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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wolfgangjs

地缘看世界——已更新到西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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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9 11:10 | 显示全部楼层
事实上,真正因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而利益受损的,并不是环印度洋国家,而是从东西方贸易中直接获益的东地中海政权。葡萄牙人的到来,对正从小亚细亚向新月沃地扩张的奥斯曼帝国、控制埃及-叙利亚的马穆鲁克王朝,都造成了很大损失。有数据表明,在达伽马远征印度后的几年当中,通过原有贸易通道输入地中海地区的香料等东方商品,就急剧缩水了70%。可以想见,要是让葡萄牙人继续做大,将对上述穆斯林帝国造成多大的损失。
  有鉴于此,尽管这两个穆斯林国家的战争,也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但还是决定联合起来,与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进行一场决战。然而直接拥有印度洋出海口(红海)的马木鲁克王朝,本身并没有多少海战经验。从表面看,这似乎与马穆鲁克的属性有关。众所周知,马穆鲁克王朝从军事到政治上,所倚重的都是以那些被称之为“马穆鲁克”的强悍奴隶骑兵集团。
  不过马穆鲁克在海上的弱势,其实更多与埃及的地理环境有关。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尼罗河水,能够将下游地区滋养为沙漠绿洲,但却无力生成茂密的森林。营造船只的木材,需要从爱琴海-黑海地区进口。这一先天不足,限制了埃及海洋实力的增长,以至于在整个地中海历史上,埃及都没有能够成为地中海海上霸权的争夺者。只不过,鉴于埃及控制了红海与地中海贸易的陆间转运通道,印度洋那些阿拉伯商团、据点会愿意名义上接受马穆鲁克王朝的领导。
  固守于罗得岛的十字军遗存——医院骑士团,是马穆鲁克无法进口足够木材直接原因。穆斯林王朝在东地海的贸易线,一直这些强悍武装僧侣的主要袭扰目标。这种情况直到十几年后(公元1522年),奥斯曼帝国集结了20万军队以及400艘战舰攻入罗得岛,才告终结。尽管如此,罗得岛的骑士们还是用自己的顽强,赢得了荣誉投降的机会,被获准带着武器和财富离开了罗得岛(最终落脚马耳他岛)。
  不过埃及的奴隶王朝,已经没办法从奥斯曼帝国有胜利中获益了,因为比之稍早(公元1517年),奥斯曼帝国已经横扫了叙利亚的埃及,成为了整个东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统治者。换句话说,土耳其人在罗得岛的行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罢了。事实上,奥斯曼帝国这次积极参与印度洋战事,说到底也是已经把包括埃及在内的整个东地中海地区,视为了盘中之物了。
  长期与拜占庭帝国在爱琴海的博弈,是促使奥斯曼帝国由一个游牧政权,华丽转身为一个陆海兼备帝国的主要原因,尤其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吞并了拜占庭帝国。这使得与马穆鲁克结盟的土耳其人,能够从地中海调集大量地中海式浆帆船(希腊水手+土耳其佣兵),经由埃及送往红海。由于马穆鲁克政权本身缺乏海洋基因,曾经在古埃及时代就打通过的古苏伊士运河早已被废弃。土耳其人提供的这些战舰不得不在埃及靠岸后先行折解,再经由陆路由驼队送往红海进行组装。
  整个备战过程中最让要感到诧异的,并不是两个穆斯林帝国的结盟,而是威尼斯的加入。单纯从威尼斯的地缘属性,以及它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来说,威尼斯加入“反葡”联盟都会让人有节操掉落一地的感觉。然而对于唯利是图,从来不认为上帝比金钱更重要的威尼斯人来说,做出这一选择却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尽管在奥斯曼帝国做大,甚至吞并拜占庭帝国后,威尼斯人的利益的确受到了很大冲击,毕竟威尼斯曾经长期控制拜占庭的贸易。但总得来说,威尼斯还是东地中海贸易中重要的一环。输往欧洲的香料等商品,很多还是要从威尼斯人那里转手,尤其他们还可以从马穆鲁克那里获得货源(虽然要付出高额的关税)。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做大,以及对商路的战略封锁,是推高了香料等东方商品的价格的主要原因,但这其中大部分的成本,还是由最终的买家来承担。只不过,价格的推高会导致需求量的缩减,对于威尼斯这类中间商来说利益还是会蒙受很大损失罢了。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只是让威尼斯商人们元气大伤的话,那么直接从印度进行收购,能够以低价供应欧洲市场的葡萄牙人,对于威尼斯来说就是釜底抽薪船的打击了。。这个强势竞争者的加入,不仅逼迫威尼斯以断绝外交关系,来表示对葡萄牙的抗议,更直接加入了两大穆斯林帝国主导的“反葡联盟”。当然,威尼斯毕竟还是属于基督教阵营,明目张胆的派出海军参战还是有所顾忌的。它所提供的支持,主要派遣技工帮助拆装奥斯曼帝国的浆帆舰。
  现在,东地中海势力最为强大的三股力量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前往印度去挑战葡萄牙人了,那么还有没有其它力量加入这个因利结合的“反葡联盟”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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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6 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除了来自东地中海的奥斯曼、马穆鲁克、威尼斯三国以外,反葡联盟中还有两位来自印度西海岸的成员。一个是代表南印度反葡势力的“卡利卡特”;另一个则是北印度西海岸贸易的主导者——古吉拉特。
  古吉拉特于今天的印度,是一个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时珠三角地位的板块。如果说喇叭形的珠江口,为珠三角扩张了海岸线,那么古吉拉特的海岸优势,则是靠半岛状地形——卡提阿瓦半岛来扩张的了。当然,两个板块的优势,更多还在于其地缘位置。前者是通往北印度的门户,后者则是西方登陆中国的第一站。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拉贾斯坦邦与古吉拉特邦,合称为“拉杰普特板块”。不过这两个邦地缘特点却还是有显著区别的。意思即为“拉杰普特人之地”的拉贾斯坦邦属于拉杰普特人的核心之地。相比古吉拉特的海洋优势,拉贾斯坦邦的地势要更为高些,横亘境内阿拉瓦利岭及其东南侧的马尔瓦高原,为拉杰普特人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撑。
  为拉杰普特人的军事能力加码的另一个地理因素,是这些高地上所覆盖热带草原类型植被。作为一个战士阶层,拉杰普特战士最得力的助手,是由世界上最优秀的两个热血马种:阿拉伯马、阿哈尔捷金马(汗血马)相交培育出来的“马瓦里马”。从血统的来源也可以看出,这是穆斯林入侵所带来的副产品。不过印度各司其职的种姓制度,以及拉杰普特人军事阶层的定位,才是他们能够在包括马种选育在内的军事技能上,超出其他印度土著的原因。
  基于古吉拉特邦尤其是卡提阿瓦半岛的海洋属性,以及穆斯林在海洋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古吉拉特邦的地缘结构要比拉贾斯坦邦更为复杂,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更大。15世纪初,穆斯林控制了古吉拉特并建立政权。不过被压缩在拉贾斯坦邦的印度教保卫者们,却还是一直没有为德里所征服。直到后来的莫卧儿王朝,表示尊重拉杰普特王公们的统治权(及宗教信仰)后,北印度才算真正为穆斯林政权所覆盖。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身为马哈拉施特拉帮首府的孟买,当时也为古吉拉特所有。
  身为印度西海岸的两大海上门户,古吉拉特、卡利卡特是阿拉伯人印度洋贸易网的重要成员,与控制印度洋-地中海贸易入口的埃及之间,有着很多共同利益。葡萄牙人对阿拉伯商船的劫掠行为以及新航路的开拓,对上述政治体的利益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二者的加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印度洋虽然广阔,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在大洋腹地寻找对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岸线和港口一带,才是海上利益争夺的主战场。为了从源头切断葡萄牙人的贸易线,古吉拉特及卡利卡特,一南一北成为了奥斯曼-马穆鲁克海上联合舰队,在印度所选定的两大基地。
  公元1508年3月,印度洋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穆斯林舰队抵达了古吉拉特,并在孟买南部的焦尔港海域,与几艘葡萄牙船只展开了第一场海战(穆斯林舰队方面的船只总数超过200)。在围攻了三天之后,这场遭遇战最终以葡萄牙人突破包围圈而告终。葡萄牙方面的损失则是一艘船只及9名船员被俘(不幸的是,葡萄牙驻印度总督之子死于此战)。
  这场小规模海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穆斯林海上联军的实力更为强大,反而恰恰证明了葡萄牙船的优势所在。葡萄牙人之所以未能在这场遭遇战中全身而退,是因为已经在印度海岸占得优势的葡萄牙舰队,正分散在各个港口附近保护葡萄牙商船,以及截杀阿拉伯商船。双方需要一场真正的决战,来证明谁才是印度洋的主导者。
  公元1509年2月,在经历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海上交锋之后,双方都期待的海上大决战,终于在卡提阿半岛最南端的“第乌”港海域拉开了序幕。葡萄牙舰队的数量为18艘,其中半数为卡拉克帆船(5大4小)。有记录表明,葡萄牙人制造的卡拉克帆船,曾经达到过2000吨之巨。尽管不确定第乌海战中,葡萄牙船只的吨位,但与阿拉伯人通常使用的单桅帆船相比,桅杆数在3-4根的卡拉克帆船,体量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穆斯林舰队的数量远超对手,但占据舰队多数的那些阿拉伯独帆船早已在这几年间,证明了自己完全不是葡萄牙舰队的对手。奥斯曼帝国提供的12艘大型多桅桨帆船,是穆斯林联军的希望所在。这些依靠三角帆及大量浆手提供动力的地中海战舰,巅峰期的最大吨位也能够做到2000吨。问题上从战术和武器配备角度看,情况并不容乐观。
  总得来说,地中海当下的海战形式,与古典时期并不太大区别。以舰首特设的“撞角”高速撞击对方的船体及排桨,再用跳帮的方式在对手甲板上肉搏,仍然是最为常见的战法。至于远程武器,在传统的弓弩、弩炮以及希腊火之外,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土耳其人也在甲板上配备了些小型火炮。问题是排桨船追求机动性的特点,使得火炮的植入受到了很大限制。可以说,被穆斯林寄予厚望的奥斯曼战舰,无论在远程武器的射程还是威力上,都落后葡萄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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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2-16 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15-16世纪是欧洲在火器技术上开始领先的时代。落后者不仅包括穆斯林,也包括一直以火药发明者,及最早火器使用者自居的中央之国。有很多人会以明清交接之际,明军所使用的大量火炮,来佐证中国曾经在当时拥有领先世界的火炮技术。然而令人泄气的是,这些被称之为“红夷大炮”的火器,正是由葡萄牙人传入的。同时期的日本,也是火器的受益者。只不过资源较少、战争规模更小的日本,仿制成功的是火枪罢了(鸟枪)。至于是怎么传入的,后面我们会解读到。
  欧洲破碎的地缘政治结构,以及因此而频发的战事,是促进火器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世界其它地区也是战事不停)。更为重要的因素,来自欧洲文明中所蕴含的商业基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创新力。以欧洲地缘政治缩影的意大利来说,即有源自法兰克军事采邑制的“封建国家”,也有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在封建领主们为了维持自身优势,而限制一些武器的发展时(比如十字弓)。商业共和国却可以更纯粹的为了利益,鼓励技术进步。
  事实上,这一多样性的地缘政治结构,也是欧洲文艺复兴(包括出现在意大利)的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仅是哲学艺术领域的“复兴”,也是一场科学革命。在过往的战争史中,军事技术的进步更多是一种缓慢的经验累积。而现在,以文艺复兴为契机,欧洲人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式(如几何学)来改进火炮、城堡乃至战术的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航海时代初期,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看到的那种,多层甲板布设火炮的方式还未出现(这是17世纪初由英国人率先使用的)。不过,仅仅是在顶层甲板周边布设一圈火炮,已经足以让葡萄牙人占据绝对优势了。在包括第乌海战在内的海战当中,大部分穆斯林船只在进入葡萄牙火炮射程之后,即被击伤或击沉。虽然基于数量和灵活度的优势,总还是会有部分船只有机会靠帮葡萄牙船,但接下来的景象却更让人绝望。
  与土耳其人的地中海式桨帆船相比,葡萄牙人的卡拉克帆船要显得更为高大,尤其是舰首和船尾。这使得整艘船的船体,看起来有些像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元宝”。如此设计的不仅是能存储更多的货物及弹药,也能够在近战中增加自己的防御力。当然,这样的元宝式设计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在风暴之中容易失去重心而颠覆,葡萄牙人经常在好望角所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说与此有关。
  然而在海战当中,葡萄牙人高大的船体却成为了穆斯林舰队的恶梦。无论是体型较小的阿拉伯独桅船,还是体型较大的地中海桨船船,都无法与之比肩。这也使得冲破葡萄牙炮火的土耳其及阿拉伯船只,在靠帮之后无法迅速跳到对方甲板上,以展开他们善长的肉博战。地中海战舰那善于切削对手排桨的舰首,同样很难对葡萄牙人坚固的船只体造成伤害。
  想象一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穆斯林联合舰队,在承受巨大损失后艰难靠近葡萄牙战舰,却又必须冒着火枪喷射的风险攀爬船体时,结果如何就不言而喻了。事实上,即使海战真的进入到了甲板肉搏的阶段,土耳其雇佣兵以及在马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马穆鲁克们,其实也占不到丝毫便宜。用盔甲、火绳枪(乃至原始手榴弹)武装起来的葡萄牙士兵,不仅在轻武器上占优,而且更熟悉海战的特性。
  最终这场决战以葡萄牙人的完胜而告终,至于双方的战损比,相信大家都能想象的出来。经由此役之后,葡萄牙人算是彻底取得了印度洋的霸权。尽管后来数十年间,不甘于被柯钦压制的卡利卡特、征服埃及并成为红海之主的奥斯曼帝国,还数次尝试过与葡萄牙人争夺印度的贸易主导权,但也都以失败而告终。
