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饥荒的一些资料（合集）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9 11:37

1.中国在20世纪发生的那些大饥荒（个人认为这些死亡数字都不太靠谱。）

年份                   死亡人数（万人）
1920-1921          1000
1925                   不详
1928-1930          300
1931                   300
1934                   600
1936-1937          不详
1941                   不详
1942                   300
1943                   300
1945                   不详
1946-1947          1750
1959-1960          不详

2.印度独立后发生的那些大饥荒

年份                   死亡人数（万人）
1965-1966          150
1972                   83

3.FaminesMain articles:List of faminesandFamine
Please Note: Some of these famines may be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caused by humans.
（两个奇怪之处：1.排行第一的死亡人数在不是1500万，也不是4300万，也不是3000万，也不是8000万，而是1500万到4300万。2.1942年大饥荒和1946-1947年大饥荒竟然没上榜。）

1. 15,000,000–43,000,000 Great Chinese Famine China 1958–1961
2. 24,000,000 Chinese Famine of 1907 China 1907
3. 19,000,000 Indian Famine British India 1896–1902
4. 15,000,000 Bengal famine of 1770, incl. Bihar & Orissa India 1769–1771
5. 13,000,000 Northern Chinese Famine China 1876–1879
6. 10,000,000 Indian Great Famine of 1876–78 India 1876–1879
7. 7,500,000 Great European Famine Europe (all) 1315–1317
8. 5,000,000 Chinese Famine of 1936 China 1936
8. 5,000,000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3 (Holodomor) Soviet Union 1932–1934
8. 5,000,000 Russian famine of 1921 Russia, Ukraine 1921–1922
11. 3,000,000 Chinese Drought 1941 China 1941
11. 3,000,000 Chinese Famine of 1928–1930 China 1928–1930
13. 2,000,000 Russian famine of 1601–1603 Russia (Muscovy) 1601–1603
13. 2,000,000 Vietnamese Famine of 1945 Vietnam 1943–1945
13. 2,000,000 Deccan Famine of 1630–32 India 1630–1630
16. 1,500,000–4,000,000 Bengal Famine of 1943 India 1943
17. 1,200,000 North Korean famine North Korea 1996–1998
18. 1,000,000–1,500,000 Great Irish Famine Ireland 1846–1849
18. 1,000,000 1984–1985 famine in Ethiopia Ethiopia 1984
18. 1,000,000 Horn of Africa famine Ethiopia, Sudan, Somalia 1888
21. 26,000–1,000,000 Bangladesh famine of 1974—Official records claim 26,000. However, various sources claim about 1,000,000. Bangladesh 1974
22. 150,000 Finnish famine of 1866–1868 Finland 1866–1868

4.唐律疏议：用最实打实的统计数据证明：“饿死三千万”之荒谬绝伦！
blog.sina.com.cn/s/blog_5cd93d530100yv2e.html

先说个笑话：

1949年全国5亿4千万人，38年后10亿8千万（数字均来自198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即：有着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大陆，38年后，人口增长100%。
20世纪初中国人口4亿5千万（从庚子赔款一人一两推算）。
就算从那时候到1949年中增长的9千万都是民国的，假设晚晴中国人口数没有增长。（这已经是对民国最宽厚的假设了）则民国元年人口4亿5千万。
按共和国38年内增长100%的增长率，民国统治大陆38年后，1949年应有人口9亿。
应有的9亿人口，减去1949年实际人口5亿4千万，得：
民国统治大陆的38年里，“非正常死亡”至少3亿6千万人。

（以上纯属胡说八道，下面正文开始）

用最实打实的统计数据证明：“饿死三千万”之荒谬绝伦！

事先声明一：本文没有否认大饥荒或给大饥荒翻案的意思。但即使是坏事，也不能任意夸大恶果。正如我们说南京大屠杀是坏事，但绝不能因此就说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不是30万而是300万。
事先声明二：本文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当年的统计数字。但本人并不是说这些数字一定完全符合事实情况。不过既然推算那“非正常死亡”三千万也是依据这些数字来的，故本文依据这些数字进行反驳应该也没问题。
注：本文所有数字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所出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103页（历年年底人口数量）和105页（历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数据。
事先声明三：因若干弱智反复犯同样的错误，故在此特别增加这一条事先声明。特别需要注意：统计数据中的年末人口数，只是户籍人口数（即户口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它在统计表中的意义本来就不是真实人口数！比如若有些人在该年年末之前在甲地办理户口迁出手续，而尚未在乙地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这些人在户籍人口数中就会凭空消失了。从统计表上可以看出，办理迁出之后拖了十年才办迁入手续的足有上千万人。所以再说一遍：统计表上每年的年末人口数并非该年年末中国真正的人口数量，而只是户籍在册的人口数量！它和真实人口数是有误差的。有时候误差是非常大的！要是把它直接当成了真实人口数量，就好比把死亡率当成出生率一样大错特错！
但是每年的死亡率，是由上报的死亡人口数量除以该年平均人口数（前一年年末人口数与本年年末人口数的平均值）所得的。因此尽管年末人口数不是真实人口数，却可以通过它算出年平均人口数，并通过与死亡率的乘积得出当年上报的死亡人口数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年的显示：
1959年平均人口数（1958年底人口总数与1959年底人口总数相加后除以2）为66600.5万人，1959年全年死亡率为千分之14.59——相乘得1959年全年死亡人数约为971.7万人；
1960年平均人口数（1959年底人口总数与1960年底人口总数相加后除以2）为66707万人，1960年全年死亡率为千分之25.43——相乘得1960年全年死亡人数约为1696.36万人；
1961年平均人口数（1960年底人口总数与1961年底人口总数相加后除以2）为66033万人，1961年全年死亡率为千分之14.24——相乘得1961年全年死亡人数约为940.3万人；

因此，1959、1960、1961这三年困难时期中，总共死亡人数（无论是饿死的人还是其他正常非正常的原因死亡的人数），为三年死亡人数相加的和：约为3608.36万人。

（因此所谓饿死四千万或更多的说法就请自觉面壁去吧。总共死亡人数才三千六百万，你上哪儿去填那四百万的坑？）

也就是说，这三年中，“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是3608.36万人。那么，如果说“非正常死亡”人数就有3000万的话，只能得出“正常死亡”人数是608.36万人的结论。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大饥荒，那么这三年总共死亡人数应为608.36万人。

但是……这可能吗？

可以做一下对比。从1949年到1961年，以1957年的死亡率最低，是千分之10.8。1957年平均人口数（1956年底人口总数与1957年底人口总数相加的和除以2）为63740.5万人。因此相乘可得1957年全年死亡人数约为688.4万人。

注意1：1957年是没有大饥荒的。
注意2：1957年的死亡率为1949年到1961年中最低。
注意3：1957年的平均人口数低于1959-1961年任意一年的平均人口数。
注意4：1957年全年死亡人数是688.4万人。

同时，按照“非正常死亡三千万”的说法，1959-1961这三年间若没有大饥荒，三年中也只应死亡608.36万人。

换句话说，“非正常死亡三千万”说的天才们似乎觉得：如果没有大饥荒的话，1959-1961这三年（注意，是三年的总数啊！）的“正常死亡”人数应该比1957年——没有饥荒的，死亡率和人口基数都远低于那三年的1957年——这仅仅一年的死亡人数还要少！

泥马以为1959年起全中国拿唐僧肉当主食了啊？！

小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9-1961年三年死亡总人数为3608.36万人。如果一定要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三千万的话，那只能得出“正常死亡”人数是608.36万人的结论。而从1957年看，没有饥荒且死亡率和人口基数都最低的这一年尚且死亡688.4万人，足见三年内只死608.36万人是彻头彻尾的异想天开。因此，那三年内“正常死亡”绝不止608.36万人，故“非正常死亡”也就绝不可能超过3000万！

