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源流（之四）：郡县@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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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源流（之四）：郡县@封建

顾炎武《郡县论》：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 ”

阿拉伯半岛是欧亚非的地理枢纽，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桥梁，阿拉伯人是这里最近的居民。希波战争，《出埃及记》，十字军东征都围绕着它……是西方的中原。

“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杂交的产物，最早的“发祥地”克里特岛位于希腊群岛的西南端，是地中海东南的文明古国与欧洲游牧部落的贸易中转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同一种族的两个文明分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花开两头、各表一支)，西迁的犹太人正如南迁的汉人，但他们从不是统一天下致太平的政治力量（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是水面上的油滴），只相当于病毒或疫苗的作用。在中世纪，正是阿拉伯人治理下的地中海翻译和转播了东西方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可以说文艺复兴的火种是经阿拉伯文明流传下来的。

然而欧亚大陆的西部长期处于游牧部落和维京海盗的夹击之下，以致于到二战维持了一个千年军阀混战的局面。荼毒所及致使美洲印第安人、澳洲毛利人几乎亡族灭种，非洲、中东战乱频仍，东南欧、东南亚至今布满美军基地，殖民时代的后遗症时时发作。汤因比认为如果不借助中国的千年一统体制，世界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面临因战乱而集体自杀的危险。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在项羽封建复辟和秦始皇现代专政之间，汉高祖的政权采取折中路线。周贵族和汉贵族的区别，类似17世纪晚期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的区别。
汉隋之间三百年混乱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何崩溃，而是中国为何再次统一。罗马帝国后，尽管查理大帝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努力，仍得不到重组。汉朝之后的多国制度凝固成欧洲一样的半永久制度，也不是不可想象。
……
很多农业社会达到其技术可能性的顶端，进一步投资不会增加产量，唯一的经济增长使粗放增长，马尔萨斯式的零和。（但是中国仍然通过）开发农业、灌溉、印刷机、火药、帆船远航，促进了生产效率的增长。
   （特别是以中央平原为轴心的长城和运河体系，可以说是城邦联盟对游牧民族自然经济的平衡和融合，成为原始工业化的欧亚一体化原动力（匈奴（奥匈）——突厥（土耳其）——蒙古（俄罗斯）。）

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在欧洲，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独立的商业城市、天主教和形形色色的新教派别，都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能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类似的这些东西在中国一开始就比较软弱，强大国家又采取行动，使之始终停留在软弱状态之中。所以在中国，贵族行使领土主权的程度比不上欧洲；像佛教和道教那样的宗教受到严格控制；城市更像欧洲易北河以东的行政中心，而不像西欧独立的大都市。重要的是，由于如前所述的地理环境上的差异，如果从国际着眼，欧洲的权力比中国更为分散。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如果想扩张进而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马上就会遇到邻国的抵抗。这些邻国一方面以军事力量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很乐意支持侵略国内部的竞争对手。欧洲国家的合并在20世纪中期达到的水平，只相当于中国的战国中期，其时中国的大国总数降至六七个。或许，欧盟有一天会完成中国在秦初就已取得的统一，但迄今尚未发生的现实表明，欧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多么不同于中国。

布罗代尔《地中海》国家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

在16世纪，国家越来越掌握着国民收入的集中和再分配；国家通过税收、出售官职、公债、没收等手段，控制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既然预算大体上根据经济形势和物价起伏而浮动，国家在许多方面有效地起着控制作用。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蒸蒸日上，而不像约瑟夫@熊彼特所设想的那样，只是起作用的偶然因素，或者只是不合时宜的力量。不管国家自己是否愿意，它是16世纪最大的企业家。大量耗费人力财力的现代战争取决于国家。同样，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也取决于国家。例如，以塞维利亚为基地的“西印度之路”，里斯本和东印度之间的联系，都由“印度商行”，即由葡萄牙国王承担的。

