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长篇连载，每日更新，原创）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89）/倒刘第三炮（31）
　　
　　【接前】中共有“整人”的传统，所以每个中共高官，在当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觉悟。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特别跟他讲过“五不怕”的问题。
　　1957年6月，当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叫吴冷西去他的卧室谈话。吴冷西还以为毛泽东又什么机密相授，而毛泽东却郑重地对吴冷西说，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吴冷西回忆说：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当时吴冷西还没有体会到毛泽东这段话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才感叹毛泽东的这段话意义至深。
　　从毛泽东这段话也可见，当时在中共当“高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刘少奇作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几乎就是“高危职业”中最危险的，因此，刘少奇也准备好了这“五不怕”。几天后，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尽管刘少奇说“五不怕”，他也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在延安整风时，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过于残酷，应该制止，因此在党内制定了制止“暴力整人”的规定。此后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都没有发生暴力整人的情况。
　　所以，刘少奇对在党内“挨整”，还不太担心，他知道党内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出现暴力整人了。但这次情况却不同，刘少奇面对的，并不是中共党员来“整”他，而是非党员的党外群众来“整”他。这些党外群众，不会理会党内禁止暴力整人的规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0）》*****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0）/倒刘第三炮（32）
　　
　　【接前】1966年7月29日的讲话，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要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跟党外群众说，不要干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大篇幅地讲到“保护少数”的问题，特别是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中要保护少数，因为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就可能变成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但我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他是少数。
　　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没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对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刘少奇向党外群众提出“保护少数”，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表现了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刘少奇这里讲到的问题，他后来几乎都遇到了。后来刘少奇本人遭到无情和粗暴的批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没有“保护少数”的思想，认为对待坏人就要冷酷无情。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听众对他报以鼓掌。这只是礼节性的鼓掌，感不到群众对他有特别的崇拜或爱戴。这时，有人给刘少奇递过来一个纸条，刘少奇一看，立即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出现，参会的师生更没想到，于是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走上台来，他没有同讲台上的刘少奇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只是向欢呼的师生们挥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冷淡。
　　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在鼓掌雷动中率先离开了会场。毛泽东走后，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依然经久不息。而刘少奇却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因为这些掌声和欢呼声不是给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众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的鼓掌，对毛泽东则是雷鸣般的欢呼，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说：“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讲话，当刘少奇说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实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既然刘少奇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话，因此这个传闻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会场呢？大概毛泽东是想给刘少奇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让刘少奇威风扫地。毛泽东要用具体的事实让刘少奇知道：拥护你的人有多少，拥护我的人有多少。【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1）》*****　　