5.唐律疏议：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说起第二部分大饥荒的来龙去脉
blog.sina.com.cn/s/blog_5cd93d530100vocw.html （个人觉得本文有点洗地，但关于饥荒的成因有点道理）

既然集体化使农业增产，那后来怎么会有大饥荒呢？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央收购粮食太多了；有的说是地方官员浮夸风。本人认为：这些都是起作用的因素，却并非决定性因素。就目前来看，这段历史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却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那就是人口的变化。大战之后必有婴儿潮。1949年至1957年，仅仅8年中人口就增长了1亿。而这之前的37年（1912民国元年到1949年）中国人口也只增加了1.4亿。（张正隆：《雪白血红》29章下小标题“白红黑”）可见其增长之迅猛。（此处取1亿的数字已经相对保守。网上查到有说2亿的）而且这净增的1亿人口，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饥荒的时候还全都没有成年。换句话说，就是徒然猛增了1亿张吃饭的嘴，而没有增加劳动力！按这种速度增加人口，就算没有集体化，没有大跃进，发生饥荒也是早晚的事。因为中国当时的农业技术本来底子就薄，而且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迅速提高生产率。

在建国之前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说白了残忍而直接：溺婴。（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2002年2月北京印刷，47页）少一个孩子就少一张吃饭的嘴。建国之后溺婴被严厉禁止，这就使农民失去了控制人口的传统手段。而且别说溺婴，就连堕胎甚至避孕都受到限制。1950年4月颁布《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同年12月卫生部出台《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构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张翼：《中国60年来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迁》，摘自《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11月，580页）可以说是下重手增加人口。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中央才开始感到人口增长可能过快了。但也仅仅是放宽了政策，不再禁止销售避孕药、避孕用具（1954年出台的政策），设立避孕指导门诊（1956年出台的政策）之类而已。

但这并不是说人口增长是导致50年代末饥荒的唯一原因。可以确定的原因还至少有三个。第一，国家收购粮食太多。第二，农业技术的落后。第三，农民放弃传统的节食法，改为放开肚皮吃饭。以费孝通调查的开弦弓村为例。1957年时已经可以看出集体化带来粮食增产的效果，但是村里还是出现了粮食问题。费孝通经过精确计算，发现国家收购之后给每户农民留的粮食处于这样一个量：“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就闹饥荒了。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江村经济》276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不是熊，不会冬眠。所以不能断顿。同样的量，每顿悠着点，就能坚持到第二年。寅吃卯粮，就要出人命了。然而同时粮食的增产让农民出现盲目乐观情绪，提出“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江村经济》277页）提出该口号并非异想天开。集体化之后开了水渠，用了抽水机，追加了肥料，水稻的长势让农民们兴奋地预测“（亩产）700斤没问题”。如果真是亩产700斤，那“一天三顿干饭”倒还真不要紧。（同上）但农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中国靠天吃饭的农业还是很脆弱的。如果老天爷不赏脸就惨了。结果一阵台风刮伤了庄稼，亩产只有500多斤。产量没有预期得多，吃却放开吃了，于是稳稳当当出了乱子。

这里面可以看出各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如果国家少收走一些粮食，给农民多留一点粮食，就不至于闹到缺粮的地步。第二，如果农业技术再发达一些，抗台水平更高一些，保证了亩产700斤的话还是不会缺粮的。或者如果能有足够的化肥等高效肥料，亩产700斤也是可能的。（《江村经济》269页）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力落后，提供不了那么多高效肥料，奈何？第三，建国后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农民盲目乐观“明天会更好”，从而不再像建国以前那样精打细算。建国以前的传统中国农民是懂得“节食法”的。一年收的粮食，平时每顿吃多少农民自己会算好。甚至到冬天时农民还懂得少活动以避免能量消耗，变相冬眠，这样才能活到开春。（[美]韩丁著：《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10月，38页）如果“把紧了吃”，也不至于出现在增产年份缺粮的咄咄怪事。不过这里的第一条和第三条都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只有两个：一，人口激增；二，农业技术水平低下。这两者如果不能改变的话，就算国家不收粮食，就算农民节衣缩食，饥荒还是要发生。最多也不过让这僧多粥少的情况迟几年出现而已。

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以上原因中都不是农业集体化的责任（除非说集体化使粮食增产导致农民过于乐观也算。但那未免太抬杠了。难道粮食增产反而成了过错？）。恰恰相反，农业集体化使粮食增产，多少还缓解了粮食问题。如果没有集体化带来的增产，暴增的1亿张嘴只会让饥荒来得更加猛烈。抨击当时农业集体化的人的理由是土地公有之后，“产权不明晰”，农民积极性受挫，产量下降才导致的饥荒。但如上所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可以发现集体化之后产量不降反增。如果再放眼国外，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在全世界最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农业奇迹。以色列建国几十年来，坚持公有制农业生产。农业产量极高。不但足以自给，还能大量出口。集体化——公有制——产权不明晰——积极性下降——产量下降，这其中的逻辑倒也合理。但正如美国的先贤们指出的：“不管证明一件事不应存在的这类理论是多么正当，在用它们证明该事物的不存在违反事实本身的证据时，这些理论会完全遭到否定。”（[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6月版，2004年4月印刷，162页）

既然说到大饥荒，就不得不说一下大跃进。大跃进现在在大部分网民眼中已经成了过街老鼠，成了大饥荒的代名词。但大跃进和大饥荒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首先大饥荒很难说是大跃进引起的。因为1957年已经出现粮食问题，饥荒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而大跃进1958年才开始。原因不可能发生在结果之后。不过大跃进对大饥荒倒确实存在加剧作用——而同时却也存在缓解作用。这听起来的确有些自相矛盾。且容在下细表。

大跃进的目标是增产——所有行业的增产，而不仅仅是大家只知道的炼钢。粮食的增产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中央头脑发热（有人说是毛泽东发热；另有人说其实是刘少奇发热。鄙人认为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所以直接说“中央”发热。双方请勿从这方面来砸我），提出不切实际的增长目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高度集权的国家，中央的蝴蝶一扇翅膀，必然在基层引起飓风。很多官员为显政绩，便开始浮夸，放卫星，谎报亩产万斤等等。上级信以为真，收购指标自然也上升。到国家来收购的时候，官员为了圆谎就把农民的口粮也一起交出去，直接造成口粮不足。另外“人民公社”兴，小食堂蜂起，大锅饭林立。本来口粮是分配到每户的，现在却被统一管理。这一方面使农民的口粮被官员为了圆谎而上交；另一方面大锅饭又使农民失去了“节食法”的动机——大家在一个锅里吃，你不吃就被人家吃了。不吃白不吃，吃得少就亏了，吃得多才赚。要“放开肚皮吃饭”。吃饭的嘴已经暴增了，再不对饭量加以控制，后果可想而知。

话说回来，提出“放开肚皮吃饭”的倒也不是疯子。正如前文在开弦弓村提出的“一天一碗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一样。农民对次年产量的憧憬并非凭空想象，而确实是根据经验估计的。但就是高估了当时中国农业技术抗拒天灾的水平。结果一阵台风刮伤了庄稼，立刻就出事。事实上这种台风在开弦弓村那种地方并不罕见。但“节食法”的废弃使农民应对意外的能力大大削弱。粮食本来未必不够吃，但前期吃得太爽了，后面没得吃了。而人又不会冬眠，所以就悲剧了。往常不会造成饥荒的自然灾害，这时候就会造成饥荒了。而中国从来就不缺这种寻常的自然灾害。大饥荒在官方说法中又叫“三年自然灾害”。不是说那三年中的自然灾害有多严重，而是普通的自然灾害在那三年便足以引起恐怖的结果。所以说大跃进造成的浮夸风，共产风肯定是加剧了饥荒的。

