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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对文革的“理喻”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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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8 08: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韩少功对文革的“理喻”值得商榷 - 网友杂谈 - 红歌会网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512/103396.html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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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少功对文革的“理喻”值得商榷


  ——读韩少功的《文革为何结束》


  晨明


    文革是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再革命”,也不是“革”革命者的命。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改变这个制度;是打倒党内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不是打倒官僚;是巩固和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而不是打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整顿党,建设党,不是改建新党。这些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和正确认识现实斗争,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胡德平要守住“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底线的立场不同,韩少功近年来以多视角审视文化大革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的《文革为何结束》,如实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有益创建,嘲笑妖魔化文革的荒唐,也得到群众理所当然的一些好评。但是,韩少功“还‘文革’中国一个不难理喻的面貌”的努力,虽然想法不能说不对,但事实上恐怕也难以成功,因为他手里的观察分析工具太旧太落后,把一些重要问题看错了。


  一,    什么是民意


  韩少功是从分析文革为何结束的角度来“理喻”文化大革命的。他开始就说:“1976年以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意的厚积薄发,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


  固然,“四五天安门运动为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它同时也不是对天而发的,而是针对“文革”大潮的。诚如韩少功所说,“文革是上十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毛泽东当时也有描述:“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385页)”。


  与文革大潮相比,四五天安门运动所代表的“全国抗议大潮”,只能算是小潮、小小潮,它甚至没有八九天安门事件动员得广泛和持久。如果这个小潮是“民意”,那么文革大潮是不是“民意”呢?仅就四五天安门事件来说,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的讲话一播出,绝大多数群众已经离场,余下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你说“离场”是民意,还是坚持不离场的代表民意?据后来的资料和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于无声处》话剧的内容证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主导力量是高干子弟,他们代表的是什么民意?他们代表的是“官意”。总之,不能把少数人的意见轻易地概括为民意,也不能对多数人的意见视而不见。还是毛泽东说得好,“两个东西在斗,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落后的”(毛泽东1970年12月28日同斯诺谈话)。一分为二。所谓分析,就是分析矛盾。片面地看问题,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显现出文革大势已去”,这个结论也是不准确的。如果文革大势已去,四五天安门事件如何能简单、文明的很快平息,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也没有引起骚动?所谓粉碎四人帮时,为啥还要给他们加上一个迫害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制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邓小平为什么说,如果对毛主席评价搞不好,老红军不答应,工农兵不答应?


  任何有影响的政治运动,或者革命,都根源于不同阶级经济利益的博弈。我们不必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述,《法国革命史》的作者马迪厄开篇即说:“真正的革命并不限于改换政治形式及执政人物,而在于改变制度和转移财产”(商务印书馆1973年初版第8页)。这句话把次序调整一下,将“转移财产”放在“改变制度”前边,或者更科学一些。1949年之后中国的全部问题,就是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将地主资产阶级剥削人民的财产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广大人民手中,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赞成、保护还是反对和复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正是适应了保护革命成果的需要而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的,并不是谁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1968年对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的谈话中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依靠群众,不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毛泽东传》1389-1390页)。毛泽东深察民情,真懂“民意”,从人民利益出发才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从毛泽东一生艰苦朴素,逝世后没有给子女留任何财产,一生没有处死过一个政敌或者给一个政敌判刑,他说没有私心是令人可信的。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做到这两条。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两条。社会主义道路是工农兵广大群众切身利益所系,谁都没有真正想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三千万老工人就下岗生活无着,两亿农民就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工作还被欠薪赖薪。如果邓小平子女如毛泽东子女一样过着和老百姓一样的生活,而不是现在这样成了超级富豪;工人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比文革时更高,不用说,文革就彻底结束了。只要这个矛盾还在,文革就不是谁想结束就能结束得了。


  事实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在邓小平翻案失败、受到党纪处理时就告一段落了。但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最后结束,现在还在继续。人民依据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反对私有化、反对国有资产流失、反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入宪的斗争,就是证明。韩少功以“文革为何结束”开篇,以官意为民意,其实一开始就是脱离实际的。


  二,新思潮不新


  韩少功把文化大革命的叛逆和异端思潮说成是“新思潮”,也是不对的。 “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会公正等等为价值核心”,并不是什么新思潮,而是中国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风行过的旧思潮。韩少功是写小说的,不会不知道阿Q嘴里已有了“柿油党”(自由党)的概念,解放前全国凡是像点样的城市,都有民主街、自由路一类的地名。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连国民党特务接头暗号,就是手里拿一本罗素的《自由之路》一书。这些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辛亥革命大潮留在社会沙滩上的思想贝壳,旧民主革命的思想解放成果。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近百年的历史之后,这些旧思潮已经被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思潮代替了,其中一些属于历史进步的东西已被无产阶级新思潮批判吸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观念,阶级、阶级斗争和大民主的观念,财产公有的观念,斗私批修的观念,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在新时代鼓吹旧思潮,在无产阶级思想解放时代鼓吹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恐怕也是一种大不智吧!