  不过葡萄牙人在接下来的称霸过程中,同样未能做到完全垄断印度洋贸易。在第乌海战之后,葡萄牙人很快就放弃了在索科特拉岛的经营(公元1511年)。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因为索科特拉岛的位置还不够好。从位置上来看,葡萄牙人更青睐扼守红海-亚丁湾通道的曼德海峡。在这条最窄处仅26千米的海峡中充当关键先生的,是一个叫作“丕林岛”的小岛(今属也门)。
  在放弃索科特拉岛之后,葡萄牙人曾经试图进驻丕林岛(公元1513),但很快也放弃了。这种放弃很大程度是基于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葡萄牙人一定要卡住这条咽喉要道,就必须考虑到由此而来来的后果。要知道丕林岛的位置不仅处在阿拉伯人本部的包围之中,也正处在通往麦加的海上朝圣之路上。一定要在这里控制商道的话,将很可能引发一场不计损失的圣战。
  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追逐商业利益才是他们真正的使命。顺便向那些尚处在原始宗教状态的土著们传播天主教教义,也是一件于神于己都有利的事。至于让自己处在圣战的旋涡之中,就大可不必了。只要能够经营好印度西海岸-东非海岸的据点,并通过这条新航线将东方商品,源源不断的输入欧洲。那么失去了欧洲这个大市场的穆斯林们(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实力自然会被削弱。当然,这一崇高的目标,说穿了只是葡萄牙获取巨大商业利益的副产品罢了。
  基于这个现实的目标,葡萄牙人并没有在阿拉伯半岛沿岸与穆斯林死磕,而是进一步将他们的东方贸易向向更为遥远的东方延伸。接下来,身处太平洋与印度洋分割线上的马六甲,将成为葡萄牙人的下一个目标。至于葡萄牙人在马六甲又有什么作为,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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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9:19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葡萄牙战舰驶向马六甲之前,我们还要交待下葡萄牙人在印度的地缘政治布局,以及除了控制航线以外,那片马来人之地还有什么吸引着葡萄牙人的到来。首先第乌海战的失败,使得第乌的统治者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为了避免被葡萄牙人报复,古吉拉特方面不仅交出了巨额战争赔偿,甚至还表示愿意走柯钦模式,即通过允许葡萄牙人在第乌建立军事据点,进行深度合作。然而在苏丹们的势力已经覆盖至德干高原北部的背景下,葡萄牙人认为现在驻军第乌城,风险太高。能够帮助延伸东方航线及获取香料的南印度港口,则更具优先级。
  当然这并不代表葡萄牙人对第乌港就没有想法了。毕竟这个位于卡提阿瓦半岛最南端的港口,可以将葡萄牙人的贸易线间接延伸至恒河平原。因此在葡萄牙人完成将贸易延伸至太平洋的大目标后,回过头来还是拿下了第乌(公元1535年)。为了阻止葡萄牙人这样做,已经控制了埃及和红海的奥斯曼海军曾经发动了第二次第乌海战(更准确说是一场围城战)。只是面对葡萄牙人坚固的城堡及火炮,土耳其人的这次努力依旧以惨败而告终。
  公元1780年,葡萄牙人在第乌港东南方向又拿下了另一个港口——达曼港。作为一个半岛,卡提阿瓦半岛在南北两侧天然与大陆地区形成了两个夹角,包括北部的卡奇湾与南部的坎贝湾,后者相当于北印度与南印度的分割线,地缘位置更为重要。第乌港与达曼港,则分处坎贝湾口两端。
  如果说第乌港可以作为通往恒河流域的入口,那么达曼港则能成为进入德干半岛北部的门户。历史上这两个港口,与印度海洋线上的其它葡萄牙殖民地一起,被称之为“葡属印度”。基于这一历史渊源,达曼、第乌所组成的“达曼-第乌中央直辖区”虽然面积狭小,在印度却也是与邦平级的一级行政区。
  类似达曼-第乌这种,因殖民时代地缘政治遗产成为印度中央直辖区(又称联邦属地)的,还有原为法国殖民地的“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比起由两部分组成的达曼第乌来说,“本地治里中央直辖区”的结构更为复杂,包括有在印度东海岸线性排列的:本地治里、卡来卡、雅南四地,以及西海岸柯钦之南的马埃(本地治里为首府)。参考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在中国的存在,印度行政区划中这一奇特现象也就很好理解了。
  在葡属印度当中,最为著名的并不是达曼、第乌,也不是最先“投入”葡萄牙怀抱的柯钦,而是位于马拉巴海岸北部的“果阿”。基于位置原因,果阿长久以来一直是南德干地区印度教王朝“毗奢耶那伽罗”,与北德干穆斯林政权“巴赫曼尼”的争夺焦点。这使得果阿的控制权经常在二者之间转移。公元1469年,果阿的控制权再次转向了穆斯林一方。不过葡萄牙人登陆印度之时,情况开始对穆斯林方向不利。盛极而衰的巴赫曼尼苏丹国开始分裂为5个独立邦国。这不仅对南方的印度教政权来说是个向北延伸控制力的好机会,更让葡萄牙人看到了控制果阿的机会。
  取得了第乌海战的胜利后,葡萄牙人旋即将兵锋指向了这个印度西海岸的枢纽点(公元1510年)。在经历过两次围攻战后,葡萄牙人终于得到了果阿旧城,并将之打造成为了葡属印度的首都。顺便说下,作为全球殖民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在放弃海外殖民地方面却也是最为顽固的(澳门是最后一个放弃的殖民地)。与印度独立之时,法国便向印度方面移交了殖民地不同的是,印度方面直到1961年底,才不得不通过战争(果阿战争),从葡萄牙人手中收复果阿、达曼、第乌三地。初时3块原葡萄牙殖民地一如“本地治里”一样,合成了一个中央直辖区,以至于葡属印度之名有时也直接指向果阿。不过在1987年,果阿被剥离出来成为印度第25个邦(也是面积最小的一个)。
  葡萄牙在海外殖民地的顽固,部分底气在于他的本土化策略。前面曾经解读过,为了弥补人口不足,葡萄牙鼓励出海的男性与当地妇女通婚,并由此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混血葡人阶层。天主教的传播,是葡萄牙人渗透当地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点,在果阿显得尤为明显。
  果阿的统治稳定后,葡萄牙人开始在果阿成立宗教裁判所(公元1560年),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异端”宗教都被明令禁止。及至19世纪初宗教裁判所取消之时,天主教已经在果阿占据了绝对优势。不过随着宗教禁令的取消以及印度的“光复”,很多原本基于利益皈依天主教的印度人,又恢复了印度教信仰。今天果阿的印度教徒比例已经占据了2/3,但30%的天主教徒比例,仍然使之成为印度重要的天主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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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9:20 | 显示全部楼层
尽管葡萄牙人在殖民地的统治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也有了如果阿这样的稳固基地,但在印度这样人本地人口占据绝对优势,并且有自己成熟文明体系的区域,能够做到这点的毕竟只有少数几个点,其军力也不可能做到控制所有沿海港口。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手中这些据点的作用,葡萄牙在科钦之战获胜之后,就确立了它在印度洋的经营战略:这一战略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由葡萄牙王室垄断印度洋的贸易权。任何想在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商船和商人,都必须向葡萄牙购买贸易执照并纳税,并同时选择在葡萄牙控制下的港口进行贸易;二是任何没有从葡萄牙获得贸易授权的商船,都将成为葡萄牙军舰的攻击目标。
  如果葡萄牙人的计划能够成功,即使那些从印度输往(或中转)红海、波斯湾地区的货物,也必须被葡萄牙人雁过拔毛。只是葡萄牙人想做到完全垄断的话,就需要控制印度漫长的海岸线上的每一个港口,而做到这点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将目光投向了印度洋东侧的马六甲。在整个东西方贸易线中,印度(尤其是南印度)那些港口,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中重要的出口地,也是东亚、东南亚商品进入印度洋以西市场的转口地。控制马六甲将有助于增加葡萄牙在全印度的影响力,这与当年朱罗帝国远征三佛齐的原因相一致。
  另一个让葡萄牙人急不可待前往马六甲的原因,在于“香料”。在所有让人着迷的东方商品中,香料是非常重要的种类。除少部分动物分泌物以外(如龙涎香、麝香),被统称为“香料”的商品,大多为用原产自亚洲热带地区的,富含香气植物皮、脂、根、叶、花果。。。等部位制成。与奢侈品定位的丝绸和瓷器相比,香料的使用范围要更为广泛。有些香料被用来为食品增加风味,有些则被用来清新空气、助眠,甚至增加宗教的神秘感。这其中,充当调味料的品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印度是重要的香料出产地,印度人的生活也离不开香料。以印度味道中占据基础地位的“咖喱”来说,其本质就是把各种香料磨成粉混合,用来加工食物(泰米尔语原意为“多种香料放在一起煮”)。然而印度人所使用的香料,却并非全部产自印度,其中有几种重要的香料来自于马六甲海峡之东的马来群岛(东印度群岛)。更准确的说,则是马来群岛中的: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
  马鲁古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是位于大巽他群岛与新几内亚岛之间的一组岛屿。体量要小得多的班达群岛则位于马鲁古群岛南面。从地理位置上看,前者其实是后者的附属群岛,因此我们可以将之合称这马鲁古-班达群岛。在大航海时代,这组今由印度尼西亚领有的岛屿,因盛产香料而成为多方争夺的焦点。
  除了马鲁古、班达群岛以外,世界范围内还有两个岛屿以盛产香料而著称,包括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以及加勒比海的格林纳达岛。其中桑给巴尔岛以出产丁香而闻名于世(占全球产量的80%),格林纳达产出的则主要是肉豆蔻(占全球产量的1/3)。上述岛屿被合称为“四大香料岛”。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上述岛屿才生产香料(只是比较出名),随着大航海事业的延伸,低纬度地区丰富的很多物种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极大了改变了人类的食谱。除了玉米、土豆这些原产自美洲的粮食作物以外,香料也是如此。全球很多地方比如中国南方的亚热带、热带地区都有引种。
  事实上四大香料岛中的桑给巴尔岛、格林纳达岛也并非香料的原产地。比如格林纳达的肉蔻,是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引种的;桑给巴尔的丁香,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由重新进入斯瓦希里海岸的阿拉伯人(阿曼赛义德王朝)开始大规模种植的。当时在驱逐桑给巴尔岛上的葡萄牙人并建立苏丹国后,阿拉伯人开始在岛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以种植丁香树、椰子树(可生产椰子油)等经济作物。
  阿曼人之所以在桑给巴尔大量种植丁香树,是因为在阿拉伯人的食谱中,丁香是烹调羊肉时必不可少的香料;至于在喜食牛肉的欧洲人那里,牛肉最好的配搭则是黑胡椒。其最贵的时候,甚至比同重量的黄金价格还要高。回顾一下最早凭借味道成为人类生活必须品的“盐”,曾经对人类的政治、经济造成过多大的影响,就能够明白这些让人类产生依赖感的调味料,为什么会成为众方关注的焦点了。
  前面所列举的丁香、豆蔻、胡椒三种重要香料的原产地,正是马鲁古-班达群岛。也就是说,这些马来人控制下的岛屿才是最初的“香料岛”。在葡萄牙人抵达印度洋之前,欧洲人已经从穆斯林商人口中,隐约知道在东方靠近印度的海域,有一处盛产香料的岛屿。而当葡萄牙人抵达印度并取得霸权之后,香料岛的位置也就不再成为秘密了。
  控制航道与香料主产地的双重诱惑,使得葡萄牙人在控制果阿之后,旋即将兵锋指向了马六甲海峡。在这个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枢纽点上,一个东南亚土产的穆斯林政权——马六甲苏丹国,正等待着葡萄牙人前去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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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9:2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葡萄牙人出征之前,先来看看马来群岛地区的政治结构。今天隶属这一地区的国家包括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以及2002年脱离印尼独立的东帝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包括有印尼、马来西亚、文莱三国。殖民时代的分割,是这一行政格局形成的直接原因。其中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为前英国殖民地;印尼为前荷兰殖民地;菲律宾为前美国/西班牙殖民地;东帝汶则为前葡萄牙殖民地。
  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满意殖民者的分割。即使出于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上述东南亚国家也不大愿意,将西方殖民时代,作为自己的国家起点。只不过历史是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选取哪一段历史继承,就要看各个国家当下的地缘政治需要了。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是“南越国”在越南历史中的地位。当越南还身处中华文明圈,并以此为优势在中南半岛扩张时,越南人更愿意将“南越国”作为他们的国家源头,以及文明的开端;而当越南人认定这一源头,将对自己的独立性造成威胁时(同时中华文明又暂时落后于西方文明),这段历史的存在又不得不被定性为被殖民的“北属时期”。
  以马来-伊斯文化为基础,谈南洋地缘政治格局的话,潜在的矛盾其实就是印尼与马来西亚之争了。一般来说地缘潜力明显占优的一方会更希望大家走到一起,反之则更享受独立状态所带来的红利。一如今天在两岸关系中,大陆一方无论从政府还是民众层面,都视统一为当然之事;而害怕被统一后利益受损的台湾方面,无论蓝绿,都希望在客观上维持高度的独立性(差别只在于要不要政治上的名义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口超过2.5亿的印度尼亚亚,显然比人口仅3200万的马来西亚更有建立统一国家的意愿。
  在民族、区域自决政治观占优的今天,印尼、马来西亚走到一起的机率非常低,甚至很难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政治讨论的话题。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大历史的维度,探究这背后的地缘政治渊源。由此而引出来的问题便是,如果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人选,他们会更愿意以历史上哪个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源头呢?
