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满仓 于 2014-2-21 22:38 编辑
【中文标题】那些年,我们的非洲弟兄们
【原文标题】Our Man in Africa
【登载媒体】外交政策
【原文作者】Michael Bronner
【原文链接】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1/23/our_man_in_africa_hissene_habre_chad_reagan
美国扶持一个暴君进行反恐怖战争。现在,他将面临正义的审判。
主要人物(按出场顺序)
侯赛因•哈布雷 - 乍得总统,1982年-1990年
伊德里斯•代比 - 乍得总统,1990年-现在
大卫•G•福尔德斯上校 - 美国陆军驻乍得武官
理查德•博高 - 美国驻乍得大使,1990年-1992年
穆阿迈尔•卡扎菲 - 利比亚领导人,1969年-2011年
苏莱曼•干瓜因 - 前乍得政治犯
瑞德•布罗迪 - 人权守望组织律师
彼得•罗森布鲁姆 - 前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项目的副主任
德尔菲娜•德基拉比 - 乍得人权律师
尼古拉斯•素丁 - 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项目前研究员
基诺维瓦•埃尔南德斯•乌里兹 -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项目前研究员
古库尼•奥伊戴 - 乍得总统,1979年-1982年
查尔斯•迪费尔 - 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局前公务员
切斯特•克罗克 - 前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詹姆斯•毕晓普 - 美国国务院切斯特•克罗克的副手
皮特•莫法特 - 美国驻乍得大使,1983年-1985年
约翰•普罗普斯特•布莱恩 - 美国驻乍得大使,1985年-1988年
杰奎琳•穆迪纳 - 乍得人权律师
阿卜杜拉耶•瓦德 - 塞内加尔总统,2000年到2012年
邦基姆•邦顿 - 前乍得文献安全指挥部官员
杜边•埃辛格 - 乍得人权活动者
麦基•萨勒 - 塞内加尔总统,2012年-现在
1990年11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一片混乱。8年前依靠一场政变上台的总统侯赛因•哈布雷依然在执政,但危机已经不远了。
叛军乘坐丰田皮卡向城市集结,车上装满机枪和戴着防尘面罩、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他们尖叫着在沙漠中狂奔。在利比亚的支持和资助下,叛军从东部700英里外苏丹边境的军营出发进入乍得,领导这些人的是哈布雷的前首席军事顾问伊德里斯•代比。
这似乎不是一个举办外交宴会的好时间。
这场宴会是应哈布雷内阁一名重要部长的个人紧急要求,由人脉广泛、出手阔绰的黎巴嫩领事临时召集的。出席的人员包括十几位乍得名流、法国商人、著名的海外侨民,但他们都是为真正重要客人出席所打的幌子,那就是美国陆军武官大卫•G•福尔德斯上校。
部长把福尔德斯拉到一个安静的角落,福尔德斯回忆道:“他不停地抽烟,非常紧张,浑身在颤抖。”哈布雷的军队曾经击败过代比的叛军,人们普遍认为——被哈布雷军事力量马首是瞻的华盛顿也这样认为——他们的胜算很大。但是美国人的心中不像哈布雷那么乐观,部长深谙此道。他说,叛军今天就会抵达首都,比预想的要快很多。
福尔德斯找借口走开,之后赶忙通知美国大使、当地CIA负责人理查德•博高。他们立即致电华盛顿请求指示,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协助。博高说:“因为哈布雷值得我们挽救,他曾经给予我们的帮助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付出的。”
纵观整个80年代,这个被CIA称为“完美沙漠武士”的人,是里根政府暗中削弱利比亚强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的核心手段,得到了国际恐怖主义支持的卡扎菲逐渐成为美国的威胁和尴尬所在。尽管有持续不断的报道声称哈布雷政府有法外施刑、秘密逮捕、狱中私刑的行为,但CIA和国务院非洲局依然在暗中用武器装备哈布雷的军队,并训练他的部队,目的是确保这个独裁者进攻利比亚并占领乍得北部。如果哈布雷政府被推翻,近十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
大批的间谍从利比亚涌入恩贾梅纳,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尽管遭到一些美国官员的激烈反对,CIA依然给予哈布雷十几枚针刺导弹,这种肩扛式防空武器是叛军和恐怖分子长期以来寻找的东西。卡扎菲已经宣称会击落民用航空器,针刺导弹绝不能落入他的手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CIA在首都郊外几英里有一个秘密军营,训练反卡扎菲的尖头部队。至少有200人配备了CIA的武器和苏制坦克,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场即将发生在首都的、代比率领的由卡扎菲支持的士兵与CIA支持的反卡扎菲武装力量之间的战斗,必将是血腥的。
