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蒙自兵乱”的原因、结果及影响

龙在海角

1911年12月3日，云南边疆重镇蒙自发动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武装叛乱事件，该事件给中国西南地区的军事、政治、外交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史称“蒙自兵乱”。
对于这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兵乱，云南地方史料中有一些零星的记载，但未见专门分析其起因、过程和影响的文章。本文依据相关史料的记载，抛砖引玉，对“蒙自兵乱”的过程做一些探索分析。

一、1911年末的云南政局和蒙自情况

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满清灭亡民国建立，全国各地的政局都动荡不已。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消息传到云南后，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等人立即起兵响应，在昆明发动了重九起义，并很快获得胜利。1911年11月1日，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宣布云南独立。云南成为继武昌起义后最早脱离满清统治而独立的省份之一。蒙自是云南的边疆重镇，扼守中国的西南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蔡锷作为云南都督，主政云南的滇军首领，在都督府成立之后，首要的大事就是平定云南全省，扫除清朝的散兵游勇。1911年11月6日，蔡锷委任新军统领赵复祥为蒙自道关道尹，率3个营的兵力向蒙自进军，蒙自原有的清朝地方官吏闻风而降。赵复祥率部顺利进驻蒙自，在蒙自当地成立政府，开始了新的统治。
关于蒙自这个边疆县城，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偏居西南边疆，是个蛮荒之地。你要是这么想可就错了。清末民初的蒙自，是云南省最大的通商口岸。因为濒临法属殖民地越南，蒙自与法国商人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当时云南8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通过蒙自转运。云南省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邮政局、第一家外国银行先后在蒙自产生。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县城里，竟然同时有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五个国家的领事馆，世界各国的洋人在蒙自街道上进进出出，以至于蒙自有了个洋人街的绰号。这就是1911年的云南蒙自，地处西南边疆又有着光怪陆离的繁华，云南新军统领赵复祥，率3个营的兵力，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

二、民国上将赵复祥

要说蒙自兵乱，必须先说说赵复祥，蒙自兵乱就发生在赵复祥主政蒙自期间，与其有密不可分的责任和关联。
赵复祥是其原名，后改名赵又新，中华民国陆军上将，此君在民国的地位极其哀荣，逝世后追谥“武烈公”，建祠于昆明翠湖畔，另在泸州、凤庆、台北皆建有“赵武烈公祠”，孙中山亲赐挽联：“大局赖同撑，我在粤峤君在蜀；束当聊借奠，生为名将殁为神。”，对赵上将评价极高。我军的朱德元帅，也与赵上将有旧交，朱老总在赵上将的墓碑上题词“护国之神”。赵复祥能得到追谥“武烈公”、在海峡两岸建祠祭奠的哀荣。自然是有其功劳。总结一下，赵复祥的功劳主要有：
1、参加同盟会，起义有功。赵复祥生于1881年12月1日，临沧市凤庆县人，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1904年被清政府公派赴日本留学，虽然是受清政府公派，但思想上并不认同清政府，赵复祥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 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与程潜、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是同学。留学回国后，赵复祥就加入了清政府编练的新军，在云南新军第33 协75 标任教练官，随同蔡锷、唐继尧参加了云南的起义。起义胜利后，赵又新晋升为统领。
2、反袁有功。袁世凯复辟后，赵复祥改名为赵又新，又参加了云南护法运动，在护国军入川的战斗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杀敌。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护法运动中，赵又新再立战功，晋升为靖国第2军军长。
就以上两大功劳来看，赵又新拥护共和，有反清反袁的功劳，朱德元帅的题词“护国之神”，也恰如其分。

反清反袁，可见赵上将拥护民国的一片忠心。然而，做为民国上将，一个处在战争年代的将领，不仅要有其忠心，还要有驾驭军队，领兵打仗的能力。赵将军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也多次上过战场，打仗应该不是外行。此君最大的污点，在于不会驾驭部属，在“驭下”这方面，赵将军的表现太糟糕了。也恰恰是他的治军不力，驭下不严，直接导致了蒙自兵乱这场大祸乱的发生。　　　　

