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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提示] 把"跃进”称作“冒进”的周恩来被逼认错后大跃进得以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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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广丰隐士 于 2015-2-12 12:27 编辑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大跃进”前周恩来的三次检讨》[转帖]
此文最初刊载于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文史精华》杂志的07年第12期,直接转载  我则是从新华网理论频道中的这个网页上转载来此文的: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2/24/content_7655671.htm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南宁会议上一作检讨

    毛泽东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就在南宁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反冒进”的问题,把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推向高潮。毛泽东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包,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要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第二天,毛泽东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继续阐述他的观点:“我们要注意,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就很不好。群众观点是从6亿人口出发。看问题要分别主流、支流,本质、现象。”“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他还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这些措辞严厉的批评,使“会议从一开始空气就非常紧张了”。

    在1月16日的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100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和到会的副总理们“坐卧不安”。当年随周恩来一起到南宁开会的他的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几乎每天晚上,先念、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商议怎么检讨等等。那时,会议的形势很紧张。”

    1月17日,毛泽东在听取各省市汇报时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认为,“反冒进”是针对他所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说: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积极性没有料到。”

    1月19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随后,继续进行大会讨论。会议从晚上8点多一直开到深夜1点多。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他在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

    周恩来说: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周恩来和刘少奇1月23日一同返回北京。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成都会议上二作检讨

    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他说:“我们在南宁是半个中国了,华东、中南、华南这三个区域,东北找了一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一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这一次我们是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

    成都会议是从3月9日至26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的金牛宾馆举行。会议的中心还是讨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这个问题。3月9日即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毛泽东认为:“过去8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再一次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3月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做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他接着说,“当时确没有这样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了。”

    对周恩来的检讨,毛泽东说:“如果从经验上、从方法问题上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也不是老要听自我批评的问题,南宁我们都听过了,北京也听过了的。”可见周恩来的检讨对毛泽东的要求还有距离,还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为了把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和形成的决议以更权威的方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3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在5月5日召开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1958年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上三作检讨

    周恩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所进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就反冒进问题继续进行检查。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5月5日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毛泽东在5月15日晚间,分别约陈云、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谈话后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周恩来和陈云在大会上对“反冒进”问题再一次作了检讨。在陈云5月16日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周恩来5月17日作检讨。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检讨中,谈到“反冒进”的错误时说:“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我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间。当时我对于1956年的建设成绩和在跃进中出现的某些缺点和困难,作了错误的估计,把实际上不到一个指头的缺点夸大化了,肯定1956年的年度计划‘冒’了,并且提出1957年适当收缩规模的意见。”“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分不开的,也是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他又谈到这一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说:自己对毛泽东指出的“反冒进”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这一点,“在相当时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周恩来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向全党提出了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在这样的情形下,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邓小平认为:“‘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从当时的情况看根本是无法反对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迫于“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周恩来选择辞职。他向中共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担任国防部长的工作”。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他们提出的请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财经小组12人,陈云任组长;政治小组5人,彭真任组长;外事小组6人,陈毅任组长;科学小组6人,聂荣臻任组长;文教小组10人,陆定一任组长。6月16日,这个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各省市自治区,其中,毛泽东写道:“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当时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和紧张气氛,使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同意见事实上已经难以提出。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导权。

    1958年到1960年这3年“大跃进”,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困难时期,为了同舟共济,尽快渡过难关,周恩来一方面担负起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并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周恩来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和品格,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叹!(摘自2007年12月《文史精华》)

点评

CCAV,尼玛整个一阴暗小人!  发表于 2015-2-12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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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2:57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心五毛蜂拥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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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必被群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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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离间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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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之间如有分歧,也是正常的,不要乱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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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4: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一相 于 2015-2-12 14:15 编辑