晚宴后几个小时,首都恩贾梅纳街道上出现了暴乱,因为有谣言说哈布雷的国防军已经溃败。部落冲突(这是乍得在后殖民地时代最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南部的基督教徒和北部的穆斯林种族混居在一起)已经演化成疯狂的大洗劫。哈布雷的同族戈兰人在他的统治下兴旺发达,但现在满载劫掠品,成群结队地涌向城外。跟随他们的是札加瓦族士兵,他们在哈布雷的暴政下也决定投降叛军。
在美国使馆,福尔德斯穿上防弹衣,给每一个人都配发了散弹枪。由于担心使馆会被占领,他和行动负责人开始销毁保密文件、破坏重要的通讯设备。这时,第一批叛军已经进入了城市。CIA负责人在另一层楼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博高接到了华盛顿的紧急电话:两架C-141军用运输机满载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已经准备好从美国起飞,支援哈布雷的国防军。博高说:“它们已经在跑道上准备起飞,我们在电话里说:‘别费劲了,已经来不及了。’”
从来不害怕战争的哈布雷看到了无可挽回的局势,这位“完美沙漠武士”在当晚驾驶他的梅赛德斯汽车直接进入美国给他的一架洛克希德L-100大力士运输机,装上他最亲信的副手,离开乍得。在喀麦隆短暂停留之后,到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这是法国情报部门为他安排的逃亡计划。乍得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据说前领导人利用私吞国库的资金在达喀尔营造了一个奢侈的安全网络。他贿赂当地政客、宗教领袖、记者和警察,还购买了两座公馆,他可以安全地在那里居住多年。
但他不能永远躲藏下去。当代比的大部队在第二天早晨控制了恩贾梅纳之后,哈布雷的秘密监狱中的几十名罪犯走出了牢房,因为监狱已经无人看管。这些政治犯走在街上,它们极度瘦弱、伤痕累累,心中充满了无限的苦楚,遭受了无法言喻的虐待。其中一个在那天早晨彳亍在街头人叫苏莱曼•干瓜因。他曾经是一名会计师,在经历了将近两年半的狱中折磨之后,他的双目几乎失明,奄奄一息。到2013年,他亲手覆灭了哈布雷。
侯赛因•哈布雷自1982年掌权以来就一直受到全世界人权组织的关注,他就职总统后不到一年,大赦国际就发表了第一份乍得国内的政治杀戮报告。但几十年来,他的地位基本上没有遭到任何挑战。作为乍得的总统,他得到了世界上大部分强权国家的支持,即使在流亡期间,长久以来的国际传统也让一个国家的前领导人终生免受起诉。免罪的传统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相违背,但一直大行其道,公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起诉实施酷刑的人,或者将其引渡到可以起诉的国家。
但是在1998年10月,国际社会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82岁的前智利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伦敦一所医院中恢复背部手术时,英国的特工手持西班牙政府应受到皮诺切特迫害的西班牙公民的呼吁而签发的逮捕令,将其逮捕,并起诉他94起酷刑罪和1起阴谋酷刑罪。
这些罪行仅仅是皮诺切特滔天罪行的九牛一毛,但它已经给人权组织带来了一些希望,同时撼动了保守的外交保护圈。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斥责对外交豁免权的攻击,因为她把一位领导人当作朋友:“从此以后,所有的前政府领导人都面临潜在的危险。这是一个已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除非参议员皮诺切特可以安全地返回智利,我们就没有机会关上盒子。”
这就是瑞德•布罗迪在思考的问题。
作为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纽约助理检察官,布罗迪是曼哈顿人权守望组织的总辩护官。他喜欢这个职业中对抗的内涵,当他在CNN上看到皮诺切特的新闻,他开始思考,抓住了一些可能性,布罗迪说:“我们几个月前在罗马起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一个永久性的审判法庭,具备起诉种族屠杀、反人类和战争罪的权力)的条款,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皮诺切特被捕标志着欧洲法官第一次采用全球司法权的原则,它让法院有权起诉一个犯有国际法中最严重罪行的人,无论被告的国籍和犯罪行为出现在哪里。就皮诺切特的案件来说,上议院(当时英国最高的司法机构)需要决定的最重大的法律问题是,英国是否应当忽略传统的法律豁免权,而是依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来把他引渡到西班牙。
曾经调查过皮诺切特时代中美洲侵犯人权事件的布罗迪飞往伦敦,代表人权守望组织向检方提供咨询服务。1988年11月,在一间拥挤的法庭里宣读的戏剧性的判决中,法官做出了不利于智利强人的判决。一名英国法理学家解释了这个判决中决定性的因素:“酷刑和绑架人质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行为,这对国家首脑甚至更高级别的人的适用性,和对所有普通人的适用性一样。任何有别于此的结论都是对国际法的践踏。”
皮诺切特被捕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一个颇为引人入胜的问题萦绕在人权组织的头上:“谁将是下一个?”