三、蒙自兵乱的原因（一）：奖金风波，治军失信

《谭友佛先生文史遗稿选》第44页，收录了谭友佛《蒙自兵变记》的回忆稿，谭友佛是云南绥江人，早年参军，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老总是同窗，抗战时率部参加中条山战役，后成为国军少将高参。谭友佛在1911年参加了蔡锷领导的云南重九起义，是滇军的老人。蒙自兵乱时，谭友佛在赵复祥军中任职排长，然而在回忆录中，对于昔日的老长官，谭友佛没有给丝毫面子，《蒙自兵变记》开头的第一段，就直斥赵复祥的责任。摘抄谭友佛《蒙自兵变记》的原文第一段如下：
将兵者而致兵变，勿论其原因如何，必非良将。夫善将兵者，智信仁勇严，缺一不可。尤其是信，所关至巨。故唐书日: “信赏必罚，霸王之资也。”即《三国志》"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之意。若悬之以赏，而不昭之以信，则兵将不为我用，甚至酿成变乱。  “蒙自兵变”，即赵复祥统领之失信所致也。
谭友佛的这篇回忆文章，将蒙自兵乱的原因定为“赵复祥统领之失信所致也”，此说有没有依据呢？当然有，接下来的回忆，谭友佛讲述了赵复祥失信于军的具体事实，原文如下；
临安誓师时，赵曾当众宣布“进入蒙自后，每官奖银币五十元，每兵二十元。”到蒙情形，敌我两军，一进一退，秩序不乱，公私均无损失，道库存饷银十万两，亦原封未动，是为军民所最注目者。经一月后，临安宣布之奖金，尚无消息，军中啧有烦言。予与同学数人，向赵报告(予等同在临安策动革命，关系与赵接近)。赵谓：  “奖以赏有功，并未打仗，何功受奖”予等以此意向众解释，众则谓：  “如果敌人抵抗，我们能不打吗?我们不来．敌人就退走了吗？”群情愤激，势不可遏。乃复言于赵，始允折半发给．谭友佛的回忆文章，说出了蒙自兵乱的第一个原因：治军失信。
在向蒙自进军前，赵复祥率部在临安誓师，曾当众宣布进入蒙自后，军官奖赏大洋五十元，士兵奖赏大洋二十元。后来赵部官兵进军蒙自，没有发生战斗，清军的散兵游勇没有抵抗，当地官吏闻风而降，进军蒙自成了和平接收。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不战而胜，公私均无损失。而且如前所述，蒙自是当时云南省最大的通商口岸，相当富庶。库存饷银多达十万两。这时候赵部官兵的心里，自然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可是进入蒙自一个月了，库里也有十万两饷银，赵统领在誓师时承诺的奖赏，迟迟没有动静，这时候赵复祥手下的官兵就沉不住气了，“军中啧有烦言”。那时候的军队没有什么政治教育思想觉悟，笼络军心靠的就是吃粮领饷。于是谭友佛等人向赵复祥要奖金，“予与同学数人，向赵报告”，而赵统领回答说：“奖以赏有功，并未打仗，何功受奖”。按赵统领的说法，他之前承诺的奖赏是要打仗时才算数，蒙自是和平接受，入城却没有打仗。所以奖金就不给了。如此一来，手下的官兵可就不服了，按照士兵的说法，众则谓：“如果敌人抵抗，我们能不打吗?我们不来．敌人就退走了吗？”　这么说是有道理的，虽然蒙自是和平接受，可如果不向蒙自进军，清朝的官吏也不可能望风而降，清军的散兵游勇也不会主动退走。进军蒙自不能因为是和平接受就抹杀了手下官兵的功劳。

由此看出，赵复祥统领治军驭下的能力确实很差，此事导致的结果是“群情愤激，势不可遏。乃复言于赵，始允折半发给”，最终还是发了奖金，但没有全发，只给了一半，“折半发给”。奖金风波勉强平息，但赵统领手下的官兵，因此对长官心怀怨气。

四、蒙自兵乱的原因（二）：纪律松驰，内部不和

赵复祥率军进驻蒙自，带了三个营的兵力，其中的第1、2营是参加过云南临安起义的队伍，第3营则是后来反正的。作为带兵的将领，赵统领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对于自己部下的三个营，没有一视同仁，人为造成了内部矛盾。
还是在军饷的事情上，区别很明显。曾经在赵复祥部下任职军械官的滇军老人赵逢源回忆说：“当道者，以第一，二两营同时发难，每兵赏洋五元，第三营每兵赏洋三元，众心不服，”　同属赵复祥部下的官兵，一、二营的兵赏洋五元，三营的兵就只有赏洋三元，这种歧视太过明显，三营的兵成了后娘养的，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众心不服”。
长官如此做法，一、二营的官兵也同样瞧不起三营，赵逢源在回忆文章《临安光复及蒙自兵变事略》中承认，“临安九月十一日反正，第三营十二日来投，无识之人，辄诋其丑。第三营官兵，积羞成怒”。由此可知，云南临安起义九月十一日成功，第三营十二日就来投奔了，比起义仅晚了一天。可结果却是“无识之人，辄诋其丑。第三营官兵，积羞成怒”. 除了这种贬低歧视、刻薄寡恩造成的内部不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纪律废驰。在蒙自驻军之后，赵复祥急于扩大队伍，在临安、蒙自大量征兵，用刚入伍的新兵编成了第四营。但是赵复祥征兵，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招进来的新兵品性不良，有很多是地痞无赖，入伍后又不严加约束，造成了军中酗酒嫖娼赌博盛行，尤其是赌风甚炽，输者见财起意。军中的不良风气蔓延，给怀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滋事作乱的机会。后来发动叛乱的，恰恰就是备受歧视的第三营。  

