实业输血。对于基础信贷活动，政府要加强控制，对银行的放贷结构予以严格监管。对于民间金融，应该大力培育以股权投资为主体的金融机构，而坚决打击以“高息吸储+高利贷”为基本模式的民间集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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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通货膨胀是资产投机的润滑油或者说是催化剂。如果没有通货膨胀，进行资产投机的难度就会大很多。通货膨胀是一种铸币税，但这种隐形的税收并不会向所有人征收，资产的所有者将轻松逃脱税收，而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将会遭受损失。通货膨胀会加剧两极分化，促进企业家由创造者向投机者和掠夺者的转变。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表明，在东亚地区经济起飞过程中，存在一个20%的通货膨胀率上限，并认为这是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保障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接近或突破20%的通货膨胀率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987年（18%）和1988年（18.1%），第二次是在1993年（24%）和1994年（17%）。

　　第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受当时“价格双轨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弗里德曼访华向决策层推销其价格理论的影响，也有当时中央决策层在经济方面采取比较激进的措施有关。也可以说，是由于1988年以前的中国改革一直顺利推进，一部分决策者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过于自信的思想，认为改革搞快一点没关系，想毕其功于一役。在实行了所谓“价格闯关”的激进改革政策以后，物价飞涨，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严重的政治危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第二次则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重启改革大幕之后。经历了1989至1991年的调整期，政策的放开引发了物价的迅速上涨。这一次中国政府吸取上一次的教训，采取了迅速而有力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对银行存款进行通货膨胀贴息，即基准利率加上通货膨胀率作为存款利率，最终名义利率达到了惊人的20%。对“沈太福案”的严肃处理，也有出于整顿金融秩序抑制通货膨胀的考虑。到1995年通货膨胀率即下降到了8.3%，中国经济重新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轨道。

　　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100%以上的通货膨胀率，而中国的最高值仅为24%，而且超过20%的也只有这么一年。这是中国经济能够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保障。陈云在改革开放初期，发现1979、1980年两年出现了100亿元的财政赤字，就提出1981年必须实现预算平衡、信贷平衡，以严防通货膨胀，认为宁可不要速度，也要保证预算平衡。提的非常严厉。朱镕基在担任总理的期间在一次会议上说：“江泽民同志形象地说，靠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是饮鸩止渴。我认为是非常确切的。骑上虎背以后，就很难下来了。”

　　在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陈云和朱镕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经济领域的主要决策者。中国最高层领导能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的认识，是国家的幸运。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并没有草率的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而是花大力气进行结构调整，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医疗改革和住宅市场改革等等，利用这些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使中国以一种非常平稳的方式实现了转型，并为以后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危害更大的东西。因为失业带来的危害是显性的，更容易处理，而且在十三亿人口中只会影响少数；通货膨胀的危害是隐形的不易处理的，而且必然会使整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利益受损。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对比是：在1997-1998年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而且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攻坚阶段，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分流下岗，失业率快速上升，但是社会整体上仍然保持稳定。而在1988-1989年在失业率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下，持续的高通胀却导致了社会动荡。

　　在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了中小企业的倒闭风潮，媒体报道有数百万农民工失业返乡。数百万人固然声势浩大，但在十三亿人口的基数面前其实数量极少。即使数量再翻个几倍，一千万、两千万，总有个数，不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同样据媒体报道，这些农民工返乡以后，回到自己的乡镇，有自己的土地家人，地方各级政府也及时了解情况，该给补助的给补助，介绍工作的介绍工作，该提供培训的提供培训，很快就稳定下来了。这种显性的问题，谁失业谁没失业，很容易搞清楚，可以有针对性的解决，解决起来成本相对较低，效果也好。

　　而且，在此过程中，失业率的上升必然同时带来资本的清算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倒闭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成本控制不力、产品利润低微的企业。而那些成本控制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企业胜出，他们可以趁机扩大规模，收购破产企业，然后重新吸纳劳动力。这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失业率短暂的升高，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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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货膨胀会带来价格的普遍上涨，十三亿人都会直接受到波及。跟失业率上升相比，影响面是100%和1%、2%之间的巨大差别。其中，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是跟不上通货膨胀的，而是那些掌握自然资源、土地和金融系统的少部分人最容易会从中受益，从而导致两极分化加剧。即使不考虑经济结构的问题，纯粹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就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这种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它处理起来十分困难。

　　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价格机制的规模效应极大。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每天十多亿人在从事各种形式的交易，涉及到无穷无尽的个性化本地化的信息。每一次交易都会有交易成本发生，只有利用价格机制才能让这种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这是新中国的历史，也是过去数百年的人类经济史反复证明了的。

　　通货膨胀扭曲了价格信号，它所引发的交易成本的上升难以估量，不能指望依靠政府的力量能够将它纠正过来。如果政府干预的成本可以比价格机制还低，计划经济就不会失败得如此彻底了。

　　政府的力量再强，也只能进行局部的结构性的干预，而不可能对市场进行全面干预。通货膨胀之下，每个人的利益损失都不一样，这种因为利益受损而引发的不满也是潜藏着的，不像失业问题那样清楚，难以判断其程度。到底它会积累到何时才会爆发，难以预估。一旦爆发，就是地动山摇。动摇的是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

　　对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率高几个百分点低几个百分点，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失业率高几个百分点还是低几个百分点，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通货膨胀率高几个百分点，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就只有它才真正引发过大问题。

　　既然是“稳定压倒一切”，在经济领域就应该是“物价稳定压倒一切”。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坚定不移的选择抑制通货膨胀。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本文的公平竞争模型和结构化分析框架说明：不管是需求还是就业，都最终是由企业家创造的，不是由货币创造的。只有企业家才能明白这个社会的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产品，才能明白什么样的人最适合被分配在何种就业岗位上。

　　只有产销对路、人尽其用，整个经济体才能顺畅运转。生产本身不一定创造它的有效需求，需求本身也不能保证会有价格质量都合适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是企业家的创造力把需求和生产具体而微的结合到了一起。

　　凡是纯粹用货币创造出来的财富或者就业机会，都是虚假的、靠不住的。如果物价不稳、社会不稳，掠夺财富的成本就会低于创造财富的成本，投机精神就会超越勤劳致富的精神，使得产业泡沫化和两极分化加剧，短暂的虚假繁荣之后，必然带来更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1929-1932年的大萧条中，美国失业率一度上升到25%，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而是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政府采取了兴建公共工程、开展失业救济在内的多种方式来帮助失业者，社会虽然经历了阵痛但始终保持稳定，这个国家很快在罗斯福新政的引导下成功转型；而同时期的德国政府以滥发货币的方式来掩盖危机，最终导致了纳粹思想抬头、魏玛共和国倒台。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不能不吸取，更不能被货币经济学家优雅的模型所蒙蔽。

　　中国在处理通货膨胀方面，有很多经验，也有很深刻的教训。这些教训更表明了通过反通货膨胀来抑制企业家精神向上转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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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土地投机行为的遏制

　　土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本，说它是最重要的资本也不为过。马克思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所有权的过分集中，必然带来严重的分配不公。土地所有者可以坐地生财，而企业家却必须辛苦经营。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投机泡沫都和土地有关，如果土地投机盛行，企业家精神必然遭受严重打击。

　　这个问题，生活在2003-2011年之间的中国人，对此已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尽管如此，由于城市的土地国有制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土地资源的分配总的来说仍然比较公平，政府对土地投机行为的限制，也从未中断。先是对2年内交易的二手房开征营业税，效果不好；于是又大幅度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从2011年开始，又采取严厉的限购政策，并且大规模兴建保障性住房，房价终于开始出现普遍的下跌。