“西印度之路”与威尼斯商船大同小异，这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并不是初次尝试。当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所有的造币厂都隶属于国家。教皇政府在托尔法和阿卢米埃尔开设大型明矾采矿工场，几乎是真正的“工业联合企业”。土耳其政府推行经济统制比其他国家更积极，曾兴建了许多工程。国家每年从货币流通中“抽血”，而货币流通比商品流通速度更快。国家具有现代经济的灵活性。卡斯蒂利亚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那里的商人、大领主和律师，每个人都向国家投靠，追名逐利，互相竞争。这几乎也是一场劳动竞赛。不管怎样，正如大商人灵活的资本主义一样，国家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大卫@兰德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

在这里，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确立的基础和法律依据在于：

这些国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对所有有关法律的事务进行管理，这种职业的官僚体系可以保证官员和公务员阶层的职权与其个人利益分离。这就是使得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追求连续的执政目标成为可能。如果这场（中央（集权）和地方（封建）权力斗争中逐渐兴起的商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发现自己向君主一方倾斜，其部分原因便是这种官僚体系能够为他们提供确定和稳定的政治环境。

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

11世纪，全世界只有中国有超过百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德国的汉堡，意大利的威尼斯、弗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一至二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中国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中国城市已经有成套的旅馆、食店、公交工具的配置，有供水与消防设施，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社会公益和福利设施……这是进人认为“城市迈向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全汉升《评杨联升：从经济方面看中国在同一帝国时代的公共工程》

他认为“均”与“和”这两个观念在中国历代经济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要实行“均”的原则，所以公共工程的兴建费用，各人或各地应该按照将来可能得到的利益来分别均摊。因为实行“和”的原则，故重要的公共工程计划，为着要避免妨碍农民的耕作，要等到农产收成以后的秋冬之间才好进行。

中华民族很早就能够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建造像长城、运河这样伟大的公共工程。当日从事兴建的人们固然要忍受“一时之劳“，可是这些工程在建成以后，却成为“万世之利”。通过公共工程的营建，庞大的劳力便转变为资本设备，有助于国防或经济方面的建设。例如在隋炀帝时代辛苦筑城的运河，因为把纬度、气候及物产各不相同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密切联系起来，故唐宋及以后南北商业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加，若干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

《国富论》（三）：

    在每一个拥有领土的社会里，事物总会根据自然进程，遵循着这样的顺序:资本首先投入农业，然后是制造业，最后才是对外贸易。与农业自然先于制造业的理由一样，在利润相等或接近的条件下，资本投入制造业也自然先于对外贸易。

与之类似，乔万尼·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提到国家与资本、资本主义与地主阶级、市场与计划的辩证关系。

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

“那个国家的历史不仅是在威尼斯的历史和俄罗斯的历史之间，（是）在强制密集国家和资本密集国家之间的一个折衷（甚至综合）。”

我们可以的这段话加以推演，世界体系的构成是欧洲体系的历史和中华体系的历史的一个综合，这与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相呼应。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的结论部分提到欧亚交界带的情况：

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切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完全或基本上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北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R@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欧洲人控制下的新大陆农业从一开始就以出口为主。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几乎所有的糖料作物、烟草和棉花都在使用非洲奴隶的种植园内生产，其原因在于大死亡造成美洲劳动力短缺，而欧洲人又不愿意移民新大陆。与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或东欧的农奴不同，在美洲的非洲奴隶所需的食物大多不是自己生产的。食物尤其是鱼和谷物不得不靠进口，特别是从北美殖民地进口。奴隶也需要穿衣，这就为廉价的棉纺织品提供了市场。日益增多的印度纺织品被运到西非，在那里换取奴隶，然后把他们卖到加勒比海地区。最后，新大陆的产品如蔗糖、烟草和原棉运回英国。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旧生态体制的局限会迫使不列颠人把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食物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减少工业生产的资源，使工业革命的任何希望破灭，就像19世纪中国的遭遇一样。

“无产阶级”：欧美农奴还是亚洲农民？

        欧美农奴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转折点是美洲黑奴的大量“制造”，以至于欧洲的“农奴制再版”，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农业国家，农民从未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如果有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话，那么首先是跨越“大西洋海峡”的问题，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从内贸到外贸）和“非自然”的道路。