五、蒙自兵乱的原因（三）：统领忙于敛财

赵统领驻军蒙自之后，对于军务，处理得非常糟糕，军队纪律废驰，内部不和，随时有可能动乱。而赵统领对此却浑然不知，他此时更关注的是如何敛财。谭友佛在《蒙自兵变记》中给赵复祥做出的评价是“为人贪而庸”，对于昔日的老长官，这个评价很刻薄，但也并非无因。
蒙自是云南最大通商口岸，货物进出转运之地。在这样一块地盘上，捞钱是很容易的。个旧锡税、普洱茶叶税，这些都被赵统领当做了敛财的收入来源。作为蒙自地区的军政大员，既管政府又管军队，在税收方面捞点钱其实也无所谓。可是赵统领在捞钱的时候，还干了一件让人无语的大事。刚成立的云南军都督府，财政很困难，向湖北省请求协饷。湖北协助筹集了五十万两白银，由河口副督办许德芬安排，向昆明省城押运。不料这五十万两银子的湖北协饷，在押运途中，竟然被赵复祥派人私自截留了二十万两。赤祼祼的雁过拔毛！要知道这五十万两银子的协饷是运往昆明，交给云南军都督府的。而赵复祥作为蒙自道尹，也是都督府的下属，下级截留上级的协饷，这那里还是刚起义的革命军统领，俨然就是蒙自的土皇帝了！

蒙自道府库原本就有大约十万银两，再加上被赵复祥截留的二十万两，还有当地的税收，存银数量已达到三十多万两。而蒙自军队的情况，前文已有讲述。
乱军驻于财富宝地，长官又不加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六、蒙自兵乱爆发

1911年12月3日，都统部参谋梅志贻与第三营管带李学礼因故发生冲突，梅志贻当众殴打李学礼，引起了第三营士兵的愤怒。一些怀有野心的军官，以三营参谋长李镇邦、炮队队官龚裕如、道尹府职员李叔通为首，在三营士兵中间极力挑唆煽动，说都统待部下刻薄，库存巨额白银而不发饷，或说道尹府藏银无数，得之可发大财。三营的士兵原本就因为受歧视而不满，在李镇邦等叛乱分子的煽动下一呼百应，纷纷扬言要劫府库。李镇邦、龚裕如、李叔通等人则居中联络，组织调度，由此成为叛军首领。赵复祥这时也得到了关于三营叛乱的传言，可是仍然没有重视，只是派了几个亲信军官到三营来“安抚人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加强县城的防务。李镇邦为人狡猾，虽然包藏祸心，可是对赵复祥派来安抚的人，还是曲意奉承，极力讨好，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当天夜晚9时，李镇邦、龚裕如、李叔通等人集结兵马，以“猛勇”二字为夜间识别口令，下令进攻县城各衙门。三营兵力四百多人，除了排长范石生指挥的一个排拒绝参加叛乱外，其余的都纷纷响应。

一伙叛军先袭击了营部，营长被打死。随后叛军集中兵力攻打蒙自军械局，守卫军械局的一个排，见叛军人多，竟然也掉转枪口参加了叛乱。叛军蜂拥进入军械局，局内贮存了德国造的步枪、驳壳枪二百多支，被叛军全部劫走。叛军得到大批枪支，更加肆无忌惮，随即攻打道尹府、蒙自军装局。在此危险时刻，蒙自道尹赵复祥吓得不知所措，竟然缒城逃跑。道尹都弃城而逃了，蒙自县城更是一片大乱。道尹府、军装局先后被叛军占领。军装局就是贮存库银的所在地，道尹府存银在此贮藏。赵复祥私截的湖北协饷二十万两白银，也藏于军装局地下室。叛军闯入军装局后，那真像是叫化子进了龙宫，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立刻就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劫掠。几十万两银子被洗劫一空。

官府的银子抢到手了，就该轮到民间遭殃了。像蒙自兵乱这样的祸乱，在民国的历史上层出不穷，那一次都少不了老百姓倒霉。不过这一次，蒙自老百姓受到的损失相对来说还算是轻的（只是相对而言），之所以说相对受损较轻，是因为蒙自居住着一些更有钱的群体——洋人。前文已说过，蒙自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地区，有美、法、德、日、意五国领事馆，号称洋人街。有这么多的洋人在此地，自然也就有洋人在蒙自开设商行，为当地的洋人提供服务。希腊的哥胪士洋行、意大利的嘉波比盎歌洋行以及法国的安西尼亚酒店，都在蒙自县城营业。民国的政府害怕洋人，可对于一心只想抢银子发财的叛军来说，管不了那么多，谁有钱就抢谁。而在那些叛乱士兵看来，洋人当然是最有钱的。于是在抢完了道库存银之后，洋人就成了最吸引人的目标，寻常百姓反而不值得抢了。成群结队的叛军拥入了几家最大的洋行，打砸抢的场面又在洋行上演了，蒙自的洋行和洋人住宅被叛军洗劫。

