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莫言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amiko

简评莫言对计划生育的态度

何亚福

莫言著有《红高粱》、《生死疲劳》、《蛙》等小说，其中2009年出版的《蛙》是以计划生育为主题的，小说通过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控诉了计划生育对中国人的残酷戕害。可以说，《蛙》是中国第一部以计划生育为主题的影响较大的长篇小说。

那么，莫言本人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如何呢？莫言是如何看待中国人口问题的？2010年5月23日，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播出采访莫言的节目，在节目中，莫言谈到写作《蛙》这部小说的背景以及他对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的看法。

主持人问莫言：“您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深处到底对计划生育这个国策是怎么样的一种解读，怎么样的一种看待方式啊？”莫言回答说：“那么从我个人这个，站到我个人的立场上，那我觉得这个政策不好，不是一个好政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话，那我起码也是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的父亲是吧。”然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莫言只有一个孩子。

主持人问莫言：“所以当初你自己还是挺希望能生二胎的是吧？”莫言回答说：“我当时觉悟还是真蛮高的一个觉悟，因为当时我是在部队里面已经提拔成军官了。”本来，莫言是想生二胎（甚至三胎）的，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他只敢生一个孩子，他当时还觉得自己“觉悟还是真蛮高”，可见他在部队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

主持人问莫言：“《蛙》这部作品，您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在写作？”莫言回答说：“说到这个《蛙》，说到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们不能把这个完全归罪于什么像姑姑这样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个整个的罪就归到国家，你们制定了这个政策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那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责任，也有罪过是吧，那现在到了晚年，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自己很卑鄙呀。”为什么莫言说“感觉自己很卑鄙”呢？因为他曾响应计划生育政策，让妻子把自己的一个胎儿堕掉了。莫言认为堕掉自己的孩子，“永远是一个内心深处的很痛的一个地方。”可见，莫言对于计划生育造成大量胎儿被堕掉，具有深深的忏悔意识。我认为，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人造成的巨大伤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忏悔和反思。

主持人问莫言：“您刚才说呢，您从自己的本身这个角度来考虑，是特别不赞同计划生育政策的，那另外的方面呢？”莫言回答说：“我想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个政策，确实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人口增长的幅度太快了。那就会造成一系列的什么，教育、就业、医疗的巨大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个国家的利益上来讲，我觉得它这个强行地性这个独生子女政策，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

可见，莫言对中国人口问题仍存在糊涂认识，以为“教育、就业、医疗的巨大社会问题”是“人口增长的幅度太快”造成的。因此，莫言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希望计划生育政策变得更人道一些。

主持人问莫言：“而且我们回过头去看，还能想得出比这种方式更好的任何的解决途径吗？”莫言回答说：“这个我觉得在西方可以不去想，是吧。西方一直在鼓励刺激出生率。人口增长也上去而负是增长，而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如果你要想使人口放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必须实行这种强制，这种政策，这个政策而且要真正地落实到实处，那就确实也需要千千万万的，像我在小说里面所描写的，像姑姑这样的一些人，忠心耿耿的，像打仗一样地来执行落实你这个政策，否则的话不可能落实。”

显然，莫言没有认识到“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这个道理。欧洲人以前也曾多生，一对夫妇生六、七个孩子也是寻常事，现在呢？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而欧洲国家并没有实行过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口增长也很快，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没有实行过强制计划生育，但现在都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有什么理由认为“如果你要想使人口放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必须实行这种强制”？

另外，2010年1月4日，莫言做客《网易阅读客厅》栏目时说：“但到了在八十年代的情况下，客观、公正地讲，如果不采用这样的手段，首先造成的后果就远远不是今天官方所公布的13亿人口了，可能是18亿、17亿，我们想一想，一个17亿人口、18亿人口的中国会是什么状况？”可见，莫言轻信了计生委宣传的“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少生了4亿人”这种夸大其辞的说法。莫言不明白这一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的。王丰和蔡泳两位人口学家合写的文章《4亿中国人是怎么少生的？》已经分析过：“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年来，至多使中国少生1亿多人，但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代价。”

总的来说，我认为《蛙》这部小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据首发《蛙》的文学杂志《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说：“莫言的长篇小说《蛙》单刀直入，猛攻计划生育的非人性邪恶，写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这部小说我们《收获》杂志当时编发，可能触碰‘文革’‘计生’两个审查地雷，这个责任编辑不是很好当的。”《蛙》的出版也有助于计划生育话题在中国新闻界和出版界的“脱敏”。尤其是，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蛙》这部小说在国内外将拥有更多的读者，有助于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计划生育残酷的一面。

amiko

田亮是否享有“生育特权”