　　这些不断收紧的调控措施，对于遏制土地投机，保障收入公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房地产领域的投机行为，与本节第一条“严格的金融监管”密切相关。房地产投机背后也必须有金融杠杆作为支撑，才能取得远超过实业的利润，把20%、30%的房价涨幅，放大成为60%、100%甚至更高的暴利。

　　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房地产泡沫，都是金融信贷失控的结果。单纯的依靠自有资金购买房地产投资，不可能支撑其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说，土地虽然是极好的投机对象，但如果金融信贷监管到位，针对土地的投机就不会成为一个全局性的大问题，最多只会出现局部过热，也就是资金流向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城市带来的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只有在通过金融杠杆把货币供应扩大数倍之后，才会出现全国性的土地价格普涨。

　　所以，在这一轮房地产投机热潮中，有人认为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导致的，是地方政府执行中央调控政策不力带来的恶果，或者是房地产商蓄意囤地抬价造成的。这没有道理。不管是地方政府卖地，还是房地产商建房，肯定都是把房子越建越多，不会越建越少，如果货币供给一定，更多的供给只会让房价下跌而不是上涨。这是基本的供需规律。

　　核心问题在于房贷政策。房子建得再快，也不可能比银行放贷和印钞机印钱来得快。所以只有取消对投资性购房的贷款，提高首付比例，才能对房价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针对某些热点地区采取结构性的限购政策，才能真正产生效果。这也是目前中国政府正在采取的对策。只要这种政策能够坚持下去，本轮地产投机热潮一定会逐渐退潮。只有这样，资金才会重新进入实业，企业家向上变成资本家的过程才会终止，产业升级的过程才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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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向演变的制度障碍

　　（一）自然资源行业的政府垄断

　　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全体国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如果任由少数人占有获利，也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公。同时会让上游资源性产业将这个社会中最具有经营才能的人物吸引过去，从中获得暴利，而无心的经营下游的生产性行业。中国政府对自然资源的严格控制，是企业家精神向下演变的主要制度障碍。

　　首先以黄金为例。假设在一个金本位的国家中，整个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用黄金来衡量就是1000公斤黄金，这个社会上也有这么多黄金作为流通中介，黄金是财富的标志。然而在地下也埋藏着1000公斤黄金。如果这些黄金被某个人发现了，就可以宣布自己拥有所有权进行开采。这1000公斤黄金开采出来，就会导致黄金贬值50%，开采者即可占有全社会50%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无数的企业家、劳动者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这个开采者的行为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向全社会征收50%的高额铸币税。

　　这个分析不仅对黄金适用，对其它自然资源也是一样。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征税权。税收有三大特点：无偿、强制、法定。自然资源是全体国民所有的财富，谁拥有它的所有权，谁就可以合法的、无偿的、强制的直接从全体国民的财富中拿走一份，不管是黄金还是石油，都是如此。

　　勘探和开采自然资源是需要成本的，而且在市场上的石油、金银铜铁都是经过加工冶炼后的制成品，这中间加入了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的价值。这一部分价值，应该分属该行业的工人、投资者、技术研发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但是，显然，把这些价值剥离以后，这些产品必然还有很大一部分价值是作为自然生成物的价值，是亿万年自然力的作用下所形成的。这一部分并非由人力所创造的价值，必然应该属于一个国家的国民全体。

　　为什么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那些寡头们就如此热爱收购国有资源性企业呢？照理说，石油企业也是企业，生产电脑的企业也是企业，反正收购过来都要经营，美国的富豪们大都集中在电子信息这些产业里面，这个行业比石油企业的发展前景还要广阔，为什么最先从国外进口计算机的弗里德曼一心要去收购秋明油田？

　　这是因为生产电脑，只能赚到企业家利润，只能从个人的辛苦创造中获利：生产电脑所需的材料全都要掏钱买，所需的高科技人才要付给他们高工资，企业家用一分的心思来经营，只能得到一分的回报。而开采石油的利润，大部分是来自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企业家需要付出的辛苦很少，用一分的心思来管理企业和销售，可以得到十分的回报。多出来的那九分利润，就是利用所有权直接向全体国民征税，把国民所有的存量财富直接拿过来变成自己的。有了这种诱惑，这个社会上那些最聪明的企业家，如何有心思去搞产业升级？

　　那些把自然资源变成私有的俄罗斯寡头，他们的消费都是最高档的汽车等奢侈品，这些东西俄罗斯国内也不能生产。也就是说，他们的才能不用在产业升级上，他的钱也不会用在产业升级上。

　　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就跟经济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把自然资源开采出来，出口到西欧发达国家；然后拿挣的钱去发达国家买房子，买奢侈品，妻子儿女都送到发达国家生活，把钱又都用到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可以问：这些油田、矿产跟俄罗斯人民有什么关系，这跟它们是属于英国的或者是法国的有什么区别？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某些盛产石油的第三世界国家，石油生产被政府所垄断。但由于政府腐败低效，这些石油产生的收益变成了少数当权者的个人财富。其实际效果，跟寡头垄断区别也不大。但问题是，寡头垄断之后，这一切都变成了合法的，在所有权的源头上已经合法了，以后挣的钱怎么花完全属于个人权利。而政府的垄断，有一套完整的财政税收理论来考验其合法性。

　　因为大家都知道：政府财政应该用于公共开支。只要政府的财政体制合理了，这一部分财富的利用就跟税收是完全一样的，能够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简而言之，它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税收。其实，在一个政府腐败低效的国家，税收也会变成当权者的个人财富。因此，自然资源所有权是一种征税权，符合经济政治逻辑。

　　自然资源行业的国有制，既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也保证了企业家精神向前演变。下向获得自然资源来挣钱虽然比做实业容易，但是中国的制度不让企业家挣这个钱，所以富有经营才能的人物就会集中精力来通过创造财富而非掠夺财富获利。

　　但这种国家控制的制度不宜过度扩张。既然自然资源行业的国有制主要益处在于保障收入分配的公平，对于非开采性的上行走业，就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

　　也就是说可以对自然资源行业本身做一个上下游的划分：开采行业由国有经济垄断，而深加工行业则应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以钢铁行业为例，诸如鞍钢、攀钢这一类紧靠铁矿掌握开采权的企业，应该采用国有制。

　　而对于并不靠近铁矿产地，完全依靠购买铁矿石或者甚至是从国外进口铁矿石，或者靠收购废旧钢材作为主要原料的冶炼深加工的钢铁企业，就没有必要追求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应该彻底放开民营资本进入的门槛，引入竞争，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这些行业与下游的食品、制衣、电脑一样，都是创造性行业。企业家必须真金白银的购买矿产资源，雇佣劳动力，购置生产线，组织生产，开拓国际国内市场，以此获利。这种开放不是把现有的钢铁企业私有化，而是允许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公开公平的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这些领域内，直接对企业征税而不是国有垄断更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的现代化，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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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对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在有些方面政府还控制得不够，还需要继续加强。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稀土行业国有控制力的变化。在2008年之前，由于缺乏国有垄断性的控制，作为拥有全球80%稀土储量的国家，竟然在稀土产品上没有定价权，任凭私人或地方中小企业疯狂开采，竞相出口，造成了国家财富的巨大损失。

　　数据显示，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中我国稀土出口损失外汇几十亿美元，凭空使日本、韩国等收购储备了可供20年使用的中国廉价高质量稀土。不仅如此，“贱卖”还使日本等国在稀土价格高涨时就以不买或少买来干扰价格，国际稀土定价权反而落入他国手中。相关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2005年时，中国的稀土产量曾经达到全世界的96%，出口量也达到60%以上。与1998年相比，中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10倍，但价格却降低了36% 。

　　稀土的价值不是企业家创造的，而是客观存在国家财富，而且储量越开采越少。允许私营企业随意开采，就是让企业家将本该属于全体国民的财富直接归于己有。这是一种严重的财富不公平分配。