七、兵乱之后的众生相

乱兵占据了蒙自县城，赵复祥逃跑，蒙自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争相上演。叛军头目李镇邦野心勃勃，他原本是第三营参谋长，三营叛乱，此人在其中极力煽动。在得知赵复祥弃城逃跑的消息后，李镇邦大喜过望，立即自封为“迤南防军司令”，当时蒙自县城内一片混乱，这个自封的“司令”也掌控不了局势。但是，李镇邦却自作聪明的给云南都督蔡锷发了一封电报，电文谎称“部分叛兵纵火焚烧洋行，现经镇邦等出面维持，已告平息，赵统领不知去向，请派大员前来善后”。李镇邦自己就是叛军头目之一，可是他却谎称自己出面维持蒙自秩序，他幻想这封电报能够蒙骗蔡锷，如果蔡锷承认了自己的合法性，那这个自封的“迤南防军司令”，岂不就是一步登天，变成真正的司令了？蔡锷当然不会被这等乱世小人轻易忽悠，这是后话，先不提。

且说这时的蒙自县城，最得意的就是那些发了横财的叛军士兵了，每个人都抢到了数额惊人的银子，差不多人人都有几十个银元宝。穷汉乍富，挺胸腆肚。暴发户炫富的做派在这些人身上充分展现。举个例子说，蒙自西门有个叫周宝廷的饭馆老板，这一天店里忽然拥进来一帮叛兵，老板赶忙上酒上菜，吃完之后，这些大兵根本不问价，拿出银元宝往桌上一扔，扬长而去。周宝廷老板目瞪口呆，那是刚从军装局里抢出来的饷银，五十两一锭的银元宝，民间俗称“大宝”。吃顿饭竟然给了五十两银子，就是蒙自城里的富商阔佬也自叹不如啊！周老板意外发了笔横财，感觉如在梦中。还有一伙叛兵，发了横财之后不想再当兵了，打算带着抢来的银元宝回老家做土财主。可是穿着军装跑路不方便，就想买几件老百姓的衣服便于潜逃。西门外有家“全三衣铺”，经营各类成衣，这天也来了一伙买衣服的叛兵，拿了几件衣服，也是把一个大银元宝扔到柜台上，老板正愁这么大的元宝没法找零钱呢，那些大兵已经走了。几件衣服就卖了五十两银子，这家成衣铺也大赚了一笔。

在抢劫发财的疯狂劲头稍微平复之后，叛乱者们开始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出路。这次蒙自兵乱的主力，就是原蒙自驻军第三营，兵乱开始之后，当地的一些地痞无赖也混迹其中参与抢劫。经过一番劫掠，乱兵们都发了横财，但是他们知道，这种为所欲为的日子不会太久，云南军都督府在得知兵乱消息后，肯定会出兵平乱。所以大部分的叛军士兵，想到的都是走为上计，不能留在蒙自等死。反正手里有了大把的银子，如果能回到老家，足够当个土财主了。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从道库中抢到的饷银，都是那种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民间称为“大宝”。民间购物流通用的都是那种几两银子的小银锭，这种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事实上只能当作库银，在市面上却是不能流通的。蒙自县城如今是无政府状态，叛军们的日子很惬意，吃顿饭都能扔个大银元宝付帐。但是如果出了蒙自县城，到了别的地方，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更何况这些银子，有很大一部分是赵复祥私自截留的湖北协饷，银锭上铸着湖北官钱局的字样，这样的银锭，一看就知道是赃物。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民间有高人啊，有人居然就能从这个问题中，看到发财的商机。在蒙自的火神庙街，有一个姓姚的银匠，开了家银匠铺子，姚老板看出了问题所在，率先针对这一独特的顾客需求，推出了熔化银锭的服务。也就是说，姚银匠可以把大些在公开市面上难以流通的大宝，重新熔化后改铸成普通的几两银子的小银锭，也可以改成银首饰。这样就无人识别银子的来历了，就可以合法的化出去了。对这一服务项目，姚银匠的收费是“化半分半”，你送来一个五十两的大宝，在姚老板改铸成普通的小银锭，可以合法使用，但是只给你二十五两，另外二十五两就是姚银匠赚的钱了。当然量大优惠，如果上门的是大生意，一次改铸几十个大宝，姚银匠还可以出三七成、二八成的优惠价。一时间生意兴隆，叛军士兵们纷纷把抢来的大宝送到姚银匠那里改铸成小银锭，还有上文所述那几位意外发财的周宝廷老板、全三衣铺掌柜的等等，也纷纷上门改铸银锭。蒙自兵乱，破财遭殃的人家很多，可是姚银匠之流，却抓住时机狠狠的发了一笔兵乱财。