那为什么又说大跃进对饥荒有缓解作用？还是从“放开肚皮吃饭”说起。人们未必知道这句话的下半句是“鼓足干劲生产”。合起来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想尽办法提高产量是大跃进运动的根本特征。大跃进时全国掀起增产运动。从大了说，不少沿用到今天的设施都是大跃进期间完成的。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在大跃进期间完工（1958年）。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力发电站，也就是著名的千岛湖，也是大跃进期间建成的（1959年）。从小了说，村里的鱼塘水井就有不少是大跃进期间完成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之祖，也曾受惠于大跃进期间开挖的水塘。如果说这些完全没有起到增产的效果，恐怕也是说不出口的。2001年小岗村的农民被采访时直言不讳：“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转引自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158页）所以说大跃进确实存在缓解饥荒的一面。

顺便说一下，大跃进期间文艺工作者也在努力高产。搞翻译的拼命搞翻译，搞创作的拼命搞创作。至今脍炙人口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就是大跃进的产物（1958年秋开始创作，1959年秋首演）。总而言之，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巨大灾难，这必须承认。在另一面，大跃进给国家建设带来的成果，也不能一概否定。

6.沉默很久：看不懂的人口统计数据
blog.sina.com.cn/s/blog_4c4632100100c4ap.html

根据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1955年底全国总人口为61465万，1956年底为62828万。如下表：
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
1955 61465
1956 62828 0.0319 0.0114
又根据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出生率（又称粗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计算公式：
出生率 = 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
出生人数是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
年平均人数是年初、年末人口数的平均数，也可用年中人口数代替。——

那么1956年的年平均人数为（61465+62828）/2=62146.5万
         出生人口为：年平均人数×出生率=62146.5×0.0319=1982.47万
         死亡人口为：年平均人数×死亡率=62146.5×0.0114=708.47万
         年底人口为：1955年年底人口+1956年增加的人口=61465+1274=62739万
可是1956年的总人口数据（年底数）不是62739万，而是62828万，相差89万。
当然有点误差也不算奇怪，但是我们如果干点傻事，算个十几年，我们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如下表所示：

年份总人口数出生率出生人数死亡率死亡人数复算总人口数核对总人口差（单位：万人）
（中国统计年鉴1986）
1949 54167
1950 55196 0.037 2023.22 0.018 984.27 55205.95 9.95*

1951 56300 0.0378 2107.27    0.0178 992.31    56310.96    10.96
1952 57482 0.037 2104.97    0.017 967.15    57437.82    -44.18
……
1955 61465
1956 62828 0.0319 1982.47 0.0114 708.47    62739.00    -89.00
1957 64653 0.03403  2169.09 0.0108 688.39    64308.69    -344.31
1958 65994 0.02922  1908.75 0.01189 776.70    65785.05    -208.95
1959 67207 0.02478  1650.36 0.01459 971.70    66672.66    -534.34
1960 66207 0.02086  1391.50 0.02543 1696.36 66902.14    695.14
1961 65859 0.01802  1189.91 0.01424 940.38    66456.61    597.61
1962 67295 0.03701  2464.01 0.01002 667.10    67655.91    360.91
1963 69127 0.04337  2958.3    0.01004 684.84    69568.46    441.46
1964 70499 0.03914  2732.48 0.0115 802.85    71056.63    557.63
1965 72538 0.03788  2709.12 0.0095 679.43    72528.69    -9.31*

……
1978 96259
1979 97542 0.01782 1715.34 0.00621 614.35 97359.99 -182.01
1980 98705 0.01821 1786.83 0.00634 622.10 98706.73 1.73*

1981 100072 0.02091 2078.21 0.00636 632.11 100151.1 79.1
1982 101541 0.02109 2126.01 0.0066 665.32 101532.69 -8.31*

1983 102495 0.01862 1899.58 0.00708 722.29 102718.29 223.29
……
（中国统计年鉴2001）
1994 119850
1995 121121 0.01712 2062.71 0.00657 791.59 121121.12 *

1996 122389 0.01698 2067.40 0.00656 798.71 122389.69 *

复算总人口数就是算出每年增加的人口数加上上一年总人口数（年底数）。
核对总人口差就是用复算总人口数减去统计数据里记录的当年的总人口数（年底数）。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个“误差”还是普遍存在的，红色区域中的“核对总人口差”可谓触目惊心，先是从1957年登上一个大台阶，在1960年登峰造极。
1957-1959统计数据比复算数据多出1087.6万，而1960-1963统计数据又比复算数据少1653.66万。这都说明了什么呢？不是说明了数据不准确，而是说明了这些数据根本上就是伪造的。他们的数据，用他们的方法算，竟然都算不拢。

1995年、1996年的数据就能算拢，说明了算法并没有错。

2001年的数据对比1986年的数据可以发现，2001年的数据是有所修改的，或者说有所“更正”，如下表：

1986年的数据：
1981 100072
1982 101541 0.02109 2126.01 0.0066 665.32 101532.69 -8.31*
1983 102495 0.01862 1899.58 0.00708 722.29 102718.29 223.29
1984 103475
1985 104532

2001年的数据：

1981 100072
1982 101654 0.02228 2247.23 0.0066 665.70 101653.53 *

1983 103008 0.02019 2066.06 0.0069 706.08 103013.98 5.98*

1984 104357  19.90 2063.28    0.00682 707.11 104364.17    7.17*
1985 105851  21.04 2211.39    0.00678 712.61 105855.18    4.18*
1986 107507  0.02243  2392.81    0.00686 731.82 107511.99    4.99*
1987 109300  0.02333  2529.05    0.00672 728.47 109307.58    7.58*

1988 111026 0.02237 2464.35 0.00664 731.48 111032.87 6.87*
1989 112704 0.02158 2414.05 0.00654 731.60 112708.45 4.4*

做了这些调整后，可以发现误差终于正常了些。

再看一份数据：

出生年份 2000年健在人数  当年出生人数  去世人数  (单位：万人)
1956    1736.40       1982.47    246.07
1957    1899.84       2169.09    269.25
1958    1713.60       1908.75    195.15
1959    1305.98       1650.36    344.38
1960    1468.47       1391.50    -76.97
1961    1141.40       1189.91    48.51
1962    2092.31       2464.01    371.70
1963    2786.62       2958.31    171.69
1964    2414.48       2732.48    318.00

1960年、1961年出生的人活到2000年，去世的人数明显于比相邻年份的少。特别是1960年出生的，不但没有一个死亡，反而越活越多。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只是数据不准确，那这数据已经不准确到没有价值的地步了。如果只是工作失误，那也太过“失误”了。

以上数据说明1960年、1961年的出生人数被严重低估。就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数据为什么会被众多学者引用？难道他们就看不出这数据的问题非常明显？

7.邋遢道人：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数字的疑惑
yosl.blog.sohu.com/114791954.html

关于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有多少，最近一直成为热点。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写了很多书一本正经地在论证究竟59年到61年饿死了3000万，还是5000万，而且资料都是中国官方权威统计数据。虽然这些人经常怀疑中国统计数据的水分，但论证这件事就不管那么多了，引经据典，言之凿凿。

贫道知道统计数据经常有猫腻的。虽然一般情况下会按正常数字来填写，但有“需要”时就不管那些了。由于有公布了有水分的数据，其他数据要与这些数据照应就很困难。比如上年虚增到一个数，今年无论如何也无法按实际数字填写。调整来调整去，久而久之，看统计数据也就是个大概而已。