1958年到1960年这3年“大跃进”,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如果没有“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农业会不会下降30%呢?
如果没有“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会不会有“使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几年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困难,从而不得不对陷入僵局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呢?
关键在什么地方呢?上面定调子,下面怎么唱的戏?还是官僚主义吧?是不是在下面瞎指挥去贯彻呢?如果根据实际困难情况放缓了,顶多是没有贯彻中央意图。就是官帽子不要了又怎么样?工厂招标下去,下面就是不给你好好执行,这是指标的错误吗?还是下面执行的问题?从逻辑上分析问题不再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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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2 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只是领导者对建设社会主义走快一点或稳妥前进的分歧,与“改开”的路线方向性问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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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毛周的结合才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没有毛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也许与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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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2 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广丰隐士 于 2015-2-22 01:32 编辑
识丁老头甲 发表于 2015-2-20 12:58
9楼说:“1958年,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 ...
1958年毛泽东这样痛批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转载]
转自环球网历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history.huanqiu.com/miwen/2009-01/332856.html
    陈云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就支持毛泽东,此后他和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紧密地合作。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把主管财经的重任,压在陈云肩上。
  但是,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同看法……
  事情是从1956620《人民日报》的社论引起的。这篇社论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写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曰“反冒进”。社论反对急躁冒进,后来也就被称之为“反冒进”。
  社论指出,当前一方面存在右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
  社论又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社论还指出,在反对保守思想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1958111日晚,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判了《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
  毛泽东说:
  “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
  毛泽东很严肃地指出: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气,不得了。”
  毛泽东还在这篇社论上加了这样的批注:
  “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事态变得非常严重。这就不能不追溯《人民日报》那篇社论的来历……
  那篇社论,确实是根据195664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写的。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会议的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之后,曾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连忙把社论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社论的清样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这样,社论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社论发表之后,当时,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其实,毛泽东所批的“不看了”,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直到过了一年多,在1957920109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毛泽东说: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所谓的“促进委员会”,是针对“反冒进”而言的。毛泽东称,那些“反冒进”的人可以组成一个“促退小组”。他说:
  “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于是,也就追溯到那次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其实,早在1956年春天,周恩来就提醒大家:“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那是因为中共在“经济专家”陈云的苦心经营下,经过三年恢复经济,然后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上有了相当的发展。1956年初,在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的口号下,经济上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
  作为财经工作的主管,陈云向来务实,他支持周恩来。陈云说:“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
  李先念也表示同意。
  这样,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957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1957110,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1957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
  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1958111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1956620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19571225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56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
  在南宁,116,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117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此后不久,195822,《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社论指出: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
  “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19571113《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1958218,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1956年是冒进,右派攻击1956年是“全面冒进”,二进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
  “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1958415,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2200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1962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1500万吨。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1962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1962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3000万吨!
  既然定下了1962年的中国钢产量为3000万吨,那么1958年的钢产量应该是多少呢?
  1958821,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
  “6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1957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535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1070万吨。
  那“1070”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
  公布这一决议时,离年底只有4个月了!前8个月,累计只生产了380万吨钢,这样,在剩下的4个月中,必须完成700多万吨钢!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连毛泽东自己都笑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薄一波说:“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废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1958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1070”!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1958年只生产了800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陈云在这“大跃进”年月,虽说他本来就反冒进,但是此时他又必须服从毛泽东的“大跃进”,只得去完成那些“跃进”指标……
  195811281210,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至1250万吨。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9581123,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
  “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
  “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不过,即便如此,在陈云看来,那年产1800万吨钢的指标也是难以完成的。同样,会议决定的1959年的其他国民经济指标,也太高,难以完成。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
  中央全会……提出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1100万吨左右增加到1800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7500亿斤左右增加到10500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6700万担左右,增加到1亿担左右。
  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然而,高指标脱离了实际,“大跃进”成了虚火。
   陈云一次又一次向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
  在19591月上旬,毛泽东在北京找陈云谈话时,陈云又说:“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指标太高。1800万吨钢,恐怕有点问题。”
  毛泽东有心改变高指标,十分赏识陈云的见解,说道:“那就拉倒!”
  1959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然而,胡乔木起草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仍然重述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提到的“四大指标”。
  陈云看了之后,直接把意见告诉毛泽东:“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听了觉得陈云言之有理。
  这时,陈云才提起,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结束时,他曾对胡乔木说过,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
  这下子,毛泽东生胡乔木的气了。毛泽东颇为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不报告?”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委托陈云对压缩钢铁指标进行研究。
  1959511,陈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经过他的仔细调查,“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
  要生产九百万吨钢材,就要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二千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一千三百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五百五十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一百五十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等五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结论: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即“生产一千三百万吨钢”,扎扎实实,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的以上的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务实”精神的写照。
  但是仍有人对陈云的报告提出意见,以为这指标太低,会泄气。
  陈云又于1959515致函毛泽东:
  “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毛泽东同意了陈云的意见。
  这样,523,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上宣布:
  “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195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387万吨(况且这数字也是掺了不少“水分”的)

  摘自叶永烈著《陈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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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2 09:12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丰隐士 发表于 2015-2-22 01:31
1958年毛泽东这样痛批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转载]转自环球网历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http:// ...