当时有一个名叫马伯周的年轻人，他是蒙自军装局委员马敦厚的儿子，马家那时候就住在蒙自县城，兵乱稍微平静后，马伯周出门察看动静，见到了蒙自县城里的状况，感慨不已，多年以后，马伯周写了《辛亥革命后蒙自兵变见闻片断》的回忆文章，记录了这一幕幕的悲喜闹剧。马伯周在文章中回忆说“兵变之夜邑人有发横财者”，“有西门外成衣铺王襄臣及“全三”两家，平时专以出售衣裤为业，存货亦多，叛兵多人欲改装潜逃，遂敲门而入，争购衣裤，但买方只有大宝，卖方又无法找补，于是买一套即掷给一大宝，人各一套，顷刻售完，从此该两家均以小商小贩一变而为富商大贾。再有西门内周宝廷开设之食馆，亦被冲门而入，索买酒菜，不管一饱或半饱，均各给大宝一个，此家亦从此变为富有。又火神庙街一家银匠铺(铺主姚姓玉溪人)，事后专为非法获得大宝者，密以大宝化整为零，化半分半，或三七成或二八成照分。亦大发其财。”“此外，在后来遇有疏通沟道，或挖淘井水，而捡到大宝者，亦时有所闻。盖由于此次蒙自军装局储存之白银三十万两，新军三营，当时编制为每营四连，每连一百二十五人……除个别少数之连排或个人未参与其事者外……平均每人抢劫大宝X X个，每个重五十两，总重X百两，携带已属不易，况其中有抢劫更多者，故每人牺牲一、二个大宝，当然满不在意也。”民国是一个神奇的时代，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能发生。

八、强盗最终的结局是黑吃黑

蒙自兵乱让几百名叛军通过抢劫变成了暴发户，然而这些劫匪没高兴几天，历史又上演了一出幽默的讽刺闹剧，这些抢了饷银的乱兵，自己居然又被别人抢了。
在叛军士兵们一夜暴富之后，大部分参与兵乱的士兵已不想继续留在这个是非之地，都打算携赃物逃离蒙自县城，从此就可以逍遥快活。

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蒙自县城，想走已经没那么容易了。云南是个汉蛮混居的省份，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部落村寨，云南的民族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但是在民国初年那个混乱的时代，人人都是朝不保夕，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在这个乱世中，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武装。除此之外，当地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土匪队伍。蒙自兵乱之后，这些游杂武装有的想趁乱捞一把，也有的虽然不想趁火打劫，却担心兵乱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于是各路游杂武装纷纷行动起来，在蒙自县城的周边集结埋伏，扼制关卡，如临大敌。而那些从蒙自县城里跑出来的叛军，出城后就分成几路各自逃窜，恰好都撞进了周围少数民族部落武装的伏击区，几股逃窜的叛军先后被歼灭，抢来的银元大宝，又成了别人的战利品。黑吃黑，强盗也有被别人抢劫的时候，一个很讽刺的结局。马伯周的回忆文章《辛亥革命后蒙自兵变见闻片断》，记录了蒙自叛军被少数民族部落武装伏击消灭的结局：事后得闻此部叛军，当饱载大宝逃逸后，一部分起道旱路，经由大道之鸡街、沙甸(蒙自县属)方向出发，多被沙甸回族，预伏截劫，被击毙者，其军械大宝，即入于截劫者之手；漏网者，再经由建水属之漾田、缅甸三冲，纳鲁、湾塘等地，又什九被截劫而搜获所有。另一部分，则经由大庄、阿迷欲搭火车者，亦十九被大庄回族袭劫，坐收渔利。故此部叛军，实际逃出得到漏网者，为数寥寥矣!然而影响所及，后来蒙自之沙甸，开远之大庄及建水之缅甸三冲——漾田——以及纳鲁、湾塘等地，所以成为土匪渊蔽、甚而危害迤南地区者，未始非蒙自兵变之役，此项军械大宝，流散于各该地，而使之造成“基础条件”也，良用浩叹!

这个黑吃黑的结局，对于作乱的叛军来说，也算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然而却也同时产生了一个恶劣的后果，那就是劫掠的银元宝和军械枪支，最终落入了蒙自周边的一些游杂武装手中，使其财力、武器都大大增强，因此出现了多股悍匪。后来蒙自之沙甸，开远之大庄及建水之缅甸三冲——漾田——以及纳鲁、湾塘等地，所以成为土匪渊蔽、甚而危害迤南地区者，未始非蒙自兵变之役，此项军械大宝，流散于各该地，而使之造成“基础条件”也，良用浩叹!
九、酿成兵乱大祸的赵复祥，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蒙自兵乱，身为蒙自关道尹、新军统领的赵复祥，有无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兵乱发生后，赵复祥弃城逃跑。更是让蒙自陷入了大乱。然而，酿成如此大祸的赵复祥，事后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赵复祥逃离蒙自后，一路逃跑至河口。此时，在昆明的云南军都督府，已经知道了蒙自兵乱的情况和起因。都督蔡锷极其愤怒，痛恨赵又新的贪庸无能。可是，并没有予以惩罚，反而是派人去河口，给赵又新送了两千元钱，打发他离开云南，去江西投靠了李烈钧。
这令人颇为不解，蔡锷为什么对赵复祥如此纵容，有罪不罚？猜测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云南刚起义不久，蔡锷对于滇军的控制力还不够强。虽然蔡锷是滇军的创建者，但1912年的蔡锷，对于滇军的驾驭才刚刚开始。而赵复祥是跟随蔡锷发动云南起义的新军将领之一，尽管为人贪庸，可毕竟也有参加起义的功劳资历。如果不讲情面的严惩，难保其他的新军将领会产生二心，与蔡锷离心离德。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蔡锷偏袒纵容了赵复祥，打发赵复祥离开云南，并为其收拾烂摊子。