但是，调整数据并不是件不出出错的事情。虽然统计部门也都很专业，但毕竟数据来源口径很多，统计渠道也很多，同一数字会有很多关联数字。比如统计月报说某月黑色金属行业增长5%，但当月的生铁、钢材产量以及钢铁批发价格指数就与此关联。因为黑色金属行业绝大部分是由生铁和钢材组成的。如果生铁下降了10%，钢材下降8%，批发价格还下降了2%，你公布黑色增长5%就很难看。当然统计局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了解其中奥秘和注意这些的人很少。

贫道把中国人口相关数字都放在一起，就发现怎么也捏不到一起，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数。下面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口数字。

年份	年末人口万	年平均人数	出生率 ‰	出生数万人	死亡率 ‰	死亡数万人	按公式计算年末数	与公告数字差别
53	58796			1965		740
54	60266	59531	37.97	2260	13.18	785	60271	5
55	61645	60956	32.60	1987	12.28	749	61504	-141
56	62828	62237	31.90	1985	11.40	710	62920	92
57	64653	63741	34.03	2169	10.80	688	64309	-344
58	65994	65324	29.22	1909	11.98	783	65779	-215
59	67207	66601	24.78	1650	14.59	972	66672	-534
60	66207	66707	20. 86	1392	25.43	1696	66903	696
61	65859	66033	18.02	1190	14.24	940	66457	598
62	67295	66577	37.01	2464	10.02	667	67656	361
63	69172	68234	43.37	2959	10.04	685	69569	397
64	70499	69836	39.14	2733	11.50	803	71102	603
65	72638	71569	37.88	2711	9.50	680	72530	-108

统计局一般公布内容不包括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公布出生率和死亡率。但是他们有换算公式：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贫道上表就是按照这个数字计算的。大家会发现，这样计算后的实际数字与公布数字是不对应的，有时候少有时候多，有时候偏差比例大大惊人。那么，是不是公式错了？出生人数不是按年平均数计算的，而是按年初人口计算的？那也不对，如果那样算偏差会更大。比如1954年这样算年末人口会少13万而不是多5万，偏离更大。1955年这样算会少154万而不是少141万。最主要的是，这个偏差不可能今年多上百万，明年少几百万。究竟这些数字是怎么“调整”成这样的，贫道确实是一头雾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数是调整过的。只是无法把所有因数都照应好。

现在有些人抓住的问题是，1959年，尤其是1960年和1961年人口数有一个明显的下滑。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61年继续减少384万。而且1959年比1958年增长1200万，比此前年份增长1300-1600万增速下降。所有关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的推算，都是这个下滑部分形成的。

但是，所有引用数字的人都没有对这些数字之间关系产生怀疑。

比如，1961年人口比1960年减少了384万。但当年的出生率是1.802%死亡率是1.424%，出生率大于死亡率0.378个百分点。生的人多，死的人少，人口会增加，这是简单算术问题，小学一年级就该会算的。按人口规律，这种情况下人口减少只能是机械减少，也就是1961年移民到国外了700万左右。但好像这个时期没发生这些事情。这种错误是无论如何都交代不了的。

其次，1960年前公布数字与公式计算数字相比，多数是负数，而且都是几百万，到1959年甚至达到534万，占当年死亡人数的56%，或者出生人数的32%。而1960年及以后，按公式计算年末人数一直远大于公布数字，也动辄几百万。也就是说从1954年到1959年的5年中年均计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多出228万，而从1960-1964的5年中年均计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少了531万。前面都多，后面都少，这难道没有点怪吗？

要知道，如果计算60年前后的下滑的面积，是用1959年前的增长曲线的预期趋势，映射出实际曲线的空缺面积来计算的。即使是一个正常平滑曲线，只要把曲线前面抬高，人口增长曲线就抬高，后面的空缺面就更大。前面抬得越高，后面压得越低，这个空缺就越大，如果保持人口实际数量，后面人口增长就必须减少。因此，假如没有这样一个不知道怎么来的计算偏差，就根本不存在60年前后的空缺部分，或者起码不会有那么大的空缺部分。

如果按公布数字，1953-1958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3.37‰，按这个走势计算，1961年底人口应该是70730万人。但公报数字只有65859万人，因此可计算出少了4871万人。这就是饿死3000万到5000万人的来源。

但是，贫道并不能修正这个数列，因为没有依据。但是，组数字显然不真实。究竟为什么把59年以前的数字都调高，5年间多出1142万，而59年后的数字都调低，少了2655万。这一多一少，上下偏差就空出3797万。是偶尔犯的错误还是有用意，就不知道了。

1983年公布这些数字时还没有搞第四次人口普查。1990和2000年的四普和五普大概不是一个班子搞的，而且也难以照顾1983年调整的初衷。于是，又有了新疑惑：

年份	年末人口万	出生数	4普健在人数	5普健在人数	5普各年龄死亡率%
53	58796
54	60266	2260	1833	1851	18.1
55	61645	1987	1938	1861	6.3
56	62828	1985	1764	1736	12.5
57	64653	2169	1835	1900	12.4
58	65994	1909	1906	1714	10.2
59	67207	1650	1438	1306	20.8
60	66207	1392	1444	1468	-5.5
61	65859	1190	1150	1141	4.1
62	67295	2464	1593	2092	15.1
63	69172	2959	2703	2787	5.8
64	70499	2733	2529	2414	11.7
65	72638	2711	2452	2480	8.5

上表给出一组很怪异的数字，可以注意1960年和1961年分别在1990和2000年还健在在中国境内的人数与当年出生人数的关系。1960年出生1392万，而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444万和1468万。也就是说这年生的人一个没死，40年后多出76万，死亡率负5.5%。同时，1961年生的人也特别健康，出生的1190万人40年后只死亡49万人，死亡率只有4.1%。对比其他年份在五普中健在的人数与出生人数，会发现此前此后都大约有11%以上死亡率，只有这两年奇怪。

1953-1959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平均死亡率为13.4%，而1960和1961年平均为增加1.05%。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仅仅婴幼儿死亡率也不低于9%。饥荒时期这个数字更高。总不能是饥荒时期别的年龄段都死了，1岁儿童一个没死吧。客观的说，1960和1961两年出生的人到2000年，死亡率会远高于13.4%，应该达到15%以上。如果这样算，1960年出生人数应该不低于1727万人，要多出335万人。加上前面统计少算的696万人，不追究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起码要增加1031万人。比1959年人数是增加了31万而不是减少了1000万。而1961年出生人至少有1400万人，多出210万人。加上前面少算的598万人，不考虑死亡率数字真实性，也应该增加808万人。这两年起码要增加1839万人。

当然，1959到1960年，中国农村出生率一定比1958年以前数字低。这个低有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刘少奇在1958年在农村推广“家庭革命”设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周团聚一次。这种分居方式必然使性生活减少。同时，饥饿状态下妇女生育率也会减低。这与出生后死亡是不一样的。

真正能搞清楚五六十年代人口数字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按照统计人数的公式计算，由于年平均人数是从令人怀疑的年末人数来的，得出的新数字就不能作为标准。这里还无法考证出死亡率究竟是怎么来的。贫道无非指出这些数字有调整到便于计算出60年前后非正常死亡率很高的疑似“故意”。

这组公布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恐怕要等很长时间才会知道真相，但也许永远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了。但是，让这样一个明显错误的、不可能出现的数字长期挂在那里，不仅是国家统计部门的耻辱，也是执政党的耻辱。一个自己承认自己把自己的老百姓饿死了几千万的执政党，无论如何都对历史交代不了的。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9 11:42

1960年出生人数1391万，2000年健在人数1468万，一个没死，越活越多。多了76万人。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9 13:16