　　在国家对稀土行业进行垄断控制以后——此时中国的稀土资源已经被开采了很多并低价出售给了发达国家——稀土价格迅速上涨。但是，这种控制还是不够强。据新闻媒体报道，在盛产稀土的江西赣州，当地居民常有非法开采稀土，一车稀土矿就要卖好几百万 。这是一种对全体国民财富的掠夺。如果这种方式轻易致富，当地的居民就都去偷挖稀土了，谁还会想着老老实实工作或者创业来挣钱？所以它是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任由这种情况发生，就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2007年，在全球经济泡沫达到顶点的时候，长期雄踞世界首富地位的比尔?盖茨先后被两个超过。墨西哥电信行业的垄断者卡洛斯?斯利姆的个人财富达到590亿美元，占全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的5%；随后，印度石油化工行业巨头穆克什又以632亿美元的身价勇夺第一。这一年，中国石油上市，一举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其交易首日的收盘价为42.76元每股，总股本为1830亿股。任何个人只要持有中石油6%的股份，就可以立即超越穆克什成为全球首富。

　　然而，在这一年，在全球富豪榜上却找不到中国大陆富豪的影子。在2007年的中国福布斯富豪榜上，能源领域最高的个人财富是在中国富豪中排第15位的浙江新湖集团董事长黄伟，身价为200亿元 ，仅相当于印度首富的5%。同时，中国消费者购买汽油的价格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这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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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土地国有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

　　本文上一节第三小节“严格的土地政策”主要是把土地和金融结合起来讨论，谈的是抑制土地投机的问题。这一小节主要谈土地所有权的问题。

　　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一样，土地所有权也包含了向他人征税的权力。也即，土地所有者可以不需要付出劳动，就可以从他人的经济活动中直接受益。在奥沙利文的《城市经济学》里面，对此做了专门的分析，称为“left over”原则，中信出版社的中译版译为“剩余原则 ”。本文在这里采用一个更直接反映其思想的译法：“全拿走”原则。

　　当一个人购买一块土地以后，他可望从土地租金中取得投资回报。比如A在北京购买了一处住房，价值200万，把它出租给B，每月租金3000元，年租金回报率就是1.8%。B为什么愿意掏这个租金呢？因为他要在北京生活。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可以方便去上班。他在北京工作的工资水平，比在中小城市工作的工资要高，高出来的这个部分，可以抵消北京的房租和中小城市房租的差价。所以他愿意交这个房租。

　　但是这个租金是会变动的。如果北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租金就会上涨。比如这个房子附近原来不通地铁，在B住了一年后，通地铁了。对B来说，他上下班的时间可以缩短1个小时，周末出去玩也更方便了。对他来说，福利提高了。

　　但是，这个福利对B来说绝不会是免费的。因为交通改善了，其他人就更愿意在这里租房子，大家愿意掏的租金就更多，比如上升到了3500元。多出来的500元就是由于地铁开通带来的。此时A就可以涨房租，B要么也把租金提高到3500元，要么搬到更远的不通地铁的地方去住。所以，地铁开通所带来的福利，全部被A拿走了，其实跟B没关系。这就叫“全拿走”原则。

　　地铁属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也是一样。比如家乐福公司决定在附近开一家大超市，B的购物更方便了，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或者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日常生活用品，每个月可以节约200块钱。但是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可以节约200块钱，而房子还是那么多，在竞争之下，房租就会涨到3700块钱。这节约的200块钱还是跟B没关系，又全部被A拿走了。这也是“全拿走”原则。

　　什么情况下B的福利提高不会拿来交房租呢？就是B自己通过努力多挣了钱，比如他再公司被晋升了，工资涨了一倍。这个钱就不会导致房租上涨，因为其他的租房者的工资没有上升，不能与他竞争。但如果B的工资上涨是通货膨胀带来的呢？由于所有人的工资都同比例上升了，房租就也会同比例上升，这一部分钱又被“全拿走”了。所以，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种税收的话，房地产也就具有逃避“通货膨胀税”的好处。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利用通货膨胀跟政府一起向他人征税。

　　如果说A在掏200万元买房出租3000元的时候，算是正常的投资收益的话。那么后来增加的租金，就不能算是正常的投资收益了。它等同于一种税收。这种税收征收的直接对象是B，但其实是土地周边的各种经济活动。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土地的所有者就可以把自己没有投入经济资源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变成自己的利润。它也是完全合法的，而且带有强制性，因为它受到所有权的保护，可以随时把B赶走换成别的租赁者。即使A没有出租，自己居住，他也是将这种外在的经济活动的收益变成了自己的福利。这和出租是等效的。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机构可以合法的把没有直接投入经济资源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的一部分拿过来变成自己的，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税收。

　　正因为如此，囤积房产和占有自然资源一样，都是一件比经营企业更有诱惑力的事。也就是说，即使把与金融杠杆结合的短期投机行为排除出去，单纯看长期的投资行为，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也会导致企业家行为的转型。投机行为是向上转型，长期投资获益则可以视为向下转型：通过土地所有权无偿获取别人创造出来的财富。

　　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式的对土地所有权征收高额的土地财产税，按照土地及其建筑物的价格来征收一定比例的税收，相当于把这个利用土地所有权的“隐形税收”真的变成政府税收；第二种方案就是土地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的方案，中国现在的城市土地制度是在此基础上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所作的一些调整。

　　总的来说，这两种方案都起到了遏制土地集中、保障收入公平的作用，但是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过去数年，中国社会一直饱受高房价之苦，美国经济也被不良房地产抵押贷款拖入了经济衰退的泥潭。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真的能解决土地所有权扭曲经济行为的问题。

　　只能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在阻止企业家精神向下转型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是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一大基石。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放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制，允许市场自由交易，那些最有经营头脑的人物一定不会安心生产打火机、牛仔裤来挣钱，而是不断的兼并土地。中国的经济格局，也就必定和今天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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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制度障碍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之前的以转变经营机制为重心的阶段，1998-2003年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阶段，2003年至今以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为重心的改革阶段。在这里，那种所谓“在体制外逐步进行改革”的逻辑就缺乏解释力了。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在一开始就大力进行体制内的国有企业改革。刚开始搞厂长负责制，放松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直接干预；后来又学习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包字进城”，在国有企业里面也采取承包制；承包制的效果不好，又搞抓大放小，将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专制为民营企业或者卖给外资；又引入股份制改革，在国有企业内部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对大型企业进行拆分以建立其垄断竞争机制等等。

　　这种改革，尽管都是逐步的摸索着来，没有明确的系统的思想做指导，但其过程始终在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进行。也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体制内体制外的两条线改革始终在同时推进，这种推进的共同逻辑就是：允许创造，不允许掠夺。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过程相比，侵吞国有资产在中国是一项危险极大的事情。它适用的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经济犯罪的同一条罪名：贪污罪。按照这条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俄罗斯的七大寡头从国有资产中掠夺的财富即使减少百分之九十九，也没有一个能逃脱极刑的处罚。这种严刑峻法的存在，成为企业家从创造者向存量财富掠夺者转型的制度障碍。

　　在第一个和第三个阶段，将国有资产低价变为私人所有都是被禁止的。只有在第二个阶段即1998-2003年这段时期内，出于“抓大放小”的调整策略，大量中小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通过“改制”的方法变成了民营企业。

　　在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以灰色手段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但也有很多企业，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个人创办个人经营的私营企业，仅仅是因为政策原因才打着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牌子，这种改制仅是恢复了其本来的所有权性质。还有一些则只是对过去十多年管理层所作贡献的承认——在建立市场机制以前，很多管理层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只拿到很少的工资，现在以股权的形式把这部分补回来——而国有资产的绝对价值仍然没有降低。这中间，具体有多少是不合理的非法侵吞国有或集体资产，有多少是合理改制，恐怕已经永远也说不清楚了。