何亚福

最近，田亮二胎事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在网上引起热议。反对计划生育的网民大多支持田亮生二胎，而支持计划生育的网民大多认为田亮生二胎属于超生，认为田亮不应该享有“生育特权”。针对所谓“生育特权”的观点，我发微博说：“有些人很奇怪，当他的权利被剥夺后，他问：‘为什么张三李四的权利不被剥夺？’而不是问：‘你凭什么剥夺我的权利？’因此，当他看到富人享有比穷人更多的生育权时，他不是主张穷人应当享有与富人一样多的生育权，而是主张富人应当享有与穷人一样少的生育权。”

一位ID为“wenlizhe”的网友回贴说：“我想何先生这里没搞清楚，大家是痛恨不公平的现实，而不是对计生的认同。”说到“公平”（或“平等”），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生育政策应该平等》（见2011年8月12日《南方都市报》）说过：“笔者认为，无论人口政策的走向如何，有一个原则是应该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平等。”当然，其实在那篇文章中我还想补充如下一段（只不过报纸不敢刊登罢了）：“事实上，我不但主张穷人应当享有与富人一样多的生育权，城市居民应当享有与农村居民一样多的生育权，汉族应当享有与少数民族一样多的生育权，而且，我还主张，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不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也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享有自主生育的权利。”

平等是很重要的，但仅有平等是不够的。例如，如果全国不分城乡、不分民族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这种政策也是平等的，但并不是什么好政策（当然，我不相信独生子女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能够实行得下去）。

那么，田亮生二胎是否有“生育特权”？我认为，一对夫妇无论生多少个孩子都是基本人权，而不是什么“特权”。只不过由于中国很多夫妇担心承受不起“超生”处罚而不敢生二胎，而田亮（以及其他生二胎的富人）承受得起“超生”处罚，所以一些人认为田亮以及其他生二胎的富人享有“生育特权”。打个比方，有一个富人买了一条金项链，一个买不起金项链的穷人难道能指责这个富人享有“购物特权”？事实上，任何人都有购买金项链的权利，只不过有一些穷人买不起罢了。所谓“平等”，是指权利平等，而不是指能力平等，也不是指收入平等。

有些计生支持者可能会说：“你举上面的这个例子不恰当，因为购物是合法的，而超生是违法的。”事实上，既然计生委说“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那么“超生”就不是违法行为。退一步来说，即使“超生”是“违法”行为，富人“超生”同样会受到处罚，因此富人并没有享有“生育特权”，只不过富人具有较强的抗处罚能力罢了。

即使是在生育自由的国家，有些夫妇养得起并愿意生三个孩子，有些夫妇只养得起一个孩子，难道那些只养得起一个孩子的夫妇能指责那些生三个孩子的夫妇享有“生育特权”？

虽然按照现行计生政策，农村居民享有比城市居民多一点的生育权，但事实上，不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是计生政策的受害者。一些城市居民看到农村居民享有比自己多一点的生育权，感到不公平，因而主张农村居民也应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少的生育权，这是没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张三被强盗抢了10万元，李四被强盗抢了5万元，难道张三能够说李四没有被强盗抢更多的钱是不公平？我认为，张三应该把矛头对准强盗，而不应把矛头对准李四。

田亮生二胎，引起这么多人的指责；同样是体育明星、跳水明星，伏明霞嫁给香港人后，生了三胎，却获得很多人的祝福。为什么在计生支持者眼中，伏明霞生三胎是合法的，而田亮生二胎就是“违法”的？难道这公平吗？要知道，香港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大陆，人均自然资源远远少于中国大陆，按照计划生育理论，香港更应该实行计划生育。那些指责田亮享有“生育特权”的人，更应该指责香港人享有“生育特权”。事实上，如果说可以自由生育就是享有“生育特权”的话，那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现在世界上99%国家的公民都享有“生育特权”。

amiko

丰县村民生二胎被抓走 已过预产期家人担心危险
2013-05-04 10:00:25
来源：中国江苏网

　　中国江苏网讯 徐州市丰县汪沟镇东张庄村的村民范女士反映，儿媳妇怀孕了，由于这是第二胎，向计生办交了四千元。今天上午他们将儿媳抓走，但她现在已经过了预产期，担心有危险，希望记者尽快帮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