  葡萄牙人即将出征的马六甲苏丹国,算是马来地区第一个穆斯林政权,并对整个东南亚伊斯兰教传播,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从这点来说它是整个马来地区的伊斯兰化的原点。然而对于有雄心壮志的印尼来说,如果需要选择的话,会更愿意以一个印度教王国——满者伯夷,作为其地缘政治诉求的依据。接下来,我们就来捋一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马来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整个马来地区最先迎来文明曙光的,是马来半岛北部。印度人最早在这一地区建立贸易据点,以“海-陆-海”的方式打通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贸易通道。最早兴盛的土著政权,则是公元7世纪兴起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一带的三佛齐王国。其与爪哇政权、朱罗帝国之间的恩怨,我们在前面解读南印度时已经呈现给大家过了。
  朱罗帝国的那次入侵,本质是贸易控制权之争,印度人并没有能够吞并三佛齐王国。公元13世纪初,借朱罗帝国消亡、南印度重新陷入分裂状态之时,三佛齐王国曾经远征锡兰,从南印度人手中成功夺取了该岛的控制权。只不过,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两地地理距离来说,朱罗王国控制马六甲不容易,马来人控制锡兰岛的难度同样远高于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十几年后,随着本地僧伽罗政权的复兴,三佛齐王国不得不退出锡兰。
  远征锡兰是三佛齐王国的“人生巅峰”,然而盛极过后往往伴随的就是必衰。14世纪中叶,本来已经几乎统一的南印度德干半岛的德里苏丹国,便是因为向中亚扩张而失败(借蒙古伊尔汗国消亡之际),而迅速丧失了对德干地区的统治权的。如果说印度长期以来的结构性矛盾,是恒河流域与德干半岛的南北矛盾,那么马来地区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了。
  在三佛齐立国的数百年间,最大的挑战一直来自于爪哇岛。其成为地区强国的标志,也是臣服了爪哇政权。在与苏门答腊政权的博弈当中,与之距离最远,却与“香料群岛”了近的东爪哇地区,一直充当着主力作用。当三佛齐王国将注意力放在殖民锡兰,并遇到挫折时,东爪哇地区也借机崛起了一个新政权——信诃沙里。
  不要头疼又出了一个陌生的国度,这个东爪哇王国只是一个过客,并不是考点。13世纪末,信诃沙里王国在将三佛齐的势力逐出爪哇之后,王朝的权力很快便因为一次特殊的入侵事件发生的转移。一个继承信诃沙里的新王朝——“满者伯夷”,才是接下来的重点(圈起来,要考的)。
  类似满者伯夷与信柯沙里的继承关系,在中国也经常出现。比如当曹魏即将完成中央之国的统一之时,司马氏的崛起使得曹丞相当年的布局,皆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过“三家归晋”本身,完全是魏国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并没有外来入侵者做催化剂。相比之下,满者伯夷崛起的导火索,更类似于印度孔雀王朝取代摩揭陀难陀王朝。前者在后者即将完成北印度统一大业之时,凭借驱逐外来入侵者的功绩及因此而掌握的军事力量,从而僭越上位建立新王朝。
  “帮助”孔雀王朝上位的外来力量,是强弩之末的亚历山大帝国。基于地缘位置关系,印度已经是希腊人所能扩张到的最远端了(以至战士无心再战)。亚历山大在回程路上的英年早逝,更是加速了马其顿军团战略性撤退的脚步。与之相似的是,影响爪哇岛政权更迭的外来者,也是一支在旧大陆让人闻风丧胆的军事力量——“蒙古人”。只是这次威胁到爪哇人的,并不是蒙古铁骑,而是元朝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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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9:25 | 显示全部楼层
 蒙古人在旧大陆的成功,已经是世人非常熟悉的故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蒙古东征日本的故事同样不陌生。公元1274年、1281蒙古先后两次组织水军进攻日本,却都为台风所重创,以至功败垂成。日本人为此而将这两场庇护日本的台风称之为神风,并且在700多年后,本土再次面临强敌入境压力之时,将止战的最后希望命名为“神风突击队”(自杀性飞机)。
  技术上看,陆地称王的蒙古铁骑,在东征日本这件事上并没有太大优势。驱使蒙古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个在军事上领先的新兴政治体或者帝国,很容易迷信他们的武力,往往需要一场失败来告诉他们在哪里该止步。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解放战争的末期,在陆地上对国民党军队呈压倒性优势的红色军队,直到金门海战失败之后,才开始正视自己军事上的短板。
  当然,长板与短板都是相对的。蒙古帝国比之其它游牧帝国更为成功原因,在于它善于利用被征服者的技术。每次屠城之前,都会特别将工匠留下来,便是这种弥补短板能力的表现。这些工匠所制造的包括火药在内的武器,使得原本不善于攻城的游牧者,在围城战中也同样能够获得优势。像最终攻陷襄阳城的“炮”(抛石机),就是降服蒙古人的中亚穆斯林帮助引入的。假以时日,蒙古帝国的军事机器,也未必不能熟悉海洋。
  事实上,蒙古之所以急于攻击日本,更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在于消耗被征服地区原有的军事力量。第一次东征日本之时,配合蒙古人的主要是新附的高丽王国军队(公元1274年);第二次则动员了十几万刚刚降服的南宋水军(公元1281年)。类似的做法并非蒙古人首创,时间再往前推1493年,刚刚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就这样成功实践过。在攻取南越之地的两次战争中,数十万源自关东六国的军力(尤其是对秦政权威胁最大的楚地)被短时间消耗掉。在这一预期之下,远征本身是否成功,反倒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东征日本并非是蒙古人的最后一次海上尝试,在平定南宋全境之后,蒙古帝国还试图向东南亚继续渗透。除了在陆地线上,向缅甸、越南北部扩张以外,鲜为人知的是,蒙古帝国还曾经向向爪哇发起过一次远征。这个当初被中国人视为极远之地的岛屿,也因此成为了蒙古帝国所触及过的最南端。
  消耗新征服地区的军事潜力,并非此次南征的原因所在。促使蒙古帝国做出如此反常决定的原因有二个,首先是希望能够继承南宋王朝的海上遗产。有宋一朝,由于中国西、北部长期存在的政权割据局面,传统的路地丝绸之路很难维持正常运行。因此,在唐朝还处于配角地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逐渐成为了东西方贸易的主通道。今天被确定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福建泉州,就是在藉由此契机成就这个地位的。在贸易红利的驱动下,东南亚的许多开展海上贸易的国家,如越南中部的占城、马来地区的三佛齐,也都经常遣使与中国交好。以中原王朝的一贯理解,即为纳入自己的朝贡体系。已经统治中国的蒙古人,自然也认为可以顺势接收这笔遗产。
  其次宋王朝发达的海上贸易,以及由此与东南亚诸国建立的良好关系,也为败亡大陆的南宋王朝,留下了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导致南宋灭亡的最后一战,是发生在广东江门一带水域的“崖山之战”。在这场决战之前,最后的南宋政权本有流亡至越南中部的占城,以期凭借南海之隔,保住政治火种的计划。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没有能够施行。崖山一战,虽然消耗掉了南宋复国的最后希望,却也还是有不少南宋遗民流亡海外。
  虽然南宋政权流亡海外的计划未能实施,但17世纪中叶,大明王朝将覆之时,郑成功倒曾经有过成功的实践。当时已获初步开发的台湾,成为了明朝复兴的最后希望。虽然基于地缘潜力的关系,无论是占城还是台湾,实际都无法帮助宋、明两个王朝起死回生,但这一因海上贸易昌盛,而触发的地缘政治扩张路径,却实实在在的让由北方入主中原的元、明两朝统治者,感受到了海洋所能够产生的地缘政治威胁。正是因为这一威胁的存在,收服郑氏的清庭虽曾有过放弃台湾的想法,却最终还是因担心其成为海盗及反清复明者的基地,而决定经营台湾。
  对于蒙古人来说,未必对南洋那些热带国家的土地感兴趣,但最起码希望能够确认一下,是否会成为自己东南沿海的政治不稳定因素。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认可这个新“宗主”的。在刚刚把三佛齐赶出爪哇岛的信柯沙里国那里,蒙古人就碰到了与当年花剌子模一样的类似的情况。一如当年如日中天的花剌子模,不认为远在东亚的蒙古人能给自己带来威胁一样;正在势头上爪哇人也同样不相信,蒙古人能够隔着南海威胁到自己。当蒙古使者被灰头土脸(甚至脸上黥字)的赶回中国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海上远征也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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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6 09: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两次征日之战的失败,让人很难对元朝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抱有期待。如果说第一次东征是败于运气的话。那么有十几万原南宋水军加入的第二次东征,依然以失败而告终,就不能仅仅归结于运气了。究其根本,在于二点:一是之前宋朝与日本并无正式的贸易关系(日本没有加入宋朝的朝贡体系)。虽然民间仍有贸易往来,甚至使得宋朝钱币大量流入日本,但官方层面缺乏熟悉东部海况的人才;二是那些新加入原南宋水军,并不是真正的“海军”。
  与今天我们叫法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并不“海军”一说,有的只是在内河作战的“水师”或者“水军”。即使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开始打造工业时代的海上舰队,其正式名称也还是 “水师”(北洋水师)。江南地区为远征日本所准备有3500余艘船只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原南宋水军(朝鲜方向另准备了900艘船只)。这看起来一下子让蒙古帝国的水战能力有了巨大提升,但实际上,这些江南水军所因袭的战法及所适用的船只,大多只能运用到内河航道。
  由于内河的气象、水况远比海洋简单,因此适用于内河航行的船只如果挪用于外海,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内河船只一般会做成吃水浅平底,以适应内陆水域较浅的水深;用于海上的船只,则会做成吃水更深、稳定性更好的V/U型底,同时将底舱分隔成一个个独立的水密隔舱。这样的话,即使一两个舱室破损进水也不至沉没(并且可以修补)。除了这两点之外,细究起来海船在桅杆、船体外型等诸多方面,都与内河船只有着不少细节上的差距。
  急于攻日的想法(包括消耗新附降军),让蒙古人没有时间营造更多的海船。一个看起来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问题是,从航线上来说,远征日本看起来还不象是一场真正的远洋之战。因为无论是从朝鲜出发的蒙、朝舰队,还是从江南北上的原南宋水军,其实都是沿岸航行,最终穿越最窄处仅40公里的“对马海峡”登陆南日本。
  然而海洋就是海洋,即使你只是沿岸航行并采用了正确的船型,也很难保证在一场风暴之下保全自己(想想葡萄牙人在好望角的遭遇),更何况是一场急于求成的跨海之战呢。公元前5世纪,准备更为充分、海况也相对更好的波斯军队,在两次远征希腊的过程中,也同样因恶劣气象的影响而蒙受了巨大损失。
  罗马在与迦太基的长期战争中,在海洋上后发的罗马,也多次遭遇类似的状况。依靠战略上的坚持,罗马人一点点的加深自己对海洋的认识,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地中海帝国”。所谓“十年陆军,百年海军”一说,含义也正在于此。从这个角度说,蒙古人即使运气好点没有遇到“神风”,在日本的前景也是非常不被看好的。这一点,可以在远征爪哇之役的预演:占城之战中得到验证。
  前面我们说到,南宋末代政权,曾经在崖山海战之前有计划逃亡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占城”。不过在当时,占城并不属于“越南”,而是一个独立国家。今天的越南在宋元时期被称之为“安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今天的越南领土上,所呈现的都是三分天下的格局。除了北部与中国地缘关系紧密的红河政权(安南)、南部为高棉人所有的湄公河三角洲以外,中间背山临海的过渡地带,就是“占城”了。