　　在这个过程中，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未被允许私有化。随着中央出台文件叫停MBO，这场改制风暴被终结。不管怎样，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已经基本梳理清楚，市场化的薪酬体系也基本建立。在这第二阶段中没有改制的国有或集体企业，也就不应该再给他们第二次合法的内部人私有化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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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企业家精神的向前演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上这些制度或政策，使得大部分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都能够努力经营企业，踏踏实实的从为社会创造财富中获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做过游走在制度和法律边缘的事情。

　　这是整个制度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但他们能够为自己赢得财富和名声，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企业家才能，创造出能够符合市场需求的质优价廉的产品或者服务。这样一大批的人物，也就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中流砥柱。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人物的成长，任何资金的投入、劳动力的投入、技术的投入，都必然是低效的。对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的解读，应该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一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制度环境，让这个社会中最有商业头脑的人物把其聪明才智用于思考如何创造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来致富，而不是用于其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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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带纱窗的改革开放：政治力量与国际资本的博弈

　　一、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说与对外开放政策

　　（一）李嘉图贸易比较优势模型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矛盾

　　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石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即使发达国家在生产所有商品上都相对于不发达国家有优势，两国之间的贸易仍然能够能双方都受益。

　　与它相对的是“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就是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与发达国外贸易的的过程中，应该先对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关税保护，让这些产业成长壮大到可以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再放开关税进行自由贸易。日本和德国在经济发展的前期是执行“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做得比较好的例子，都是先对国内的幼稚产业进行了有效的关税保护，然后再逐步降低关税，最后成功的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成长，重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看起来，“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虽然在数学上没有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那么清楚漂亮，但是很管用。甚至现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最得力的头号强国美国自己当年也是如此，美国首位财政部长汉米尔顿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热情的鼓吹者和执行者 。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在经济发展早期利用关税保护“幼稚产业”最得力的国家并不是日本和德国，而是拉美国家。

　　拉美国家的决策者在总结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对本国幼稚产业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拉美经委会在1966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阿根廷的关税水平高达90%，厄瓜多尔、巴拉圭和委内瑞拉为50%，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为40%。这些税率大大高于联邦德国、加拿大、美国、法国、挪威和英国（10-20%）以及丹麦和瑞典（不足10%） 。”

　　此外，还有进口许可证限制，以及其它很多隐性的贸易壁垒 。然而，最后的结果很糟糕：由于过度保护，国内经济缺乏活力，受保护的产业在国内市场提供低质量高价格的产品，在出口上却完全无力参与国际竞争，国民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弱。在短暂的发展以后，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在80年代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

　　受到经济危机的打击，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国家又放弃了贸易保护主义，无论是关税税率，还是隐形的保护，都大大降低了 。然而最后的结果还是很糟糕。也是在经历了短暂的发展之后，到了1994年爆发了著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横扫拉美国家。还没有喘过气来，又遭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从此一直没有恢复元气。“拉美化”成了不发达国家执行经济发展战略失败的代名词。

　　反观日本和德国，在贸易保护放开以后，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迅速，其制造业产品占领了全球市场。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国家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进口许可制度和高关税政策。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开始大幅度的全面的降低关税。此时很多国人都对此捏了一把汗，担心幼稚的民族工业和落后的国有企业无法抵抗外国商品的冲击，国外也有诸多学者或观察家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制造”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冲向全世界，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以至于鼓吹贸易自由最得力的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挥舞起“反倾销”的大棒来抵抗中国商品。

　　——这就是说，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对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对的；而有些国家，执行贸易保护是错的，放开贸易保护也是错的。那么，贸易保护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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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资问题上的教训

　　本文利用“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对其间的区别进行解释。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盈利。这和国内的民营经济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也可将它称之为企业家行为。既然是企业家行为，它就可能向四个方向扩张。而真正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益的，只能是前向扩张：通过创造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来获得盈利。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不能够阻挡这些外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后向）、控制自然资源和土地等存量财富（下向），控制金融杠杆的使用和遏制投机（向上），外资就会从创造者变成掠夺者。

　　拉美国家的问题主要不在商品贸易领域，而在于资本控制领域。无论在执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主义的时期，拉美国家对待外资的政策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宽松的。尤其是在放弃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干脆连对外资投资领域的限制也基本完全放弃了，银行、矿产、粮食等各个领域可以让外资取得控制权。

　　而且，在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几乎完全放开各种重要行业，任由国内个人和外资低价收购。整个国家经济变成了掠夺者和投机者的乐园，底层人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动乱。

　　在这个过程中，外资所起的作用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买油买地、安营扎寨

　　外资进来以后，也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中的“寡头”一样很有“经济性觉悟”。寡头们可能还需要时间领悟，而外资在这方面就经验丰富得多，不需要“领悟”，直接低价购买发展中国家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控制金融系统，购买土地，进入交通、通信、城市水电这样的要害部门等等。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急需资金，同时内部的民营资本也没有成长起来，只能任由外资瓜分。


　　第二个阶段：搞搞生产、挣点小钱

　　外资进入一个国家也需要过程，需要花时间来消化买到手的各种资产。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资金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来发展简单加工制造业和农业，出口挣钱，当然也包括开采石油资源等出口挣钱。这个时期是外资和引资国之间的“蜜月期”，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出口创汇，就业率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稳定。


　　第三个阶段：制造泡沫、掠夺财富

　　当国内经济初步发展，外资布局完成，而且劳动力工资开始提高，国内积蓄了一定的财富。此时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的外资就开始从创造转而进行掠夺，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制造经济泡沫，抬高资产价格，掠夺存量财富。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化。


　　第四个阶段：拔寨而起、呼啸而去

　　通过购买、生产、投机，外资已经把财富掠夺完毕，国家经济已无法再支撑资产泡沫。于是出现外资出逃，经济危机爆发，本国货币严重贬值，失业率上升，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些获利的外资，又继续到别的地方兴风作浪，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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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跨越是关键。第二个阶段可长可短。最短的比如1989年开始的阿根廷私有化改革，用三年的时间把电信、民航、铁路、石油、化工。煤炭、金融、电视台、港口、城市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等全部卖光，而且几乎没有对外资有任何限制。阿根廷政府也根本就没有设立任何专门管理外资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外资大举进入这些部门。

　　外国金融家大力夸奖阿根廷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此后的1992-1994年，阿根廷GDP增长达到6%-8.9%，这就是外资和政府的“蜜月期”。然而这个阶段也伴随着大量的投机和资产的泡沫化。等到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外资对拉美国家失去信心，连带着也对阿根廷失去信心，于是纷纷出逃，经济危机爆发。到1995年，阿根廷的失业率就达到了18%，GDP下降了4.6%，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飙升 。

　　相比之下，外国资本在东亚地区就要“耐心”得多。这种耐心正是东亚地区政府强势控制外资流向的结果。与拉美国家频繁的政府变动不同，东亚地区的政局一直相对比较稳定。拉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似乎以为竖起关税壁垒之后，外资进入就只会促进竞争，因而“以提供进入被保护的国内市场作为诱饵”来吸引外资；东亚则为了控制外国资本而“对外国投资者设置障碍 ”。

　　韩国和台湾当局基本控制了金融体系，在“80年代初以前……韩国政府在所有主要银行中都拥有控制权。 ”1980年对韩国投资环境所作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外国投资者最不满意的是“官僚程序复杂”和“韩国国内银行的支持不够” 。这种意见和前文所言的国际金融家们对阿根廷政府“改善投资环境”的交口称赞截然不同。

