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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常优秀的《毕业歌》，曾让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热血沸腾。歌词为：（一）、“七月的春风吹送着花香，祖国的大地闪耀着阳光，迈开大步走向生活，条条道路为我们开放。再见吧！亲爱的母校，再见吧！亲爱的老师，再见吧再见吧，我将要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放射光芒，我将要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放射光芒。”（二）、“建设起千万座美丽的新城，开发出祖国无尽的宝藏，让丰收的歌声到处飞扬，用劳动创造幸福的乐园，再见吧！亲爱的母校，再见吧！亲爱的老师，再见吧再见吧，我将要戴着奖章再回来拜访，让胜利同声欢唱，我将要戴着奖章再回来拜访，让胜利同声欢唱。” 就是这首歌，还原了那个年代，还原了那些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岁月，或许这就是后来上山下乡的前奏曲吧。 回望历史，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前，亦即毛主席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前，就曾有真正的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到工（矿）、到边疆、到农村（邢燕子等人就是杰出代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其中到农村仅仅是祖国号召中的一项，至于后来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是“伟人”的另一伟大抉择，而这一抉择除毛老人家外，恐怕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诠释得了这一“最高指示”的真正意图与真实含义。（一） 话说“老三届”与“知识青年”是这一历史时期特定的词汇。“老三届”是指上世纪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而“知识青年”则应是这三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指非农业户口）人群。然而，“老三届”则不假，“知识青年”则只能牵强附会，这是因为文化革命使67、68二届初中生不具备完全初中文化，也就谈不上什么“知识青年”了。 至于后来持续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兵团、农垦、农场、林场、牧场知识青年与伟人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大相径庭了。因为兵团、农垦、农场、林场、牧场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贫下中农”的，而没有“贫下中农”的地方又如何“接受再教育”呢？！ “老三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三个词是相连贯的，接受“再教育”的主体也就是这部分人，少了其中一个内容，就没有真正贯彻落实伟人的“最高指示”。要不在当时，在咱当地就没有动员，也没实行1969届初中生“接受再教育”去“上山下乡”的呢！至于70届以后下乡的则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与深入。 其实，伟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句话已经说的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反映在“再教育”这三个字上。结合我党一贯主张要求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传统与经验，对照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不难理解了。 接下来，接受再教育多少时间，如何衡量再教育合格与否，恐怕伟人都没有仔细考虑过。现实是有的人下去当年就出来了（当年应征入伍），有的第二年就出来了，以后每年都有招工、招干离开农村的，我可在农村呆了66个月（1968年10月至1974年4月），有些人甚至比我还要长。（二） 在这里，谈到根本改变“老三届”知青命运时，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福建蒲田一位小学教师李庆霖。正是这位李老师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才引起主席重视，并在那封信上批复：“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才有后来知识青年返城与就业问题的最终与彻底解决。在这里，后来返城的知青都应当向这位老师表示感谢。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响应号召的知识青年，不仅仅是插队广袤农村接受再教育，与贫下中农同生产、共劳动、同甘苦、共命运，劳动没有收入，生活没有保障，接受锻炼与教育的一群年轻人。还有享受兵团、农工性质，拥有一定固定收入待遇的另一批人年轻人。这批人是有组织、有保障的兵团、农、林、牧垦人，这批人有组织纪律约束，没有“自由”，没少“牺牲”。当奉献精神消磨怠尽，当“老插”命运与自己命运产生极大反差时，矛盾与问题最终暴发了，这就是后来引发的云南农垦知青率先要求返城大潮。 在当时，分散插队的老插绝大多数为本省、地区、县、区（镇）知青，一般采取就地就近安置，且人数众多（约占80%），分布也最广，几乎是全国农村处处都有知青。而兵团、农、林、牧垦知青，则是集中安置的大城市（直辖市与省会城市）户籍的知青。因此，返城大潮也分为二个阶段：（三） 第一个阶段缘于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后，这部分老插知青除国家计划招干、招工、招生（工农兵学员）外，大部分基本属于各地自主消化，主要安排在县域经济的地方国营单位，少部分消化于集体所有制单位。可以说每一个知青都得到了一份相应工作与收入。 第二阶段也就是1978年轰动全国的云南农、林垦知青强烈要求返城的诉求了。虽然最终取得胜利，诉求得到中央及地方千方百计的安置，但安置的情况却比老插们差了许多，尽管如此，回城、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但却忘记与忽略了安置的质量，以致很多年后再次受到改革浪潮的冲击，处于买断工龄与失业的绝境。 就是咱这一代人——老三届，当年曾无不自豪地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曾无不骄傲地说“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就是咱这一代人，曾经受“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受影响）；曾经受文革洗礼与上山下乡（该念的书没有念）；曾经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吃过苦、流过汗；曾遭受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后患（失独者尤其凄惨）；曾经受了失业、下岗、工龄买断。 就“老三届”来讲，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这批人已经老了，几乎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于历史，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完） （作者：承上与启下20160114） 附：当年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及主席的回复。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 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 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 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 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 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 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 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 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 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 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 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 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 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 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 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 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 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 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 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 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 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 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 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 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 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 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 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 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 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 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 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 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复信原文：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应为1973年4月26）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2-5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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