小哈馒头

接上
（五） 三结合问题
坚决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不能认为是权宜之计，不能认为是过渡的，因而存有临时凑合的观点，是否认真贯彻执行三结合的方针，是区别真夺权还是假夺权的分界线。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组织问题。
一、解放军干部要有一定的比例。黑龙江省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军队代表占13％，我的意见可以占15％。这样才能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革命委员会来。在三结合中好好学习解放军。
二、革命群众组织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以便代表群众，联系群众，有群众基础。彻底改变旧省委、省人委脱离群众的错误。要防止革命委员会中革命干部增加，群众组织代表减少，甚至把群众组织代表挤掉的现象发生。
三、革命干部，也要有一定比例。开始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干部站出来很少。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流毒，多数干部站不出来，例如原省委常委、副秘书长陈俊生同志，革命委员会要吸收他工作，别有用心的人就组织对他斗争，使他站不出来。他并没有多大问题，经过斗争，才让他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
全省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以上干部共有八百四十九人，现在站出来的二百二十九人，占27％。干部站出来，过急了不行，不仅群众不同意，而且干部也得不到锻炼。
干部问题中主要是三、四类干部要划清界限，首先三类干部要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要组织三类干部面对面的揭发、批判、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与他们划清界限。其次，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第三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当做革命的对象，彻底革自己头脑里的私字的命。边整风边战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干部。
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在联合夺权斗争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有些地方在夺权斗争中忽视这个问题，就犯了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不彻底，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立不彻底。从黑龙江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
（一）破坏“三结合”的方针。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以哈尔滨工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在个别反革命分子的操纵下，反对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企图把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扼杀在摇篮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他们说哈尔滨是白色恐怖，新曙光是假的，把“曙”字写成“鼠”字。又说革命委员会不是工人领导的，是小资产阶级，学生领导的。当时，宋任穷同志也在哈尔滨市，他们贴出“炮轰潘复生，火烧宋任穷”的大字报。他们的阴谋破坏活动，被造反派揭破，未能得逞。军事工程学院有个学生叫游兴茂，任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班长（当时不叫主任、副主任），在他担任副班长期间，搞阴谋活动，拉拢一派，排斥一派，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企图搞垮革命的三结合。省革命委员会的群众揭露了他的问题，军工革命师生斗争了他。
（二）在对待干部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止革命群众站出来。不给革命委员会输送干部，企图从干部问题上破坏三结合。
（三）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他们用生产压革命，用革命挤生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四）借左派整风之机，攻击左派。军工八·八团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大方向错了，造反团大方向也错了。帮省委机关保守派反扑。造反团退出百多人，也造谣说造反团大方向错了。
（五）中学复课闹革命，有的校长、教师回校后，保守派反扑，把造反派打下去，企图复辟。
当人民日报发表了《打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后，红色造反者群情振奋，哈市革命群众当庭集会，第二天上午举行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下马的誓师大会。省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定。边整风，边战斗，坚决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流毒，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做法是：
（一）在内容上：着重批判他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论修养》；经济上的资本主义道路，组织上的招降纳叛。
（二）批判刘邓时，要结合批判本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李范五、王一伦、陈雪等。对他们不但要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要批判他们过去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工作上等各方面的问题，使广大革命群众同他们划清界限。
（三）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要结合批判刘邓，批判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这次批判，一定要搞深、搞透，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做法上，大会、小会相结合，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三、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一）农业生产：去年大丰收，粮食生产二百多亿斤，上交粮食二十二亿五千万斤。今年计划播种面积一亿零九百二十五万亩，比去年增加六十多万亩，总产指标二百多亿斤，较去年增长11％。今年积肥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二百多亿斤。化肥数量比去年增加一倍，达到四十八万吨。农田基本建设，很多地方正抓紧配套工程，去冬今春已完成土石方八千六百万立方米，现仍有十六万人坚持施工。全省有一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和六十多个县市挂钩支援农业。目前春播工作全面开始，大部分地区已形成高潮，到四月一日，全省已播春小麦三百五十八万多亩，占计划面积20％以上。
入春以来，牡丹江、合江地区发生火灾一百七十多起，烧毁森林二万余亩。森林火灾是个大问题，至今还没有很好解决。今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杜绝森林火灾。
（二）工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全省一、二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十四亿二千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 4％。三月份比二月份更好。煤矿已军管，煤炭生产逐月上升，二月份全省平均日产量为三万八千吨，四月初，日产已达五万吨。伊春、苇河森二局已军管，木材也是逐月上升的。二月份平均日产木材六万二千立米，三月末达到七万一千立米。铁路运输情况逐步好转，哈尔滨铁路局一月装车二千五百九十八辆，三月上升到三千多辆；车辆周转率提高15％。但现在车皮仍不足，粮、煤、木材、纸张积压较多，粮食八亿斤，糖七十万吨，纸张六千余吨，运不出来，有的粮食已发霉，全省各粮库正在抢晒粮食。公路运输也紧张，全省缺少载重汽车四百五十五台，路面也不好，需要修整。
目前三结合的生产指挥部，从上至下已建立和健全起来。凡是成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条件不具备，未建立三结合权力机构，已成立三结合生产指挥。在生产中，狠抓突出政治，认真解决革命、生产的关系，以政治统帅生产。
解放军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和农村，宣传、组织与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有些重要厂矿、企业、生产受到破坏，内部左派力量较小，领导班子瘫痪的，实行了军管。
四．省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省革命委员会，现有工作人员六百六十九人。（包括临时工作人员一百七十九人）其中革命干部三百七十九人，占56. 6％；军队干部八十九人，占13. 3％；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占26. 6％；工人二十一人，占3. 1％；农民二人，占0. 3％。
（一） 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的原则：
1、打碎旧机构，大胆创立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最富有革命造反精神、最富有办事效能、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组织。原省委、省人委成立接管委员会，搞斗、批、改，革命干部逐步转一部分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其余将来下放到基层，充实生产第一线。各接管委员会，归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2、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要坚决贯彻“精兵简政”原则，把原省委、人委编制缩减四分之三（原有干部四千八百多人，现准备留下一千二百多人）。
3、要坚持重点配备，加强政治机构，强化专政机关，充实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 机构设置、人员编制。
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三十九人组成（每个地、市、县各有一人，个别公社有一人），常委十九人（均脱产），其中工人四人，农民二人，其余为军队及革命领导干部。
省革命委员会下设四委一室：政治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保卫、文教、统战、文革、直工等组和办公室；生产委员会，下设工交、农林、财贸金融、计划统计、政工等组和办公室；人民武装委员会，下设民兵、防空、管小三线等组和办公室；群众工作委员会，下设红卫兵、工会、贫协、妇女、社会福利等组和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政策研究、外事、秘书、机要、信访、总务等组。
省革命委员会，总编制为一千二百一十九人，比原来人员减少四分之三，机构减少三分之二（原七十七个部、委、厅、局，现设二十七个组）。
地专一级也成立革命委员会，编制一百人到一百五十人。
（三）省革命委员会是全省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要坚决执行“三结合”的方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革命委员会成员，必须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代表性的有威信的群众领袖。省、地、县、市，由革命干部做班长，基层工厂、学校，可由工人、学生当班长。解放军代表不能转业，转了就不成其为军队代表了。
革命委员会的作风，主要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贯彻主席提出的党的三八作风和解放军三八作风。
（四）制度：暂定三大制度。一是学习制度。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小时，每周拿出两个半天来学习。二是民主生活制度。一个月开一次民主生活会，保持大民主的作风。三是劳动制度。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平时三分之二下去调查研究、蹲点、参加劳动，每人每年下去不得少于四个月。
（五）建立中共黑龙江省核心领导小组。原省委有常委二十一人，（书记十二人）现已站出来五人，另有三人也可能站出来。准备建立一个由九人组成的中共黑龙江核心领导小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还没有建立起来。核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小组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业务由革命委员会办理
五、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问题
街道是生产的后方，阶级斗争的前线，情况很复杂，必须把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省革命委员会在四月十日召开了城市街道文化大革命工作会议，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城市（镇）街道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精神，认真把街道文化大革命搞好。
（二）街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打击街道办事处（公社）以上领导机关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居民委员会的人员不是当权派，不要把斗争矛头指向他们，如果其中混入五类分子，应该清除出去。
（三）街道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工人、贫下中农、贫民出身的居民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
（四）要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积极支持左派，发展壮大左派力量。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刑满释放、保外就医的劳动教养人员混入群众组织。对专政对象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五）不许以任何借口对群众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革命群众，必须平反。
（六）街道办事处（公社）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凡需要夺权的，必须坚决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
（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投机倒把，整顿市场和生产组织，坚决把街道生产领导权夺回来。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八）街道生产不强和居民中革命团体都不脱产。文化大革命后适当时机，动员无业青年上山下乡参加生产劳动。
（九）机关、工厂、学校、部队要积极支持街道文化大革命，并密切配合街道搞好本单位职工家属工作。
（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积极组织居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促使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城市街道坚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以上汇报，不当之处，请指正批评。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林彪同志要我来这里讲讲刘、邓路线问题。上一次的会我已经讲过一回，和康老一块，康老先开头，我继续讲。那次讲话有一个记录，虽然不那么很完全，但基本上可以。我想那个记录可以发给大家，我也不做修改了，即使有些错误，也是不要紧的。许多同志也听过了，没有听过的，看看记录也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可能重复一些，但是不准备完全重复。