　　结果是1970年代，在韩国和台湾，跨国公司主要的影响力集中在电子产品出口中，而在同时期的墨西哥，跨国公司则控制了其橡胶工业、金属工业的100%，烟草工业的84%和化学工业的78%；在巴西，跨国公司控制了其烟草工业的91%和橡胶工业的81% 。也即前者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制造业，而后者则主要集中与上游原料产业。前者可以推动地区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而后者则会逐渐消耗这些国家的存量资源，国民和政府财政能获得的部分很少，外国资本也没有推动地区产业升级的动力。

　　但是在1997年，外国资本突然失去了“耐心”，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开始爆炒房地产和进行金融投机，最终制造了横扫全球的亚洲金融风暴。客观的说，这主要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才给了国际金融炒家以可趁之机。但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监管不力所致，既对国内资本监管不力，也对国际资本监管不力。


　　在贸易自由与资本自由化的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鲜明。美国人查默斯?约翰逊对此评述道：“自从日本在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之后，这个国家似乎忘记了资本在签约国之间合理地流动是该组织的目标之一。”尽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一再催促日本加快推进资本自由化，而日本政府总是行动缓慢。

　　“一想到资本自由化的问题，通产省官员和日本工业界的领导人心中便激起恐慌。在他们看来，贸易自由曾经只是意味着用产品（质量、设计、价格等等）来应对世界竞争，在这个水平上，日本已经制定出了成功的战略……但是，资本自由化却意味着在企业的每个层面的水平上展开竞争……当然，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民族问题——就某些日本人而言，他们认为尽管美国曾经想要买下西欧，便是也将要买下日本。 ”

　　由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期间对日本政治所作的改造，日本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权力非常小。但美国军事占领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保留了日本的大财阀如三菱、富士等，而这些大财阀在二战前和战争中与政府关系密切。于是在通产省的联络下，几大巨头通过相互持股和安排董事的形式组成金融-实业联合体的方式来对外资加以抵抗 。

　　1973年，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宣称要进行100%的资本自由化，但是有22个行业例外，其中有农业、采矿业、石油业和皮革产业——看来日本的政治家数学也学得不太好，对100%的定义不够精确。另外的一些则是新兴的战略性行业比如计算机制造，但是通产省很快放弃了在该行业的限制 。也即说，日本经济成长过程中它在贸易自由化方面态度其实比较开明，而在涉及到金融、土地、自然资源的行业则始终严格限制外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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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所谓“中国特例”的解释

　　最后再次回到中国，则以下问题就变得非常清楚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曾经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特例’。一般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选择资源性的、与政府关联紧密、资本投入较大的领域，如能源、金融、电信等，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战略却完全不同。在改革开放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和生产洗发水的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很多欧美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解。

　　黄亚生的解释是：跨国公司在一开始都从人口的数量上来想象中国市场，而国内企业又都不堪一击；其次，这些外国人还不知道如何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影响中央政策来博取利益 。”

　　首先，黄亚生教授发现的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特例”。起码他把日本忘了。这个遗漏是可以理解的，日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而黄教授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日本在战后复兴时期，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前，外资也是被严格限制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的。

　　其次，黄教授的解释太复杂。外资之所以没有进入资源性的（如石油）、资本密集的（金融）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如交通通讯）这些行业，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政府不允许它们进入这些行业。这不是什么计划经济官僚不好打交道的问题，就是“不允许”。而所谓“跨国企业按照人口来理解中国市场”并不是原因。

　　跨国资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处在经济非常落后的时候，最赚钱地方的不是按人口计算的消费品市场，而是它丰富的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矿产和廉价的农产品。如果中国政府放开限制，它们一定会最先冲入这些产业，买地买油买矿，而不会去生产饮料和洗发水。

　　可口可乐公司要在中国卖可乐，需要先把在国外制造的可乐原浆不远万里运送过来，然后要租用中国的土地建厂房，购买建筑建材，雇佣劳动力，购买塑料生产瓶子，购买中国的水资源来与原浆进行混合进行灌装，然后卖给国内的各大超市来售卖。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一瓶可乐才卖2.5元人民币。这个钱挣的也很辛苦。

　　为什么国外的资本家们愿意在中国挣这个辛苦钱呢？因为不辛苦的钱他们挣不到。

　　2007年，国际油价上冲150美元之际，深圳国有能源企业深南电与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签了一个石油远期交易合同，双方对赌石油价格，如果油价上涨，深南电获利，反之，则高盛公司获利。然而这份合同运用了非常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里面暗藏投资陷阱：在油价上涨中深南电的获利数量是有限的，而一旦下跌，它的亏损是没有下限的，也即获利与损失严重不成比例。

　　高盛公司利用一点小甜头诱使深南电进入了这么一个投资陷阱。刚开始，深南电挣了大约几千万美元。但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油价直线下跌，深南电很快就把挣到的钱全部赔了进去，还倒贴了不少，而且面临着数十亿美元的风险敞口。一旦油价继续下跌，深南电公司很快就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

　　高盛公司挣的这个钱，就不是辛苦钱：搞搞金融模型再玩点小技巧就可以等着数十亿美元滚滚而来。这些财富也并非是它创造的，而是它所掠夺的：利用金融陷阱把中国企业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这里有政府的投入、资源的投入、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的付出——据为己有。在这个过程中，权利界定清晰、双方契约自由，从西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完美无缺。但事实是：如果让高盛得逞了，结果就是企业破产，职工失业，深圳及附近地区的能源供应大受影响。

　　这个实例也直接反应了那种“只要权利界定清楚，交易成本为零，市场交易就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科斯第一定律”存在的严重缺陷：即使权利界定清楚，交易成本很低，由于权利所有者的才能存在差异，更有创造性或者说更聪明的一方可以通过复杂的交易设计来轻易掠夺另一方的财产权利，而无需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此类产权理论，从来没考虑过人的智力差异等主观因素，一律假定所有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知道如何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而完全无法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而且从这个事件也可以合理推想当年国际资本进入拉美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存量财富，就是被这样或那样的类似方法劫掠一空的。如果允许外资的这种掠夺行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促进产业现代化就绝不可能。

　　这个事情曝光以后，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纷纷出来谴责高盛公司的这种作为，新闻媒体网络舆论也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最后，高盛主动宣布终止了与深南电公司的这项合同。

　　这个不辛苦的钱，它最终没有赚到多少。我们既不应该以过分的恶意来揣测国际投行，但也绝不应该以过分的善意来看待它们。高盛公司之所以会主动终止此项合同，应该不会是良心发现，而是势所必然。这种“势”可能是具体的人，比如中国政府或深圳地方政府暗中派人交涉，也可能是国内舆论向它所传达的信息，总之就是一句话：“你还想不想在中国做生意了？”

　　这里面的利害计算是很明白的：如果真的用这种方法把深南电这样一家国有大型能源企业搞破产，它一定会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击，在未来一段时间被驱逐出中国市场，也可能是其它别的办法，总之就是得不偿失。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成为了国民经济抵御国际资本大鳄掠夺的坚强后盾。如果中国的政府像拉美国家的政府一样软弱动荡，那么，深南电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不可能等它把深南电搞破产了才采取行动。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这种反击的力量，国际资本才会老老实实的来搞投资、搞建设，靠生产汽水和洗发水挣点辛苦钱。

　　——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可以改变这种来自于人的本性。但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让这种逐利的动机被应用于为社会创造财富、改善他人生活的方面，而一个糟糕的经济制度会让这种逐利的动机被应用于掠夺社会财富的方面。这就是“企业家行为的四方向假说”揭示的核心问题，它对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都是同样有效的。

　　由于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政治控制力，足以对抗国际资本，前文所分析“允许创造，不允许掠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同样被用到了对外开放方面。外资的“企业家精神”被一系列制度安排驱使到了从事创造的方向而非掠夺的方向，这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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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较优势理论与雁行发展形态说

