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制源流@东宫制度》与政治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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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非洲@阿拉伯的酋长国、亚欧各地的君主制国家，从台湾的蒋二世、朝鲜的金三世到美国的布什2.5、韩国的朴二世、日本的鸠山二世、安倍1.5，领导权的继承问题从来不是家族的私事（否则就成了动物种群），而是政治延续性（作为技术）及社会的可持续性（作为情感）问题。由此而言，“抗美援朝”（以毛岸英、蒋经国、金正日、小布什、朴槿惠、安倍晋三为例）也是世界政治史的划时代转折，“用人民的儿子”替代“天子”或“太子”是中国政治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吾曹不出其如苍生何”，正是中华文明以“仁”为本的天下主义，而不是原子化社会之个人主义的“人”道，其丛林法则的所谓“自由”不过是“他人是地狱”，“天堂”、“极乐”云云不过是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

朱永嘉《明代政制的源流与得失》之《东宫制度》：

“个人的生命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君王也不例外，秦始皇迷信长生不老之药，所以没有尽早及时地确定他的交接班问题，他死得突然，结果交接班的问题被赵高一手操纵，弄了一个胡亥作为接班人，二世而亡。所以汉帝国建立以后，便把接班人问题尽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汉初的贾谊有一篇名为《保傅》的文章，后来也收在《大戴礼记》中，就大讲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也就是东宫的建制，认为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各个王朝，一旦称王立国，往往首先把立世子或太子作为首要的任务来抓，明代的朱元璋兴起时也不例外。”

冯天瑜《清人对“封建”的两种评议》

    王夫之将秦废封建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其说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名言。在这种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颇相矛盾的现象背后，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配力量在起作用，黑格尔归之于“绝对精神”，王夫之则归之为“理”，终之于“天”，从而把秦汉唐宋以来的“封建论”推到历史哲学的高峰。

费正清等《剑桥中国史@革命内部的革命》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是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
经常有人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所采取的态度完全是武断的、随心所欲的和嘲讽的——换言之，被他们冠之以“正确的”毛的那些思想，是为了论证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服务的。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如今那些尽力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解释和阐释的人，大部分都是毛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几十年的老战士，他们除了要接受足够的毛的思想遗产以证明他们是毛的合法继承人以外，也只能讲毛泽东时代的许多思想和实践融入他们自己的思维中。现在重新解释毛思想的目的就是如他们所说，是为了界定毛的思想遗产中哪些部分是正确的，要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需要相结合的双重意义上来确定。我们要承认他们这样做不是不合理的。

蒋百里：中国之新生命——军国主义与立宪政治之衰亡

自甲午、庚子以还，国人感于内治之不修而外祸之日亟也，思有以药之，于是有军国主义，对外者也，其结果为北洋练兵；于是有立宪运动，对内者也，其结果为预备立宪。

练兵矣！自六镇而三十六镇，而四十师，而五十师；自禁卫军而模范团，而边防军。尽天下之财以供其用，而其结果则何如？

立宪矣！自十年预备而元年国会，而旧国会，而新国会；自谘政院而南北两京之参议院。群天下之才以期其成，而其结果又何如？

呜呼！我国民经此沉痛之经验，亦尝研究其所以然之故欤？夫知其所失者在彼，乃知其所得者在此，此“经验”二字之所以可贵也。

练兵也，立宪也，此非中国所独创，彼世界之人，行之而大强其国者也！以蕞尔三岛之英，而国旗辉乎大地，问其政体，则曰立宪！以地瘠民贫之日耳曼，而一跃称霸于欧洲，问其内容，则曰军国主义！然犹可曰彼自有其历时环境之原因，非他人所得而强学者。乃若区区东邻，亦仅三十年之功，露头角于东亚。地相邻也，种相类也，乃一服此速效之兴奋剂，而其势骤张，若是乎，则内忧外患之对症药，舍是曾莫与易也。一服不洽，至于再至于三。夫世界为之而日兴，而吾人为之而日败者，则何以故？何以故？