评周恩来“反冒进”与毛泽东“反反冒进”之是是非非  
——论《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毛泽东传(1893―1949)》之相关谬论  
                 杨连旭  
                 2012/2/1   
   (节选
周恩来反冒进和毛泽东反反冒进究竟孰是孰非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关注这样的史实:  
其一、周恩来反对经济建设上的冒进,是1956年初提出的,一直延续到1957年初。  
其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始于1957年九十月间在北京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终于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  
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组织的反冒进结束了八、九个月后,毛泽东才开始批评反冒进的。  
由此,问题便产生了:  
一是、既然周恩来反冒进贯穿了1956年始终,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当时没有提出批评?  
二是、既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没有对周恩来反冒进提出批评,可在事后九个月,已是时过境迁了,毛泽东为什么却突然开始高调批评反冒进,且不厌其烦地持续了八个月呢?   
对这个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解释是:“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1957年下半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上波匈事件已经过去;国内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各级干部经过整风改善了工作作风;农村出现了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人心振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主席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  
既然如此,也就说明: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周恩来反冒进这事远远没有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的分量重。  
这就奇怪了:一向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毛泽东,怎么反倒置国内事关国计民生的反冒进于不顾,却集中精力关注国外的事来了呢?难道他真如一些混蛋所言:企图成为斯大林之后的国际共运第一人吗?  
当然不是!那些混蛋从来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怎么能把他们的话当真呢。  
其实,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当时就对反冒进提出批评,原因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  
对此,不光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了肯定,而且薄一波他老人家也强调:“总之,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    
对于反冒进,不仅是薄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毛泽东也认为,一个时候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尤其是,毛泽东还不只是嘴上这样说,而且更是在行动上这样做。对此,薄老介绍得是一清二楚: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  9月13日 ,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不仅如此,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的坚决反冒进呢!《毛泽东传》之<十三、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记载了就在这一年:  
 二月十七日 ,继续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一九六二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⑤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三月六日 、八日、九日,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四月二十日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75.html  
正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即便有所不当,也完全可控,不至于酿成大祸,且反冒进的组织者又都在兴头上、风头正健、锋芒毕露,当时即便批评,也是效果不好。对此,毛泽东当然识趣、要等待时机。  
   
                                (四)
   既然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在主动、坚决地反冒进呢,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却还要在事后批评反冒进,他的批评一定是错误的吧?  
不,不是的,绝不是的!以为凡是正确的事物就必定是白玉无瑕、完美无缺,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事实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往往还是白玉微瑕。1956年的反冒进也是如此,绝不是白玉无瑕、无懈可击的。  
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并不说明反冒进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正确的。而毛泽东之所以在时隔九个月之后开始了持续八个月时间批评反冒进,其根本原因是:反冒进的做法不仅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而且还产生了两个副作用:  
其一、导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就是1958年4月上旬,毛主席在武汉主持召开一次汇报会议上所说: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1957年劲头不大。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其二、被别有用心之人给利用了,就是一九六○年 二月六日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毛泽东所说:“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3478394  
两个副作用发生得竟然是如此的严重!这就表明:反冒进已经脱离了业务工作范围,成为了政治问题。由此,也就注定了反冒进的命运。 1958年2月18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既然让毛主席感到不舒服了,那么反冒进也就在数难逃,受到他老人家的批评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实,反冒进作为控制建设速度、保护综合平衡的一项阶段性的业务工作,竟然不仅造成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而且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借口,酿成了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本身也证明了反冒进的做法确实有着诸多值得商榷之处。  
那么,1956年反冒进的失误或者错误之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对此,既然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那么他就必然是有的放矢,具有针对性,指出问题之所在。其中,  
一是、毛主席在南宁会议第一天( 1958年1月11日 )就批评说: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 1月20日 ,说:“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二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认为:“当年反冒进是不尊重唯物论,也不尊重辩证法。不讲全面,不抓本质和主流”。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三是、毛主席认为,造成反冒进的另一个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了平衡,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对于毛主席的这些指责,由于时过境迁且缺乏必要的史料,我们也无从谈起。然而,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判断出,1956年的反冒进确实有问题,而且还是不可小觑的问题呢!  
   