讲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我想讲一下我们党的发展情况，发展历史。
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他们看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经过民主革命阶段到社会主义革命，由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最后的目的。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很多党员。另一种人是为了民主革命，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到党里面来的。他们可能着重点是在反帝这方面，而反封建还是软弱的。他们就要停在民主革命阶段，而民主革命可能还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他们是拥护的。这是刘少奇所代表的部分党员。因为在我们党内，有带着两种目的的人加入了党，所以就有了两条路线。以无产阶级的代表人，无产阶级的领袖毛主席为代表的，这是一条路线。还有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这又是一条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就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他有一套可以欺骗的东西，在党里面蒙混了很久。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谁呢？现在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的东西，过去我也知道不少，昨天和今天又看了他的一些讲话记录，有许多荒谬的东西，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所说的全国解放以后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很早就给我们指出，在中国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梦想。因为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到老路上去，就是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所以说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还是老路，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批判王明的，同时也是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五年初，搞“二十三条” ，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时候，他在个别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批评他的。完全不错。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是这样告诉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毛主席在后面还讲了一个土耳其的例子。他说：“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就是说，土耳其事实上也变成了半殖民地。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不是走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就是老路，走蒋介石的路，走汪精卫的路。
这一点，在日本投降后，刘少奇赤裸裸地说了。他说要当“红色买办” 。红色就是红色，买办就是买办，那里有“红色买办”呢？他要粉刷一下。这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打垮蒋介石，赶走帝国主义，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经过这个阶段转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又出现新的买办，刘少奇就是准备当这个新的买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在北京干部会议上讲话，说他在天津同资本家谈话时，说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再没有第三个前途。你们（指资本家）是不是想出了第三条道路，既不搞社会主义，又不搞帝国主义，如果能想出第三条道路来就算你们有本事。其实毛主席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走老路。这个老路，不用资本家去想，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到蒋介石走的道路，就已经说明了。只要是无产阶级领导，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是指真正的共产党，不是冒牌的共产党，不是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那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由刘少奇冒牌的共产党领导，那就会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只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所谓第三条道路，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讨论过多次了，他们也想找一条第三条道路，可是找来找去，还是蒋介石那条道路。但刘少奇还说是“不搞社会主义就搞帝国主义”。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 。因为你本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嘛！其实，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已经打进来了。美国就是有一套计划，它要和蒋介石合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刘少奇那个时候说，就是准备当“红色买办”，就是准备在美帝国主义占领、控制下当买办。那里还有什么帝国主义呢？他还说：“照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的方向一定要走到帝国主义，变成帝国主义以后，将来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他说：“中国的原料市场少了”是根本把毛主席在七大和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完全忘得干干净净了。全世界的市场，只有中国是最广大的市场，七亿人口的市场。原料，中国也是很丰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过去帝国主义说，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煤油的国家，这是完全破产了的。而刘少奇说，如果要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就要到外国去搞原料，搞市场，向人家去抢，那还不得打仗？发生世界大战？”他完全跟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历来的教导唱反调。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发展。”这是他在解放以后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当然比欧美的要晚一点，但是它衰老快，衰老腐败。
日本投降以后，毛主席就很明确地给我们指出：“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于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肃的斗争。”这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篇，毛主席讲摘桃子问题时讲的一段话。这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讲的。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作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时，认为中国现在有三种民主力量。（周总理：实际上，他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就讲过一次，那时主席在重庆。）出现了奇怪的理论。这可能是华盛顿来的理论。他说：“中国人民三个主要阶级要民主，劳动人民、中等资产阶级中间派、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要求中国民主。”他在这里没有提无产阶级，只提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比较广泛，有工人阶级，有农民，有手工业者，等等，他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他说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对于大资产阶级，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分析得很清楚，一种是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汪精卫，一种是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照刘少奇说，英美派的大资产阶级也是要求中国民主的。而且还说“三种人民”，蒋介石也算是人民。毛主席早就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人民公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主席在《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文中说：只要一提人民公敌，“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众，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这是毛主席讲的话，认为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已经不成为争论的问题了。但六个月以后，刘少奇却把人民公敌变成了人民。
周总理插话：
大家还记得，日本刚投降，毛主席就写了《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这是很值得读一读的。因为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调兵谴将要去接收。那个时候，我们在延安连发了很多命令，当时还用朱德的名义发的。我们解放区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去接管，因为我们都在沿海嘛，都在敌占区嘛，就在周围，很容易接管。蒋介石看了就急得很，这个时候，根据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就来了电报，要我们不打内战。实际上，蒋介石准备打内战，同我们夺取敌占区的大城市嘛！所以主席确定了这么个方针，连下命令，各个部队都向前线开。大家都记得嘛，从林彪同志起，大家都利用美国那个破飞机，从延安到太行山，到山东。正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三号还是二十四号，来那个电报，就那么一个内容，说中国不能打内战，要打内战中华民族是要毁灭的。这是第一点。这个不要紧，打内战，反正我们不先发动，总是蒋介石发动，算定他是要发动的嘛。第二点，就是要主席到重庆去谈判。难题就在第二点。第一点是阻止不了的，因为蒋介石要打嘛，我们准备好了就应战，就打。第二点这个弯子转就困难一些。主席的决心，是证明给世界人民看看，中国共产党不首先发动内战，发动内战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估计当时形势，冒一点险还是决定去了。我陪主席一上飞机，延安和各个解放区都打电报来，担心啊！是冒很大危险的。当时主席的决心，如果在重庆被扣，我们就准备坐牢。告诉延安决不要因为主席在重庆，军队就不准备，晓得他要利用主席在重庆，要发动进攻。头一场就是太行山，就是邯郸。中间有这个曲折，因此有双十协定啦，还有老政协啦，停战啦，我和王若飞等签的字。主席在双十辛亥革命纪念的第二天，十月十一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去是由赫尔利保驾，坐的是赫尔利的飞机。回来是坐张治中的专机，直到现在我们对张治中还留有余地。的确，我当时把他抓住了。（江青同志：三上延安）三上延安府，送主席上延安这是一功。他送主席回延安，我就留在重庆作质。这是准备阶段，主席赞成有这个准备阶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大城市，敌人不交给我们，等蒋介石军队开到了，敌人把枪交给他。我们一下子打不进去，看着大城市，什么济南、天津、北京、南京，进不去。小城市什么淮安、淮阳进去了，临沂进去了，洛阳进不去，青岛进不去，烟台大概进去了吧！中等城市进了一点。这样，我们就积蓄力量，就扩大军队，不是什么复员哪 ，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哪，而是准备力量。练兵、扩大军队、土改三条，主席这三条建议，在重庆时就提出来了，想到这一点了。当时有这么个历史的插曲，因为客观形势发展需要这么一个插曲。开始的时候，就估计到不是马上就能够达到胜利。而刘少奇完全不认识这个。
康生同志插话：
斯大林那个电报，是错误的。我是经常这么想，斯大林是一个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德、日、意法西斯垮台，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功绩的。赫鲁晓夫污蔑和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要看到，在战后一个时期，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有右的错误。他当时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各国人民、世界人民革命的力量，他有一个政策，就是在各国千万不要引起武装冲突，不要把苏联再扯进去同美国冲突起来。他是这么样一个方针。因此法共交了枪，法共有四十万武装，整个占领了马赛，交了枪。希腊快要打到雅典了，也交了枪。他要毛主席到重庆去干什么呢？实际上也是要交枪。就是要搞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一套。所以中国的胜利，是毛主席违反了斯大林那个错误政策而取得的。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如果我们按照斯大林那一套，那就象法国一样，法共总书记多列士不是做了副总理吗，陶里亚蒂不也是副总理吗？后来统统干掉了。这也就是王明那一套。王明是最羡慕那一套的。可惜蒋介石没有法国帝国主义那个气魄就是了。主席伟大，违反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坚持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不仅对中国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伟大意义。中国革命胜利后，据刘少奇讲，斯大林承认了错误。到底是不是承认了，我现在也还怀疑这件事。中国胜利了，在一九五○年、五一年，印度、印尼、缅甸、马来亚还是交了枪。马来亚有武装交了，印尼有武装交了。他有个理论，说这些国家同中国不同，中国靠近苏联，国家又大，交通又不发达，所以能够胜利，主要是靠近苏联。那些国家不靠近苏联，国家又小，交通又发达，那就不能实行中国的经验。最近我翻了一下斯大林的文件，一九五○年和五一年，他有两个文件是这样说的：印度、印尼、马来亚这些国家不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因为他们那里地理环境，各方面情况不同，他还是那么一个想法。过去我以为只是欧洲交枪，最近我才知道亚洲也交枪，没有交枪的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来” 。这是有极大世界意义的一个战略措施。