  15世纪,安南吞并占城。18世纪初,又从高棉(今天的柬埔寨)人手中得到了湄公河三角洲,奠定的今天越南的领土格局。此后,内部改朝换代的安南人希望改国名为“南越”,不过并没有得到当时的宗主清王朝的同意。最终同意的方案,便是今天的 “越南”之名(清嘉庆帝定)。在今天越南已经将种群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情况下,占族人已几乎被完全融合了。今天在越南境内,被甄别为占城民族的人口,还不到2万人。顺便说下,占城灭亡之后,有少量占城人流亡到了中国的海南三亚,其后裔今被统称为“回辉人”(被归类为回族)。

  之所以要特别解读一下占族人,是因为与中南半岛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占族人的种族、语言属性为与马来地区同属的“南岛民族”。关于占族人的族源问题,目前还不十分确定。一种可能是,南岛民族先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抵达这片陆地,占族人则属于没有被后来民族同化的南岛民族后裔。还有一种可能,是南迁至马来群岛的南岛民族,通过海路抵达占城地区并立国。
  无论哪种情况,海洋以及航路的存在,对于占城的存续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上,占城人也以善于航海而著称。这使得他们,有机会在隔着安南政权的情况下,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不过中国能够控制越南北方的时期,占城人更多是以防御的心态看待中国。在中国的记录中,占城北部曾经被南越国、汉帝国纳为领土,并于公元137年脱离当时的汉朝统治独立建国。而中国对越南北方,也就是红河下游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五代时期的“南汉”(公元10世纪)。
  越南或者说安南地区被中国统治的这段历史,被越南称之为“北属时期”。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法国从中国手中夺取越南的控制权止,则因一直奉中国为宗主而被称之为“藩属时期”。在越南北部进入藩属时期后,占城与中国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出于牵制安南及开展贸易的需要,占城积极与当时统治中国的宋王朝交好(纳贡称臣)。在双方交好之初,即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
  我们知道,热带地区由于物种丰富、新陈代谢快的原因,在农作物选育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今天中国人所食、用的很多作物,都是透过丝绸之路或者后来的大航海时代,从热带地区引入的。北宋初年从占城引入的“占城稻”,也是其中一例。在热带环境下选育出来的“占城稻”,具有耐旱、适应性强,且生长期短等优点。一经引入,便由政府主导,很快在江南地区得到推广。为中国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深度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占城稻本身并不一定是占城人培育出来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稻种。不过是中国南海贸易发展的结果,却是肯定的。作为南海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占城也由此在其中获益颇多,并自觉自愿的维持与中国的藩属关系。有鉴于此,南宋末代政权会有南下占城避难的想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然而政治永远都是现实的。计划未能成行的主要原因,是占城不愿惹祸上身(崖山海战前一年,占城向元使口头表示愿意称臣)。不过南宋避难占城的破产计划,仍然让蒙古人产生了疑虑。为此,在崖山海战之后,元朝政府希望直接将占城变为行省而不是藩属。这一决定自然很难让占城接受。公元1282年11月,为了控制占城,元朝以大小船只350艘(包括海船100艘)、军5000,由广州启航攻伐占城。
  这并不一条正常的扩张路线。因为在元朝水军驶往占城之时,安南亦没有成为元朝的行省,而只是表示愿意延续藩属地地位。向安南借道过境,从海、路两线同时向占城发动攻击,是蒙古政权对安南提出的要求。很显然,这是一条“假途伐虢”之计,所期望的无非一并解决安南和占城问题。只是经过长达千年的北属时期,安南人也对北方强邻的军事艺术了然于心,并没有上当。
  在占城人的顽强抵抗之下,渡海而来的元朝远征军陷入了苦战状态。一年多之后,未能如愿元朝还是决定重走寻常路,集中力量先发动对安南的战争(元越战争),同时召令攻击占城的军队北上夹击。然而集结数十万兵力,先后两次的元越战争,(1284年—1285年、1287年—1288年),并没有让元朝政府如愿吞并安南。安南最终还是得以遵循前例,成为中央之国的藩属。
  除了这在越南方向的征伐以外,蒙古在中南半岛还针对缅甸进行过试错。在攻灭南宋的战争中,蒙古人曾先行经由青藏高原的边缘,吞并了长久以外保持独立状态的云贵高原(大理国)。这也使得蒙古人,有信心在这个方向上再向南尝试一下。只不过同样鉴于地形和热带湿热气候的原因,持续十年“元缅战争”( 1277年-1287年)依然没有为元朝提供一个新行省。不过这场战争倒也不能说一点收获都没有,缅甸由此第一次被纳入了中央之国的朝贡体系。事实上,在云贵高原融入中国后,这也是必然的结果了。
  既然元朝在陆地方向的扩张,实际止步中云南-广西一线,那么中间还隔着个安南的占城,自然也断无建立行省的可能了。在占城之战结束之后,占城便以藩属的身份,重新回归到了中原政权的朝贡体系中。后来的远征爪哇之战中,元朝远征军便是由泉州出发沿岸而下,先在占城补给再继续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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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7 11: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甲子之前,花剌子模的无礼行为,直接触发了蒙古西征的决定。由此也诞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陆帝国。这次爪哇人的自负,能不能也让蒙古人顺势扩张至整个东南亚呢?这首先要看,蒙古人这次的准备工作对不对路。毕竟之前已经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案例。

  在元朝的行政建制中,南海诸国的经营问题,并非是由位置更近的广州,而是由福建负责的,这与泉州在宋朝成长为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有直接关系。公元1292年12月,已经决心做一个“中国”皇帝的忽必烈,下令以200艘海船、2万人(包括5000陆军),由泉州启程发起了对爪哇的远征。
  应该说,已经坐稳江山并且吸取教训的元朝,准备工作比前几次要好的多。最起码用来远征的船只以及水手,都是源自长期开展远洋贸易的泉州地区。至于这些用来远赴南洋的泉州舰船长什么样,大家可以参看前些年在广东台山海域发掘出来的“南海一号”沉船。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蒙古人有些“异样”的地缘属性,让他们的很多行动不能简单的算在“中国人”头上,“蒙古帝国”与“中国”也不能简单的划等号。至于以蒙古帝国的边界为依据,将中国的历史疆域划到东欧、西亚,就更是自欺欺人了。不过已经采用中国式国号“大元”并统一中国全境的“元朝”,在政治属性上却是可以归入中国朝代史的。
  军事层面上看,军事层面为蒙、朝、汉三军合作的二次远征日本之战中,代表中国力量的原南宋水师,所承担的更多是战略支援(包括用来囤田打持久战)的作用,军事上的“中国”属性并不突出。同时鉴于原南宋水军的内河属性,无论是看过程还是结果,也都谈不上有海洋层面的突破。相比之下,由泉州组织的爪哇远征军,无论是运输工具还是水手、军队的属性上,都是建立在南宋的海外贸易基础之上(只有少量高级官员为蒙古人),结合政权此时的属性,将爪哇的远征之举视为中国海权扩张的突破,客观上是有问题的。
  当然,这些海外战争的政治归属问题,其实本来也是无所谓的问题。在这里拿出来讨论,更多是给关注“中国”古代成就的朋友一个判断标准罢了。更容易引发我们关注的,是战争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它的地缘背景。
  对于爪哇远征军来说,除了船型和航海基础比之前更占优以外(比之征日),更大的利好还在于气象。虽然说从航程上来说,远征爪哇的距离要远高于从朝鲜东渡日本,但依靠东北季风的助力,以及丰富的远洋经验,远征军在航行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从泉州出发的舰队,在经由占城补给之后乘风南下,于次年二月登陆爪哇。
  另一个能够让中国远征军松一口气的情况是,之前在日本遇到的困难不会再出现。南、北纬5一带被称之为“赤道无风带”。,马来西亚、印尼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南海南端都包含在这一区间。这一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年四季风平浪静。加上热带风情,非常适合休闲渡假。今天诸如马尔代夫、巴厘岛等,都是位于这个区间。爪哇也是位于这个区间的边缘,因此对于中国远征军来说,再也不必担心“神风”来袭的问题了。
  在这一看似有点疯狂的计划中,更多要考虑的是怎么回来的问题。无论胜负,远征爪哇的中国军队如果想回来,所倚仗的还是季风。南海的东北季风一般始于11月,结束于次年的3月;西南季风在南部则一般始于每年的五月底,结束于九月中。借着东北季风南下的中国商人,如果想继续穿越印度洋,前往南印度、红海或者东非等地区的话,可以借着东北季风一次性完成航程(反过来的行程则借助西南季风)。
  不过大多数人并不会如此安排,而是会借着东北季风抵达南洋诸岛,与乘西南季风来此的阿拉伯、印度商人交易,然后再借着西南季风回程。横跨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商人,大多也是如此操作。由此,靠近马六甲海峡的这几个南洋岛屿,便由此成为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贸易枢纽点。在严重依赖季风的计划中,扛着“元朝”大旗的中国军队,最起码需要在南洋坚持三个月才可以言退。如果在这个季风周期预先没有安排好后续梯队的话,则必须坚持一年,等到下一次东北季风再起之时,才有可能得到后援。
  东爪哇的政治中心,是位于岛屿东北部的“泗水港”( 今称苏腊巴亚),也是这次远征的直接目标。中国远征军的登陆地点是泗水西北部的图班(Tuban),稍事休整后于3月向水陆并进向泗水进军。此时岛上的政治形势,对于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来说,也颇为有利。我们知道,海岛虽然从形态上来看,貌似一个天然的统一体,但漫长海岸线所带来的贸易开放性,实际上更容易使得岛内各点经济自成一体,并产生诸多独立政治单元。看看大不列颠多年内部遇到的问题,就容易理解这点了。
  此次元朝远征的直接目标“信诃沙里”,虽然在驱逐三佛齐势力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在爪哇岛的称霸,但内部依然没有整合完毕。在元军登陆之前,信柯沙里的国王刚刚被此前统治东爪哇的前朝(谏义里国)王族后裔所暗杀,并起兵试图复国。后者在控制东爪哇时,通过与三佛齐王国的联姻,成为了爪哇诸国中的霸主。如果这次内乱,有三佛齐的幕后支持,并不会感到意外。
  当然,对于远征军来说,谁做岛上的“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愿意服从于元朝政府。而对于两股爪哇本土势力来说,谁先能争取到中国“客军”的支持,也意味着打开了胜利之门。最终抢得先机的是信柯沙里方面,在国王被暗杀之后,王国的领导权被转移到了他的女婿(罗登•韦查耶)手中。在这位新领导人主动表示愿意归顺天国上邦后,元军将领相信了这位盟友的诚意。并开始与之组成联军,向谏义里军队发起进攻。
  来自中国的军队,无论是战术还是武器层面,都有着很大优势,所欠缺的主要是地利和人和。有了信柯沙里这个“土著”的配合,这两点便不成为问题了。针对谏义里的几次战役很快便取得了胜利。然而接下来局势却并未如元军所想的那样发展。在之前战役中保存实力的信柯沙里,只是用了一招借刀杀人之计。当看到自己的竞争对手覆灭后,旋即将兵锋指向中国人。
  最终遭受袭击的5000中国远征军,在损失了3000余人后于4月底撤回港口登船。此时能够帮助他们回国的西南季风尚未刮起。不过即使此时西南季风起,船队也需要在人力和船桨帮助下,先行纵穿赤道无风带。无非是季风起时,会有带动对应方向的洋流为之助力罢了。因此这个时间,可以说还是刚刚好。功败垂成的中国远征军,在进入南海之后,高效率的赶上了刚刚刮起的西南季风,最终顺利的回到了中国。
  可以想见,损兵折将的远征军将领将受到一定处罚。然而接下来,身在大都的元朝皇帝却并没有远征日本那样,再对爪哇用兵。这一方面是由此,在爪哇远征军回国的第二年(公元1294年),元朝的创立者忽必烈便离开了人世。无论出于内部稳定局面需要,还是为了防备中亚方向那些兄弟汗国觊觎最高汗位,蒙古人都必须把心思放在大陆上;另一方面,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跨海尝试,元朝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除非中兴的信柯沙里执意要与“中国”为敌(阻断商路),否则再劳师远征也实在没有必要。