(五)  
第一、公开化:口号名不副实,不得人心,人心不服气不顺。  
所谓冒进,即是指不顾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形,而冒昧进行。那么,1956年初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的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势头,是否属于冒进呢?  
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注意《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提供的这样一个史实:  
 4月10日 ,周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要联系到平衡”。他指定我和计委张玺同志负责平衡工作。鉴于不少地方由于劳动力增加和对“右倾保守”的批判,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而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因此工作很被动。为扭转这种被动状况,周总理根据多次平衡测算的结果,提出1956年物资供应计划按钢材442万吨、水泥647万吨方案执行,并下达到各部门和地区。 4月14日 ,国务院为此下达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使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同计划的全面平衡相结合,特别是同物资供应计划相结合。如果只看到施工力量的增长,而没有注意到设计、设备和材料的供应情况,采取全面铺开和齐头并进的作法,就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停工、窝工现象,并且会使我们的计划有部分招致落空的危险”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5.html。  
这就表明: 1956年,直到 4月14日 ,国务院才将物资供应计划的实际可能向各部门和地区交底的。  
由此,关于1956年初,各部专业会议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这是否属于冒进的问题,就要看对谁而言,从哪个角度看。  
一是、从全局的角度,对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而言,确实是冒进了。因为下面普遍要求多生产,多建设,修改原拟定的计划指标、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已经超出了综合平衡的具体条件和实际情形,这不是工作轻率地开始,急躁地进行的冒进又是什么呢。  
二是、从局部的角度,对地方和部门的人而言,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冒进。因为上面“却不敢将物资供应紧张情况向群众交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综合平衡的客观情况的可能究竟如何,自然至少从主观上他们也就谈不上什么超过过客观情况的可能,工作轻率地开始,急躁地进行的冒进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国务院出面大张旗鼓地反冒进,不免就有了上级得病却给下级吃药和鞭打快牛之嫌,自然是人心不服、泄劲泄气了。  
不仅如此,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作出反冒进的方针,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因为国务院也是两种意见,只有财金贸系统想少搞,工业部门是想多搞的。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凡此这种,从《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提供的另一个史实,即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批评反冒进作了结论。不少同志在小组会发言时也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认为少奇同志的报告对反冒进的批评还不够,语气嫌轻,对立面讲得不够,应彻底清算反冒进的“错误”。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正因如此,也就难怪:  
其一、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主席 1月14日 说: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其二、在 1958年3月8日 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六)  
第二、扩大化:反得那么厉害,反过了头,变异成了另种冒进。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 3月9日 指出:“1956年的反冒进,吹掉了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是方针性的错误。”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51935/176588/176596/10556144.html  
其中,关于“多快好省”,1957年九十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 毛泽东在讲话的第五点谈到:“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做革命的促进派》)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对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解释是: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3.html  
显然,这样的理由近乎于强词夺理了!既然“多、快、好、省”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那么就理应坚持;既然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那么就理应组织人认真研究、提出具体指标;既然好和省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 那么就理应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既然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那么就理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好、省”之上。  
总之,仅仅是因为没研究、有困难、不容易,就图省事,干脆将 “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笔删掉,这显然是反冒进反过了头。  
这就如同改革开放后,因为发展集体经济和国有企业必须操心费力,就干脆把农村集体解散、把城市国营企业搞跨一样,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懦夫懒汉思想,极端做法。  
只是反对工作急躁地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这本是正确的,可把不属于急躁范围内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视为冒进,同工作急躁和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一起反掉,这就形成了扩大化,走到了反面,使反冒进从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政治领域,蜕变成了一种冒进,形成了促退的冒进。  
这也就难怪,如薄老所言: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  
也正因如此,1958年南宁会议,  1月11日 晚 ,毛主席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七)  
第三、分散化:组织程序缺失,自行其是,成为分散主义的典型。  
从1956年反冒进的过程,不难发现,这样一项事关全局的工作,竟然是由周总理在 1月20日 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开启的。由此,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都是国务院在发号司令。  
直到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才有了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至于毛泽东的出场,则是直到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于 6月10日 左右脱稿,先后经过定一、少奇、乔木三同志修改,在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  
必须注意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就职务而论,既是党的、也是国家的主席;就内部分工而言,至少在 1956年9月15日 到27日,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还处在一线上,是名正言顺的最高决策者呢!  
不仅如此,正如毛主席在 1958年5月23日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原来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高潮》序言、促进委员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论十大关系、多快好省等都是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的,“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爆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显然,反冒进如此所作所为是为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要知道,早在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此后,不仅三令五申,而且还在1953年开展了反“分散主义”运动。  
如果说“没有事先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在国务院系统也脱离了多数的部”,这还只是工作作风问题的话,那么“不经合法手续,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问题的性质可就不一般了!  
说轻,是思想意识和工作水平问题;说重,那就已经涉及到了党纪国法了。  
这就难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强调:“毛主席对反冒进是有‘气’的。”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8.html  
1956年,尽管毛泽东“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可他老人家却也不是无动于衷。  
早在中央宣传部起草的社论,于 6月10日 左右脱稿,少奇同志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主席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不满之情已然跃然纸上。正如事后他对胡乔木、吴冷西所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  
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0478610&page=46  
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中,毛主席除了在小组长会议上提出七条外,还在 11月15日 的大会上讲话说:前进不是突然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有退有进,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这正如《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指出:“从这些话语中看得出来,毛主席对这次会议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但当时没有提出批评,而且同意1957年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88.html  
尽管毛泽东一再表露不满情绪、发出不同声音,可却就是未见其他相关的人有任何相应反应的记载。解释、安抚、宽慰……,似乎周总理、陈云和少奇同志他们全都无暇顾及,只顾一如既往、旁若无人地反冒进呢。  
虽然如此,毛泽东对反冒进依旧还是采取了保留态度,当时没有提出批评。从根本上,这固然是因为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但又何尝没有分散主义势力强大的因素呢。  
   