不过，虽然放纵了赵复祥，可是蔡锷对赵复祥在蒙自的所做所为却知道的一清二楚，造成如此大乱，蔡锷心中也是非常恼火。恰在此时，援蜀滇军里面又有几个新军将领，也听说了蒙自兵变的消息（注：云南起义后，蔡锷以“援蜀”名义派出部分滇军向四川进军，称为援蜀滇军），从四川发来电报向蔡锷询问情况，其中也有为赵复祥说话的，甚至还有人劝蔡锷不要深究，以免人人自危等等。蔡锷恼怒之下，当即回了一份很长的电报，在这份电文里，蔡锷将赵复祥在蒙自的一切行为骂了个狗血喷头，列举赵复祥的种种劣迹，并以此电文向滇军将领说明，自己对赵复祥做到了仁至义尽，如此处理，已经是最大的纵容了！

这份电报后来被收录进了《蔡锷集》 第167页，名为“复援蜀滇军电”，全文如下

复援蜀滇军电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泸州援蜀滇军诸君鉴：尤电悉。前布赵复祥罪状，未忍尽揭。今诸君致疑，当详言之。赵在蒙不受省中商榷，省委人员，皆拒不受。河口提省协饷，被其截留，又欲截个旧锡课、普洱茶课，意在独据一隅，并滥招兵丁，匪徒混迹，致酿成十月十三之变。道署课储，洋行商号，均被毁劫；又扰窜芷村，车站被掠，外人受伤，河口法兵遂欲乘势侵入。幸此间与外人夙推睦谊，和平交涉，承认赔偿，竭力保护，法人乃稍退步，仍请派法、越警兵数十人保护铁路。再四磋商，始允如一月半内不生他事，即可撤还。而洋商、车站之损失，要索赔偿十余万金，尚未了结。蒙自商号之被劫者，亦禀控索偿。约计蒙自之乱，官、私亏损至五、六十万。赵事前则骄纵自大，毫无部署，临事率尔遁逃，酿乱殃民，贻误大局。商民切齿，外人亦时有责言，不得已乃宣布罪状，以谢中外人民。虽扬言严缉，然闻其遁至河口，犹给川资贰千元。军府之于赵，亦可谓仁至义尽。诸君犹以为过事追究，是必是非不分，赏罚不明，恐军中之纪律益隳，而人民之保障益失，殊非滇中之福，抑非诸君所乐闻。至诸君援蜀，为同人等所顾念不忘者，亦何嫌何疑，而有人人自危之说?此必因远道误会，故一道其详。望以告我最亲爱，最劳苦之诸将士。　锷

十、鸿门宴诱杀匪首，平息兵乱

赵复祥拿着蔡锷送给的二千元路费，离开了云南，去江西投奔李烈钧了。扔下了蒙自这个烂摊子，就要由云南军都督府来善后处理了。

蔡锷任命云南军都督府的军政总长罗佩金为迤南巡阅使，前往蒙自平息兵乱，同时向蒙自派出了宪兵队。如前文所述，蒙自的乱军在掠夺挥霍了几天之后，大部分逃离，逃出蒙自后没跑多远，就被周围少数民族游杂武装消灭了。然而，为首的李镇邦等乱军头目，还在蒙自县城，这几个作乱的首犯都有野心，他们不满足于抢几个银元宝，而是想出人头地干大事。所以赵复祥弃城逃跑后，李镇邦立即自封为“迤南防军司令”，还给蔡锷发电报，谎称自己屈面维持蒙自秩序。显然，这几个兵乱的为首者，目的在于夺权上位。

奉命平乱的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看清楚了这一点，决定将计就计，到达蒙自后，公开宣称是为了安抚军心而来，对于李镇邦、龚裕如等人，大加赞赏，还给他们封了参议、联队长等一系列头衔。就连从昆明派来的宪兵队，进驻蒙自后也按兵不动。李镇邦等人渐渐放心了，他们以为真的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12月18日，李镇邦、龚裕如等人都收到了请柬，罗佩金在道署内设宴，宴请李镇邦等“有功之人”，祝贺他们得以晋升新职。这个时候，宪兵队进驻蒙自县城十多天了，没有任何动静。李镇邦等人都没有戒心了。于是纷纷前往赴宴，谁也没想到，这才是罗佩金设下的鸿门宴。