  那位凭借平定叛乱、赶走元军而声望达到顶峰的国王女婿,并没有中兴信柯沙里,而是借机建立了属于自己家族的新王朝,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满者伯夷”。好在这个新王朝,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知道与中国的贸易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利益。很快,爪哇的新国王便遣使纳贡,向中国的新皇帝表明,自己愿意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
  之前在攻取占城和安南的战役失败之后,自大的蒙古人已经接受了这种名义宗主的关系定位,或者说继续维持前朝所达成的平衡。这一次,在爪哇人主动表示臣服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动刀兵了。对此彼此来说,这种政治关系定位,无非为了开展贸易的需要罢了。
  虽然元朝在南海的两次军事行动(占城、爪哇)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也不能说是空耗军力。毕竟这两次使用武力,在军事战略、战术层面,都展现了强大远洋攻击能力。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需要有领土甚至经济的直接收获。很多时候,单纯为显示威慑力而进行惩罚性战争,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旦有强力而来的第三方势力,试图拉上它们影响中国利益的话,这些前车之鉴必定会对南海诸国的决策,造成一定影响。当年汉将陈汤,在孤军前往中亚康居之地攻灭郅支单于后,所做的战争总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正是此类军事行动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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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10:37 | 显示全部楼层
可以肯定的是,除了驱赶元军所带来的信心及声望以外,满者伯夷还从这支远道而来的中国军队那里,得到了更加先进的武器及战术思想。要知道,虽然之前南洋已经与中国大陆有了长期而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包括火器在内的战争武器,即使在在中央帝国内部都属严格控制的,输出就更加难了。这次爪哇之战,可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遇。
  中国人当然不会主动传授自己的战争经验了。与中国远征军的合作,以及后来的缴获是满者伯夷战力提升的关键。受袭而被迫撤退的元朝军队,不仅损失了大半陆军,也不得不放弃了大量船只和武器装备。有记录表明,爪哇远征军虽然借助季风顺利回到了中国,但出征时的两万中国人,最终只剩下了5000余人。损失的人员当中,有相当部分被迫滞留爪哇。一如当年的怛罗斯之战后,被俘的唐朝军人为阿拉伯及西方世界带去了造纸术一样。爪哇远征军中被俘的技术人员,也不得不再次做了一次技术传播。
  在船帆上加装一条条横向的硬质桁条,是中国帆的特点。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发明了可以帮助船只灵活转向的尾舵。这些设计,都出现在了满者伯夷的船只之上。这无疑能够为满者伯夷远洋能力加分,并使之有机会成长为一个贸易帝国。更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那些爪哇远征军被迫抛弃的大炮(包括仿制品),开始部署在了满者伯夷的战船上。
  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农业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地缘属性上原本有很大的差异。简点来说,三佛齐王国的农业非常不发达,却海上能力很强;爪哇岛的情况则是反过来。尽管爪哇岛在农业及人口上都更占优势,但海岛地区具有的天然开放性,却限制了爪哇政权的扩张空间。毕竟不仅每一个岛都是一个天然的独立板块,岛屿内部也会因漫长的海岸线,而更易分割成一个个拥有独立出口的政治体。
  如果能够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只要能够攻取或者封锁被征服对象的港口,通常依赖这些港口进行贸易的内陆地区,都会选择臣服于征服者。当然,征服者本身一般并不会强行去改变岛上的政治及至地缘结构。政治上派驻个总督、经济上能够收取贡税,就算是满足统治需要了。一定要做到更深一步,很可能在一个点上的消耗,就足以拖垮一个帝国。
  现在有了中国人送来的礼物,爪哇人终于得以补上自己海洋短板,并开启自己的征服事业。不过三佛齐并非满者伯夷征服的唯一目标,基于松散的统治结构,征服三佛齐本身,并不意味着原本视其为宗主的那些属国,就天然会服从于新领导者。更何况在三佛齐衰弱后,原本纳入其政治体系的那些国家,早已回复到了独立状态。
  先来了解下,地理及地缘政治层面,满者伯夷舰队都有哪些需要征服的对象。用一句话来形容满者伯夷的雄心,那就是“已知的马来人覆盖区”,简称“马来地区”或者“马来世界”。在地理上包括有: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婆罗洲)、苏拉威西岛、爪哇岛四个大岛及其附属小岛组成的“大巽他群岛”;与爪哇岛隔海峡相望的巴厘岛,及其以东至帝汶岛(东帝汶所在岛屿)一带的“小巽他群岛”;苏拉威西岛与几内亚岛之间,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
  以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来说,满者伯夷帝国当时所希望征服的“马来世界”,就是印尼、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东帝汶五国所覆盖的区域了。受印度文明影响深远,是这一地区当时在文明层面的最大特点。统治阶层是采纳了印度教或者佛教信仰,还是坚持原始宗教信仰,客观上是文明与原始分类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也导致在地理、种族、语言分类上,应该也属于“马来世界”的菲律宾群岛,还不属于当时认知的文明“马来世界”范围。
  没能处在东西方贸易线上,是菲律宾人还处于蒙昧阶段的直接原因。不要为这点感到惊讶,要知道当时离东亚文明更近的台湾岛,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直到1521年,麦哲伦帮助西班牙人发现菲律群岛,才算是为南海东北部的这片岛屿,打开了通往世界的一个新窗口。当然,如果没有这次地理发现,菲律宾几乎肯定也会完成伊斯兰化进程,并成为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文化内核的新“马来世界”,或者说“马来-伊斯兰世界”成员。
  对于今天的印尼来说,满者伯夷当年所规划的帝国蓝图,几乎就是今天“马来-伊斯兰世界”的翻版。如果这个曾经击败强大中国的东爪哇政权能够成功的话,那么作为印尼的地缘政治源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同时满者伯夷的征服,也为我们了解这伊斯兰化之前,这些岛屿的地缘政治状态提供了帮助。
  先来看看满者伯夷本部,也就是爪哇岛的情况。在满者伯夷崛起于东爪哇,并向中、西部扩张势力之时,最不满意这种情况出现的就是它的近邻“西爪哇”了。三佛齐王国的衰弱,也让西爪哇政权重获独立,其代表性王国叫做“巽他王国”。爪哇岛与苏门答腊岛之间那条著名的“巽他海峡”,以及大、小巽他群岛之名便是来源于此。
  爪哇岛的东、西地缘差异,在印尼现在的民族结构中也能看出。在印尼2.6亿人口中,源自爪哇中东部的“爪哇族”位列第一,占比将近一半;位列第二的,就是分布于爪哇岛西部的巽他族,人口也有4000万。这种情况的形成,与爪哇岛内部长期东、西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关。而爪哇族人口优势,又能从侧面印证满者伯夷等东爪哇政权的成功。
  狭长的岛屿结构,是爪哇岛东西地缘差异形成的基础原因。在同样狭长的苏门答腊岛,这种情况也有所体现。三佛齐王国的统治核心,是岛屿东南部的平原地区,深入陆地的河流,为三佛齐王国开展海上贸易提供了有利帮助。基于其明显的海洋属性,三佛齐对对岛屿的西北部,依托山地的内陆地区则控制乏力。在满者伯夷的征服目标中,存在于今北苏门答腊省地区卡罗王国,就是苏门答腊西北地区的政治代表。与三佛齐倚重海洋贸易不同的是,卡罗王国经济中农业比例要高得多。
  前面我们曾经解读过,面积较小的爪哇岛之所以能够在人口上拥有巨大优势,得益于岛上遍布的活火山。在热带雨林气候区,过度的雨水很容易造成表层土壤的矿物质流失(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这些不时喷发的火山,能够为岛上经常性的补充肥沃的火山灰。相比爪哇岛,苏门答腊岛的活火山数量要更少。支撑岛屿存在的高地,是一条沿苏门答腊岛西侧延伸的山脉——“巴里桑山脉”。苏门答腊岛上的活火山,便集中于这条山脉的中段。其中比较知名的,包括有北苏门答腊的锡纳朋火山、西苏门答腊的默拉皮火山(在21世纪先后爆发过)。
  借助这些活火山,依附于山脉中段的西、北苏门答腊地区(省),成为了苏门答腊岛的农业中心区。相对而言,源起于北苏门答腊省的卡罗王国,在海洋贸易上就要弱势许多。比如今天北苏门答腊省位于马六甲海峡之侧的首府“棉兰”,在19世纪末都还只是个小村落。借助因贸易开发而移居于此的的爪哇人、华人(占比五分之一)等外来民族,才逐渐使其成长为苏门答腊岛第一大城市。当然,农业国还是贸易国都是相对而言。地处这样一个海岛地区,卡罗王国也一样拥有自己的外贸渠道,甚至曾经前往当时的宋朝“朝贡”。在中国的史书记载中,这个苏门答腊国家被称之为“呵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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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2 10:38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三佛齐王国与卡罗王国之间的差异,本质是一个开放性贸易大国,与传统农业国之间不同。前者在技术上容易取得优势并压倒对方(包括让对方表面臣服),但想做到吞并、融合对手,却还是很难的。最后提前预告一下,在满者伯利一统马来世界的13世纪中叶,在苏门答腊岛的最西端,也就是今天印尼内部最大分离势力所在的亚齐地区,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至于这个变化是什么,后面会解读到。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在13世纪初期时的地缘政治结构了。必须说明的是,整个马来世界的内部结构,一直都是部族、小国林立。就像今天的印尼内部,除了爪哇、巽他这些大族,还有数百个小民族一样。上述国家,更多只是所在岛屿的代表者。在每个时代,这些代表的名称可能都会有所变化,相对恒定的是依据地理特征而产生的地缘结构。
  接下来,再看看马六甲海峡对岸的情况。今天泰国最南端,与马来西亚交错的三个半行政区:也拉府、北大年府、陶公府,以及宋卡府的东南部(统称“泰南四府”或“泰南三府”),因马来/伊斯兰人口占优,而一直有分离主义倾向。然而这一地区的马来属性,并非是在伊斯兰化后才形成的。在满者伯夷的征服板块图中,其与相邻马来西亚玻璃市州、吉打州,就已一并构成了马来世界的最北端
  从地形角度来看这一地缘结构的形成会更为清晰。在地图上我们会看到,马来半岛的南部,为马来西亚、泰南四府所控的区域,轮廓明显凸呈纺锤状。其最宽处的东西纵深达到330公里,6倍于宽仅50余公里的克拉地峡。这一马来人覆盖的区域,地缘上又被称之为“马来亚”。这一名称在政治上,通常也指向马来西亚的西部领土(东部则称“婆罗洲”)
  一条被称之为“大汉山脉”的山体,是马来亚避免为大陆势力所融合的地理、地缘基础。依托这片海拔达到2000米的山体,以及依山伴海所带来的海港优势,马来人成功抵御住了来自中南半岛的入侵压力。具体到中世纪时的情况,就是来自中南半岛的“暹罗王国”(泰国的前身)压力。
  12世纪时,沿马来亚海岸分布的代表性小国主要有:北部的古伦王国(马来西亚吉打州)、中部的彭亨王国(马来西亚彭亨州)、南部的淡马锡王国(新加坡)。因为地理纵深有限,这些马来人组建的小国,本质都为贸易城邦性质。在苏门答腊、爪哇两岛争雄期间,一直处于配角状态,谁更加强大便成为谁的属国。在世界范围内,这其实也都是贸易城邦的政治常态。
  一个板块想在本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露脸,总归是要有些地缘优势的。苏门答腊、马来亚的贸易优势;爪哇岛的农业和人口优势,使得它们在马来世界中成为了核心之地。除此之外,香料的主产地:马鲁古群岛,因为这一独特优势,也提升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被规划入了满者伯夷规划的政治版图。在当时,存在于其主岛之上的塞兰王国,是这一地区的政治代表(塞兰岛的岛名便来源于此)。
  与香料群岛相比,体量要大的多的大巽他群岛的另两个大岛:加里曼丹岛、苏拉威西岛,反而没能获得与其体量相配的地缘政治地位。尽管因为地理位置相近原因,上述两岛也被列入了中世纪马来世界的范畴。先来看看加里曼丹岛的情况。