8.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三讲（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七日）
taiwan.cn/zt/lszt/szhsh/zlshouji/200801/t20080102_551835.htm
　今天所讲的是吃饭问题。大家听到讲吃饭问题，以为吃饭是天天做惯了的事。常常有人说，天下无论什么事都没有容易过吃饭的。可见吃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一件常常做惯了的事。为什么一样容易做惯了的事还有问题呢？殊不知道吃饭问题就是顶重要的民生问题。如果吃饭问题不能够解决，民生主义便没有方法解决。所以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吃饭问题。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可见吃饭问题是很贵重要的。

　　未经欧战以前，各国政治家总没有留意到吃饭问题。在这个十年之中，我们留心欧战的人，研究到德国为什么失败呢？正当欧战剧烈的时候，德国都是打胜仗，凡是两军交锋，无论是陆军的步队、炮队和骑兵队，海军的驱逐舰、潜水艇和一切战斗舰，空中的飞机、飞艇，都是德国战胜，自始至终，德国没有打过败仗，但是欧战结果，德国终归于大败，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德国之所以失败，就是为吃饭问题。因为德国的海口都被联军封锁，国内粮食逐渐缺乏，全国人民和兵士都没有饭吃，甚至于饿死，不能支持到底，所以终归失败。可见吃饭问题，是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的。

　　近来有饭吃的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美国每年运送许多粮食去接济欧洲。蕨是俄国，俄国地广人稀，全国出产的粮食也是很多。其他象澳洲、加拿大和南美洲阿根延那些国家，都是靠粮食做国家的富源，每年常有很多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补助各国粮食之不足。不过当欧战时候，平时许多供运输的轮船都是被国空收管，作军事的转运。至于商船是非常缺乏。所以澳洲和加拿大、阿根延那些地方多余的粮食，便不能运到欧洲，欧洲的国家便没有饭吃，中国当欧的时候，幸而没有水旱天灾，农民得了好收成，所以中国没有受到饥荒。如果在当时遇着象今年有水灾，农民没有收成，中国一定也是没有饭吃。当时中国能够逃过这种灾害，不至没有饭吃，真是一种天幸了。现在世界各国有几国是有饭吃的，有许多多是没有饭吃，有九个月所吃的粮食都是靠外国运进去的。所以当欧战正剧烈的时候，德国的潜水艇把英国的海口封锁了，英国便几乎没有饭吃。东方三岛的日本国，每年也是不够饭吃，不过日本所受粮食缺乏的忧愁，没有象英国那些厉害。日本本国的粮食，一年之中可以供给十一个月，不够的约有一个多。德国的粮食，一提之中可以供给十个月，还相差约两个月。其他欧洲各小国的粮食，有许多都是不够的。德国的粮食在平时已经是不够，当欧战时候农民都是去当兵士，生产减少，粮食更是不够。所以大战四年，归到结果，便是失败。由此可见全国的吃饭问题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人没有饭吃，便容易解决；一家没有饭吃，也很容易解决。至于要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象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足食，提到这个问题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决。到底中国的粮食是够不够呢？中国人有没有饭吃呢？象广东地方每年进口的粮食要值七千万元，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外间没有米运进来，广东便马上闹饥荒，可见广东是不够饭吃的。这是就广东一省而言，其他有许多省公都是有和广东相同的情形。至于中国土地的面积是比美国大得多，人口比美国多三四倍，如果就吃饭这个问题用中国和美国来讨论，中国自然比不上美国，但是．攻欧洲各国来比较，德国是不够饭吃的，故欧开始之后两三年国内便人饥荒。法国是够饭吃的，故平时不靠外国运进粮食，还可足食。用中国和法国来比较，法国的人口是四千万，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法国土地的面积为中国土地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中国的人口比法国是多十倍，中国的土地是比法国大二十倍。法国四千万人口，因为能够改良农业，所以得中国二十分之一的土地，还能够有饭吃。中国土地的面积比法国大二十倍，如果能够仿效法国来经营农业，增加生产，所生产的粮食至少要比法国多二十倍。法国现在可以养四千万人，我们中国至少也应该可以养八万万人，全国人口不但是不怕饥荒，并且可以得粮食的剩余，可以供给他国。但是中国现在正是民穷财尽，吃饭问题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呢？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更是不止千万了，照外国确实的调查，今年中国人数只有三万万一千万。中国的人数在十年以前是四万万，现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应该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在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万的原故，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没有饭吃。

　　中国之所以没有饭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农业不进步，其次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从前讲民族问题铁时候，我曾经说外国用经济势力来压迫中国，每年掠夺中国的利权，现在有十二万万元。就是中国为受外国用经济的压迫每年要损失十二万万元。中国把这个十二万万，是用什么方法贡献到外国呢？是不是把这十二的金钱运送到外国呢？这十二万万元的损失，不是完全用金钱，有一部分是用粮食。中国粮食供给本国已经是不足。为什么还有粮食运到外国去呢？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照前几天外国的报告，中国届货中，以鸡蛋一项，除了制成蛋白质不算，只就有壳的鸡蛋而论，每年运进美国便有十万万个；运进日本及美国的也是很多，大家如果是到过了南京的，一抵下关便见有一所很宏伟的建筑，那所建筑是外国人所办的制肉厂，把中国有猪、鸡、鹅、鸭各种家畜都在那个制肉厂内制成肉类，运送到外国。再象中国北方的大小麦和黄豆，每年运出口的也是不少。前三年中国北方本是大旱，沿京汉、京奉铁路一带饿死的人民本是很多，但是当时牛庄、大连庄还有很多的麦、豆运出外国。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因为受了外国经济的压迫，没有金钱送到外国，所以宁可自己饿死，还要把粮食送到外国去。这就是中国的吃饭问题还不能够解决。

　　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是解决了民生问题。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研究起呢？吃饭本来是很容易的事，大家天天都是睡觉吃饭，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穷人常有一句话说：“天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吃饭是有问题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详细来研究。