（农牧基础）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阿梅斯托《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

若说只有某些环境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种偏见，如同说某些人的生产力优于他人或某些种族较有从事生产的优势，都是欠缺根据的。任何可居住的环境都未能完全排除人类为遂其心愿而进行的改造。如果从一个个环境看去，全世界的文明化是杂乱无章的，可能在文明史惯常轻忽的地方稠密度最为显著。（英日美曾是文明（希、印、中）的边疆）前工业时期最有野心的草原改造，出现在非洲。沼泽地区最有创意的建筑者出现在“白人”足迹到来前的美洲。欧洲人擅长的是在温带森林地区发展文明——其实也就是把森林砍光或烧掉，但换到别种环境里，与别的人们相比较，他们的表现并不是特别亮眼。（南非、澳洲、加拿大的英国移民不如美国）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让我想到‘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过往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动力学》

如果你环境的涨落非常大，系统大起大落，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它会从复杂系统演化为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比较高。如果你系统的涨落相对比较小，这个系统才有可能从简单系统演化成复杂系统。

东海风云：王直@丰臣秀吉@朱舜水@明治维新

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机构变迁——以明清为例》

明清王朝治乱循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社会中制度体系的产生和演化，与其特定的地理、人口、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现代科技，包括交通、通讯、会计、管理技术也削弱了地理因素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落后国家摆脱制度锁入提供了契机。

全球化之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国家置于一个竞争的背景之中，使其在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之下，同时将生产要素的流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快的速度之下，使现代化的过程可以在资源禀赋的快速提升中被更细致的观察到。

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精炼均衡概念在历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偶然性随机事件和一个经济体制定的历史条件（包括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因素）都会影响到均衡的选择，从而使不同的国家沿着不同的历史轨迹运行。

《东亚的复兴：500，150，50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而在当下，美圆贬值所造成的财富掠夺（国际假币）和霉菌基地演戏所造成的强制发行（垃圾国债），在此次亚欧峰会和上合组织军演中得到了有力回应。虽然日本试图以钓鱼岛来转移冲绳霉菌殖民的内部压力，但是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中国是防止日圆重蹈“广场协议”命运的最后屏障。从“威胁”到“责任”的种种歇斯底里，美、俄、欧向东看本身是东亚复兴和殖民瓦解的直接证明，并且这本身是人类文明（亚非拉多数民主）对丛林法则（20%/80%食物链）的革命。

万物一体之仁：郑和——哥伦布大交换

经济生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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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战而胜

俄罗斯完成现代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的建设，是俄罗斯更大周期的战略利益。从近现代来看，中国在四九年就基本完成了现代国家体系的建设。中国是世界大国中第一个完成现代国家体系建设的国家。这一现代国家体系之所以会在中国产生，是因为这一现代国家体系在中国更具有深远的历史，直追到秦始皇大帝。几千年的社会革命与建设，使得现代国家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已近乎成为中国社会的本能。
从这个意义上，没有理由责备普金，也没有理由责备列宁。俄罗斯现代国家体系的历史太短了。
普金是真正地在重建俄罗斯：
强原油周期，使得俄罗斯经济力量集中到了俄联邦中央，使得俄罗斯能够进行内部的政治军事体制改革。苏联式的联邦制，不可能建设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在完成政治军事体制改革后的俄罗斯，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必然能够重建其现代经济体制。
“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普金没有说空话，现在的俄罗斯已经很强大，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很困难，但这是强大进程中的困难。正如中国前三十年，经济上很困难，但那是强大进程中的困难。
中国没有加入G2，中国主导性的推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根源在于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强大，所以中国没有必要犯俄罗斯这几十年周期内，不得不犯的错误。俄罗斯不可能这样做。
中国的强大，既源于新中国，也源于强大的中国历史，总之源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
在完成工业化前提下，如果说郡县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现代国家，俄罗斯则是正向现代国家过渡进程中的国家，可称为半现代国家，欧美日等国则是前现代国家。
野渡习惯性的称前现代国家制度为蛮夷制度。-