  从总面积和平原面积上看,被荷兰人、中国人称为“婆罗洲”的加里曼丹岛,似乎都有理由成为马来世界的核心板块。这个世界第三大岛今天在行政上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大体以岛屿中央山脉为界,分割为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两部分。其中控制北部岸线的马来西亚部分,中间还间杂了个“文莱”。这种一岛分三国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少见的。
  然而比起相邻的爪哇岛,婆罗洲的土壤情况却非常不理想(缺乏活火山),这使得岛屿的整体环境,呈现为物种丰富却农业基础单薄的热带雨林状态;同时与身处马六甲之侧的马来亚、苏门答腊相比,又无航线优势。这种不尴不尬的状态,使得加里曼丹岛的内陆地区,一直到上个世纪都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能够引发外部征服欲望,并导入文明因子的,只有那些拥有海岸线的边缘地区。虽然随着西方殖民及工业化的开启,加里曼丹岛也逐渐得到了开发。只是今天岛屿上总计约2000万的人口,也足以显示它的生存条件远不如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
  受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的影响,加里曼丹岛的沿海地区在中世纪也有进入文明序列的土著王国出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位处北部岸线的“渤泥国”。这个曾经多次为中国所记录的婆罗洲国家,即是今天文莱苏丹国的前身,同时也是整个岛屿伊斯兰化的起点。在其最强大之时,不仅统治了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亦控制了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等岛屿。后来文莱苏丹国没有选择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与这段令自己骄傲的历史不无关联。
  身处加里曼丹岛西侧的“丹绒布拉王国”(今印尼西加曼丹省),是该岛上的另一个政治代表。这个土著王国成就及在中国的知名度就远不如渤泥国了(中国境内甚至有“渤泥国王墓”)。不过提起由海外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相信很多关心历史的朋友分有印象。这个在18世纪末——19世纪末存在于南洋的华人共和国,就是创建于西加里曼丹地区。也正是由于自身人口潜力有限,当时已经伊斯兰化的马来裔统治者,才寄希望于借助华人的帮助,抵御荷兰殖民者的入侵。
  再来说说苏拉威西岛的情况。在南洋诸岛中,苏拉威西岛的形态可以算得上是最奇特的了。这个岛屿在地理上,就是一片向四个方向延伸支脉的山地(多山地而少平原)。这一奇特的地理形态,不仅几乎隔绝了其几个半岛之间的陆地联系,使之天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板块,更阻碍了岛屿的内部的地缘融合。这一特点,从岛屿依地理位置而形成的7个民族,以及繁杂的宗教信仰(甚至有1/5的基督教徒)便可看出来。
  今天苏拉威西岛的人口增长至了约1700万。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印尼的人口移民计划。由于爪哇岛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同样拥有大量活火山的苏拉威尼岛,便成为了印尼政府战略性外迁人口的目标地。只不过在缺乏工业力帮助的中世界,苏拉威西岛的潜力显然很难得到开发。这也使得一直以来,在马来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中,苏拉威西岛不得不处于龙套地位(没有突出的政治代表)。
  相比苏拉威西岛,面积要小的多的巴厘岛反而更容易引发满者伯夷和世人的关注。由于爪哇、巴厘两岛之间,仅仅相隔了宽仅3.2千米的巴厘海峡。巴厘岛很早就受影响进入了文明序列。这一文明影响力还向东延伸至了巴厘岛东部,与之同属小巽他群岛的龙目岛、松巴哇岛。在13世纪,小巽他板块等待满者伯夷舰队前去征服的政治体主要有:巴厘王国以及松巴哇岛上的“栋普王国”。顺便说下,印尼群岛中的第三条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龙目海峡”,即是位于巴厘岛与龙目岛之间(另两条为马六甲海峡与巽他海峡)。
  好了,现在我们清楚了,满者伯夷从政治层面为自己规划的帝国板块,都包含哪些政治对象了。也大体明白了,满者伯夷帝国可能完成的政治版图,边界在哪里。至于能不能完成,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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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16: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了强大的海军,整个14世纪成为了满者伯夷的世纪。加里曼丹岛沿岸、苏拉威西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马鲁古群岛那些原来臣服过三佛齐的马来政权,在14世纪中期都逐渐成为了满者伯夷的属国。按照一般标准来看,这已经意味着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了。
  这当中还有个历史典故。引领满者伯夷扩张的并不是一位王族,而是一位权臣“加查•玛达”(公元1319年-1364年执政)。由于统一马来世界的历史功绩,加查•玛达成为了印尼历史上最受尊崇的英雄人物,甚至如中国历史中的关羽一样被神化了。如果哪天印尼南洋称霸之心再起,那么外界最有可能先嗅到的气息,可能就是对这位英雄人物人物的大力宣传了。
  这位政治地位有点类似曹操、历史功绩则相当于秦始皇的权臣,在开启统一过程中曾发过一个著名的誓言(帕拉帕誓言),那就是在征服马来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前,将一直按印度教的戒律“斋戒”。在各宗教之中,斋戒行为在技术规定上会有所差异,但核心之意都是克服以饮食为代表的生理性欲望,也就是“禁欲”了。比如印度教中有经典规定,每月应斋戒两次,并在白日禁食(夜晚祷告)。
  不管以什么样的标准来斋戒禁欲,每日做到都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于一位身处世俗权力中心的领导者来说(对僧侣相对简单点)。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帕拉帕誓言的自我约束,可能仅仅指向的是不在食物中添加香料这一点。对于大多素食的印度教徒来说,香料为口舌所带来的刺激性感觉,能够很大程度取代食用动物性蛋白所带来的满足感。从这点来说,的确算是牺牲很大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香料对于南亚、东南亚地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大约在公元1350年前后,包括巨港(旧港)在内的马来诸港口,以及控制这些港口的政权,基本都为满者伯夷的帝国海军所征服。为了有效统治这些属地或者属国,满者伯夷一般会采取联姻的手段。特别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被征服地区的王族。在政治松散的马来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这其实都是一个通行的做法。当然,政治就是政治。这层关系虽然能一定程度为彼此间的信任加分,但一旦时局有变,最先发难的却也往往是那些“女婿”(满者伯夷的创立者,本身也是前朝的“女婿”)。
  在征服巨港之后,满者伯夷也采取的联姻的手段,从愿意合作的三佛齐王族之中选取了自己的代理人。那些试图抵抗的三佛齐贵族,则被迫向北迁都至 “占碑”(今天印尼占碑省)。不过二十多年后,满者伯夷还是彻底吞并了苟延残喘的三佛齐,完成了对苏门答腊的统一。
  事实上,最后一个顽强抵抗爪哇人的并不是三佛齐,而是与之同处爪哇岛的“巽他人”。很多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最不愿意被你超越的,往往就是离你最近的人。在通过联姻方式,确认巽他王国属国地位的尝试失败后(巽他人认为联姻可以,但双方应该是平等的盟友)。加查•玛达用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屠杀,来消除这个近邻的威胁。
  不过强大的武力以及严苛的管理手段,虽然能够帮助你完成军事上的征服,但却并不能帮助一个新生帝国完成内部融合。在这方面,在东亚完成类似功绩的秦国,就有着切肤的教训。后世诸中国王朝在吸取教训后,大都采用的是“外法内儒”的治国方式。即在用国家强力机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用儒家思想对人民进行“教化”,以在意识形态层面完成统一。
  对于信仰印度教满者伯夷帝国来说,大力推广印度教就是最好融合方式。在满者伯夷崛起之后,印度教在南洋迎来了一个新的繁荣期。尤其是大量印度教神庙在满者伯夷统治区,尤其是核心的“东爪哇”地区被新建。东爪哇也因此成为了南洋最后被伊斯兰化的板块。由此带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伊斯兰教虽然在印尼的统治性宗教,但一定要对比各民族的信仰程度的话,我们会发现爪哇岛西部巽他族,比之人口占绝对优势的爪哇族更为虔诚。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后成为一个共和国,并在政治生活中竭力淡化宗教影响力(包括国旗设计上也没有如马来西亚一样有伊斯兰色彩),不得不说,也与满者伯夷的这段历史有着重要联系。
  尽管在大力推行印度教,但满者伯夷和之前的南洋诸政权一样,并不会强行禁止其它宗教信仰。这种状态与诸宗教在印度的情况相一致。这是种宽容性得益于多神信仰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毕竟从技术上看,多神信仰很容易通过把其它神祇吸收进来的方式,完成融合。比如印度教的梵天大神,在佛教里面做“四面佛”就毫无违和感。中国人把各路神仙放在一个庙里祭拜,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相比之下,一神教信仰则有着强列的排他性,并从而导致“圣战”事件的产生(即使所信仰的神系出同源)。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今天带强烈宗教极端色彩的恐怖主义,都是最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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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16 16:06 | 显示全部楼层
 每一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满者伯夷也不例外。以南洋的地缘规律来说,在没有新外力介入的情况下,接下来取代满者伯夷称霸南洋的政权,有可能出现在爪哇,也有可能是在苏门答腊;选择的意识形态有可能仍然是印度教,也有可能是佛教。一如中国延续两千年的王朝更迭史一般。
  然而马来世界的情况又与东亚有情况有很大不同。简单点说,作为连接两大洋的马来地区,无论在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上,更多会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大文明中心影响。由于华夏文明的内敛性,以及本身文化对热带地区的不适应性(想象下让马来民族理解那些节气,会有多么的困难),这一影响更多是从印度方向传递而来的。同样产生热带季风期的印度教、佛教,在整个东南亚的传播可以说是毫无认知上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一旦印度的地缘结构有变,那么在东南亚尤其是严重依赖海洋贸易的马来地区,就很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那么印度有变化吗?答案是肯定的。随着新千年(公元11世纪)的到来,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开始大举入侵印度,并为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了“伊斯兰统治时代”。这期间在宗教文化层面,虽然印度文明的主体,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得益于信仰与社会结构完美融合的特性,成功抵御住了伊斯兰文化的入侵(虽然在政治上不得不屈服),但与中、西亚气候条件类似(热带沙漠气候),且地理相接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却还是率先完成了伊斯兰化进程。