                   (八)  
“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毛泽东 1958年2月18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的这话,表明了他对1956年反冒进的评价。(《毛泽东传》之《十九、发动“大跃进”(上)》)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正是由于“冒是有点冒”,所以反冒进本身是正确的,因此毛泽东尽管有不同意见、是有“气”的,可也采取了保留态度,当时没有提出批评,最后处理时,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正是由于“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所以反冒进的做法发生公开化和扩大化的“左”倾错误,不仅被别有用心之人给利用了,而且造成“1957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因此,毛泽东必须批评反冒进。  
《毛泽东传(18931949)》之《十九、发动“大跃进”(上)》所指出:“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  
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这话虽然有股异味,可却也说的是实情。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讲: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中学生读书]: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315000000_16669.html  
所以,必须注意: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并非是批评反冒进本身,而是批评反冒进的方法!   
“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这就是毛泽东揭示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而且,有教训为依据。1955年,由于几次调整计划,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到年底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结果,如毛主席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2/7209396.html  
显然,与其这样,还不如冒一点呢。所以,毛泽东要反保守主义。如其所述:“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由此,自然就是只有冒一点,才能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的发展。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1956年4月28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说:全国的平衡还是要的。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没有一点平衡,没有一点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搞不起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22120/122133/7209837.html
   当然,如果如改革开放这样,冒得财政赤字向美国看齐,肯定又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 1957年10月9日 ,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毛主席强调:“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做革命的促进派》)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2/30/content_2397587.htm  
这就是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根本所在!一如既往,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总是促进,以积极的平衡前进。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在同“左”右倾两种极端思想的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而每一次极端路线都给他所献身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左”倾路线的做法,更是直接沉重地打击了他本人。由此,他历来所倡导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终生都在防止“左”右这两种倾向的发生,尤其对左”倾做法则深恶痛绝,宁肯经常自称右倾,不惜公然宣传喜欢右派!即便是在经济工作中,他也是如此。  
正因如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所以,毛泽东早就确立的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强调的八大“大会坚持了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则根本就是在移花接木、欺世盗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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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2 12: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广丰隐士 于 2015-2-22 13:06 编辑

解放前的毛泽东跟党内的很多人比,确实算是很“右”。建国后到“反右”运动前他也比较稳健,但由于在号召“百家争鸣”,号召“党外人士帮党整风”,表演自己的民主作风,做“肚量”秀后,党内外人士,尤其是党外人士、知识分子出乎他意料地,毫不留情面地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而批评大量中 共官员的官僚作风,这使他很生气,气昏了头的他因此而意气用事,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使性子”,耍小孩子脾气,为了出气,出于“偏要跟右派势力,包括党内的右倾高官对着干”的心理,而从稳健走向了激进,走向了大冒进!党内一些干部在此前的“反右”运动中被批评为“右倾”,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甚至因此而被免职、送去劳教,所以党内的干部们纷纷被吓得或是为了升官,而向“左”转,“宁肯过左,也不稍右”,纷纷表演、展示自己有多左,提出可能是比毛泽东更激进,比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粮食产量等指标更高的产量目标。这就叫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居上位的人有哪一种爱好,在下面的人必定爱好得更厉害;上级喜欢看到哪种行为,听到哪种话,下级、下属们必定说得、做得比上级所喜欢、希望的,更彻底,甚至过头,以便“邀功”、“请赏”,得到“赏赐”,得到提拔。后来,各地“捷报频传”,大量的各级官员纷纷报喜,“放卫星”,浮夸、夸大粮食产量、钢产量时,毛泽东就高兴得相信了,因为当时他没意识到各级官员经过“反右”运动的惊吓,看到反右运动中大量“案例”、事例的“示范效应”后,已经不敢“唱衰”激进的政策(例如大跃进),不敢“给群众高涨的热情泼冷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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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2 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丰隐士 发表于 2015-2-22 12:53
解放前的毛泽东跟党内的很多人比,确实算是很“右”。建国后到“反右”运动前他也比较稳健,但由于在号召“ ...