　　本文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呼吁进行贸易保护和排斥外资。实际上，正好相反。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还要再来看一个贸易理论和案例：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雁形发展形态说”和日本棉纺织产业发展的案例。这个理论和案例也是很著名的，但本文要从新的角度对它进行解读，所以必须详细介绍。

　　雁形发展理论认为：一个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要实现由幼小产业发展成为世界性生产基地，必须经过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量进口该产业的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同时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提高国产化水平，为国内大规模生产做准备；

　　第二阶段，国内规模化生产，这时该产业的技术已经完全标准化，产品质量提高，价格下降，产业开始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阶段，产品大规模出口，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

　　雁形发展理论是日本经济学家根据日本棉纺织业发展的实践总结出来的。19世纪下本期，日本的经济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首先发展的是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棉纺织业基本上就经过这样三个阶段：首先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棉纺织品，开拓国内市场；第二是本土纺织业开始发展，通过引进技术进行替代进口，并且逐步利用本土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开始逐步向国外出口；第三就是棉纺织品大量出口，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这三个阶段在图形上表示，如果三只大雁在飞翔，因而被称为“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 。

　　这个理论和案例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没有提到贸易保护。也即说，日本棉纺织业的成长案例中并没有体现出贸易保护的作用。不仅如此，贸易自由还在本土产业的发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进口产品可以达到启动国内市场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的效果。如果把它和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结合起来，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加强版：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中，贸易自由在静态来看对双方都有利，从动态来看还可以促进落后国家产业追赶发达国家。

　　在中国的产业现代化过程中，也不乏符合“雁形发展形态说”的实例。比如华为公司以前就是进口程控交换机的中国代理，他们先从国外进口先进的程控交换机，帮助这些外国进口商品大开国内市场，加快了中国电信部门通讯技术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就开创了这么一个新的市场空间。

　　在代理过程中，华为公司通过大力投入研发，研究出了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程控交换机，然后就利用本土生产价格低廉、熟悉销售渠道的优势与国外产品抢市场。在经过多年的竞争以后，国内的华为、中兴两家公司占据了程控交换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然后开始向外扩张。目前，华为已经成为仅次于思科公司的全球第二大通讯设备制造商。

　　此外，联想公司在创办之初，是IBM公司在中国的销售代理，通过代理销售IBM电脑起家。中国以前是没有家用电脑市场的，IBM等国外品牌的电脑的销售启动了这一市场。联想公司随即开始开发自己的电脑品牌，与国际品牌竞争。最终在台式机这个市场里面，国产电脑占据了主流。并且在2004年，联想公司竟然上演了“蛇吞象”，将IBM公司的电脑生产部门全部收购，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电脑生产商。

　　这两个案例同时也说明，“雁形发展形态说”并不仅仅限于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如棉纺织业，在高端产业里面，同样可能出现。中国将来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还会继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外商投资，只要是在创造性行业，它就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有益，既可以开拓市场提高国内消费者的福利，也可以带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应该大大的欢迎，或者说仅做适当的短期的限制。

　　而拉美国家则选择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先竖起很高的贸易壁垒，然后让外商到国内来投资生产以此作为开放市场的条件。想法很好：外资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但实际情况却是贸易保护之下，这些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很低。外资并不是来行善积德的，有了关税保护，它也乐得卖高价。国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专门高价卖给国内市场，赚到的钱都被外资拿走了。

　　这些高价产品又没有办法出口创汇，导致了外汇紧缺。后来一放开又完全放开，连能源土地和经济命脉也让外资控制，造成了更大的混乱。总之，就是如果一国经济制度不能阻止外商的企业家精神向掠夺者转型，则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发展形态理论就会同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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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假说与产业政策

　　（一）对中国汽车制造业产业政策的反思

　　中国的产业政策方面总的来说做的很好，前文一直拿中国做正面教材，但其中也不乏失败的例子。最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做法跟当年的拉美很相似：高关税壁垒，然后引进外资来和国有大型汽车集团合资生产。而且还进行产业限制，排斥民营资本进入该行业。

　　结果就是外国汽车品牌在中国高价卖车，一辆国外生产线都淘汰了的桑塔纳要20万一辆。到了2009年，中国汽车年产量超过了1000万辆，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但大部分都是大众、通用、丰田、本田的汽车，民族汽车品牌非常非常少，而且也很弱。直到现在，同样一款汽车，在国内都要比国外贵出许多 。这种做法，既伤害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让国外汽车巨头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民族汽车制造业又始终发展不起来。

　　日本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与中国的汽车发展政策有两点巨大的差异。

　　首先是它没有搞合资，而是坚持走了一条本国汽车制造业独立发展的道路。

　　丰田汽车公司是从生产纺织机转型过来的，本田汽车则是从汽车维修到生产零配件再生产摩托车然后生产汽车这样转型过来的。这两家日本最大的汽车企业，都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日本汽车巨头只有一家选择了与外商合资——三菱汽车，但它发展的不好。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本土车企与外国汽车巨头合资，在本国卖汽车，外资肯定不会大力帮助你发展三菱品牌，而是利用你的渠道和生产线来扩张自己的品牌，同时慢慢的利用各种手段淡化三菱品牌，这是从外资的利益角度来看必然要采取的策略。外资到中国来也是一样，在大众与一汽和上海企业合资以后不久，一汽的“红旗”和上汽的“上海”牌轿车就悄然停产了。

　　其次，日本通产省制定的汽车产业整合政策实际上失败了。正是这个失败，才让本田汽车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汽车企业。

　　如前文所述，日本通产省直接干预产业的权力其实不大，只能通过各大财阀的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当它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试图整合汽车产业的时候，遭到了本田公司的反抗。当时的通产省希望把一些小的汽车企业整合为几个大的汽车制造集团来与国外汽车巨头竞争。而本田就是个生产摩托车的企业，连被整合的资格都没有。

　　通产省坚决反对本田公司转而生产汽车。但本田公司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是个狂热的汽车爱好者，他这辈子的梦想就是造汽车，所以他决定和通产省对着干。通产省对此无可奈何，最多也即在银行贷款方面做一些限制。通产省提议国会通过法案，禁止成立新的汽车公司。但这项法案没有被通过。

　　而且，来自本田的强有力的竞争，也迫使丰田公司加强了其生产过程的节约和质量控制。国内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让两家都变得“身强力壮”，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到了极致，最终“走出日本，冲向世界”，使得日本成为了汽车制造的世界强国 。

　　对汽车产业来说，规模当然重要，技术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既不是规模也不是技术，而是这个产业里面有没有一流的企业家，能把技术、资金整合起来，能够开拓市场和优化企业内部的管理。而最优秀的企业家只能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跟本田宗一郎比较类似的是吉利集团的李书福。李书福从1992年开始就想造汽车。他也是把造车作为自己毕生的梦想。而且他也是从造摩托车向造汽车转型的。

　　从1992年开始，李书福不停的到到国家生产主管部门奔走，申请造车许可。他说：“几十亿的投资我们不要国家一分钱，不向银行贷一分钱，一切代价民营企业自负，请国家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可是，这并没有融化汽车产业政策的铁板。他又通过各种方法申请，一直等了十年，到了2001年年底，才通过审批 。

　　后来吉利集团发展很快，在2010年收购了国外知名汽车品牌沃尔沃，算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但同时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和收购以后整合能力不足的疑问 。

　　吉利集团的这次收购能不能真的成功暂且不论。这里仅作一个设想：过去十年吉利汽车的发展，说明李书福确实是个能在汽车制造行业里面有所作为的有能力的企业家。如果从1992年开始，一辆桑塔纳卖20万的时候，他就开始制造汽车。十年之中，他可以积累多少发展资金，积累多少市场销售和企业管理的经验，培养出多少汽车销售和管理的人才？那么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了，有了收购沃尔沃的机会，肯定就会更有实力而更少风险。这种错误的产业控制政策，把一个企业家的才能压制了整整十年。