小哈馒头

接上
伯达同志继续说：
日本投降的时候，毛主席在讲摘桃子的那篇讲话中说：“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象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可是，刘少奇在毛主席回来以后，就作那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篇没有说和蒋介石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个方针，而是要靠议会斗争，提出要解除武装，把我们的军队变成国民党军队。（王力同志：廉价出卖。说只要把军队交出去，美国的美金就来了）。（周总理：我们解放南京，美国大使馆还留在那里，司徒雷登找罗隆基去，要他给毛主席带封信，说如果中国愿意同美国建交，美国愿出五十亿美元投资。罗隆基到了北京，一看到《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一边倒，他把话吞下去了，不敢说，以后才说出来，他晓得我们不会接受。你看，罗隆基是个右派，但他总算看到这一点，不敢说）。这完全是一个骗人的东西，刘少奇说：“我们参加政府，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就来了，复员善后，每年用一点，其余要开工厂，我们要去参加，各种商业、农业亦要参加去搞” 。美金不是送给我们的，是送给蒋介石，给我们一点点，用来收买。总之，毛主席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刘少奇在毛主席这个讲话以后六个月，他还认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要民主的，民主革命不是经过战争，而是经过宪法，成立议会，就可以彻底实现工业化，土地改革。蒋介石也搞土地改革，搞工业这不是天下奇闻吗？刘少奇那个时候说：“有些人要去做官了，中央政府的官”，“国民党各党派也会到解放区来活动，设通讯社、办报纸、设党部、讲统一，希望共产党给民主”。你看，他代表蒋介石来向我们要民主啊！他还说：“国民党也会来参加我们的政府，这不简单，与国民党办事不好办但非办不可” 。就是说，非这样做不行了。军队不能够在党领导下了。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会脱离国民党” ，可笑不可笑呢？说我们共产党员也要脱离军队。（王力同志：全民国家！）说“相信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领导”，竟有这样荒谬的观点。这说明，他相信国民党军队可以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我们的军队也可以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是国民党要吞并我们的军队。他说，政协会议以后，“参加政协会的人，很有风头”；军队“显示不出其重要了” 。虽然他也说没有军队出不了风头，可是他又说什么七君子等人出风头，这些人有什么军队嘛，所以说，军队出不了风头了，是政协会议的人出风头了。他说，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狭隘的左的关门主义”，“使党内党外很多人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你看，这些不相信都是对的，但他却说这是“左倾”。他又说：使那很多人“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够民主改革，不相信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因而他不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他还看看觉得党的工作不必要转变”。这是由革命变投降，丢掉武装搞议会。这是意大利和法国走的道路。
他还说：“觉得军队整编会整掉不去重视合法斗争，把自己限制在小的范围内”。这就是搞议会斗争，把军队交出去，这叫做不是“小的范围了” ，这叫做不是“左的关门主义”了！我们的军队没有党的领导，那还成什么人民解放军啊！他说：“党不直接给你们指示”，“只能简单的从报纸上、广播通讯社消息，了解党的方向，而不守纪律去做，更没有办法，那会失败的”。守纪律，什么纪律啊？国民党的纪律，不守国民党的纪律去搞，去听这个消息，这样从广播电台，广播通讯社，从报纸上，了解党的方向。他不了解，这么一搞，我们的报纸就根本出不成。
（周总理：从重庆搬到南京，一直出不成。）
可见他还比不上某些党外人士。他说：“左的关门主义，在党内外一样，有些党外人士比我还左。”那倒是真的。
（周总理：是啊！章士钊在重庆劝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主席一直记住他这位老朋友）。
他又说，这些党外人士“偏到一边去了” 。就是指他们不相信蒋介石那一套，即上面说的那几个不相信。他还说：“我们要说服他们，好好去说服。”就是党外人士不愿意搞投降，他要去说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根本没有什么作为的。他到西柏坡村按照他的一套搞土改，打倒一切（江青：搬石头）。另外一方面，把我们党变成俱乐部。他在西柏坡村有一个讲话，有记录，他在讲话里面不但没有说到我们的党是毛主席的党，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并且说我们要改组支部。说我们大家喜欢文化班就搞文化班。我们总支有三百多党员，如果都编入学习班，有的编入高级组，有的编入中级组，有的编入初级组。这就是支部组织的一个好方式。以后就不开小组会，开学习班的会，也就是开党的会。还说，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可以活泼一点，开一个钟头的会，演两个钟头的戏。
（康生同志：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找了一个漂亮的歌女，开音乐舞蹈会，拿着个表，说你填表加入共产党吧，你加入共产党，进俱乐部给你个长年票，不要钱。）
他还说，大家喜欢俱乐部，就把它变成俱乐部的会，没有戏班子就自己组织一下。我们很多同志喜欢唱，就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一个月开一次支部大会，又演戏，大家可能要求一个月开两次三次。这样，就引起兴趣了。
（王力同志：邓小平就开了一个麻将俱乐部，天天晚上去干。）
我刚才讲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前的事。
解放以后，他在天津的讲话，是很有名的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就是讲的他在王光美哥哥家里住的时候，同天津资本家的谈话，总之一句话，就是“剥削有功”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毛主席在这里讲了在全国胜利，土地改革以后，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阶级的矛盾。可是刘少奇在那个讲话中，全抹杀了这个矛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说，对资产阶级要限制。刘少奇说不需要限制资产阶级，而是要限制工人阶级。他的整篇讲话都是批评我们的错误。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对资产阶级采取投降主义，要限制他。对资产阶级歌颂备至，对工人阶级则贬低备至，说得不成样子。说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就不得了。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在全国胜利以后，没收的工业已经占优势了，占主要的大量的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反对限制资产阶级，反对限制资本主义，他也讲社会主义，是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说以后限制，也讲了一点限制，想办法限制一下，就可以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他的所谓限制，是什么性质的限制？是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限制，还是对资产阶级不利的限制？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限制和反限制，有斗争，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刘少奇这样讲，要限制一下，就是说要大量发展资本主义，他的限制，实质上是限制社会主义，限制工人阶级。
刘少奇提出，“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要多少时间？他说：“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现在很难具体讲，不过时间总会很长不会很短，是十年或二十年，或二十年更多。等到了那个时候一定要具体地讲。”他给一个资本家宋斐卿（很有名的，参加政协会议后便跑到香港去了，跑到巴西去了）讲，你现在几个工厂，将来还可以发展几个工厂，到社会主义了，还要给你管更多工厂，还可以加你的薪，你干不干哪？宋说，为什么不干。刘少奇所谓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把很多工厂交给资本家，他还对宋说：“你干就好。”就是这个和平转变法。这是转变到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所谓“和平演变” ，天津资本家要摸底，摸什么底就是摸了这个底。摸到了资本主义的底。
刘少奇说他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心里的话了。他又说：“不只是工人要向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就是资本家也要向工人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你看，他提倡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他所了解的阶级斗争，恰好是资产阶级所想的，要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毛主席经常说，阶级斗争的学说，不是马克思发明的，这也是马克思自己说过的。但马克思发展了阶级斗争的学说，认为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进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从刘少奇的观点中就可以了解到资产阶级所想的阶级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斗争，就提倡资产阶级也要向工人阶级斗争。他大唱工人和资本家“平等了”，所以工人阶级可以向资产阶级作斗争，资产阶级也可以向工人阶级作斗争。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作斗争。有个工人要求复工，资本家不同意，一个糊涂的工会的同志对资本家说：“你叫他复工就复工叫他不复工就不复工。”这件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刘少奇觉得很好。这就是提倡资产阶级专政嘛！
关于工资问题，刘少奇是替资本家说话的，说工人吃个半饱，总比完全失业好些，总比完全没有吃的好些，提倡吃半饱。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底下做工，只能吃半饱。大家知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是很苦的。他却说吃半饱比没有吃好。他非常担心资产阶级的消灭。
总之，他全篇讲话，锋芒是对着工人阶级的，是对着社会主义的，他所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是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宋斐卿这一个工厂不够，再发展几个工厂，将来搞社会主义，还交给他几个工厂，还加他的薪水。他问宋干不干，宋说干。但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以刘少奇的话为转移的。宋斐卿看到这个苗头，开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刘拉进来的），就溜掉了。
康老的意见很对，他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上，历来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如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孟什维克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政权是资产阶级的，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中就讲到这个问题，讲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和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分歧，就是当时列宁主张由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孟什维克说工人没文化，不能搞社会主义。列宁驳斥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再来搞文化呢？列宁说的是对的。孟什维克意见是这样的：不是由一个革命阶段迅速地再转变到另一个革命阶段，而是停顿在一个阶段上，让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然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是这样主张，刘少奇也是这样主张。是两条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