胡新民:周恩来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胡新民 发布时间:2015-02-04 来源: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5/02/338174.html
  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一期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57日,周恩来发表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
  国际知名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指出;1935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整个人民中国的轮廓和进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这些论述大抵说明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自1935年以后建立起来的相知互信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建设新中国的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大的决策的决定和执行,当然也包括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周恩来都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1957年整风运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因此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现的情况,发生了诸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
  但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的确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和储安平都认为,新中国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另一位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也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
  形势很好而又出现很多群体事件的这种复杂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注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对党在执政地位上能否继续密切联系群众而担心。每当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总是先在共产党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道: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在稍后的三月十二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有格外深切的体会,因为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坚决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性。
  当时在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当时都经历了严重的的群体事件,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在访问中深刻感受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在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在第一次会谈中就说: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当没有实现六年计划中许下的诺言,但是,假如原来党群关系好一些的话,也不会发展到罢工的地步。(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157)在匈牙利,周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反复研究分析过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党的领导者由于未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要求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因而引发了大规模严重骚乱。同时指出,在骚乱中,匈牙利内外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周讲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表示了1500多名在场听众对周的观点的赞同。(见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第233)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4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关于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推进整风的经历,迪克·威尔逊是这样写的:“(1957)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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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2 14:21 | 显示全部楼层
广丰隐士 发表于 2015-2-22 12:53
解放前的毛泽东跟党内的很多人比,确实算是很“右”。建国后到“反右”运动前他也比较稳健,但由于在号召“ ...

胡新民:周恩来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胡新民 发布时间:2015-02-04 来源: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5/02/338174.html
  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一期
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07)”。
坚定地支持反右派斗争
  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肯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而且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别人帮助收拾局面。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当初称赞中共执政7年“累累硕果”的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现在却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
  对于“出轨”言行,周恩来是早就有所警示的。他在19561031日就提到了这一点。那天上午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会上报告匈牙利事件的发展情况和中国方面的态度,说:应该向匈牙利人民说明,搞社会主义我们支持,内部有错误可以批评,搞资产阶级复辟我们不能支持。下午有他出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还是波兰、匈牙利事件。会后周恩来就高等院校出现学生闹事问题,召集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指出:有的标语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反动思想,应该批判,进行教育。如果有行动更不行,因为这是违反我国宪法的。但是,要具体分析,不要笼统地说是反革命分子。
