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汤恩伯37天丢失38座城池,震惊世界的大溃败
2010-10-22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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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24日,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豫湘桂作战命令,随后进行调集部队和作战物资的准备。 日本用于这次作战的兵力有: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又3个旅团,第十一军9个师团,第二十三军2个师团又3个旅团,第十三军1个师团,中国派遣军直辖1个师团。另有2个飞行团,总兵力50余万人。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共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总人数约650万人,从数量看,超过日军的许多倍。 1944年春,当华中日军正在调兵遣将之时,蒋介石竟对日军的作战意图没有觉察,日军进攻河南前,八路军及时给国军通报了日军修复铁路,赶修黄河铁桥,频繁调动军队的动向,希望引起注意。但河南战区指挥官蒋鼎文、汤恩伯仍不作任何防御准备。 4月17日夜。日军一部在开封方面渡过黄河,突破中牟附近中 国 军队的阵地,19日占领郑州,并攻陷尉氏、新郑。
同时,豫北方面之敌突破中国军队的河防阵地,攻陷广武、把水:荣阳、密县等地。5月1日,日军攻陷许昌。接著又连陷临颖、袭城等地。7日,许吕之敌南下。连占团城、膘河。同时,由信阳北攻之敌连续攻占确山、遂平、西平等地。8日,南北之敌在西平会师,打通了平汉线南段。 在此期间,日军集中7个师团向洛阳进攻。5月25日,洛阳失陷。河南会战,日军参战兵力约10万人,而中国战区属下的部队有18个军,约30万人。但是在1个多月里。却丢失30多座城市,损失5万多人,使河南大部地区沦于敌手。 在此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除部分非嫡系部队抵抗过日军外,其余的都是望风而逃。当时河南国民党军队共有军用卡车七八百辆,仅100辆用于军运,其余的都被军官们用来搬运私人财产和运送他们的亲属向西安逃跑。在逃跑中,各部队争先恐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三军竟互相□杀起来。连日本军人也讥笑说,用汽车也赶不上国民党军。 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损失了约100万兵力(苏联军事百科指出国军损失100万人,黄玉章中将主编的抗战正面战场作战记提出的损失数为50万人,本处以苏联军事百科为准),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约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都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豫湘桂战役的彻底失败与同时期盟国其它部队在全世界范围内节节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使中国国家军队成为世界上的笑柄,还使得盟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大为改变,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由于抗战不力被盟国抛弃,最终丧失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悲惨结局。中华民国作为所谓的“战胜国”,结果却反而丧失领土达150万平方公里之巨,其直接原因就是国民党部队在豫湘桂的大溃败。 从汤恩伯部被河南人民缴械谈:国民党保卫的是蒋家还是人民 “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蒋家王朝官僚的逻辑 1943:《大公报》与河南之灾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6000字的报道,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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