　　我们人类究竟是吃一些什么东西才可以生存呢？人类所吃有东西有许多是重要的材料，我们每每是忽略了。其实我们每天所靠来养生活的粮食，分类说起来。最重要的有四种。第一种是吃空气。浅白言之，就是吃风。我讲到吃风，大家以为是笑话，俗语说“你去吃风”－－是一句轻薄人的话，殊不知道吃风比较吃饭还要重要得多。第二种是吃水；第三种是吃动物，就是吃肉。第四种是吃植物，就上吃五谷果疏。这个风、水、动、植四种东西，就是人类的四种重要粮食。现在分开来讲。第一种吃风，大家不可以为是笑话。如果大家不相信吃风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大家不妨把鼻孔、口腔都闭信住起来，一分钟不吃风，试问要受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不可以忍受能呢？我们吃风每分钟是十六次，就是每分钟要吃十六餐。每天吃饭最多不过是三餐，象广东人吃饭，连消［宵］夜算进来，也不过每天吃四餐；至于一般穷人吃饭，大概都是两餐，没有饭吃的人就是一餐也可以渡生活。至于吃风，每日就要吃二万三千零四十餐，少了一餐便觉得不舒服，如果数分钟不吃。必定要死。可见风是人类养生第一种重要的物质。第二种是吃水，我们单独靠吃饭不吃水，是不能够养生的。一个人没有饭吃，还可以支持过五六天，不至于死；但是没有水吃，便不能支持五天，一个人有五天不吃水便要死。第三种是吃植物，植物是人类养生之最要紧的粮食，人类谋生的方法很进步之后，才知道吃植物。中国是文化很老的国家，所以中国人多是吃植物。至于野蛮人多是吃动物，所以动物也是人类的一种粮食。风、水、动、植这四种物质，都是人类养生的材料。不过风和水是随地皆有的。有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河边或者是在陆地，不是有河水，便有泉水，或者是井水，或者是雨水，到处皆有水；风更是无处不有。所以风和水虽然是很重要的材料，很急需的物质，但是因为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天给与人类，不另烦人力的，所谓是一种一赐。因为这个情形，风和水这两种物质不成问题。但是动植物质便成问题。原始时代的人类和现在的野蛮人都是在渔猎时代，谋生的方法只是打鱼猎兽，捉水陆的动物做食料。后来文明进步，到了农业时代便知道种五谷，便靠植物来养生。中国有了四千多年的文明，我们食饭的文化是比欧美进步得多，所以我们的粮食多是靠植物。植物虽然是靠土地来生长，但是更要费许多功夫，经过许多生活方法才可以得到。所以要解决植物的粮食问题，便先要研究生产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立国，所以农业就是生产粮食的一件大工业，我们要把植物的生产增加。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目的呢？中国的农业从来都是靠人工生产，这种人工生产在中国是很进步的，所收获的各种出品都是很优美的，所以各国学者都极力赞许中国的农业。中国的粮食生产既然是靠农工，中国有农民又是很辛苦勤劳，所以中国要增加粮食的生产，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种种规定来保护农民。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变是很不公平的。我们要增加粮食生产，便要规定法律，对于农民的权利有一种鼓励、有一种保障，让农民自己可以多得收成。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障农民的权利，要怎么样令农民自己才可以多得收成，那便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前几天，我们国民党在这个高师学校开了一个农民联欢大会，做农民的运动，不过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起点。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他们所耕的田，大都是属于地主的。有田的人自己多不去耕。照道理来讲，农民应该是为自己耕田，耕出来的农品要归自己所有。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生产的农品大半是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农民耕田所得的粮食，据最近我们在乡下的调查，十分之六是归地主，农民自己所得到的不过十分之四，这是很不公平的。若是长此以往，到了农民有知识，还有谁人再情愿辛辛苦苦去耕田呢？假若耕田所得的粮食完全归到农民，农民一定是更高兴的去耕田的。大家都高兴去耕田，便可以多得生产。但是现在的多数生产都是归于地主，农民不过得回四成。农民在一年之中辛辛苦苦所收获的粮食，结果还是要多数归到地主，所以许多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

　　我们对于农业生产，除了上说之农民解放问题以外，还有七个加增生产的方法在研究，第一是机器问题，第二是肥料问题，第三是换种问题，第四种是除害问题，第五＜是＞制造问题，第六是运送问题，第七是防灾问题。

　　第一个方法就是机器问题。中国几千年来耕田都是用人工，没有用过机器。如果用机器来耕田，生产上至少可以加多一倍，费用可减轻十倍或百倍。向来用人工生产，可以养四万万人，若是用机器生产，便可以养八万万人。所以我们对于粮食生产和方法，若是用机器来代工人，则中国现在有许多荒田不能耕种，因为地势太高、没有水灌溉，用机器抽水，把低地的水抽到高地，高地有水灌溉，便可以开辟来耕种，已开辟的良田，因为没有旱灾，更可以加多生产。那些向来不能耕种和荒地，既是能够耕种，粮食的生产自然上大大增加了。现在许多耕田抽水的机器，都是靠外国输运进来的，如果大家都用机器，需要增加，更要我们自己可以制造机器，挽回外溢的利权。

　　第二个方法就是肥料问题。中国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人与动物的粪料和各种腐败的植物，没有用过化学肥料的。近来才渐渐用智利硝做肥料，象广东河南的许多地方近来都是用智利硝来种甘蔗。甘蔗因为得了智利硝的肥料，生长的速度便加快一倍，长出来的甘蔗也加大几倍，凡是没有用过智利硝做肥料的甘蔗，不但是长得很慢，并且长得很小。但是智利硝是由南美洲智利国运来农业都用不起，除了智利之外，海中各种甲壳动物的磷质和矿山岩石中的灰质，也是很好的肥料。如果硝质、磷质和灰质三种东西再混合起来，更是一种很好的肥料，栽培甚么植物都很容易生长，生产也可以大大的增加，比方耕一亩田，不用肥料的可以收五箩谷，如果用了肥料便可以多收二三倍。所以要增加农业的生产，便要用肥料；要用肥料，我们便要研究科学，用化学的方法来制造肥料。

　　制造肥料的原料，中国到处都有，象智利硝那一利原料，中国老早便用来造火药。世界向来所用的肥料，都是由南美洲智利国所产；近来科学发达，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到处可以用电来造硝，所以现在各国便不靠智利运进来的天然硝，多是用电去制造人工硝。这种人工硝和天然硝的功用相同，而且成本又极便宜，所以各国便乐于用这种肥料。但是电又是用什么造成的呢？普通价钱极贵的电，都是用蒸汽力造成的；至于近来极便宜的电，完全是用水力造成的。近来外国利用瀑布和河滩的水力来运动发电机，发生很大的电力，再用电力来制造人工硝。瀑布和河滩的天然力是不用费钱的，所以发生电力的价钱是很便宜。电力既然是很便宜，所以由此制造出来的人工硝也是很便宜。

　　这种瀑布和河滩，在中国是很多的。象西江到梧州以上，便有许多河滩。将近南宁的地方有一个伏波滩，这个滩的水力是非常之大，对于来往船只是很阻碍危险的；如果把滩水蓄起来，发生电力，另外开一条航路给船舶往来，岂不是两得其利吗？照那个瘫的水力计算，有人说可以发生一百万匹的电。其他象广西抚河、红河也有很多河滩，也可以利用来发生电力。再象广东北部之翁江，据工程师的测量说，可以发生数万匹的电力，用这个电力来供给广州各城市的电灯和各工厂中的电机之用，甚至于把粤汉铁路照外国最新的方法完全电化，都可以足用，又象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象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又角黄河的龙门，也可以生几千匹马力的电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天然富源是很大的。如果把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用新方法来发生电力，大约可以发生一万万匹马力。一匹马力是等于八个强状人的力，有一万万匹马力便是有八万万人的力。一个人力的工作，照现在各国普通的规定，每天是八点钟，如果用人力作工多过了八点钟，便于工人的卫生有碍，生产也因之减少。这个理由，在前一回已经是讲过了。用人力作工，每天不过八点钟，但是马力作工，每天可以作足二十四点钟。照这样计算，一匹马力的工作，在一日夜之中便是等于二十四个人的工作。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发生一万万匹马力的电力，好便是有二十四万万个工人来做工，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行驶火车汽车、制造肥料和种种工厂的工作，都可以供给。韩愈说，“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国家便一天穷一天。中国四万万人到底有多少人做工呢？中国年轻的小孩和老年的人固然是不作工，就是许多少年强状的人，象收田租的地主，也是靠别人做工来养他们。所以中国人大多数都是不做工，都是分利，不是生利，所以中国便很穷。如果能够利用扬子江和黄河的水力一万万匹马力，有了一万万匹马力，就是有二十四万万个人力，拿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所以对于农业生产，要能够改良人工，利用机器，更用电力来制造肥料，农业生产自然是可以增加，

　　第三个方法就是换种问题。象一块地方，今年种这种植物，明年改种植物；或者同是一样的植物，在今年是种广东的种子，明年是种湖南的种子，后来便种四川的种子。用这样交换种子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产力便可以增（加）。而种子落在新土壤，生于新空气，强壮必加，结实必夥，所以能换种，则生产增加。