  然而尽管印度教徒在印度腹地成功的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但他们也就此失去了,向海外继续传播印度教的途径。随着伊斯兰政权在印度半岛的推进,以及阿拉伯人在整个印度洋上的开拓,穆斯林商人尤其是阿拉伯商人,逐渐在印度洋贸易中占得优势。原本在孟加拉湾占据统治地位的印度教大国——“朱罗帝国”的崩溃,在13世纪的崩溃,更为阿拉伯商人获取印度沿海贸易控制权铺平了道路。在这个爪哇人崛起南洋的世纪,穆斯林商人们不仅在诸如马拉巴海岸的地区,成为了各印度城邦的贸易甚至政治主导者,还与北印度的伊斯兰统治者互相配合,成功的诱使孟加拉地区加入了伊斯兰世界。 在这一背景下,正当东爪哇人倾心打造自己的“马来帝国”,并试图以印度教信仰作为马来人融合的基石时,巨大的危机实际已经来临了。伴随着贸易线的扩张,穆斯林商人的到来,马来地区对于伊斯兰信仰已经有所接触。不过总得来说,这一时期伊斯兰信仰在马来地区传播有限,除了少量在沿海与之进行贸易的马来商人,以及马来贵族以外(通常二者是统一的),受影响会信仰伊斯兰教以外,并没有太大影响力。
  基于伊斯兰教本身政教合一的属性,伊斯兰教成功传播的标志,往往是某一皈依伊斯兰教的地方统治者遵循教法,开始以政教合一的方式来统治国民时。在这一政治设定下,伊斯兰教能够很快自上而下得到推广,这类国家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之为“苏丹国”。比如孟加拉地区的伊斯兰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果按这一标准来看,13世纪中后期始建于苏门答腊岛西北端亚齐地区的“巴塞苏丹国”,可以认定是伊斯兰教在马来地区所获得的第一个突破。
  巴塞苏丹国全称为“须文答腊-巴塞苏丹国”,位于今天印尼最西端领土“亚齐特别行政区”的东北部,与亚齐首府“班达亚齐”的直线距离约250公里。从地图上看,苏门答腊岛最北端大体呈现为一条约260公里宽的棱线,班达亚齐与巴塞便位于这条棱线的两端。 从政治属性上来看,所谓“巴塞苏丹国”其实只是一个规模很小贸易城邦,伊斯兰教信仰也只限于城邦之内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居民。这点与东非海岸,那些居民人数最多万人的斯瓦希里城邦类似。虽然身居苏丹之位的,有可能是当地皈依伊斯兰教的部族首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伊斯兰属性的贸易城邦,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由阿拉伯商人所控制。
  不管巴塞苏丹国的实质属性,是阿拉伯人的殖民地,还是可以算成第一个马来-伊斯兰政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穆斯林商人在印度洋的东端,终于拥有了稳定的落脚点。透过这个跳板,阿拉伯人不仅能够向南洋腹地延伸贸易线,更可以润物细无声般的传播他们的信仰。 单纯从位置上看,位于印度洋-太平洋相接点上的亚齐和巴塞苏丹国,也可以算是伊斯兰教向太平洋地区(海路)传播的起点。今天的亚齐地区成为印尼内部最有分裂倾向的板块,与这段值得骄傲的历史不无关系。当然,亚齐的“伊斯兰骄傲”其实并不止于此,后面等亚齐苏丹国出场时,会有更加详细的解读。
  在满者伯夷帝国崛起之后,巴塞苏丹国及以此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们,也识时务的进入了后者的势力范围。对于贸易城邦来说,这种选择并没有什么困难,能够因此获取在南洋进行贸易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不过精于算计的商人同样也很清楚,投资政治并依靠政治获取垄断资源,才是获取利益的最高手段。中国古代最成功的商人吕不韦,在这点上就曾经有过很好的实践。有鉴于此,其实只是伊斯兰世界在南洋的一个起点。阿拉伯商人们希望巴塞苏丹国只是一切的起点,接下来能够在整个马来世界影响甚至控制更多的国家。
  不过从位置来看,位于马来世界边缘巴塞苏丹国,很难对马来腹地的那些马来部族起到示范效果。尤其现在统治整个马来世界的,是正在推广印度教的满者伯夷帝国。对于多神信仰的帝国统治者来说,以宽容的心态看待宗教在民间的传播一回事,坐视它影响政治稳定又是另一回事。好在前面我们也说了,每个王朝、帝国都有它衰弱的时候。有了巴塞苏丹国这颗火种,那些埋头精耕南洋的穆斯林商人们,总归会等到机会的。至于这个机会在哪?什么时候出现,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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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2 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虽然苏门答腊岛因为三佛齐的崛起,而成为了最大的贸易中转地,但从位置来看,马来半岛也同样有机会让往来于马六甲海峡的商船,更多停靠在自己的港口。问题在于,马来半岛本身的地缘潜力有限,需要外力支撑来完成这一目标。问题在于,外力并非总是起到积极作用。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最有可能对马来地区构成影响的,并不是中国有印度,而应该是近在咫尺的中南半岛,这其中又以陆地相接马来半岛的泰国为甚。事实上,在爪哇人征服马来世界,并建立“满者伯夷利国”之时,也正是泰国在中南半岛崛起为最强大国家的时刻。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刻经营马来半岛,很有可能同时受到南北两个方向的巨大压力。
  今天的中南半岛,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强国。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五个国家中,越南、泰国、缅甸算是呈三足鼎立的第一阵营。人口都在5000万-1亿这个区间(代表农业潜力),也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代表海洋潜力);柬埔寨和老挝的实力则明显不足。前者情况稍好,有1500万人口及一小段海岸线。后者则完全是个龙套角色的内陆高地小国,人口约700万。
  然而在14世纪之前,柬埔寨却是中南半岛最强大的国家。其鼎盛时期的领土范围,不仅包括今天的柬埔寨全境,还包括老挝南部、泰国东北部,以及越南南部。由于主体民族为高棉族,这个中南半岛最早的强大文明体史称“高棉帝国”。要想搞清泰国的地缘结构,就必须先对高棉人的历史有所了解。
  高棉帝国大体经历了三个时代:扶南王朝(公元1世纪-7世纪)、真腊王朝(公元7世纪-9世纪初),以及因吴哥窑而闻名于世的吴哥王朝(公元802年~1431年)。为类似史料缺乏的古代帝国,划出一条具体的疆域线是非常困难的事。事实上即使中国这样能够详细记录历史的国家,因为标准问题,历史地图该如何表述也是件颇有争议的事。相比之下,在地缘层面认定一个政权的覆盖范围会更为的明了。从这个角度说,高棉人曾经的帝国,核心就是一个“湄公河平原帝国”。
  先来了解一下湄公河流域的板块结构。作为中南半岛的母亲河,湄公河流经了中南半岛的全部五个国家。其上游最北边的一段,目前为缅甸-老挝-泰国三国的国境线。以河流为界,是划定国境线时最常见的方式之一。相比用认定山脉分水岭的方式,认定一条河流的主航道要更容易操作。然后依河划界的最大问题,往往容易把地缘相近的族群割裂。要知道,河流在人类迁徙、交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一流域且具备相似地理环境背景的区域,在心理认同上往往趋同。
  上述问题体现在缅、老、泰,因湄公河而国境相接的这一地区,就是形成了著名混乱之地——“金三角”。结合地形图大家会发现,在这个三国交界之地,以地缘板块来划分,分别对接着缅甸的“掸邦高原”、泰国的“泰北山地”,以及老挝的北部的“上寮高原”。然而问题在于,掸邦高原和泰北山的主体,都不属于湄公河流域(前者为萨尔温江流域,后者为湄南河上游),真正属于湄公河流域的,只有靠近河流右岸的一小部分。这片身处缅东、泰北,在心理归属上却与老挝边境地区更为趋同的湄公河流域,正是金三角地区的核心所在。
  与泰国、缅甸相比,老挝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湄公河国家。除了金三角之南,以及最南端与泰国、柬埔寨相邻的少量地区以外,老挝的绝大部分领土都位于湄公河左岸。在大家的印象中,老挝是一个典型的高地国家,全国80%以上的土地为山地、高原。然而与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等给人同样印象的国家一样,老挝能够有机会成为独立国家的原因,恰恰在于那不到二成的平原。同样的例子在中国境内也能找到,比如“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福建。
  老挝的轮廓很像一柄中国古代的“如意”,内部可分为三部分:上寮、中寮、下寮。全境为高原山地的上寮部分,便是这柄“如意”的头部(中寮和下寮人如意柄),其面积占老挝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从地形上看,湄公河在南出上寮高原后,沿高原南麓向东延伸,在遇到分隔老挝、越南的长山山脉后,转而向南,最后经柬埔寨、越南南部流入泰国湾。湄公河拐的这个弯,便天然造就一老挝境内的另两个板块:中寮和下寮地区。
  今天老挝首都万象所在的中寮平原,便是位于湄公河之北,与上寮高原之间;而下寮平原,则位于湄公河之东,与长山山脉之间(除南端少部位于湄公河西部)。需要注意的是,地缘政治层面的中寮、下寮地区,还包括高比例的附属山地(超过50%)。去除掉这些山地,老挝人能够拥有连片平原之地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地形图上看,总会觉得老挝几乎就是一个纯粹的高原国家。
  然而一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老挝之所以有机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点平原之地的存在却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把视线拉高,会发现这条位于湄公河左岸的狭长平原带,属于另一个更大的板块——湄公河中游平原。这片为山地包裹的碟形台地平原,一般被称之为“呵叻盆地”或者“呵叻高原”。其西部为纵贯泰国中部的“栋帕耶费山脉”;南为分割泰国、柬埔寨的“扁担山脉”;东为老、越边境的“长山山脉”;北即为“上寮高原”。
  事实上,呵叻盆地的海拔仅为100-300米,以至于在一般的分色地图上,呈现的也是代表平原地貌的绿色。它之所以也被称之为高原,是因为栋帕耶费山脉之西是 “湄南河平原”(又称“曼谷平原”),以南则是“湄公河下游平原”。 这两个下游冲积平原的平均海拔,仅为25米左右。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这样一对比,呵叻地区也就红着脸挤进高原队列了。
  湄南河流域是泰国人的龙兴之地。高棉帝国的兴起之地,则是湄公河下游平原。在17-18世纪,这片平原最南端的三角洲地带,大部为越南所侵夺。为了更好的对应这一政治背景,我们可以将柬埔寨部分的湄公河下游平原,称之为“金边平原”;越南部分称之为“湄公河三角洲”。前者的地缘中心,为今天的柬埔寨首都金边;后者的核心则是当年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胡志明市。不过相比这个政治色彩浓厚的名称,它的旧名“西贡”听起来会更具浪漫色彩。
  西贡本身其实不是在湄公河三角洲,而是依附于三角洲边缘一条独流入海的小河“西贡河”之上。当然,无论从地理还是地缘角度,这都不影响它划入湄公河三角洲板块。纯粹从地理位置上看,正处在湄公河三角洲与下游干流的分割点的“金边”,更应该是整个湄公河下游,包括三角洲地区的地缘中心。一般而言,类似的节点是很容易成为全流域的地缘中心的,中国的南京、埃及的开罗都是此类位置的受益者。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越南人当年没有能够再把国土向北方延伸一些,也与金边是高棉人的都城有关。不过金边并非一直是高棉人的政治中心,公元1431年之前,高棉帝国的都城是在那个著名的世界遗产——吴哥窟(今为柬埔寨暹粒市所辖)。那次迁都也意味着吴哥王朝和高棉帝国时代的终结,新的高棉王朝被称之“金边王朝”,并一直延续至今。值得一提的是,高棉历代王朝之间都有直接的血统继承关系。这使得今天的柬埔寨王室可以追溯到扶南王朝初创的公元1世纪。从这个角度说,柬埔寨王室足以压倒只能追溯到公元4世纪日本皇室,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王室(现任国王为第97世)。
  吴哥窟位于金边平原的西北部,金边则位于南端,连接二者的是一条名叫“洞里萨河”的湄公河右岸支流。由于吴哥与金边之间的低洼地形,洞里萨河在这个区间得以扩张成为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它的另一个名称是“金边湖”,如果当年高棉人不迁都的话,就可能叫“吴哥湖”了。从控制整个湄公河平原的角度来看,吴哥其实比之金边要更为合适。在这个位置上,高棉人不仅可以向北控制湄公河中游的呵叻盆地,还更容易往西部的泰国境内的湄南河三角洲渗透。
  位置从来都是双刃剑,在你强大之时,这样一个位置固然能够帮助你向外扩张势力范围,一旦衰弱却又容易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最终逼迫高棉人迁都,并失去呵叻盆地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上僚高原的影响力),正是崛起的泰国。只是高棉人应该没想到,当年为了躲避强敌而选定的新都,随着越南人对湄公河三角洲的入侵,在200多年后又变成了“天子守国门”的局面。