  其实八十年代精英中,韩少功的朋友中,也有一个明白人,那就是李陀。八十年代的思想运动,是韩少功所说的文革中叛逆和异端思潮的放大。李陀把八十年代的思想运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思想解放”,“作为由国家主导的一个思想运动,它的目标就更具体、更明确,那就是对文革进行清算和批判,并且在这样的清算的基础上建立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思想上的新秩序”。另一部分就是韩少功等人的“新启蒙”,“其中最激进最核心的东西,是它想凭借‘援西入中’,也就是凭借从‘西方’‘拿过来’的新的‘西学’话语来重新解释人”,“成为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知识地图,成为‘新启蒙’所依赖的主要理论资源”。李陀2004年回顾时就激烈的批判说,“就新启蒙的抱负和目标说,拿着这么老的旧地图,它能走多远?”(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274-275页)


  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两个思想运动双双失败。“思想解放”变成“不争论”;“新启蒙”换成“告别革命”。“文革”乘反和平演变和质问姓资姓社的新风,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我们现在对韩少功说,这么老的旧地图,现在还不应该丢掉吗?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反映一定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由于人民属历史的阶级的范畴,民主也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概念。这民主不是那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根本不同。现在世界上,正是这两种民主在较量着。有人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实行的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更为进步的大民主,那是愚昧和偏执所致。有名的资本主义辩护士张五常却承认,他说:在共产制度下,民主是一场灾难。他承认共产制度下是有民主的,只是这个民主他不喜欢。基辛格说:“文化大革命时,美国怕中国民主;现在,中国怕美国民主”。基辛格也是承认文化大革命存在一个令美国害怕的大民主的。韩少功也说,毛泽东“ 倡导“继续革命”和“造反有理”,“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在随后两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国民享受了高度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全国串联,基层自治,虽然其最终目标至今让人疑惑不解和争议不休,但民主的激进化程度足以让西方人士望尘莫及”。可见,韩少功也是承认文革中的民主“足以让西方人是望尘莫及”。既然韩少功也承认现在世界上有两种民主,何不先对这两种民主“还它一个可以理喻的面貌”,给它一个理性的认识呢?


  资产阶级民主在人类最基本、最广泛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中找不见影子,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怎样分配,工人毫无决策权,完全是资本家个人说了算。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强调的就是在生产活动中广泛地实行民主,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鞍钢宪法》可以作证)。这就是无产阶级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进步的地方。即便是世界上最能狡辩的论者,面对这一事实,也不能不噤口失声,除非他改变立场。


  说胡耀邦是“党内民主的倡导者”,恐怕也得先学学中共党史再说。难道说中国共产党搞了二十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又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难道竟不知党内民主为何物,还要等胡耀邦来“倡导党内民主”?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让基层干部充分发表意见出气,党的领导人公开作自我批评。韩少功是文化人,能不能举出哪怕是一个例子,说明哪个国家哪个政党,召开过这样规模、这样内容的民主会议。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揭发党和政府阴暗面的大民主,更是史无前例,直至今天还史无后例。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开拓者、倡导者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胡耀邦摸耳朵的故事,恰好说明胡耀邦自己就没有发扬党内民主的勇气。


  任何事物都有个边。所谓边,就是事物质的规定性。自由也一样,总是受着一定生产方式的限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资本家剥削的自由,就没有工人阶级广大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剥削的自由,也有一定限制,他也得保证工人阶级保留能够生存和传宗接代的起码的生活资料。离开阶级的自由,无边无际的自由,至少在现在的世界,是并不存在的。以韩少功的智慧,不会不知道这些道理,那么,为什么还要空谈自由呢!