罗佩金的这一计颇为老辣，率领宪兵队进驻蒙自后，十多天按兵不动，还一再给李镇邦等人封官犒赏，迷魂汤灌了十几天后，才在鸿门宴上动手。

这是李镇邦等人吃的最后一次宴席，上午九点开始，直到中午才罢。临走时，罗佩金还与李镇邦等人啰啰嗦嗦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才送走他们。等走到道署大门口，已经在门口等候的宪兵队开枪射击，李镇邦、龚裕如、李叔通被当场击毙，然后枭首示众。

只是不知为什么，这次在蒙自道署门口的伏击，事先竟然没有驱散清理无关人员，在枪声响起时，道署门口还是人来人往，结果宪兵队一阵乱枪，把李镇邦等三人打死在门口，流弹也同时击中了路过此地的商贩、杂役等人，造成五人被误杀。

处决了三名匪首，却又搭上了五条无辜性命。生在民国乱世，打酱油路过也会中枪。

周兴仁编写的《驻蒙陆军宪兵队历史》，记载了这次伏击：

本日李镇邦行将赴任，总长于午前九时，设宴饯行。彼时，宪兵队密奉总长命令，整饬武装，齐集预备，当即整顿停妥，候俟门侧；至午，正宴罢，总长、统领送李等出署，至大门将别，又语言三、四十分，总长望军枪击，而龚匪见机欲遁，被枪毙门前，众军乘势轰击，三逆俱毙，悬即枭首示众，安镇民心。当三逆伏诛之际，众军勇而无沉，一时惊张，快抢乱放，误毙涂管带及小商人，并夫役等共五人。　　

十一、整肃军队，恢复秩序

李镇邦、龚裕如、李叔通三名作乱的首犯被处死后，罗佩金下令宪兵队全体出动，严查乱军士兵，整肃、恢复县城秩序。宪兵队随即开始了一场类似严打的行动。

群乐园是蒙自县城的一所妓院，自兵乱发生后，每天都有乱军士兵来此地嫖宿，夜不归营。宪兵队以窝留军人嫖宿罪，查封了群乐园，逮捕了老板蔡新，后来蔡老板交纳了二百块大洋的罚款，得以释放。在查封的时候，还有炮队副班长刘宪章睡在妓女秀英的屋里，被当场抓获。

环海洲也是蒙自县城的一所妓院，终日有乱兵出入，被宪兵队查封时，里面的七八个嫖客，竟然有四个穿着军装，经过审问，这四个嫖客是一营号兵王棋方、警卫队号兵杨正兴、梁日新、民团号兵朱子魁。

乡约房是蒙自县城一个关押女犯人的地方，有个叫白光武的道尹署随员，无故多次出入乡约房，引起了很多议论。经过跟踪侦察，这个白光武真有能耐，竟然把乡约房当成了寻花问柳的地方，与关押的女犯发生了性关系，所以才多次出入乡约房。奸情败露之后，白光武被收押，可是只关了几天，又被放出去了。不知道此人有什么背景，真牛人也。

除了妓院，大烟馆也是乱兵经常出没之地。

东门外巡查宪兵，在烟馆内发现李朝阳、范勋武、龚永清三名士兵在内吸食鸦片，当场捉拿。

巡查宪兵末德扬等人，巡逻至南门外西边第三号户外，见有军人出入可疑，当即进屋查看，发现了炮队见习军官毛煜兴在房内吸大烟，当场抓获。

在东门内的一家大烟馆，发现了一营士兵李桂林吸大烟，并查获烟具一套，一并抓回。

经过了持续几十天的“严打”，宪兵队在蒙自抓捕了百余名乱军士兵，虽然有些处罚不重，例如白光武那样只关了几天就放人的，但是经过这一轮行动，还是起到了震摄的效果，蒙自县城的秩序渐渐恢复。

十二、国际影响——由蒙自兵乱引发的洋行索赔案

在李镇邦等人被处死，宪兵队进驻蒙自抓捕了大批乱兵后，蒙自县城的秩序终于得以恢复。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蒙自兵变，又引发了一场造成国际影响的洋行索赔案。

蒙自县城内有多家外国领事馆和洋行，很多洋人也居住在蒙自。如前文所述，兵乱发生后，洋行和洋人住宅成了乱军打劫的目标，遭受了一番疯狂的抢掠。一向骄横傲慢的洋大人，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洋人们纷纷向各自的驻华使馆告状，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云南与越南接壤，而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法国人闹得最凶，不仅向法国驻华使馆告状，还要求法国驻越南总督府与中国交涉。驻越南的法国军队在中越边境集结，摆出要武力干涉的架势。