当布罗迪还是哥伦比亚的一名法律系学生时,一名教授对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推翻种族隔离制度辩论策略的见解,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先从一个简单的案件着手,最终赢得了‘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译者注: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具有指标意义的诉讼案。该案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决定,判决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因此原告与被告双方所争执的‘黑人与白人学童不得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法律必须排除‘隔离但平等’先例的适用,因此种族隔离的法律因为剥夺了黑人学童的入学权利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所保障的同等保护权而违宪,该法律因而不得在个案中适用,学童不得基于种族因素被拒绝入学。因为本判决的缘故,终止了美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白人和黑人必须分别就读不同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现象。)。”布罗迪对我说这番话时,我们正在帝国大厦人权守望组织办公室旁边的一家韩国餐厅吃饭。在皮诺切特被判决之后,布罗迪搬到纽约居住,他决定采取同样的策略。布罗迪需要一个他必胜无疑的案件。
引起他关注这个案件的是他的朋友和前同事彼得•罗森布鲁姆,当时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项目的副主任。他在恩贾梅纳一家酒店的房间里留下一张纸条:“我找到了你的下一个案子,哈布雷,乍得。”布罗迪立即发现了机会,尽管他对侯赛因•哈布雷和乍得几乎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哈布雷的避难所塞内加尔就是这个独裁者的软肋。
塞内加尔是第一批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国家之一,而且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如果布罗迪可以对哈布雷提起酷刑诉讼,塞内加尔将不得不引渡他。布罗迪说:“这个国家一直认为自己是国际法和人权领域的先驱。我们在想,如果有一个国家志愿拿出一个伸张国际正义的案件,那必将是塞内加尔。”
1999年,罗森布鲁姆把布罗迪介绍给一位在哥伦比亚学习的乍得年轻律师,德尔菲娜•德基拉比是乍得第一位女性律师,她警告布罗迪,尽管哈布雷已经下台9年,但首都依然布满独裁者的心腹,他们在机场、海关、警察局任职。如果布罗迪要继续他的工作——她非常期望看到事情的进展——那么他必须要极为小心。证人恐怕不敢说话,错走一步都会引起乍得情报机构的警觉。毕竟现总统伊德里斯•代比在推翻哈布雷之前,是他的心腹和密友。
作为一个精明的棋手,布罗迪决定先放出暗哨。哈佛大学人权项目的两名研究员是跟随罗森布鲁姆学习的年轻律师,他们同意前往乍得,表面上是研究一个有争议的乍得与喀麦隆石油管线的项目。来自比利时的尼古拉斯•素丁和他的同事,来自西班牙的基诺维瓦•埃尔南德斯•乌里兹在台风季到达恩贾梅纳,他们随身携带哈佛大学的4000美元津贴、德基拉比告诉他们的几个联系人姓名,以及调查案件的秘密任务。
德基拉比给他们安排了不易引人注目的天主教工作,素丁扮成牧师,埃尔南德斯扮成修女。他们没有汽车,不得不徒步穿过首都泥泞的街道,寻找目击者的家。埃尔南德斯告诉我:“我们感觉到被跟踪了。”她和素丁发现人们害怕谈起哈布雷统治时期的事情。
在哈布雷执政时期饱受折磨的苏莱曼•干瓜因,在把独裁者绳之以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苏莱曼•干瓜因不是这样,他开门时的反应不像他们找到的另外一些受害者那样害怕。埃尔南德斯回忆道:“他很激动,说他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他说是上帝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于是,两个学生和他在花园里坐下,听他讲埋藏在心中很久的故事。
1988年8月3日,是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漫长的一天,干瓜因在这个跨政府组织中做会计工作。他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看到她的妻子露达来找他。她极少来到他的办公室,已经怀有他们第7个孩子的露达非常恐惧,说哈布雷可怕的情报组织“文献安全指挥部”的便衣到家里来找他,请他快点躲起来。
他还没有来得及安慰她,特工就已经找到他的办公室,他们的丰田车上印着文献安全指挥部的字样。他们命令干瓜因推来自己的摩托车,自己骑车跟他们走,一个特工坐在后座上。出发的时候,干瓜因看到他的表弟坐在文献安全指挥部的车里,也被捕了。
干瓜因被带到文献安全指挥部情报部副部长的办公室。他回忆道:“第一个问题是我信封什么宗教,我说我是个基督教徒,他说他也是。他让我说实话,只说实话,否则他有很多方法让我就范。”