　　第四个方法是除物害问题。农业上还有两种物害，一是动物的害。象稻田本来是种谷，但是当种谷的时候，常常生许多秕和野草。那些草和秕比禾生长得快，一面阻止禾的生长，一面吸收田中的肥料，于禾稻是很有害的。农民应用科学的道理，研究怎么样治疗那些草秕，以去植物之灾害；同时又要研究怎么样去利用那些草秕，来增加五谷的结实。至于动物的害是些什么呢？害植物的动物很多，最普通的是蝗虫和其他各种害虫。当植物的成熟时候，如果遇着了害虫，便被虫食坏了，没有收成。象今年广东的荔枝，因为结果的时候遇着了毛虫，把那些荔枝都食去了，所以今年荔枝的出产是非常少。其他害植物的虫是很多的，国家要用专门家对于那些害虫来详细研究，想方法来消除。象美国现在把这种事当作是一个大问题，国家每年耕费许多金钱来研究消除害虫的方法。美国农业的收入，每年才可以增加几万万元现在南京虽然是设了一个昆虫局来研究消除这种灾害，但是规模太小，没有功效。我们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来消除害虫，然后全国农业的灾害才可以减少，全国的生产才可以增加。

　　第五个方法就是制造问题。粮食要留存得长久，要运送到远方，就必须要经过一度之制造方可，我国最普通的制造方法就有两种：一是晒干，一是兼咸。好象菜干、鱼干、肉干、咸菜、咸鱼、咸肉等便是。近来外国制造新法，就有将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内而封存之，存留无论怎么长久，到时开食，其味如新。这是制造食物之最好方法。无论什么鱼肉果蔬饼食，分配全国或卖出处洋。

　　第六个方法就是运送问题。粮食到了有余的时候，我们还要彼此调剂，拿此地的人余去补彼此的不足，象东三省和北方是有豆有麦有米，南方各省是有米没有豆和麦，我们就要把北方、东三省多余的豆、麦拿来供给南方，更要把南方多余的米拿去供给北方和东三省。要这样能够调剂粮食，便要靠运输。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运送货物都是靠挑夫，一个挑夫的力量，顶强的每日只能够挑一百斤，走一百里路远，所需要的工钱总要费一元。这样耕费，不但是空花金钱，并且空费时间，中国财富的大部分于无形中便在运输这一方面消耗去了。讲到中国农业问题，如果真是能够做倒上面所说的五种改良方法，令生产加多，但是运输不灵又要成什么景象呢？象前几年我遇着了一位云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很多租谷，他告诉我说：“每年总要烧去几千担谷。”我说：“谷是很重要的粮食，为什么要把他来烧去呢？”他说：“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无商贩来买。转运的方法，只能挑几十里路远，又不能运去远方去卖。因为不能运到远地去卖，所以每年总是新谷压旧谷，又没有多的仓库可以储蓄，街到新谷上了市，人民总是爱吃新谷，不爱吃旧谷，所以旧谷便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用处，所以每年收新谷的时候，只好烧去旧谷，腾出空仓来储新谷。”这种烧谷的理由，就是由于生产过剩、运输不灵的原故。中国向来最大的耕费，就是在挑夫，象广州这个地方从前也人很多挑夫，现在城内开了马路，有了手车，许多事便可以不用挑夫。一架手车可以抵得几个挑夫，可以省十几个挑夫的钱，有手车和自动车来运送货物，不但是减少耕费，并可省少时间。至于西关没有马路，都是用轿夫。中国从前因为这种运输方法不完全，所以就是极重要的粮食还是运输不通，因为粮食运输不通，所以吃饭问题不能解决。

　　中国古时运送粮食最好的方法，是靠水道及运河。有一条运河是很长的，由杭州起，经过苏州、镇江、扬州、山东、天津以至北通州，差不多是到北京，有三千里路远，实为世界第一长运河。这种水运是很利便的，如果加多近来的大轮船和电船，自然更加利便。不过近来对于这条运河都是不大理会。我们要解决将来的吃饭问题，可以运输粮食，便要恢复运河制度。已经有了的运河，便要修理；没有开辟运河的地方，更要推广去开辟。在海上运输，更是要用大轮船，因为水运是世界上运输最便宜的方法。其次便宜的方法就是铁路，如果中国十八行省和新疆、满州、青海、西藏、内外蒙古都修筑了铁路，到处联络起了，中国粮食便可以四处交通，各处的人民便有便宜饭吃。所以铁路也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一个好方法。但是铁路只可以到繁盛的地方帮能够赚钱，如果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去经过，便没有什么货物可以运输，也没有很多的人民来往。在铁路一方面，不但是不能够赚钱，反要亏本了。所以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便不能够筑铁路，只能够车路，有了车路，便可以行驶自动车。在大城市有铁路，在小村落有车路，把路线联络得很完全，于是在大城市运粮食便可以用大火车。在小村落运粮食便可以用自动车，象广东的粤汉铁路，由黄沙到韶关，铁路两旁的乡村是很多的。如果这些乡村都是开了车路，和粤汉铁路都是联络起来，不但是粤汉铁路可以赚许多钱，就是各乡村的交通也是很方便。假若到两旁的各乡村也要筑许多支铁路，用火车去运送，不用自动车去输送，那就一定亏本。所以现在外国乡下就是已经筑成了铁路；火车可以通行，但是因为没有多生意，便不用火车，还是改用自动车。因为每开一次自动车，所费的成本很少，很容易赚钱，就是近来办交通事业的人可不知道的。又象由广州到澳门向来都是靠轮船，近来有人要筹办广澳铁路，但是由广州到澳门不过二百多里路程远，如果筑了铁路，每天来往行车能开三次，还不能够赚钱，至于每天只开车两次，那便要亏本了。而且为节省经费。每天少开几次车，对于交通还是不大方便。所以由广州到澳门，最好是筑车路，行驶自动车，因为筑车路比筑铁路的成本是轻得多。而且火车开行一次，一个火车头至少要拖七八架车，才不致亏本，所费的人工和煤炭的消耗是很多的，如果乘客太少，便汉能够赚钱。不比在车路行驶自动车，随便可以开多少架车，乘客多的时候便可开一架大车，更多的时候可多开两三架大车，乘客少的时候便可开一架大车。随时有客到，便可以随时开车，不比火车开车的时候有一定，如果不照开车的一定时候，便有撞车危险。所以由广州到澳门筑车路和筑铁路比较起来，筑车路是便宜得多。有了车路之后，更有穷乡僻壤，是自动车不能到的地方，才用挑夫。由此可见，我们要解决运输粮食的问题，第一是运河，第二是铁路，第三是车路，第四是挑夫。要把这四个方法做到圆满的解决，我们四万万人才有很便宜的饭吃。

　　第七个方法就是防天灾问题。象今年广东水灾，在这十几天之内便可以收头次谷，但是头次谷将成熟的时候，便完全被水淹没了。一亩田的谷最少可以值十元，现在被水淹浸子，便是损失了十元。今年广东全省受水灾的田该是多少亩产呢？大概总有几百万亩。这种损失便是几千万元。所以要完全解决吃饭问题，防灾便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关于这种水灾是怎样去防呢？现在广东防水灾的方法，设得有治河处，已经在各江两岸低处地方修筑了许多高堤。那种筑堤的工程都是很坚固的，所以每次遇到大水，便可以抵御，便不至让大水泛滥到两岸的田中，我去年在东江打仗，看见那些高堤都是筑得很坚固，可以防水患，不至被水冲破。这种筑堤来防水灾的方法，是一种治标方法，只可以说是防水灾的方法之一半，还不是完全治标的方法。完全治标方法，除了筑高堤之外，还要把河道和海口一（带）来浚深，河水便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河道又深，河水很容易流通，有了大水的时候，便不至泛滥到各地，水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浚深河道和筑高堤岸两种工程要同时办理，才是完全治标方法。