  《汉莫拉比法典》出土,让人们明白自从阶级社会存在以来,人类社会都是法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在法制方面比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要文明进步得多。“法本于人情”(这里的“人情”与“人性”同义,是指人的现实普遍欲求)的理论,甚至比西方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更为科学。文化大革命评法反儒,有些人跳起来反对;现在他们又攻击毛泽东时代不重视法制建设,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他们这种矛盾立场其实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文革时他们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他们羽翼已经丰满,私有化三分天下有其二,他们需要复辟资产阶级宪政,为保护他们劫掠的人民财产。法制作为专政的工具,有着特别鲜明的阶级性。现代社会有一条规律,凡是不敢申明法制阶级性的,他们所推崇的法制,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法制。


  法制的灵魂是宪法,宪法总是在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后,经历革命新思想的民主启蒙之后才能产生。宪法产生后,整个刑法、民法的体系才能遵从宪法建立起来。我国1954年宪法,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还不是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围绕1954年宪法制定了惩处反革命条例和治安管理条例以及具有民法性质的婚姻法。苏联1936年宪法,对政治制度语焉不详,也不是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文革前,我国法制体系还保留了许多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不能有效的保护人民利益,必须改革和清理。毛泽东说无法无天,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讲的。文化大革命最光辉、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颁布1975年宪法。1975年宪法规定工农兵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占主体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开创了宪法史上的新纪元,是世界上第一部进步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法。文化革命十六条和公安六条,与原有的惩处反革命条例、治安管理条例、婚姻法相结合,已经为社会主义刑法、刑诉法和民法典体系的颁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些新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例如不要依靠政府捉人,政府只应捉极少数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思想;例如反对法西斯审查方式,把犯人当人看,强迫改造也不好的思想;推广枫桥经验,把大多数民事纠纷和微小犯罪通过调节和教育解决在基层;减少监狱,大部分犯人放回群众中改造的思想;对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思想,都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可惜的是,毛泽东身后,现行宪法和法律取消了1975年宪法和毛泽东时代法律改革的关键条款,过多加入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诉求,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当作专政对象,已经在改变性质并对人民社会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当前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法制的问题,而是要资产阶级法制还是要无产阶级法制的问题。美国豢养的中国主流法律庸人,无视毛泽东社会主义法制开创者的历史地位,反诬毛泽东时代无法可依,真可谓有眼无珠者也!韩少功看不到两种法制观的斗争,亦殊可惜!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后,在要不要提依宪治国的问题上,在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有过争论。事实上,农民工周秀云被警察打死案,海淀等法院受理梅新育、郭松民名誉侵权案,迟迟不能得到公正处理;警察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群众,滥用袭警罪名;允许资本家成立商会不允许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人维权遭到镇压;资本家捐款跑路得不到惩处,农民工讨薪动辄得咎;中国成为事实上唯一不允许工人罢工、不允许人民游行示威的国家。这才是中国法制急需解决的问题。


  “人道”是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一个刚刚脱下时髦外衣的话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目标就是建设“人道社会主义”。结果呢?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把个偌大的苏联“人道”得没有了,俄罗斯人民失去世界尊重而陷入灾难数年不能自拔。即便是周扬活过来,也会为他的人道主义论文感到无地自容。毛泽东题词“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过去被制成大标语牌挂在中国所有医院的大门之上,还真是言行一致,不管哪个人,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对危难病人,医院都会救人第一。优待俘虏,使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名声大噪,也令今日的美国大兵和政客们汗颜。中国革命胜利后没有处死一个战犯,没有处死一个政敌,没有处死末代皇帝,是世界历史上最文明的革命。现在医院都把毛泽东的语录摘了下来,大概是害怕“革命”二字,“人道”也是自己需要时才拿出来。对于病人,哪怕你病危将逝,没带够钱,对不起,也没人给你治疗。我实在不明白,像韩少功这样的聪明人,怎么不懂西方的人道主义的阶级性,只是在有钱人那里才会有用?


  有些人也许会拿刘少奇被关监狱被关地牢,吃饭打针要先批判一番之类的谎言来说事。但新华书店一本书里对此有清楚说明,这本书的名字是《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其中引用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写给中共中央和中纪委的材料中是这样记述的:“一九六九年林彪搞了一号命令之后,刘少奇同志被安置到了河南,……记得有一天,王新(原河南省军区政委)突然问我,开封有没有有暖气的房子,并告诉我刘少奇在那里的一军关着,中央还派了五个人,包括医生、护士。我告诉王新,开封有一套房子有暖气,是过去的一位副市长叫苟金(敬)笃的住的,现在暖气条件怎样不清楚,能不能住可以查一查。因为开封除了工厂、招待所外,一般住房都没有暖气”。“后来苟敬笃告诉他的后人,文革中刘少奇被押至开封住的房子,正是苟敬笃时为副市长的办公室”,刘建勋“把苟的办公室误记为住处了”(见该书第46页)。


  这大概足以戳破那些住监狱、被迫害的、无稽的谎言。


  “社会公正”只能在公有制社会里才是现实的,在私有制社会里,贫富分化是常态,哪里会有什么社会公正!