（康生同志：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王明，一直到刘少奇，还有陶里亚蒂都是这么一个问题。）
（江青同志：一脉相通。）
陈独秀、刘少奇加了一个，就是民主革命不能深入发展，要把中国重新回到老路，重新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一点是不同的，因为俄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康生同志：这是真正的老修，这种理论出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在摘桃子这篇文章中，批评有些同志把原子弹估计得了不起，看得神乎其神，指出这是从受了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象打扫灰尘一样，经常扫除。灰尘是经常有的，刘少奇这个灰尘，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彻底暴露在群众面前，在我们党面前，现在是要扫除这个资产阶级的灰尘了。
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对资本主义，对资本家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反对农业合作化，主张单干，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主张单干是一贯的，没有变化的，如果是毛主席的意见在党内通过了，他也举手，那是一个形式。一九五一年，他就批评山西搞合作化。说没有机械化，就不能搞合作化。这也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嘛，没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就不能搞社会主义。第一次互助合作的建议，就是对刘少奇的意见作斗争产生出来的。毛主席看到刘少奇对山西那个批语，发了很大的脾气，要搞出个文件。毛主席在根据地时，在民主革命阶段，就为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作准备。他提倡互助组，提倡变工队。在中央苏区，就提倡耕牛合作社。在陕北，大力提倡变工，变工是一个互助的形式。经过变工，互助在一定的时候，可以过渡到合作社。这些，不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而且写上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可是刘少奇好象根本没说听过，没有见过，他的资产阶级本能，使他忘记，使他抵抗，刘少奇的这个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路线，终归要暴露出来的。
这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主席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下决心把他公开给全党。过去主席讲过多少次，刘少奇是不准备搞社会主义的。我就听过主席讲过多少次。在搞“二十三条”的时候，毛主席发了很大脾气，因为刘少奇要专毛主席的政，毛主席把宪法和党章端出来，说我有言论自由，党员可以在党内说话。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当时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他那个错误，是要把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否定毛主席的方针，否定毛主席的工作方法。他在吹嘘王光美经验的时候，公开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已经过时了。这个记录落在我的手里，我和王力同志把这一段改掉以后，他就不发了。当时我感觉到，他是为着这一点不发的。主要的是改了这一段 ，他说这一段改了不行，发下去变成严重的问题，不发了。
（江青同志：我都听了。）
（张春桥同志：各地都印了。）
都印了。当时改，是想把他的胡说八道勾掉。结果他不接受。现在了解，桃园的经验是假的。
（江青同志：那次他要反教条主义，谁要是不去象王光美那样蹲点，什么部长都不能当了。）
所有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都不能当了。这里我要说公道话，康生同志有不满意的表现，有一回说，我一定下去蹲点了。我说，为什么呢？康生同志说，唉！不蹲点，中央委员就当不成了嘛！
（江青同志：发牢骚了！）
（康生同志：是发牢骚，其实她那个广播，我根本没有听。）
事实上，王光美并没有真正蹲点，说起来很好笑，什么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是假的。学冯玉祥的办法罢了！冯玉祥请客吃窝窝头，小米稀饭，进去喝鸡汤
（江青同志：彭德怀也是这样。）
刘少奇、王光美的这些是老的、腐朽的东西了，可是他在我们党内作为一个新发明。
总之，或者是刘少奇的路线胜利，或者是毛主席的路线的胜利。就是说或者是资产阶级胜利，或者是无产阶级胜利。在我们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决定中国的命运。刘少奇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影响，错误地估计了他所代表的力量，他失败了，破产了。斗争还存在。是我们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最大关键的时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个报告中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刘少奇相反，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以为他的王光美、刘涛、刘萍萍和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等这几个人，还有几个“联动”的小头头，这些力量大得不得了，而对我们毛主席藐视。
（周总理：他不是过低估计，而是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没有想到，他失败这么快。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很早，他没有来得及提出这个问题。虽然他讲过要搞文化革命，是没有象毛主席提出的这样内容的文化革命，他很早就死了。后来苏联没有搞。现在不管还有什么曲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在胜利地前进，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掌舵，随时给我们指正方向，纠正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这个革命正在世界历史上开辟一个新的历史。斗争的根本问题。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从什么问题表达出来呢？从对待群众的问题表达出来，对待群众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得不少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反对群众，镇压群众。与主席这条路线，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有根本的不同。有的同志问，从那里分别的？我想这个问题，只要到群众里面去就很清楚了。有些是不容易分别的，到群众里面去，就能够分别了。
不要去搞阴谋，不要去搞自己的块块。有人在组织红卫兵成为御林军。李井泉在四川搞了一个什么产业军（江青同志：近卫军）保卫他自己。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组织了什么赤卫军的野战兵团，保卫他自己。不要搞这些旧戏。这些东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威力下，在毛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都要彻底破产的。这些东西，一时看来力量很大、占优势，没几天就垮台了。
斗争是反复的，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同革命群众在一起，要有充分的信心。现在的形势是清楚的，有一些人一下就夸大拥护他的人有多少、多大。但是真理不在他那边，而是在毛主席这边，是在拥护毛主席的同志这边，所以一击即溃。湖南的捍卫团垮台了。他这个造反派里边有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正派的，但是其中有个头头动摇了，在中间转来转去，摇摆来摇摆去，最后摇摆到那里去？看我们的工作，看群众工作，终归我们可以争取大多数，能够争取大多数。现在我们从整个估计，是获得大多数，不然不能说明我们现在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农业方面，工业方面，交通运输方面，现在都有很大的进步。经过文化大革命，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都好做了。
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要我们重新来研究，我们在各个方面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苏联已经倒退了，已经变成资本主义，在那里搞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苏维埃是世界的模范国家，但是，有可能新起来的国家把苏维埃抛到后面去。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模范国家。但是我们要经常记住毛主席这句话：“戒骄戒躁”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工作做的很少，无非是能够说几句话，写几篇文章。我觉得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使我们中国建成为全世界最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堕落下来了。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要讲三个问题。第一，讲阶级、阶级斗争、阶级观点的问题；第二，讲主流、支流的问题；第三，讲军队支援地方的问题.
一般的说，生产的时间要更多。文化革命和生产，二者是统一的，但又是有差别的，要分别对待。 　　　地方有各派，左、中、右，要坚定不移地站在左派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边。我们派出干部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自己本身就应该是很好的左派。你派一些右派分子或者政治上糊涂的人去搞，他一定搞不出好事来，一定不会或者不懂支持左派！所以要站稳立场，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阶级问题，要站稳阶级立场，站稳这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子的支援，就是好事。不然，可能帮倒忙，那就危险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头脑，不能有点含糊。但是，左派、中派、右派有时搞不清。有搞错了的，本来想支持左派反而支持了右派，所以一定要照毛主席的老办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老办法，就是要唯物论呐！要调查研究，搞清呐！
　　我们支持左派，支援地方，首先应该从思想上支持。现在各个地方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办法，是大家创造的好办法。就是这么办，就要思想上的支持。毛主席思想，党中央的政策，同群众结合起来，变为群众自己的政策，自己的思想，群众自己懂得了，他们动起手来办，比我们包办代替，那就好多了。只要他们知道这一套思想，这一套政策，没有我们去，或者我们走了，他们也完全能够办好！否则，你人在，这一套就在，人走了，这一套也就走了。能够扎下根来的还是思想。所以，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命运的，保证我们国家兴旺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在军队内部固然要如此，到地方上，也要把思想工作这件事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办。
　　刚才讲到了要注意调查情况、弄清情况以外，还要报告请示，碰到重大问题要报告请示，不要以为自己的想法当然是对的。这种想当然，自以为是，常常同党的口径、党的政策差的满远！满远！满远！才不是那么回事情！才不能那么办的！所以重大的问题一定要向上级报告请示，要养成报告请示的制度。现在军一级的同志要办很多事，你们就是要经常向中央报告请示。
　　不能随便抓人，的确查清了是很反动的头头，不得已才抓起来，一般的少抓。我们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们要掌握这个政权，实行这个政权的专政职能。但是，多抓不如少抓好。几个很反动必须要抓的，一定要断然抓起来。
　　一般地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要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