文献安全指挥部官员问他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干瓜因说不知道,他马上挨了一个嘴巴。接下来他被指与表弟合谋为反哈布雷分子提供资金和庇护,因为他曾经在喀麦隆边境居住过。(在乍得国内混乱期间,整个乍得湖流域委员会都被临时安置在那里。)干瓜因经常迎接其它乍得难民来到他在喀麦隆的家,但是对于他是为破坏分子提供庇护的反对派的指控,荒唐得让他笑出声来。
站在身后的卫兵突然用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
干瓜因被拖进牢房,消失在恐怖的炼狱中。两年半的时间里,这个温和的记账先生先后被关在3个监狱中——最早是单独监禁,然后是和其它犯人挤在一起,甚至睡觉都不能躺倒,除非有人死掉。实际上,每天晚上都有人死去,活人于是就躺在死人身上睡觉。直到狱卒觉得死人堆得太高(五、六个人),他们才会搬走尸体。最近,曾经和干瓜因被关在一间牢房的朋友克莱门特•阿贝福塔在恩贾梅纳接受了一次长时间、令人动容的采访。他说,在4年多时间里,他每天都被强迫掩埋了数百具被处决和病死的犯人尸体。
干瓜因也几乎变成了死者之一。他对我说:“我曾经有三次放弃了生存下去的希望,我病得很严重。”干瓜因的疾病是政治犯们普遍遭遇的情形:疟疾、登革热和肝炎。他曾经在一天24小时轮流被关闭在完全黑暗和强光刺眼的环境中,而且只能站立,连续几个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他几乎无法行走。最糟糕的是,当他被抓到带领其它犯人祈祷时,狱卒捆住他的睾丸把他吊起来。
干瓜因说:“我当时在想,‘如果上帝让我熬过这场苦难,我该怎么做?’”那天晚上,他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得以幸免,他将用一生的努力向世人揭示侯赛因•哈布雷对乍得犯下的罪行。当干瓜因向布罗迪的特使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两位年轻的哈佛大学法律学生几乎要落泪。
素丁说:“接下来他说,他愿意出庭作证。”
干瓜因藏在家里的是792项目击者证词,这都是他在哈布雷下台之后多年来用花言巧语从其它幸存者口中得到的信息。其中包含了三次种族镇压行动,由于怀疑这些种族对政府的忠诚,哈布雷曾经下令对整个部落进行残酷的惩罚,作为他长久以来巩固政权的残暴方式。证词揭露了各类酷刑,包括灌水、用汽车排气管使人窒息和臭名昭著的“Arbatachar”——受害者的四肢被绑在身后,逐渐收紧绳子使胸部在最大程度上突出。这造成了肢体变形、瘫痪或者坏死。
独裁者潜逃之后,前哈布雷政权中的要员依然留在恩贾梅纳,很多还身居要职。有人听说干瓜因在做的事情,威胁他的生命安全。于是干瓜因把这些证据藏起来,希望有一天他可以给律师展示。他说,你们的出现让我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
埃尔南德斯说:“在那一刻,我们知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案子。我们非常兴奋。我们掌握了实际的证据,这一定会启动司法程序。”
她和素丁两个人也很害怕。他们给干瓜因找到纸张,他在办公室偷偷摸摸地复印证据材料。素丁把这些文件藏在修道院的洗衣房中,但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带出乍得。装载行李箱中带出机场是一个选择,但是太危险了。他们在美国使馆找到了一位警官,他同意用外交邮包寄出这些文件,但他们还是觉得这样的安排不保险。
在他们想好完美的解决方案之前,埃尔南德斯不得不提前离开。于是素丁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无视危险的存在,采用一位高级牧师的建议。他把文件装在背包里,驱车前往机场。当他走上非洲航空公司的柜台,把原定几天之后的机票改到当晚的航班时,他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了。柜台服务员看了看他的机票,似乎有些怀疑,说他的机票是假的。当他与服务员争吵时,素丁看了一眼安检柜台,海关人员在随机选择行李打开仔细检查。
与非洲航空公司服务员的争吵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就像它为什么会开始一样让人摸不到头脑。素丁拿着行李派对等待安检。官员们依然在选择一些行李打开检查。他随着队伍慢慢地走近……幸运之神降临了。“第二天早晨,我已经来到巴黎,这些文件终于离开了这个国家。”
巴黎国际都市大学的海外法国领土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和后殖民地时代往往被称为“非洲之家”。这里是革命政治的温床,来自各所大学的年轻非洲学生每天在这里聚会,讨论马克思、法农,争论当时席卷非洲大陆的内战。
这里很少有乍得学生,但他们的参与度很高。在60年的殖民历史中,虽然法国很少关注乍得,但它把这个国家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种植棉花、基督教盛行的南方被称为“有用的乍得”;相对贫瘠、穆斯林占主导低位的北方被称为“无用的乍得”。法国在1960年离开乍得时,完全不顾这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团体间历史上深厚的积怨,任其遭受内战的蹂躏。到了1965年,出于对独立后第一任来自南方的总统弗朗索瓦•托姆巴巴耶的愤怒,乍得陷入混乱。北方的穆斯林尤其痛苦,因此一些人在巴黎聚在一起讨论革命的思想。