  那些极端言论无疑都是与党的整风目的相违背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当时就说:“通过整风,我们希望党政之间的关系能有所调整,但是绝不想削弱党的领导,如果经过整风削弱了党的领导,那就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见该书第253页 红旗出版社 1986)。另外一名研究毛泽东的的专家,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则描述得更加详细一些,他写道:“但是毛点起来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扑灭。学生领袖们公开号召结束共产党的统治。老师们为其学生榜样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的统治是‘专横无情的’,一名沈阳的教授宣称,要说中国无民主,其错全在党中央。还有人说及‘狠毒的专制独裁’,仿效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汉,中学生们也涌上街头,冲击当地政府机关。四川与山东也有骚乱的报告。”(见菲利普.肖特《毛泽东传》第374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显然,这些极端言论和违宪行动是完全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预料之外的。为了确保整风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中央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局势。毛泽东于514日晚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于519日晚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至深夜。5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至翌日凌晨一时。而在520日白天,中共中央就已经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透露出中央领导层在“摸到底”后形成的判断和部署:虽然“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中间分子的批评,一般是善意的和有益处的”;为此,中间分子的言论“应该逐步增多,占到报纸的主要篇幅”,要“召集基层干部的专门会议讲清楚,使他们心中有数,以便虚心地听取批评,总结经验教训,达到团结党外人士大多数、改进工作,孤立右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一个逐步引导局势向着有利于党内整风顺利进行的好的方向发展的渐进稳妥方案,表明中央领导层此时还不想因为过早反击右派言论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全党整风,更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整风部署。
  但是情况的发展仍然很诡谲。61日,在为访华的法国前总理富尔举行的招待酒会上,章伯钧对周恩来表示:武汉交通部的学校的学生们要到北京来请愿,请把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周恩来笑了笑没有说话。后来周恩来回忆道,当时他心想,章伯钧“脑袋膨胀得很,热得很,他觉得共产党不能维持了”。中共中央就在这天晚上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为了研判局势,64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65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开会;6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第二天,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周恩来没有缺席过一次。6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195762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53次全体会议,就《政府工作报告(草案)》的整风部分作了说明。他说:“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有些朋友竟然看成漆黑一团,觉得波匈事件以后,中国也差不多了。”“有的人认为船要沉了,天要黑了,另有打算,那就出了轨了。我们料到会发生一些错觉,但没有料到这样多,这样激烈,原则性问题都出来了。”他还指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不仅是错误观点问题,已发展到人民内部的有关方针、政策的对立斗争,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当然反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不论是政治斗争或者思想斗争,绝大多数人尽管见解不同,还是好意,这是主要的方面。反社会主义的力量较我们的预料来得清楚。按照各方面的揭发,也比我们预料的多些。因此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这方面有所回答。暴露出来的有些现象当然不太好,但如果我们冷静分析一下主客观原因,这种现象不可能没有,因为阶级尚未消灭,这是客观方面。另外,我们过去主观努力不够,还有缺点,三大主义我们还要反对。但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对形势观察错了,认为有机可乘,想趁火打劫,另搞一套。我们主张百家争鸣,而有些人要放他同社会主义对立的一套。整风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团结,而照他们的情况发展下去,是不能达到团结的,必须批驳。政府的成绩应该肯定。我们用整风、鸣放、和风细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的国家。离开或打算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们认为是右派,必须进行揭露和斗争。726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55次全体会议时再次指出:党中央原来决定整风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发动。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处点火,放阴风,现在运动需要广泛展开,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的关。这清楚表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在有人企图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日益嚣张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
  关于反击右派的时机问题,后来有人问,既然要反击,为什么不在问题刚刚露头时就反击呢?作为决策人之一的周恩来是这样解释的:“事情发生之后,为什么我们不马上敲起警钟,马上回击,反而让他们在报纸上、大字报、大辩论中这样大讲特讲呢?因为右派分子来势很凶,本来我们讲的‘鸣放’只限于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化上的百花齐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党都搞成鸣放。这样一来,问题就扩大了,什么反动话都打算说出来。既然来势很凶,我们索性就让他们都说出来。否则,如果马上反驳,群众必定跟着起来反驳,正义的人也要跟着起来反驳。结果少数人的话说了,右派中的多数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悬起来了,将来还有一天又要露出来,所以不如让他们都说出来。于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拿北京来说,包括党校在内的各学校、机关好像是乌云遮天,了不起。这一点,应该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动观点都暴露出来,使群众更容易认识它的反动性,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众的正义。”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中共中央正式改变决策部署,由全党开门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当时的匿名信事件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国务院秘书长助理(民革中央委员)卢郁文、民革中央常委李仲公等人都收到了警告“全家小心”的匿名恐吓信,有的还多次收到。这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事态的严重性。
  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政治决策,得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拥护。2004年,当年一位亲身参加过国家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反映了这个转折过程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愤。纷纷磨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 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直到19576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象从憋闷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新中国往事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2页至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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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隐士 发表于 2015-2-22 12:53
解放前的毛泽东跟党内的很多人比,确实算是很“右”。建国后到“反右”运动前他也比较稳健,但由于在号召“ ...