　　我们搞军管的，是革命的“三结合”还不成熟的地方。军管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作法。因此，一切事情，还是要支持地方的新生力量，左派的力量，把他们支持起来办事情，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个的工作不能采取包办代替的办法，只能协商，只能帮助，只能临时代管。有些同志可能调到地方去做工作，这是另一回事。在军队没有撤回来之前，一定要搞好一个新的班子，搞一个好的班子，不能马马虎虎地走了。原有的班子我想是有五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好的，只有个别坏人；一种全部烂掉了的，那只好搬掉了；一种呢，烂掉一半，那就只搬掉一半就是了；一种呢，烂掉了一小半，那就搬掉一小半就是了；一种是烂掉了大半，那就搬掉大半就是了。总而言之，不能一概搬掉，也不能一概保留。要分清楚五种情况，分别处理。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总的原则，就是团结大多数，要很具体地体现毛主席所说团结百分九十五这样的道理。
　　这次搞好一个好班子，是百年大计。政权就是这个班子的问题，班子搞好了，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保证，毛主席的路线能推行。一个坏班子，就不能够保证毛主席路线的执行，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所以搞一个新班子，是当前面临着的一个迫切事情。怎么才能搞好一个新班子，是大问题。我们搞军管的时候，要把这个问题，很慎重很慎重地来注意，而不要把这样一个政权问题，轻率地处理。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嘛！你不通过政权，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嘛！你不通过政权，文化上问题不能解决嘛！那些反动东西就没法打它嘛！所以，一切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也就是政治，归根到底是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毛主席讲的，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
　　关于支援地方，现在还没有成套的经验。初步想到这些。
　　我们要看到，这些任务很大，很重，又新，我们要勇敢负责，但是要很谦虚谨慎，这许多必须注意。当然，应该注意的事，还绝不止我上面说的这些，你们还可以讲许多，工业怎么搞，农业怎么搞，军训怎么搞，等等。我们必须边做边总结经验。这是我们毛主席历来的作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
　　我总共讲的问题，就讲完了吧！三个问题：就是阶级观念，主流和支流，支援地方。这些问题已经提过，现在只是一提再提吧！三令五申吧！注意又注意吧！无非是起这个作用。
{节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前面已贴出.略.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分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竞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么随便地煽风点火？那么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在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许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 ，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紧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的到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短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得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向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份子，遭到了变相的体罚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我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 　　　        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对比一下邱会作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中央文革、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责任编辑：鱼腹书）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汇报一下上海的情况。
上海的形势比较好。革命群众的情绪很高，群众的心情比较舒畅。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看，主要是靠两条：一条是靠毛主席，再一条是靠群众。
毛主席对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关心的。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众每一个新的创造，每一个新的倡议，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汇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体育学院东方红战斗队写的那篇《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也是毛主席先发现的，好多我们在上海还没有注意的事情，还没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这样一句话，我们反复的思索过，它包括的内容很丰富。这场大革命收获这么大，代价那么小，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有人说我们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只是讲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觉得，这只能是证明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领导算作党的领导，不把党中央的决议算作党的领导。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难道这也不算是党的领导？他们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众，更不懂得我们这场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革命。
靠毛主席的领导，党的领导，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当然，还是不平衡的。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也不少。我们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曾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一条影响大的错误。这是群众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毛主席发现以后，要我们重新考虑，建议把名字改一下，改为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对干部在革命过程中犯的错误，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主席明确地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又考虑到上海革命群众的热情，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好。主席反复教育我们，又要改变名称，又要不伤害群众的热情。由于毛主席的威望高，同时主席讲的理由非常充分，非常有说服力，我们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解决了。群众不但没有波动，而且情绪很高，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这样关心，对群众的热情这样爱护，非常感动。
如何对待群众运动，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多次提出，多次教导我们的也是如何对待群众问题。我想举几件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件是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的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干了十六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的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昨天看到一个材料，有一位副司令员同志，在当地谈话，破口大骂革命派，说革命派连土匪都不如。说：“不管你有几万、几十万，我一个命令就叫你完蛋。”我劝这位同志注意，在我们处理安亭事件的时候，工人革命造反派连几万人也没有，只有几千人，要镇压是可以镇压下去的。但是工人还会起来，把压他们的人打倒。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就能压服群众。相反，我们共产党员，只能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今天上海的局面所以比较稳定，安亭事件处理得比较妥当，有很大的关系。现在，从安亭等地回去的这批人，已经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干，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批人把上海的百万工人组织起来了。
市委依靠的是保守派。在他们支持下成立了“工人赤卫队”。因为是官办的，一个晚上就做了三十万个袖章。很多党团员参加进去了。到十二月中旬，工人造反派有五十万，“工人赤卫队”也有五十万，势均力敌。但是，经过几次大的较量，到今年一月初，“赤卫队”就垮台了。工人造反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上海的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了，他们在革命的斗争中，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十二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谈到这个形势时就讲：“上海很有希望” 。果然没有几天“一月革命”的风暴起来了。
全市的夺权，我们在精神上并没有准备。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时候，是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调查员这样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说话也好，同学生谈话也好，别的什么话也谈不进去，就是谈市委的经济主义风刮得很凶。“赤卫队”的头头吵着要停电、停水、停交通，给造反派压力很大。这些情况我们来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闻不如一见。火车站搞得很彻底啊！整个火车站没有人管了，车没有人开，连售票员、检票员都没有了。港口从每天装卸量十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外国轮船从平常停泊二十几艘，拥挤到一百二十几艘。有一些国家故意侮辱我们，把船上的中国国旗倒挂起来。工人也好，学生也好，谈起这些事情来，就非常愤怒，但是不知怎么办。这时市委已经完全瘫痪了，没有人管了。
当时，我们就同车站、码头、水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要害部门，例如电报局、邮政局、电话局等部门工人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一块商量，究竟该怎么办？最突出的问题是，造反派工人坚守岗位，有的已经两三天没有下班，实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单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门，革命造反派很少，我们就商定重新调动队伍，把工人、学生调到要害部门去。象火车站，就是由铁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同济大学六百多学生，把车站管起来了。码头也是这样，从各方面把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调到码头上去，把大、中学的学生动员到码头上去做装卸工。开始有些人担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们就鼓励他们，大胆地把责任担负起来。火车从来是你们开的，铁路局长找不到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自己管。