　　而且，吉利最终还拿到汽车生产的许可了。这中间，有多少企业家试图制造汽车的努力就完全被扼杀了呢？恐怕是数不胜数。李书福不一定能成得了中国的本田宗一郎，但如果允许竞争，不搞产业控制，中国汽车制造业出现丰田和本田的可能性一定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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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汽车产业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

　　外国的汽车想想到中国来投资建厂，合资也可以，独资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买到质优价廉的汽车，激活中国的汽车市场。

　　中国的企业看到了市场机遇，想要造汽车，政府不应该进行产业控制，相反，可以给予税收金融上的各种优惠，技术研发上给予支持，在政府采购上予以倾斜，也可以有短暂的关税保护，但不能直接干预市场竞争，以市场准入的行政手段来保护效率低下的企业。它们造出来的东西质量不好价格太高卖不出去，亏损了，该倒闭的倒闭，该被收购的被收购。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民营企业也是如此。

　　但是在这个竞争中，一定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成长起来。因为这是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企业具有天然的优势：更了解中国人对汽车的偏好，更了解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更能够管理好中国的汽车产业工人。这种基于本地化的信息和交易成本优势是不能被抹杀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彩电、冰箱、摩托车都出现过严重的所谓“产能过剩”，外资巨头如三洋、索尼、松下等也纷纷进入，整个行业经历了极为残酷的生存竞争，一大批企业倒了下去。

　　但是最后中国的彩电、冰箱价格迅速下降，中国的消费者可以用比以前便宜得多的价格买到这些产品。同时，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彩电产地、最大的电冰箱产地和最大的摩托车产地。这些产品既有自主品牌，而且行销全世界。联想和华为的成功更说明了这个道理。这就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雁行发展形态说”中蕴含的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

　　但是，反观汽车制造业，中国现在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国内市场几乎完全被国际汽车巨头占领，出口更是少得可怜。这是为什么？就是缺乏竞争。国家产业政策对内限制民营企业参与竞争，对外高关税限制汽车进口。国有汽车集团和国际汽车巨头合作，关起门来向中国消费者高价销售汽车，享受暴利、不思进取，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吸收核心技术和开发自有品牌。

　　汽车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产业。越是战略性产业，就越要充分竞争。只有如此，才能让这个产业变得“强壮”起来。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国家想要重点发展这个战略性产业，想尽办法扶持国有汽车集团，限制竞争，最后反而阻碍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国际汽车巨头，本来是要因为水土不服而付出一些代价的。它们了解和熟悉中国市场的过程，正是中国民族企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联想公司在开发自有品牌电脑的时候，价格比国外主流电脑低50%。一经推出，惠普公司的中国代理赶紧向上汇报。但是由于层级太多，决策层远在美国，搞不清楚情况，竟然无动于衷，让联想有充足的时间利用低价攻城略地。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联想公司已经站稳脚跟。美国网络商务巨头Ebay收购了中国第一家网络交易网站易趣之后，淘宝开始试图进入这个市场，ebay公司同样反应缓慢，试图依靠自己的资金实力封杀淘宝广告来获胜，而没有花时间研究中国市场，改变经营模式来适应中国。结果被淘宝击败。

　　中国的民族企业，正是利用这种机会成长起来并具备与外资一争高下的实力。外国品牌熟悉和了解中国的时间，市场的空间已经打开，但它们还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准备好一口气吃下，正是国内企业成长的“黄金时间”。也即“雁行发展形态说”能够变成现实的微观基础。

　　然而正是在这个“黄金时间”内，在汽车制造业中，民营企业被禁止参与竞争，根本就没有成长壮大的机会。国际汽车巨头在与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合资以后，彼此之间进行垄断竞争，在这种被保护的竞争中，一边赚取暴利，一边逐渐学会了解中国市场，推出的产品越来越符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销售渠道越来越完善。中国民族汽车品牌的发展空间也就被日益压缩。

　　这种政策，一定要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及时加以改变。这里的关键不是民营好还是国营好，关键是是否允许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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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以市场换技术”到“以市场换企业家”

　　回顾历史，中国政府在制定这种与国外企业合资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时候，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对市场经济的优势还不明白，所以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概念。这种想法，还是代表了那种技术至上的经济观念，认为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缺技术。只要技术跟上来了，就可以造出跟人家一样好的汽车出来。然而现在从市场经济的视角来看，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真正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产品，并不是技术最先进的，而是最能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又是能够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进行生产的。谁来发现市场最需要什么样技术的产品呢？只能是企业家。所以要改变观念，不要再“以市场换技术”，而要“以市场换企业家”。

　　这个“市场换企业家”的过程，就是“雁行发展形态说”的路径。比如美国目前是全球产业创新中心，它研究出来了一个新产品或者新产业，中国没有，也不清楚国内消费者需要不需要。因此，就应该放开市场，让这些产品进口销售，或者让这些产业的厂商来投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产品进口，就会有中国的代理商，这些代理商会很快学会熟悉中国市场，随时可能反戈一击、自立门户进行生产，比如华为；如果是投资，这些厂商不可能拖家带口的全部过来，总要雇佣中国的劳动力，还包括中高层管理者也要从中国招聘，他们的产品生产销售的过程，就是中国国内的企业家学习成长的过程。这些人把生产方式学习好了，就可以跳出来自己组织生产销售。国内的企业家生产的东西，在短期内可能技术不如外资成熟，但是必然更适合中国市场。彼此之间，互有长短。然后就是国内外厂商同场竞技，优胜劣汰，就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企业家成长起来，这就是“以市场换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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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和企业家的三个阶段

　　一流的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怎么培养呢？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叫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市场竞争是很残酷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优胜劣汰。一流的企业家，只能在最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才能成长起来。没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的竞争，再大的企业也必然是弱质的。

　　我们的汽车产能真的过剩了吗？十年前中国汽车市场年销量才不过100万辆，当时看起来是过剩，产能超过200万辆就是“投资过热”。但今天年销量到了1000万辆，又有没有过剩呢？就算真的绝对过剩也并不可怕。有人想投资就让他投资，全中国成立十个百个新的汽车企业，年产量超过2000万辆也不错。

　　这些钱用来投资生产汽车，总比拿去炒房炒股要好得多。市场容量就那么大，要想把自己产的汽车卖出去，就必须拼了命的研究消费者心理、开拓销售渠道、压缩生产成本……几轮下来，一大批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很多人可能会血本无归，留下一个烂摊子被别人收购。

　　但是，胜出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兵强将。倒下去一百个汽车制造厂，剩下两个就可以了，一个中国的丰田，一个中国的本田，足以支撑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不允许竞争，就批准两个，让他们合起来垄断市场，最后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也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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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叫做“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既然是为了发展而竞争，我们的政府、人民、学者、企业家肯定都希望都打胜仗。但肯定也有打败仗的时候，也有在某一次具体的战役中全军覆没的可能。就好像楚霸王项羽一样，中了十面埋伏、身陷四面楚歌，只能往江东跑。这个“江东”，就是最后的根据地，是卷土重来的资本。

　　要经营好“江东”的根据地。首先是要搞好教育，培养出足够多人才，打垮了一支队伍还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或者新生力量。这方面中国文化中的教育传统足够强，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

　　其次，就是自然资源、能源水电、粮食、土地、金融命脉这些东西始终牢牢的掌握在国家手里。军队在前方打仗，不会被人断了粮道。后方人心稳定、钱粮充足，退回来收拾收拾，还可以再打。而且，这也保证了外国的商品或资本来到中国，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能够发生效果——它们所拿走的只能是企业家创造力的回报，而劳动力工资和非创造性资本的投入仍然留在国内，因而外资所得到的一定小于它们所创造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总之，就是“输得起”。