  事实上,从高棉人手中拿到湄公河中游平原(呵叻盆地)的泰国,以及同样收获到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依然对柬埔寨最后保有的这块肥沃土地抱有极大的兴趣。高棉帝国衰弱后,这两个方向也多次对金边的存在构成直接威胁。最近的一次,就是越南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那次入侵了。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世界地缘政治舞台正发生着一次重大变化,退无可退的柬埔寨,得到了来自中国的援手。投桃报李,在关乎中国海洋战略的南海问题上,柬埔寨一直是中国最坚守的支持者。一切一切,都那么符合远交近攻的外交逻辑。
  现在我们基本搞清的柬埔寨的情况。接下来能够真正对马来地区构成威胁的“暹罗王国”,将正式登上地缘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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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7 09:4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南半岛所有国家,都在湄公河流域拥有领土,但从地缘层面看,只有领土范围几乎全在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除沿海部分)、老挝才算是真正的“湄公河国家”。我们知道,湄公河一名只是中南半岛国家的叫法,在中国被称之为“澜沧江”。这条大河发源中国的青海,再经由中国西南的横断山脉流入中南半岛。
  由于澜沧江流域深切于高山纵谷之中,它本身所滋养的人口数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换句话说,这条亚洲第三大河流,在中国乃至西南的地缘政治史中影响力并不算大。不过横断山脉所收集的巨量降水,如果能够被控制起来,显然将对下游的湄公河国家造成影响。虽然在技术有限的古代,这一地缘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工业化之后情况则大有不同了(技术影响地缘关系的典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2016年3月,湄公河流域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严重的旱灾。中国主动开闸放水两周,以缓解湄公河平原的灾情。
  除了水量的分配、调节以外,一条能够通航的河流,还能够在人流、物流两方面,正面影响相关国家的关系。以侦破7名中国船员遇害的“湄公河惨案”为契机,中国与中南半岛相关国家大力推进的“澜湄合作”机制,目的就是依托湄公河航运,在地区经济、安全两方面,进一步拉近相关国家的地缘关系。刚才所说的放水之举,便是中国积极推进这一合作机制的努力之一。当然,“水可载舟即可覆舟”,澜沧江之水在能带来合作双赢前景的背后,所隐藏的战略威慑力也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两方面来说,老挝、柬埔寨两个完全的湄公河国家,如果跟中国在战略层面走的跟近,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相比之下,虽然在湄公河流域也拥有大量领土(呵叻盆地)泰国,对湄公河的地缘依赖性就没那么大了。因为泰国的崛起及核心之地并不在湄公河,而是在与之相邻的湄南河。与中南半岛其它主要河流,如:越南的红河、缅甸的伊诺瓦底江、萨尔温江(怒江)的境外发源不同,发源于泰北山地的湄南河,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泰国河流。这一地理特点,决定了泰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选择,将拥有更多的自主空间。
  然而泰人却非最早入主湄南河平原的民族。在泰人还困居于北部山林之中时,参与湄南河平原争夺的,主要是高棉人和它的亲缘民族——孟人。在语言上,孟人和高棉人被归类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单从这个名称表述,大家也能感受到二者的亲缘关系了。一般认为,孟-高棉民族的祖先是在公元前从云南方向扩散入中南半岛的。与两族同源的,还有中国境内的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
  由于在印度东部发现一些与孟-高棉民族语言同源的部族,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孟高棉民族可能是发源于印度“泰卢固”地区的北部(海德拉巴一带),然后再向东扩散至中南半岛,以及中国的西南部,以至于孟-高棉语族所属的语系被称之为“南亚语系”。另一个似乎可以佐证此观点的证据,与更加纯粹的达罗毗荼人“泰米尔人”相比,泰卢固人的基因里除了混入了雅利安人的高加索成分外,还有明显的蒙古基因存在。当然,实际的迁徙路径更有可能是反向的。就像印度东北部当年建立阿萨姆王国的泰人,是从东部扩张而来一样。
  今天主要生活在缅甸的孟族,早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口仅100多万的边缘少数民族(不到缅甸总人口的2%)。不过在历史上,孟族却是与高棉人联手,创建中南半岛文明的民族。在高棉人经营湄公河下游平原时,缅甸核心区——伊诺瓦底江平原南部(下缅甸平原)也崛起了不少孟人国家。受印度文明影响,孟人甚至在公元3世纪就已在梵文基础上,创立了属于自己文字,这一时间比与印度距离更远的高棉人还要更早一些。不过孟人内部并没有能够像高棉人整合成一个强大帝国。
  孟人最后的衰弱与缅人的南迁有着直接关系。公元9世纪中,同样从中国境内沿伊诺瓦底江南迁的缅人(汉藏语系),开始崛起于伊诺瓦底江平原北部(上缅甸平原),并以今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西南部的“蒲甘”城为中心建立王朝。这个缅人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也因此被称之为“蒲甘王朝”。
  公元11世纪中,蒲甘王朝沿江向南,征服了下缅甸的诸孟人政权,同时臣服了边缘高地(如掸邦)诸族,第一次完成了缅甸的统一。孟人先发的文明优势(比如佛教信仰、文字),遂就此成为了缅人进入文明序列的肩膀。可以说,今天在缅甸占统治地位的缅族,无论是文化还是血统上,都融入了大量的孟族基因。以至于你从外貌、服饰上,几乎无法分清两族。
  在泰国的历史中,来自缅甸的缅人王朝,是最大的压力来源。历史上,曾经多次入侵泰国。不过这一压力,在缅甸完成第一次统一之时,还不会体现出来。一方面因为,缅人还有花许多时间,还整合下缅甸的孟人,以及防备其它高地民族南下;另一方面则因为自信能够将帝国范围延伸到任何一片陆地的蒙古人,在攻灭大理国之后,不久便对安南、占城等中南半岛国家发动了全面进攻。
  除占城、安南以外,之前因为有云贵高原独立政权缓冲(南诏/大理),而从未未进入中原王朝视线的缅甸,也首次遇到了来自北方帝国的入侵。尽管战争的结果,并没有影响缅甸的独立(只是建立了朝贡关系),但遭遇攻击缅甸第一王朝却因此陷入大分裂。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上缅甸为来自掸邦的泰人政权所控制,孟人也在下缅甸纷纷复国(公元1531年,缅人“东吁王朝”重新统一缅甸,建立第二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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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3-27 09:49 | 显示全部楼层
史前的那些民族迁徙史,与后来历史的关系也不大了。我们只需知道,在缅人、泰人这些后来民族南下之前,从伊诺瓦底江平原到湄南河平原,再到湄公河平原的这片沿海低地带,都是“孟高棉民族”的天下就可以了。这两个将中南半岛带入文明序列的“土著民族”,一个以伊诺瓦底江平原为中心,一个以湄公河下游平原为核心,今属泰国的湄南河平原则是双方争夺的缓冲区。
  最先在湄南河平原渗透成功的是孟人,公元3世纪,湄南河平原便出现了孟人建立的小国。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元6世纪时,统一了湄南河平原南部的 “堕罗钵王国”(11世纪后被中国史书称为“罗斛国”)。不过高棉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几度完成了内部整合。因此湄南河平原的孟人国家,在很多时候不得不臣服于东侧的高棉帝国。
  高棉帝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公元12世纪。已经立国300余年的吴哥王朝,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张成功。不仅以及向西征服孟人的“罗斛国”(成为吴哥王朝的属国)、还一度向东攻取了占婆王国(占城)的都城。吴哥窟便是在这一阶段作为帝国兴盛的标志,修建并成为高棉人都城的。不过一如孟人此前遭遇到来自北方的缅人入侵,而由盛转衰一样,高棉人很快也要接受来自北方的挑战了。
  从位置上看,后来侵占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将是高棉人的主要压力源。不过刚刚在公元10世纪初才结束“北属时期”的安南,除了会不时骚扰吴哥王朝以外,主力扩张方向还是越南中部的“占城”。值得一提的是,占城也并不仅仅是一个悲惨的夹缝国家,相比其它中南半岛民族,占城人的海上优势十分明显。12世纪末,在与越南通过谈判取得暂时和平手,占城人曾沿着湄河河-洞里萨湖而上,攻入过吴哥王朝的都城。不过地缘实力占优的高棉人不仅很快将占城军队赶出吴哥,还反过来入侵占城成功。只是隔着长山山脉,高棉人同样也很难消化掉占城。不久占城人便复国成功(1220年)。
  真正成为高棉帝国终结者的是来自西北方向的“泰人”。关于泰人是什么时候迁入中南半岛及湄南河流域的,并没有定论。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相关各国的观点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比如泰国人更愿意相信,他们与不仅与中国境内的傣族同族,更与人口更多的壮族同源(壮泰同源)。公元8世纪-13世纪中,先后在云贵高原建立的南诏、大理两政权也是为泰人政权。甚至认为泰人的大规模南迁,源起于蒙古人对大理国的征服,;中国方面则认为,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记录的泰人先民政权,应该是曾经归附汉朝的“哀牢国”(今云南保山一带),并很早就扩张至中南半岛了。至于南诏、大理两国,则应该是由彝、白两族所建立的。
  用现在的民族划分标准,来解决古代的部族关系,本来就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好在这些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纯粹从民族迁徙角度说,有两点倒是大体可以确定的,一是泰民族最初是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形成,再沿江向中南半岛扩散的;二是泰人迁入中南半岛的时间要晚于高棉人。那些从中国境内南迁的泰人先民,顺澜沧江、怒江(掸邦的萨尔温江)南下,沿途扩散入老挝境内的上寮高原(及至越南西北部山地)、湄公河中游的呵叻盆地,以及缅甸境内的掸邦高原。部分则在南下途中接入湄南河,并最终扩散至现在的泰国湾。
  早期迁徙至中南半岛的泰人先民,都是以村寨的形式散布于丛林之间,并没有形成强大统一的王国,也因此少有记录留传下来。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3世纪中,湄南河平原北端崛起起第一个泰人政权——“素可泰王国”(今位于泰国素可泰府),才出现改观。
  素可泰的位置正处在湄南河平原与泰北山地的相接处,此类山地与平原相接之地,也是大多数民族走向文明的起点。由于素可泰王国建国的时间,与蒙古攻灭大理国的时间相近,因此很多泰人认为,素可泰王国的建立,与受此影响而大批南逃的泰人先民有关。不过实际上,素可泰王国立国的时间,要略早于蒙古攻灭大理。从位置上看,“引领”泰人进入文明序列的,是与之相邻的孟人和高棉人。
  在素可泰王国崛起之后,一方面与泰北山地的同族结盟(一如当年周人与诸羌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向原先受吴哥王朝控制的湄南河平原下游,以及相邻的呵叻盆地扩张。与此同时,之前顺湄公河而下的泰人(今天的老挝人),也已从上寮高原渗透至了湄公河中游平原。在这两个方向的包夹之下,高棉人的势力退出呵叻盆地几乎是必然。不过此时的湄公河中游平原,还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板块,基本还处在丛林密布未开发状态。包括湄南河下游平原在内的沿海平原,才是中南半岛文明的核心之地,也是各方争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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