小哈馒头

接上
对能挽救的，我们尽量地做工作。比如象王少庸，他是市委候补书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得很厉害，但是他态度还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比较好的事，一部分群众对他还有好感。我们想从他这里摸一点经验，群众也认为他这个人还能争取，可以试一试看。
我们是这样搞的：首先由造反派一部分同志，给他开小会。因为以前都是开万人、几十万人的大会，有用处，但是不能细致。开小会，每一件都落实，那些是你做的？那些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今天怎样认错？让他在小会上检查，造反派代表批评他，帮助他，慢慢的思想比较一致了，王少庸和造反派都有点信心了，然后叫他到他犯错误的单位去检讨。但是，一个人去检讨的时候，他只进行自我批评，在检讨中不好揭发别人。因此群众就怀疑他究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了没有？再就是检讨的时候，情绪总是不会很高的，说话的声调也比较低，群众就觉得这个人没有站出来。象他这个神气来领导我们，同我们革命造反派距离太大，结合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这些干部在斗争中亮相，不仅要进行自我批评，还要能够揭发别人，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丕显、曹荻秋划清界限，应该使群众、干部都看得见。于是，由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两百人左右的电视会，把上海所有的局长、部长、付部长，不管挂过牌子没有，戴过帽子没有，统统找来；工人、学生在家里看电视，搞了好多部电话，你有意见就打电话来。这样会场内外结合，成为一个揭发批判的会，也是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会。先是他们检讨，后是干部揭发批判。这个会开得相当好，解决了好几个问题，给他个机会。但是他们的检讨实在不象样子，这就在全市群众面前彻底地暴露了，群众的电话就不断地打来，会场上的干部也批评他。同时给干部一个亮相的机会。群众就看到干部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看到他们在那里同陈、曹作斗争中划清了界限。开了四个半天，群众就给他们排队，那个人表现好，那个人其次，那个人再其次，那个人表现最坏。排队的结果，第一是王少庸，其次是马天水。在这个基础上，再开一次大会，王少庸再作一次检讨，然后由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对他的检讨表示意见，最后由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他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对他一个人，我们做了近两个月的工作，比较细致。这样看起来好象很慢，但是有个最大的好处，是这种亮相比较可靠，他自己是真正触及了灵魂，进行了自我革命，群众在他的亮相过程中受到了教育，对他也进行了帮助，因此，他是真正站出来了。过了两天，开群众大会时，我们就试了一下，宣布说，今天的大会由王少庸同志主持，一宣布，全场一万多人鼓掌，欢迎他主持大会。他现在说话群众听了，说明群众承认了。马天水现在也站出来了，群众也批准了。将来会不会有反复，那是将来的事，但就这一段来看，这是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比较好的一种办法。不是和稀泥，不是凑合，不是关在小房间里指定几个人“三结合” ，而是发动广大群众，发动了广大干部。
电视大会，我们准备将来一个月开那么一两次。每次都给陈丕显、曹荻秋检讨的机会。这对他们有好处，对干部亮相有好处，对群众也有好处。这就是使他们不至于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斗争刘、邓，斗争陈、曹，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方向。
看来上海的局面虽然比较好，我们在思想上还是准备有大的反复。夺权以后，也还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如何把这个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带好，是个大问题。这个队伍是个好队伍，是经过斗争考验的。它里边的基本骨干是左派，但是还有大量的中间派。队伍大了，和初期不一样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在队伍内部滋长起来。里边也还有个别的坏人。如果不采取正确态度，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要犯错误。需要认真地来引导他们，边战斗，边整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
要帮助他们，那就有一个感情问题，有一个对他们的态度问题。我和上海的警备部队的一些战士交换过意见。问他们，你们对造反派究竟是讨厌还是喜欢？他们说，从前是比较讨厌的。因为他们长期不介入，红卫兵的传单不敢看，是上级规定的嘛，红卫兵给他们一张传单，回去马上交给指导员。红卫兵、工人革命造反派有些事，如砸啊抢啊，甚至发生武斗啊，里边包含那些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无法理解。上级也从来没有进行教育啊！什么时候才开始变的？他们说，是一月十一日，中央不是给上海发了个贺电吗？那个贺电是四个单位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战士们一看那中央军委都署名了，中央军委都支持造反派啊，那我也支持。感情就变了。感情变不变，确实是大事。以前，只看保守派党团员多，成份好，就是喜欢。弄清楚真象，看着造反派可爱了，许多事就好办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到群众中去，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也就懂了。这是不太难的。我们自己也还要继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到群众里面去。改造自己。
最后，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成立或者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军管，也要准备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如何使得革命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关，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全力地支持他们。现在的革命委员会，他们的领导成员，一般的说原来的职位都是比较低的，在社会上原来是不出名的。上海工人运动这么蓬蓬勃勃，作为一个集体的力量，工人造反队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真正政治水平比较高，工作能力比较强的领袖人物，还没有。如何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这是关系能不能培养出接班人的大问题。非常重要。一个地方只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的最高权力机关就是革命委员会了。军队也好，外来的同志也好，上级也好，都要想办法来支持它，树立它的威信。这样，它才能把革命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上海的工作没有系统总结过，就我们碰到的问题中，主要讲了一个对待群众的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王力肖华关锋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代表的讲话
关锋：
我在街上看到了“炮轰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大标语，我不赞成。前一个时期肖华同志管别的事情，现在肖华同志是常务副组长，江青同志是顾问，大家可以完全信赖的吧！杨成武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谢富治同志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吧！还有军委的领导。总的我们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领导下，全军文革小组是可以信赖的。
听说大家要开一个控诉大会，我建议不开的好，中央正在解决，情况清楚了。

myx518

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但记住了，这只是小说，不是什么传记！作者把各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太具体了，几乎就是人家“肚子里的蛔虫”。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高等军事院校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为了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军委任命陈奇涵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曹广化同志为副主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林彪对肖华同志口述的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电话指示的电话记录
      在这次会议上，我本来想讲一讲群众路线的问题，加强大家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能够正确地对待群众。解放以后，我军部队住在营房，干部住在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大大地减少了。这次突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的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地完成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次发的十条命令，就是为了保证搞好军队同群众的关系。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使全军都能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本来想讲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感冒了，不能够讲了，所以不要安排我讲话的时间了。大家讲话以后， 请主席和同志们见见面，就可以结束这个会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示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
林彪、恩来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聂荣臻叶剑英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聂荣臻：
      各地实行军管以后，多数单位是好的，比较好的，生产恢复比较快。但有些单位军管没有搞好，甚至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的问题。有的是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右派。有的旗帜不鲜明，没有建立以左派为主的大联合。有的“三结合”对象选错了，让坏人钻了空子。有的在促生产中，不是以抓革命来带动促生产。有的甚至随便抓人、开枪。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准了林副主席提出的十条命令，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八条讲群众对军队的态度，江青同志讲是拥军；十条讲军队对群众的态度，是爱民。我们要遵守十条命令。
叶剑英：
      现在各地陆陆续续有人表示反对军管、军训。主席说军管不能退。你自己不能退，人家要来赶。要很好听取群众意见，以群众为师，站稳自己的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找出左派。还有一种情况，支持一派，也支持对了，但他是少数，就从外边找人支持，这不对，应该做另一派的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就是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使左派成为优势。这是决定的一着。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国防工业及科研部门军管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实行军管或派军代表，其目的是因为在许多单位的大联合三结合还不成熟，领导班子还有瘫痪的，这就要派人去。
      二、军管的指导思想。首先是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宣传毛泽东思想。
      三、我们到各机关去应该坚决实行伟大领袖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以革命来推动生产，毛泽东思想挂帅一切，革命统帅业务。
      四、要进行调查研究和整风学习，进行阶级分析、指导学习、进行整风。
      五、要正确对待干部。
      六、军管是过渡。主席原来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月看出结果，现在二、三、四、五、六月才能看出眉目，明年看出结果，就是全国都实现了三结合。
     七、要反对恢复旧的秩序，建立新的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肖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
      支左支错了，改就可以嘛！但有的是立场错了（象四川、内蒙古）；有的是反革命（青海的赵永夫）赵永夫搞政变嘛！残酷镇压革命左派，杀死三百余人。他原来是个国民党，受过特务训练，后来混入军队没发现。现在坏事变成好事。有些人受毒很深，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内蒙打死一个人，就是那个“韩桐事件”，凶手已经抓到。全国打第一抢的是内蒙，但过去（内蒙）宣传保守组织太厉害了，最近好几百人跑到北京，想一下子扭转过来很不容易。四川问题也是立场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没有斗倒、斗臭，他们在西南工作十几年，有相当基础，有批亲信搞复辟，主要是李井泉、廖至高掌握了保守组织。军区有个别组织上了他们的当。大头子郭林祥、黄新亭。黄是李井泉的死走狗，郭也是李的亲信。甘渭汉去的时间不长，前一段批郭、黄，他是和他们有斗争的。后一段受韦杰方面影响，没调查研究立场不稳犯了错误。最近已派梁兴初去当司令员，准备再派一个政委。李文清假转真转还要看看，昨天还搜到李井泉藏在他家里的五个箱子。中央正在解决成都问题。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日，中央军委关于捕人权限和处理错捕、取缔的群众组织问题的两个文件