　　至于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是怎么样呢？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时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涨起来，即成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冶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以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畜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祸。我们讲到了种植全国森林的问题，归到结果，还是要靠国家来经营；要国家来经营，这个问题才容易成功。今年中国南北各省都有很大的水灾，由于这次大水灾，全国的损失总在几万万元。现在已经是民穷财尽，再加以这样大的损失，眼前的吃饭问题便不容易解决。

　　水灾之外，还有旱灾，旱灾问题是有什么方法解决呢？象俄国在这次大革命之后有两三年的旱灾，因为那次大旱灾，人民饿死了甚多，俄国的革命几乎要失败，可见旱灾也很厉害的。这种旱灾，从前以为是天数不能够挽救，现在科学昌明，无论是什么天灾都有方法可以救。不过，这种防旱灾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至于地势高和水源很少的地方，我们更要用机器抽水，来救济高地的水荒。这种防止旱灾的方法，好象是筑堤防水灾，同是一样的治标方法。有了这种治标方法，一时候的水旱天灾都可以挽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至于水旱两灾的治标方法，都是要用机器来抽水和建筑高堤与浚深河道。这种治标与治本两个方法能够完全做到，水灾［旱］天灾可以免，那么粮食之生产便不致有损失之患了。

　　中国如果能解放农民和实行以上这七个增加生产之方法，那么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就是以上种种的生产问题能够得到了圆满解决的时候，吃饭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大家都知道．欧美是以工商立国，不知道这些工商政府对于农业上也是很多的研究。象美国对于农业的改良和研究。便是无微不至；不但对于本国的农业有很详细的研究，并且常常派专门家到中国内地并满洲、蒙古各处来考察研究，把中国农业工作的方法和一切种子都带回美国去参考应用。美国近来是很注重农业的国家，所有关于农业运输的铁路、防灾的方法和种种学的设备，都是很完全的。但是美国的吃饭问题到底是解决了没有呢？依我看进来，美国的吃饭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美国每年运输很多粮食到外国去发卖，粮食是丰足的，为什么吃饭问题还没有解决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美国的农业还是在资本家之手，美国还是私人资本制度。在那些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生产的方法太发达，分配的方法便完全不管，所以民生问题便不能够解决。

　　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分配公平方法，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是不能够实地的。因为在私人资本制度之下，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往一个目标来进行，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赚钱。因为粮食的生产是赚钱做目标，所以粮食在本国没有高价的时候，便运到外国去卖，要赚多钱。因为私人要赚多钱，就是本国有饥荒，人民没有粮食，要饿死很多人，好些资本家也是不去理会。象这样的分配方法，专是以赚钱为目标，民生问题便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要实行民生主义，还要注重分配问题。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中国的粮食本来是不够，但是每年还有数十万万个鸡蛋和＜很多＞谷米、大豆运到日本和欧美各国去。这种现象是和印度一样的，印度不但是粮食不够，且每年都是有饥荒，但是每年运到欧美的粮食数目，印度还占了第三个重要位置。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印度受了欧洲经济的压迫，印度尚在资本制度时代，粮食生产的目标是在赚钱。因为生产的目标是赚钱，印度每年虽是有饥荒，那般生产的资本家知道拿粮食来救济饥民是不能够赚钱的，要把他运到欧洲各国去发卖便可以赚钱，所以那些资本家宁可任本地的饥民饿残，也要把粮食运到欧洲各国去卖。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中国现在已经是不够吃，每年还要运很多粮食到外国去卖，就是因为一般资本要赚钱。如果实行民生主义，便要生产粮食的目标不在赚钱，要在给养人民。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便要把每年生产有余的粮食都储蓄起来，不但是今年的粮食很足，就是明年、后年的粮食都是很足，等到三年之后的粮食都是很充足，然后才可以运到外国去卖；如果在三年之后还是不大充足，便不准运出外国去卖。要能够这样做去，来实行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够很充足。

　　所以，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有了这种以养民为目的的好主义，从前不好的资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但是我们实行民生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对于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我们的目的，本是要中国的粮食很充足，等到中国粮食充足了之后，更进一步便容易把粮食的价值弄到很便宜。现在中国正是米珠薪桂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粮食被外国夺去了一部分，进出口货的价值不能相抵，受外国的经济压迫，没有别的货物可以相消，只有拿人民要吃的粮食来作抵。因为这个道理，所以现在中国人很多人没有饭吃，因为没有饭吃，所以已生的人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减少。全国人口逐渐减少，由四万万减到三万万一千万，就是由于吃饭问题没有解决，民生主义没有实行。

　　对于吃饭的分配问题，到底要怎么样呢？吃饭就是民生的第一个需要。民生的需要，从前经济学家都是说衣、食、住三种；照我的研究，应该有四种，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也是一种很重要；行就是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民生三民生主义来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把这四种需要固然是要负责任，至于人民对于国家又是怎么样呢？人民对于国家应该要尽一定的义务，象做农的要生粮食，做工的要制器具，做商的要通有无，做士的要尽才智。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我们研究民生主义，就要解决这四种需要的问题。

　　今天先讲吃饭问题，第一步是解决生产问题，生产问题解决之后，便在粮食的分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便要每年储蓄，要全国人民有三年之粮，等到有了三年以后，才能够把盈余的粮食运到外国去卖。这种储蓄粮食的方法，就是古时的义仓制度，不过这种义仓制度，近来已经是打破了。再加以欧美的经济压迫，中国就变成民穷财尽。所以这是解决民生问题最着急的时候，如果不趁这个时候来解决了生问题，将来再去解决便是更难了，我们国民党主张三民主义来立国，现在讲到民生主义，不但要注重研究学理，还要注重实行事实。在事实上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吃饭。我们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是先要粮食的生产很充足，次要粮食的分配很平均；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都解决了，还要人民大家都尽义务。人民对于国家能够大家尽义务，自然可以得到家给人足。吃饭问题才算上真解决。吃饭问题能够解决，其余的别种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决。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9 13:19

孙中山说：“如果是一个人没有饭吃，便容易解决；一家没有饭吃，也很容易解决。至于要全国人民都有饭吃，象要中国四万万人都是足食，提到这个问题便是很重要，便不容易解决。”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9 13:20

全国人口现在都是不够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过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的数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数更是不止千万了，照外国确实的调查，今年中国人数只有三万万一千万。中国的人数在十年以前是四万万，现在只有三万万一千万，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万，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应该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在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万的原故，简而言之，就是由于没有饭吃。——我认为这里面的数据可能有些问题，但饥荒肯定是发生了的。

伊豆楚楚 · 发表于 2013-6-11 01:36

技术贴，顶顶先。收藏待看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6-14 15:45

伊豆楚楚发表于 2013-6-11 01:36
技术贴，顶顶先。收藏待看

蒋正华 zh.wikipedia.org/wiki/%E8%92%8B%E6%AD%A3%E5%8D%8E 研究称饿死1700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铁一般的证据显示统计局的数据是伪造的。按照统计局的数据1960年出生人数1391万，2000年健在人数却有1468万。是X自己硬要说饿死了一千多万，或是几千万，这个不能怪西方。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7-3 00:22

蒋正华研究称饿死1700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铁一般的证据显示统计局的数据是伪造的。按照统计局的数据1960年出生人数1391万，2000年健在人数却有1468万。是X自己硬要说饿死了一千多万，或是几千万，这个不能怪西方。

wangyiqipai · 发表于 2013-8-28 17:46

资料帖，顶

wangyiqipai · 发表于 2013-8-28 17:48

平和真实发表于 2013-6-14 15:45
蒋正华 zh.wikipedia.org/wiki/%E8%92%8B%E6%AD%A3%E5%8D%8E 研究称饿死1700万，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蒋正华这事是真的么？

平和真实 · 发表于 2013-9-12 14:53

孙经先：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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