侯赛因•哈布雷是参与者中最冷静的一个,他很少讲话,但一开口就会激情四射。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出生在北方一个牧羊人的家庭,他被一位法国军官看中,来到巴黎海外高等研究学院学习政治。他一直读到博士学位,但他期望回到乍得。与哈布雷同在巴黎学习的阿瑟基•伊本•奥马尔说:“他很平静,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个品质让他站到了结束南方霸权运动的前线。”这个人后来回到乍得,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一名游击队领袖和政治家。
1971年,哈布雷回到祖国,短暂担任公职之后移居到广袤、贫瘠的乍得北方,建立了一个民兵组织,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基础。哈布雷与他的士兵驻扎在提贝斯提山脉的火山岩洞中,那里距首都500英里,杳无人烟,他树立了自己强硬的名声。1974年,他把一名蓝眼睛的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克劳斯蒂携为人质将近三年,还杀害了一名前来谈判的法国陆军上尉。这让他名扬西方社会。
伊本•奥马尔谈到他与哈布雷在乍得再次见面时,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内心燃烧着一股征服和掌握权力的欲望。”在向这个欲望前进的过程中,他几乎将恩贾梅纳烧为白地。
1979年,哈布雷被乍得邻国临时拼凑起来的过渡政府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过渡政府试图把超过11个乍得各自为战的武装力量结合在一起。选举方案已经确定,但哈布雷不想再等了。1980年3月,他冒然采取了夺取总统宝座的第一次武装行动。他用“斯大林管风琴”向首都发射密集的火箭弹,这种武器在快速发射喀秋莎火箭弹时会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哈布雷最终并没有取胜,但是他的部队与过渡政府领导人、总统古库尼•奥伊戴的军队之间的战争持续了9个月,5000多名乍得人死亡,恩贾梅纳陷入血腥的僵局。
之后,局势突然发生了转变。奥伊戴使出最后的手段,他联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这个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支持者。利比亚独裁者很高兴介入乍得的冲突。卡扎菲丰厚的石油收入——讽刺的是,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美国公司——让他有能力展示扩张主义野心,而乍得是他“泛非主义”远景理想的第一步,这样他可以消除殖民地时代非洲的国家边境。乍得与利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喀麦隆、中非和苏丹接壤,后者在当时是继埃及之后非洲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在与以色列签订《戴维营协议》之后,苏丹是唯一一个支持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阿拉伯国家。)
到了1980年11月,已经有4000名利比亚士兵进入乍得。12月,他们占领了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包括恩贾梅纳。哈布雷和他的军队逃到苏丹和喀麦隆。1981年1月,奥伊戴和卡扎菲宣布利比亚和乍得即将合并,以此来警告西方及其非洲盟友。
在半个地球以外,罗纳德•里根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伊朗人质危机不但困扰吉米•卡特一直到他任期结束,而且还让美国的声望扫地。里根决定做一些改变,他很快指出,国际恐怖主义是对世界秩序的首要威胁。就任总统职位一个星期之后,他在白宫南草坪上说:“恐怖分子要当心,一旦国际秩序遭到威胁,我们的政策是给予迅速和有效的惩罚。”
里根并没有提到卡扎菲的名字,但他或许直说也无妨。就职典礼之后,里根很快签署了一项秘密总统调查令:卡扎菲不可以控制乍得。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个国家成为了“恐怖战争”的主要战场。
里根政府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卡西和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很快综合了各方意见,与哈布雷合作展开秘密军事行动。用黑格的话来说,目的是替美国“让卡扎菲的鼻子流血”,“把更多的松木盒子(译者注:指棺材)送回利比亚”。很快,里根向哈布雷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和未来资助的金额相比,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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