占豪：俄罗斯经济困难，普京为何还那么受欢迎？
普京在俄罗斯经济问题上负有多大的责任

对于俄罗斯经济，比较客观的认识是：当前经济遇到了巨大困难，之所以油价下跌对俄罗斯影响这么大，根本原因在于俄罗斯的产业极其单一，主要靠能源产业。苏联曾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顶尖的工业强国，如今继承苏联七八成遗产的俄罗斯之所以沦落为产业单一靠能源出口过日子的国家，根本原因有两点：

一、苏联时期经济产业布局的影响。

苏联时期经济实力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也不可比，为了和西方竞争，苏联必须集中资源构建强大的工业机器才能与西方抗衡，经济体制也因此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苏联在进行工业设计时，为了避免混乱的投资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工业体系运行效率不够，在经济设计上是按功能区进行划分的，即各个加盟国都有与其他加盟国配套的产业，但各产业又不相同。这种设计有两种好处，一种是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另一种是可以增加加盟国的凝聚力（因为产业配套谁也离不开谁）。然而，当苏联解体后，问题就来了，由于俄罗斯和其它加盟国经济瘫痪，经济联系不断被弱化，最终使得各国的工业联系崩溃，当然结果是这些工业体系彻底废掉了。

二、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使工业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上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在经济改革上完全按照西方的建议来，最终过于激进导致经济不断崩溃，在近10年的崩溃过程中，本来还留下来的一些工业体系也彻底废了。经过这么破坏后，俄罗斯剩下的主要也就只有能源和军工产业了。

综上述两点，就俄罗斯的经济基础而言，根本原因真不怪普京，普京接盘的时候，俄罗斯的工业体系已经崩溃了。普京接手俄罗斯之后，恰好就遇到能源大涨，此时俄罗斯又急需快速恢复国力和信心，于是普京就通过能源的扩张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在这一时期，普京的失误在于，在发展能源的同时，没有进一步推动工业体系的恢复建设。之所以普京没有选择进行工业产业的恢复性建设，占豪（微信号：占豪）认为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普京认为能源产业能最快恢复俄罗斯经济，恢复工业产业则效果会比较慢；二是在能源快速恢复和工业恢复建设方面普京需要作出选择，因为工业产业的建业也需要投入资源，这会影响俄罗斯能源产业的扩张；三是普京没有预料到国际能源价格会这么跌。

因此，我们可以说普京在没有恢复工业产业建设方面显然是存在战略失误的。同时，普京的战略失误还有开发远东太晚。如果俄罗斯能更早地开发远东，那么俄罗斯和亚太国家的经济联系会大大增加，这会很大程度抵消美国为首西方的经济制裁效果。

更直白点说，就是当时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还没那么好，还不够信任中国，对中国提出开发远东的提议才没有提起兴趣。当然，俄罗斯也担心中国对远东地区有野心，对此心存戒备。如果当时普京能在推动能源建设的同时，与中国、日本、韩国大力开发远东，推动远东地区的工业建设，则今天的东北亚危机可能就不存在了不说，俄罗斯的经济抗压能力会比现在强得多得多。

因此，普京在这方面是存在战略错判的。不过，这种错判的确是因为中俄关系还发展得没那么好的原因，毕竟在2000年代初中俄关系还不那么亲密，2000年代初的头几年俄罗斯的外交侧重也是西方比中国重。

当然，就俄罗斯整个国家来说，可能在当时根本也都没想过和中国、日本、韩国开发远东地区，所以这一问题在俄罗斯根本算不得问题，毕竟当时中俄关系没那么好。而就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困难，俄罗斯人则归罪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人认为普京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俄罗斯人的这种看法，使得普京虽然在经济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也没有影响其超高的支持率。当然，这种对普京的强力信任，也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俄罗斯人的凝聚力，提升了俄罗斯面对西方的韧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