  我再说一遍,资产阶级启蒙的历史任务,在欧洲,十八世纪已经完成;在中国,五四时期已经终结。标志就是胡适的那句有名的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和邓小平的“不争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不自觉地承认理论上已经失败。也就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资产阶级启蒙已经在无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面前失败了。韩少功直到今天还把自由民主人道一类空洞口号看作“新思潮”,同样雄辩地说明,八十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连一点建树也没有,既没有产生哪怕是一个思想家,也没有产生任何新思想!仍然跟在资产阶级启蒙的屁股后面爬行。邓小平发明“不争论”也属无奈,他拿什么来同毛泽东思想争论呢?


  三,    关键是走什么道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韩少功文章里最精彩的一段是:“民主从来没有标准范本。俄国叶卡德琳娜的启蒙,是有专制前提的启蒙。法国拿破仑的改革,是有专制前提的改革。人们并没有因此而一笔勾销历史,并没有对他们的启蒙或改革视而不见。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两位一体,从来都不乏劣迹和伤痛,但后人并没有说那不是民主”。


  韩少功文章最蹩脚的部分,就是对叛逆和异端人物的评价。


  韩少功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逆反型’,表现为对‘文革’的硬抵抗”。韩少功说的是不准确的。遇罗克其实并未对文革“硬抵抗”,它的主要活动反而是拥护文革,批判反动的血统论。遇罗克是在林彪开始反文革时被杀的,同时期造反派也大多挨整。刘少奇也不是硬抵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件,是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


  “二是‘疏离型’,表现为对‘文革’的软抵抗”。韩少功把一部分高干子弟的颓废作乐,说成是“执政营垒内部”“世俗兴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动摇和解体”。这也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当时高干子弟也一分为二。“执政营垒内部”确也有干部子弟,但他们那时对文革既不硬抵抗也不软抵抗。颓废作乐的高干子弟当时已经不在“执政营垒内部”,如果跳跳舞、听听爵士音乐能“加速文革的动摇和解体”,那他们何必要去天安门广场闹事。


  “三是‘继承型’,即表现为对‘文革’中某些积极因素的借助、变通以及利用”。这个事实倒有,说清楚了,就是“利用”大民主。除了这少数人利用之外,还有大多数人是“使用”。因为毛泽东的大民主就是要人民在实践中“用”的,不是束之高阁,让人仅仅抚掌赞叹的。赞成文革的让讲话,反对文革的也让讲话。毛泽东的大民主是实实在在的。告御状的不仅有张天民,还有一人是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因此人不合“韩”意而未录。韩少功片面赞扬抵抗叛逆文革的异端人物,其实不自觉地暴露了他的“不民主”的立场。


  问题是,这些叛逆和异端人物,他们为什么要抵抗文革?韩少功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叛逆,异端,抵抗,并不都是正确的,也并不是都不正确的,比如鲁迅、周恩来,他们叛逆抵抗地主资产阶级,当然是可泣可敬的;又比如顾顺章,张国焘、许家屯,叛逆无产阶级人民,那就只会受到人民唾骂。抵抗文革、反对毛泽东的难道都是好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当时天天攻击文革,帝国主义至今也在否定文革。蒋介石当年悬赏要毛主席的人头,他是不是好人?张志新是因为作风败坏被送进监狱的,任**编造情节把她树成“英雄”,甚至号召向她学习;然而这么多年来,也没见谁学习她。因为人民不买账!


  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但后面还有一句:“俯首甘为孺子牛”。关键看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政治迫害”说,也不过是阿腴党内资产阶级的无耻话语。因为他们故意掩盖了党内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倒行逆施,把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现的问题一股脑儿的都推到文革的帐上;不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问题,脱离了客观实际。他们从来不提蒯大富被围剿是不是政治迫害,不提郑州大学党员学生王相海因写大字报被逼跳楼自杀是不是政治迫害,不提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被五花大绑关进监狱是不是政治迫害,不提二月黑风中、清理阶级队伍和抓五一六、以及七六年后把数百万造反派投进监狱判刑,是不是政治迫害。为什么群众一批判就成了政治迫害?这岂不还是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老思路吗?


