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跟香港一样,社会的再政治化是祸是福,恐怕见仁见智,可是这个趋势相信还会持续下去,国人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积极地看,社会再政治化的结果,是祸是福将由国人的抉择来决定。“不为桌上客,即为盘中餐”,莫管他人瓦上霜,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或作壁上观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大学时有一回在上完孔孟课后,与师长在食堂继续讨论,谈到青年为何要关心国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当青年需要关心国是,大半已经处于乱世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青年,则应该是幸福地生活在太平盛世。近现代的明显例子,莫过于中国的“五四”和“535”这两场学生政治运动。当时最能反映美国青年面貌的名词,则是“雅痞士”(yuppie,年轻城市专业人士的英文简称),他们生活安逸,未来看好,根本不必过问政治。
这些有趣的现象当然并不完全准确,孤立地看待,似乎是如此,但世事毕竟是变动的。被对手斯大林暗杀的俄罗斯近代政治家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就说过:“也许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战争会对你感兴趣”;美国政治界也有类似的俗语:“不为桌上客,即为盘中餐”(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换言之,政治冷漠或许是一种代价不小的假象,当事人自以为超然清高,却不知命运已经为他人所决定。
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蔡孟翰在《为什么学政治学》一文中说:“政治自古有之,无所不在,无比重要,不管你爱不爱,攸关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时时刻刻都活在政治的笼罩之下,简直是如庄子所说:‘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指出,政治是人类群居所必需的条件,尽管不同社会的政治好坏各异,但是总比奉行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强。失去了政治安排的保护,或者所在的社会政治失败了,剩下的只有“饥饿、死亡与难民营的生活”。
自诩为民主守护神的美国,其公民对政治的冷漠,比例却是成熟民主国家当中最高的。正在挑战希拉莉代表民主党参选2016年总统选举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形容,美国青年关心和参与政治的程度之底,是“国际耻辱”——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在全球排名第120位,80%的美国青年和低收入者在选举时不投票,只有36%的美国人知道哪一党掌控国会。二战后历任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介于52%至64%;国会选举更糟,2014年的中期选举更创下了36.6%的新低。
这或许符合前述的观察,因为国家政治相对清明稳定,更多人仅须自扫门前雪,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但真相恐怕更为复杂。金钱政治的泛滥、民主共和两党缺乏实质意义的恶斗、媒体对政治报道的娱乐化及八卦化,可能都使得越来越多选民感到无力改变现实,甚至对政治产生厌恶,而逐渐变得冷漠。与此同时,亿万富豪通过政治献金控制了两党政客,主导重大政治议程,民主政治沦为寡头,进一步把选民的意志拒于门外。越来越多美国人觉得日子难过了,社会越来越撕裂了,他们对政治的关心不够,难保不是原因之一。
青年因而需要关心政治,可是其中仍然有个分寸与程度的问题。相对于政治冷漠,政治狂热同样是不健康的。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参与主体均是年轻学生。他们对待政治的问题并非关心不够,而是过度关心,逾越了学生专心向学的本分。这当然并非他们的错,而是成人理应负责的主流政治辜负了青年学子。狂热意味着情绪盖过理性,任何社会议题都能轻易被政治化,因而也更难以获得妥协折中的解决办法。长此以往,社会将陷入空转,社会成员的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自然也会被波及。
台湾民众对社会高度政治化的弊端深有所感,可是至今却无法完全改变这个现象。香港历来都是政治冷感的典型,可是近来却步入台湾的后尘,社会无一日不发生政治对峙。年轻学生更深涉其中,不能自已。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社会成熟的表现,另一些人或许觉得对社会的伤害代价太大。关心政治当然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义务,但是当人人无日不面对政治之时,社会的正常运行必然会受到影响。其中的利弊取舍,确实难以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