小哈馒头

此讲话为{节选}

小哈馒头

接上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李富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主席最近提出：军队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要管农业，管工业，这是伟大领袖对抓革命、促生产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决战时刻的一项重要决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先讲一讲军事管制的问题，生产问题等一会儿再讲。
现在军事管制从地区上看，只达三分之一。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剩下的十四个，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准备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夺权的，有七个：北京、辽宁、吉林、天津、湖南、河南、安徽；另一类，情况未定，到底是实行军事管制还是“三结合”，还需要摸一下，这一类也有七个：内蒙、河北、甘肃、，宁夏、四川、江西、湖北。这七个省和自治区如何进行，正在考虑。
到底第二阶段什么时候完，毛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就可以看出来。地区军事管制最后要落实到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省、地、县三级的临时权力机构。五月份恐怕不行，一般省一级可以实现。这是设想，大家可以讨论。
毛主席已经肯定今年不再搞大串连了。我们打算补发个通知。但在本地区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

小哈馒头

江海客 发表于 2013-10-13 15:34
你转的这篇文章很好，建议单独开贴以让更多人了解真相！

算了吧,被当作余孽弄进去了你送饭呵.
跟着这个贴子大起底一下顺理成章如此而已问题不大吧.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1）/倒刘第三炮（33）
　　
　　【接前】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打响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先罢掉刘少奇的官。
　　罢刘少奇的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它跟真的战争一样，不能只考虑杀敌，也要考虑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罢掉了彭德怀的官，但他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毛泽东损失的就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很多人为彭德怀鸣不平，以至于后来为彭德怀平反翻案的呼声不断，让毛泽东很被动。
　　这次毛泽东接受了彭德怀罢官的教训，他要在罢刘少奇官的同时，使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低。毛泽东的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党内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党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众中的威信。
　　毛泽东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场一片欢声雷动，欢呼声长达10分钟之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人，都是对造反特别积极的人，比如聂元梓、蒯大富等都在里头，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推崇和拥护。而那些对造反不积极，冷漠，甚至反对的人，并没有被选来参加这个大会，因此这个大会上对毛泽东欢声如雷，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在整个知识分子界中的威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是相当高的。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党内高层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这次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但毛泽东又做出指示，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聂元梓等47名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毛泽东让这些人参会，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数，以免出现冷冷清清，没人支持的尴尬局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只能列席参加讨论，并没有表决权。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开五天会。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参加，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再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份中央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决定。【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2）》*****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2）/倒刘第三炮（34）
　　
　　【接前】这里，毛泽东用了一点小花招，他在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透露要在这次大会上罢免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试图把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小。如果毛泽东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罢免刘少奇，参会的高官们就会不理解，想不通，很难让人们心服，毛泽东本人的威信也会大受影响。
　　所以，毛泽东要先搞一个“打通思想”，制造舆论的过程，先指出和批评刘少奇的错误，让参会者逐渐认识到，刘少奇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应该被罢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后，毛泽东再宣布罢刘少奇的官，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威信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事情。尽管很多高官从预备会议材料的传阅名单中，嗅出来刘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没想到刘少奇会被罢官。这时，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宣布了会议日程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汇报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刘少奇起草书面报告，所以刘少奇只得作一个口头报告，周恩来加以补充。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被排除出决策层，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宣布的大会议程来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问题，这让刘少奇有点放心下来，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大会上，对他进行罢官。这样刘少奇又被毛泽东所麻痹，没有事先做出准备，后来被毛泽东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
　　刘少奇开始做他的报告。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这些事情上刘少奇并无错误，也没人提出问题。刘少奇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这时，刘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刘少奇必须为此负责。
　　刘少奇自我检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
　　陈伯达不满刘少奇的说法，因为他曾三次提出过撤工作组，都被刘少奇否决了，于是陈伯达插话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刘少奇知道上次否决了陈伯达的建议，这次陈伯达要对他发难了，刘少奇对陈伯达的问题解释说：“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过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伯达同志提出书面意见，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派工作组，我也发言要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3）》*****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3）/倒刘第三炮（35）
　　
　　【接前】这时毛泽东不客气地插话，讽刺地说：“当时只讨论‘去’的问题。”　
　　刘少奇料到毛泽东会对他不客气地批评，心里早有准备，他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讨论‘撤’的问题，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不客气地继续发难说：“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知道，他现在的地位很被动，不能跟毛泽东争执，更不能争吵，否则会被毛泽东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泽东气势汹汹地“骂”一通，还能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分。因此，刘少奇心平气和地再次解释说：“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步步紧逼，反问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解释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还要看一看。同时，等主席回来后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陈伯达也向刘少奇发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接过陈伯达的话，用讽刺的口吻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知道毛泽东是在讽刺刘少奇，也帮腔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泽东又接过陈伯达的话，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有人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毛泽东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是发动群众打倒干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刘少奇不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而是相信“干部比群众高明”，他认为自己和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要比那些群众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刘少奇的战略，就是动用干部压制群众，大人物压垮小人物。
　　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刘少奇的党员干部们，并没有显示出超出群众的智慧，并不高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但在辩论会上，他们居然辩不过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蒯大富。刘少奇的老干部们，除了以势压人的手段之外，显示不出任何比学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不如群众高明，应验了毛泽东说的“群众比干部高明”。【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4）》*****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4）/倒刘第三炮（36）
　　
　　【接前】刘少奇也发现他的工作组的那批老干部，的确不太高明，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刘少奇只得继续解释说：“这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
　　
　　这里刘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地方，因为事实上，他在7月24日，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组。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参会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所以刘少奇要对一般中央委员“遮掩”他与毛泽东分歧。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这天的大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毛泽东期待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本想出现一个群情振奋的场面，他一带头批刘少奇，众高官一齐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轰刘少奇，出现一个一边倒的局面。可是毛泽东在会上频频咄咄逼人地对刘少奇发起进攻，但附和毛泽东对刘少奇进攻的，还是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插嘴发言，大家都缄口不言，就是周恩来也紧闭嘴唇不说话。
　　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而不是这个党的领袖。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被万人欢呼，不知比刘少奇威风多少倍。可是在党内会议上，毛泽东的威风没有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反应冷冷清清，这让毛泽东感到很不爽，甚至有点尴尬。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的进攻，可以说又“输”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还要继续战斗。毛泽东看出来，之所以会场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是风向标。周恩来不说话，众高官就跟着不说话，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来身上。
　　第二天，按照会议日程，本应该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可以毛泽东却宣布第二天继续安排开大会，指名让周恩来发言，他要逼周恩来表态。
　　在1966年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举措，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毛泽东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已经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此之前，红卫兵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非法组织”，指责红卫兵组织“非法煽动群众，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毛泽东的这封写给红卫兵的信，不但为红卫兵平了反，还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红卫兵风暴。关于红卫兵的话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叙述。【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5）》*****　　

崇新岳

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5）/倒刘第三炮（37）
　　
　　【接前】8月2日上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从知晓。下午，周恩来在全会的大会上发言。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同意毛泽东拿掉刘少奇，但他不会替毛泽东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周恩来不会干这种“给别人当枪使”的傻事。
　　周恩来知道，如果他积极地打出反刘少奇的旗帜，那么就会有人认为这是周恩来嫉妒刘少奇，想打倒刘少奇取而代之，这样就会有损于周恩来的威信。因此，周恩来要等毛泽东自己亲口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他不会替毛泽东干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不得不发言。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应付这种场面，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先讲了一大段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知道，罢免刘少奇，绝不会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开这个嫌疑。因此，周恩来先埋下伏笔，说“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样一来，以后毛泽东罢免刘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与周恩来无关了。
　　周恩来继续说：“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派工作组的错误，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这里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指出毛泽东“撤工作组”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周恩来又主动为刘少奇分担责任，说”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这样就消除了他对刘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既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但又帮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这样周恩来就在高官中，树立起一个“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待续】
　　*****下接《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