  固然,无产阶级在处理问题时也有过当的时候,但这和政治迫害是两个概念。因为这些过当的处理经过申诉大部分都会得到纠正。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制造的冤假错案至今得不到纠正。


  这些反叛异端人物,不管他们当时打的旗号是什么,不管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本质都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李一哲,现在只有“哲”——王希哲,还很活跃。他就坦率地说,他也认为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但他认为毛主席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对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必然的,应该复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不该搞。更为可笑的是,王希哲说他的这一套理论是读马克思读出来的。我们现在不去具体分析批判王希哲观点。我们只要指出,近三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复辟人民是遭殃的,工人农民是深恶痛绝、不赞成的,就足以使王希哲们自惭形秽了。王希哲的“民主与法制”,究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还是人民的民主与法制,岂不泾渭分明。李一哲当年的反叛,是反叛人民,并不值得称赞。


  杨曦光是当年异见人士中最具才华也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但他面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彻底”砸烂国家机器,而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遗存,实际上已经逸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具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抽象的反叛和平等不是目标,反叛党内走资派,反叛资产阶级法权,反叛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争取人民不受压迫剥削的平等权利,才是人民的目标。


  李一哲、杨曦光当时应不应该判刑,是另一个问题(我是不主张判刑的)。但他们的观点当时和现在都应该批判,却是毫无疑问的。批判和反批判,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民主。


  四,什么是极权?


  反极权,是韩少功这篇文章的核心。你看他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换句话说,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样‘彻底’也许都不为过。即使当事人有点情绪化,也属于人之常情”。韩少功认为,“根除极权体制及其种种弊端”,这样就可以“准确”、“有力”地批判文革。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唐.吉珂德式的自我激励而已。


  首先,什么是极权?包括写《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汉娜.阿伦特在内,现在还没有人能说清楚,即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韩少功能否说清楚,我看他也是说不清楚的。


  权力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因此任何权力都是有其经济基础的,都是因解释其经济基础保护其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离开经济基础谈极权,就是现在没有人说清楚极权定义的根本原因。


  权力随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只能随阶级消灭而消灭。在阶级尚且存在的社会里,各个阶级都不会放弃对权力的追求。现在世界上只有三种权力,一种是官僚特权,一种是资本特权,一种是人民权力。官僚特权是寄生在生产资料管理权之上的,资本特权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的反映,人民权力是生产资料人民公有制的反映。


  官僚特权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因为那时奴隶社会的王,和封建社会的皇帝,同时又都是奴隶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最大拥有者,管理权和所有权都在最高统治者手中。


  官僚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有其必要性,但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了。因为资本家已经管理不了越来越庞大的生产资料,必须加强分工,把事务管理权让渡给一些并不一定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手中,用三权分立、两院制,让他们相互制约,同时牢牢掌握着最后决策权宪法法律,保护资本家的所有权不受损害。所以官僚特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被限制的、合法的、寄生的权力。官僚特权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是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被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权力。


  资本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和官僚特权既相互结合又相互对立。把权力装进笼子里,是指把官僚特权装进笼子里,不是把资本特权装进笼子里,是资本家阶级离不开官僚特权又警惕官僚越权的矛盾心理的反映。


  人民权力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一种被压制的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权力,是一种强大的、民主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同时消灭一切权力的存在基础的一种权力,是一种在当代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权力。


  极权,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因此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力。如果一定要使用极权这个名词,那也只能是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极端表现形式。真正反极权,就要坚持和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和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这是对所谓极权产生根源的最准确的论述。


  文化大革命就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反对官僚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同时也是反所谓官僚极权和资本极权的。只不过文化大革命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被批判被限制被逐步消除的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的权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农兵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占主导,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邢燕子等一大批工农兵和劳动知识分子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允许工人罢工,保护人民行使四大权力。这些都是切实存在的、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合乎理性的人民权力的落实。人民权力是一种民主的、进步的权力,与极权没有半点关系。改革开放后,取消了、压制了人民权力,同时人民民主就被取消和压制,社会就发生了明显的倒退。


  美国新帝国主义把共产主义国家统称为极权国家,中国党内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顽固派,骂文化大革命是极权专制,其实都是发泄官僚特权、资本特权对人民权力上升为主导权力的仇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他们偶尔也会把他们的本质目的说出来,比如他们提出反对“多数人专制”的理论。所谓多数人专制,即人民民主专政也。


  十九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的问题。


  韩少功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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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8 12:1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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