胡新民:周恩来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胡新民 发布时间:2015-02-04 来源:乌有之乡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5/02/338174.html
  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一期
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07)”。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2页至第3)
正确执行反右派斗争方针政策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时确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和政策界限,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195781日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第二,对右派分子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周恩来曾在19571221日和l223日在上海两次大会上阐明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除了有反革命活动、违法乱纪的分别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处理法办外,方法不外乎降职降级、调换工作、撤销工作、监督劳动、下去参加劳动、留机关考察等。l958129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69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周恩来在说明中特别指出,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办法有所变动。过去大多数开除,太严了。毛泽东主席说,对右派分子还寄予希望。右派处理以后,就要加紧改造工作,把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摆在校内比推到社会上好,所以大部分不开除。还要对右派分子和犯错误同志区别对待。
  第三,划右派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l957128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会议,商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l0日和11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等规定条例。l2日,中共中央制定下发了《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这一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和规定,是4天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共同讨论决定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中还规定:“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必须认真查清事实,经过群众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凡属中央和各级党委管理干部名单中的人员或者在政治上有重要影响的人员的处理,必须报告中央或者相当的党委批准。学校中的副教授以上人员的处理,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各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负责人员的处理,应当同有关方面协商,并须经过法定程序。”可见,当时中央对右派报批程序规定得相当严格。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由于当时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式,群众运动一经广泛发动便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地扩大化。
  周恩来一直是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模范,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更是如此。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结合当时文艺界发扬民主不够的现象,回顾了反右时的情况,他说:
  “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我们还是要‘一看二帮’嘛!所以,我不是主张无产阶级可以不要框子,不抓辫子,不联系出身、历史,应该戴的帽子也不戴,应该执行处分的也不处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那种错误的、不适当的东西在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别在1951年、1956年和1962年就知识分子问题专门作过三篇重要讲话,其中1962年讲话的主要意见,随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写入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周恩来选集》,标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文中关于反右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C.戴维先生在《周恩来与邓小平》一书中认为周恩来是“在工作中保持着对毛泽东的绝对的忠诚和不折不扣的服从”。但是,“作为一个善良而又理智的温文尔雅的国务活动家,他能通过自己的行动魅力以及表现出对祖国事业的献身精神,来鼓舞党外知识分子、爱国者和广大群众。他成了党与公众的合适人选。”中国的知识分子因而把周恩来称为“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儒家政治家”(见该书第2页、第14页和56页,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周恩来“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尼克松语),这使得许多在反右期间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深受感动。
  1957714日下午两点半,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在京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周恩来两次讲话,讲了两个小时,他说,今天开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积极参加反右斗争,“现在主要是反右派,但是不要忘记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文艺界还没有很好展开,要积极行动起来。反右派斗争告一段落后,整风还要仔细地搞”。
  著名作家巴金和萧乾是一对文坛老友,他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巴金还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冲击,而萧乾却已被批判。但是他们在这次会上都深深感觉到了周恩来的关心之情。
  2012年,萧乾夫人拿出一张萧乾一直珍藏的周总理相赠照片,对其友人说道:周恩來总理逝世前,萧乾想起在紫光閣那个下午,总理兩次问到吳祖光和萧乾來了沒有,並且用的是“同志”的称呼,见到他们后,周总理真诚地嘱咐他们要“认真检查,积极参加战斗”。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周总理一直把他们视为"同志”,使萧乾终生感激,所以他一直珍藏着总理相赠的照片。
  巴金在《望着总理的遗像》一文中写道:“一九五七年夏天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总理在中南海接见文艺界,我又是坐在后面,他没有看见,又提起我的名字,要我坐到前面去。这一次总理谈得特别亲切,他鼓励知识分子认真改造世界观,彻底同过去决裂,他再三告诫,反复解释,甚至以自己为例,讲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兄弟的事情,用亲身经历来勉励我们。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重视自己少年时期的印象,当时见到的房子,地方,见到的事物,以为很大,后来再看见就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分析自己过去的一些印象,的确是这样。总理总是鼓励人朝前看,不要留恋过去。他鼓励知识分子丢掉包袱,积极参加反右斗争。和总理握手告别的时候,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笑容和他的紧紧握手含有多大的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是文坛巨匠冰心的丈夫。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后,冰心极度痛苦。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就和邓大姐把冰心接到他们家里,总理请重心长地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的是你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了困惑中的冰心极大的温暖和鼓励力量,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91年,冰心的文章《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是这样结尾的:“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周恩来的秘书中,有三位的亲属被划为了右派。三个人的材料都转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办公室党支部将情况向周作了汇报。材料也送给了周看。周恩来分别和三位秘书谈了话。外事秘书马列是三位之一,他在事过60年时又谈到了这件事,他回忆道:我爱人林颖1957年时曾是纺织部机关的党委委员,在一次党员干部整风会上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发表了一些议论,提了一些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后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着从行政12级降到14级,且被调离纺织部,调到保定化纤厂筹建处工作。这些情况我都及时向西花厅党支部作了汇报。后来处理林颖问题的书面材料也转了。总理当然都知道了,但他当时既没说什么,也没立即找我谈话。后来总理对我说,林颖,我们是了解的,她是有啥说啥,有些“骄娇”二气,她说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1958年,林颖被下方到保定化纤厂,表现不错。化纤厂党委打报告,请求保定市委批准为林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市委迟迟未批。总理知道后,请纺织部部长钱之光同志给保定市委说一下,为林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林颖摘掉帽子后,纺织部调她回部工作。1964年,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她又重新入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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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2 14:25 | 显示全部楼层
胡新民:周恩来与反右派斗争
作者:胡新民 发布时间:2015-02-04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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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 解放军出版社 1989 207)”。
风雨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2页至第3)
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在延续
  胡耀邦1977年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对错划右派的甄别、改正和落实政策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党委及政府有关部门的相关工作回到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的正确轨道上来。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介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到了98%。也就是说,在这些人中,有98%的实际上是并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该书同时指出: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这与叶永烈在《反右派始末》中的说法基本吻合:“也真是难得的巧合,经过审查,全国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加上尚须进一步甄别的,不到五千人,恰恰与毛泽东最初估计的全国‘右派分子’数字相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第626页)
  从整风转向反右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的,反右的严重扩大化错误以及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样也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历史告诉我们,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党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受到挫折,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是一个值得永远记取的深刻教训;历史同时也告诉我们,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不能旗帜鲜明,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取得的经验和教训,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周恩来坚持党性原则的精神至今仍然值得学习。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是坚持这种党性原则的典范。他在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说:“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
  当年为了给反右派斗争以理论指导,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作了若干重要补充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发表的讲话稿增加了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毛泽东还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也强调:“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的实质内容,和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实质内容,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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