　　产业升级的过程永无止境，市场情况千变万化。外国企业水平再高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不用担心输了一次就没有机会。我们的手机制造业。刚开始的时候，诺基亚、三星等国际手机巨头在中国开拓市场，高价卖手机。趁此机会，中国的企业如TCL、波导开始生产国产手机跟它们竞争，把价格压了下来。国际手机巨头迅速调整策略，利用中国手机企业技术储备不足的弱点，通过技术升级扳回一局。TCL和波导的手机基本被淘汰了。但没过多久，国产手机又出现了所谓的“山寨机”出来搅局，不仅在国内卖的火热，还畅销第三世界国家，最后大部分被淘汰，魅族、金立等几个品牌存活了下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国际手机产业风云变幻，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衰败，苹果和HTC公司骤然崛起。

　　在此过程中，国产的联想、华为、中兴、小米又开始进场竞争。这一轮结局如何，尚未可知。但总的结果，是国内的消费者可以不断买到便宜好用的手机，不用担心外国手机到中国来卖高价。而国产手机品牌，总是能取得一些阶段性的局部的胜利，也总有卷土重来的希望。而且，不论是诺基亚还是苹果，其产品大部分都得在中国组装和制造。它们的手机卖的越好，中国的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越多，失业率越低。其实际结果，都比汽车产业只能关起门来赚自己人的钱要好得多。

　　我们的汽车产业政策，以前制定的有问题，让民族汽车工业耽误了很好的发展时机。但绝不意味着彻底丧失希望了。汽车产业内部是在一直不停的升级换代，国际汽车巨头彼此之间的盛衰格局也在不断变化，一定会不断的有机会出现。关键是我们要改变现状这种错误的产业政策，取消整车生产目录限制，代之以对汽车环保和安全性的考核，给民族汽车产业更多的竞争机会，才能在真正的机会出现的时候能够抓得住。这种政策，在2012年改变，比2013年改变好；2013年改变，比2014年改变好。早改革一天，中国的汽车产业，就多一分复兴的希望；中国的消费者，就早一天享受更低的购车价格。

　　但是，与此同时，又要坚决防止在正面战场打了败仗的军队，回到“江东”这块根据地来称王称霸。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家——不管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有机会不通过创造而通过掠夺来发财致富，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中流击楫、卷土重来之志，而会有囤积居奇之志，有炒房炒股之志，有私挖滥采之志，有放高利贷、搞MBO侵吞国有资产之志。

　　国有资本虽然应该控制资源金融等行业，但必须加强内部竞争，提高效率。政府机构，也应该不断进行内部改革和创新，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等等。

　　只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守卫好、经营好这块“江东”的根据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乏既有理想又有才能的报国之士。但国政不修，而能御敌于外者，所未闻也。如果内政腐败，像岳飞、祖挞这样的忠臣良将不能奋战于沙场，却败于政治上的掣肘，让一些无能的政府亲信去带兵打仗，打输了还可以继续升官发财。那这样一种“卷土重来”，就等于是驱羊拒虎，不仅毫无获胜的希望，最后连江东根据地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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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此同时，又要坚决防止在正面战场打了败仗的军队，回到“江东”这块根据地来称王称霸。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让企业家——不管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还是民营企业家——有机会不通过创造而通过掠夺来发财致富，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中流击楫、卷土重来之志，而会有囤积居奇之志，有炒房炒股之志，有私挖滥采之志，有放高利贷、搞MBO侵吞国有资产之志。

　　国有资本虽然应该控制资源金融等行业，但必须加强内部竞争，提高效率。政府机构，也应该不断进行内部改革和创新，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等等。只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守卫好、经营好这块“江东”的根据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乏既有理想又有才能的报国之士。但国政不修，而能御敌于外者，所未闻也。如果内政腐败，像岳飞、祖挞这样的忠臣良将不能奋战于沙场，却败于政治上的掣肘，让一些无能的政府亲信去带兵打仗，打输了还可以继续升官发财。那这样一种“卷土重来”，就等于是驱羊拒虎，不仅毫无获胜的希望，最后连江东根据地也保不住。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上的改革应该遵循经济的逻辑，zhengzhi的改革则应该遵循zhengzhi的逻辑，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这里体现出一种复杂的zhengzhi与经济的关系。zhengfu对企业家行为，既有服务、也有制衡。zhengzhi权力，是作为一个资本权力的制约者而存在的。提供服务和扶持，是为了让企业家有卷土重来之力；进行制衡，是让他们有卷土重来之志。服务不好或制衡不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就都会出现问题。

　　zhengfu和企业的关系，不仅是“zhengfu搭台，企业唱戏”那么简单。现代社会，企业的创新速度极快，zhengfu的服务效率要跟上，监管力度也要跟上，制度建设更要跟上。总之，绝不是搭完台子就可以坐下来看戏。zhengfu必须和市场赛跑，这场比赛是没有止境的。

　　这里必须回到本文第二章的结论：制度演进的不确定性和目标导向原则。再把这个原则和由于本文第七章所论证的一个结论结合起来：任何竞争性的制度都必然导致具有非凡的创造力的人物胜出。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在市场竞争中获胜的那一部分人，不论是企业家还是金融家，都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他们不是一群喜欢按照常理出牌的人物，思维方式也不同于常人，既善于从市场中寻找盈利机会，也善于从制度中寻找漏洞获利。如果希望于制定了一个完美的制度，然后zhengfu就可以无所事事，做好“守夜人”，然后就什么都让市场说话，那么这个制度用不了多久，必然被这些聪明人找到漏洞并不断扩大，最终让它变得千疮百孔、腐化堕落。

　　所以，必须要有另外一群人，也就是一群同样具有创造力的zhengzhi家，来不断的弥补这些漏洞，推动制度不断的发展和变革，让它能够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同时更加富有效率。

　　总之，就是让zhengfu效率和制度设计能够适应经济社会的变化，与之一同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对企业家的创造力要求越高，对zhengzhi家的创造力要求必然也就越高，因为制度变革的速度也必须同时跟上。这些人必须是职业的zhengzhi家，而不是企业家挣够了钱来玩一把zhengzhi；必须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和经济基础，而不是依靠大企业家的施舍和资助来获得权力。只有这样，zhengzhi权力对资本权力的制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zhengzhi的权力与资本的权力必须保持这种即合作又制衡的关系。任何一种权力失控，都必然会给经济社会民生带来负面的影响。

　　以上部分的分析看起来是比较乱的：zhengfu应该怎样，又不能怎样，企业应该怎样，企业又不能怎样……看起来没有“管得越少的zhengfu就是好zhengfu”这种口号那么旗帜鲜明、提神醒脑，反而让人看得有点晕乎乎的。但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zhengzhi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合理划分与互相制衡。这种划分的经济理论基础，即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

　　——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很长和很强的zhengzhi权力专横独 cai的传统，所以很多人都对zhengzhi权力抱着万分的警惕，这并没有错。但这只是纵向的视角。从横向的视角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又是一个资本权力的盲目扩张没有得到抑制、zhengzhi权力过分软弱的时代。

　　由于资本权力，特别是金融资本权力扩张失控，才导致了目前如此严重的国际经济危机。所以，不能简单的说，中国现在zhengfu权力太大，还是zhengfu权力太小，关键是要调整结构。该强势的地方就要强势，该弱势的地方就要弱势。对于资本的权力也是一样，让它在创造性的领域尽情的竞争和扩张，但在非创造性的领域，则应该继续予以严格的遏制。只有在这样一种合理的均衡中，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