面对法国的威胁恐吓，云南军都督府非常惊慌，急忙与法国领事会谈交涉，表示兵乱很快就会平息。云南军都督府会尽力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并同意赔偿洋行的损失。法国领事见恐吓已奏效，这才表示满意，随后就由各洋行提出索赔金额。

平心而论，外国洋行在兵乱中确实蒙受了损失，由于兵乱是赵复祥治军无能导致的，给予赔偿也无可厚非。但是洋人们在索赔的时候，贪婪无度，极力夸大自己的损失，狮子大开口的索要赔款，借这次索赔捞了不少油水。

哥胪士洋行是希腊人开设的，兵变时房屋被烧毁，货物丢失，法国领事伯玮代该行提出照会索赔．该洋行在兵变中确实被乱兵抢劫，但是被烧毁的房屋，有传说是洋行老板哥胪士兄弟为了日后勒索赔款而自己纵火。可是当时的民国政府一心想安抚洋人，没有对这一流传的说法进行调查。最终，民国政府向哥胪士洋行支付赔款40545银元。哥胪士兄弟得到赔款后，很快又在蒙自重建洋行，规模比过去更大，洋行建筑至今仍在，已成为云南的文物保护建筑。

嘉波比盎歌洋行，系意大利人开设，兵变时被抢掠。意大利领事洒郎戴于民国元年2月i0日照会蒙自道索赔。要求赔偿银元3万多元。蒙自道署派人调查核实，拿到了该洋行由碧色寨车站运载货物的运费列表作证据，又将该洋行被抢劫后剩余的货物进行清点，对比核实后发现，嘉波比盎歌洋行的实际损失只有4900元，洋人借机勒索的面目再一次暴露。被揭穿之后，该洋行的洋人仍然无理耍赖，否认证据，并通过意大利领事洒郎戴向民国政府施压。最终，该案以赔偿6000银元了结，这一赔偿金额也高于洋行4900元的实际损失。

芷村安西尼亚酒店是法国人在蒙自开设的，兵乱时被抢劫，由法国领事伯玮照会索赔。这一索赔案更加荒唐，因为安西尼亚酒店所在的蒙自芷村，不是与外国通商区域。蒙自道署在兵乱前，就曾经要求该酒店停业或者另择新址开店，但酒店老板仗着自己是洋人，没把蒙自道署放在眼里。安西尼亚酒店事实上属于非法经营，不受法律保护的。这种索赔完全可以不理会，但民国政府一心想息事宁人，还是给了5000银元的赔偿。

此外，还有其它几家洋行也陆续提出索赔，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民国政府先后支付了数万银元的赔款，以平息洋人的怨气。

十三、国耻——外国警察在中国领土巡逻

在向洋行支付了大量赔款后，法国方面仍不肯满足，又进一步提出了无理要求。法国驻越南总督府声称，蒙自兵乱发生，证明了云南军都督府无法保护外国侨民的安全。因此，要求派出法国警察和越南巡捕，进入云南境内的宜良、阿迷、芷村等五个车站巡视，以保护外国侨民的安全。
如果说洋行索要赔款还多少有些合理性，那么外国警察在中国境内巡逻，就是赤祼祼的侵犯中国主权了。但是，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民国政府仍然是委屈求全，最终同意法国驻越南总督府派出8名法国警察、20名安南巡捕，进入云南境内的五处车站巡视。只是双方事先协议，如果今后一个半月内，云南没有再发生损害外国人的事件，那么法国警察和安南巡捕就撤走。

蔡锷在1912年写的《滇省谘议局光复后之报告书》，记录了法国警察进入云南境内巡视的情况。原文如下：

为行知事，案准法交涉委员照称：

近因蒙自兵乱，并芷村抢案，拟于宜良、婆兮、阿迷、壁虱寨、芷村五处添驻法国警兵八名，安南助手二十名。等因。本都督查指定车站五处均在云南内地，未便驻有法、越捕兵，尤恐侵及我路警权限，当与法委磋商于沿路线另筹保安办法，力任无虞。殊法委坚谓此举系借以安慰在滇法侨及安南人之意，免其纷纷迁避，致起谣言，牵动大局，并历陈近日铁路抢劫危险情状，恐法侨既去，则彼亦不能驻滇等词来相要挟。复经本都督同外交司再四磋商，只允划清权限，缩短日期，各车站所驻法、越捕兵，由法委给予切实训条，不使干预车站外及华人行旅之事。议定限壹个半月以内，如路线平安，即将该添驻警兵及助手一并撤去。

与法国人达成该协议后，法国警察和越南巡捕进入云南五处车站，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巡视。至此，轰动世界的蒙自兵乱，终于画上了句号。

本帖引用资料来源

1、《云南辞典》  施之厚主编
2、《蔡松坡集》  曾业英主编  1984年出版
3、    《谭友佛先生文史遗稿选》　1999年出版
4、《蒙自文史资料  第4辑》
5、《云南辛亥革命资料》
6、《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1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