则有为之进一解者，曰：苟人之不臧，虽有良法美意，适以咨其扰乱之媒耳。是说也。是说也，则犹之医者以人之必死为先提而自矜夸其药之功效良也。其然乎？其不然乎？夫制度无绝对之善恶，所贵者适而已。军国，立宪，果必效之良剂，可以治百病者乎？

方欧战之未起，而固未有敢对此二巨灵而加以讥评者。幸也，自种其因，自收其果。而欧洲之大战起，自是战结局，而欧洲之新局面开，而中国之新生命起。

自个性之自由发其源，其流入于阶级制度之民族，于是对内而有立宪政治，对外而有军国主义，而其间承上起下之机关，全在一种特别阶级之贵族。其自身既有坚固之组织，而在政治上又立于垄断之地位。于是利用国民势力，对于君主而确定其条件，则谓之曰宪法，英是也。奉承君主之威灵，对于国民而扩充其教育，则谓之曰征兵令，德是也。俄则贵族之势强于平民，故为片断的军国主义。法则平民之势强于贵族，故成綦端之共和政治。

日本之变也，适当其封建之初衰。其士族制度之组织地位尚在，故长萨用之于军国主义而成功，而立宪运动则让诸自余诸藩士。

（附注：日本今日攻军阀者，政党也。然军阀若亡，则今日之政党亦必随之而倒。）

我中国非阶级制度之国家，故立宪政治、军国主义，于历史上不能得其据，于事实上无以立基础。盖承上起下之机关不备，虽有良法，无术以运用之。此三十年扰扰纷纷，所以徒为东施之效颦，而一无实效也。

反之，国家元首，无一定之同姓相续之必要，则无论尧舜之禅让，无论汤武之革命，历史上之事实，入于国民之思想者，至深且厚。此各种革新运动，所以惟共和一事独告成功也。

是故中国失败于十九世纪之原因，盖同时即为成功于二十世纪之证据，贵族消灭，农民自由，盖三千年之历史性，乃适然吻合于今日大战以后之新潮流。大战者，军国主义之尾声，而立宪政治动摇之初步也。

中国无贵族，故国民团结之方式，只有二种：曰专制，曰共和。虽然专制之条件，在特出之英雄，而英雄者，可希望不可以强求者也。反之共和之条件，在各人之个性，而此区区之“我”盖无论何时何地，不敢违背我之命令而最靠得住者也，此则共和国家之根本特长也。

是故共和之国家，人人可以出力，时时可以用功，处处可以着力，此中国之新生命所以强固不拔，而非彼借厌世之名以自诿自欺者，所得而亡之者也。

满清之立宪，袁氏之帝制，张勋之复辟，表面上皆有可能性，而卒不成者，固新潮之影响，抑亦历史性之成功也。呜呼！三者皆歧路之可导入于绝地者，而卒籍我民族全体之直觉灵光以免，故民国前途，正是堂堂一条大道，有永久之未来，而彼利用军国主义、立宪政治以暴发一时者，则如墨之幽灵方日日踞其灵魂之上以笑。呜呼！我国民何为而自馁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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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国防论》

​    合与分有联带的条件，这不仅是战争的真理，也就是人生生活的原则。如果种田的人反对织布的人，那么他有饭吃他可没衣穿，推之百工的事都是一样。所以要“合”才能“分”，同时又可以说要“分”才能“合”。如果从表面来说，从前各国空军有的是隶属于陆军的，有的是隶属于海军的，这不是空陆空海联络格外容易些么？那知道这却是走了合的反对方向，现在主张研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人，没有一个不主张空军独立的，因为空军能独立，所以才“要”联合，才“能”联合。这与上文所谓“自由——自动的纪律”精神相一致，我们知道下等动物其组织最为简单，饮食，消化，生殖都靠一种机关，生物愈进步，分功的机关愈多，而他的能力愈大，而统一的运动愈巧妙，譬如吃菜，要各味调和，譬如听乐，要各音合奏，这才是统一，是联合，不然就是“孤立”、“杂凑”，孤立与统一，杂凑与联合形似而精神不同，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我国家根本之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我国民军事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故吾今者为不得已乃创左之宣言。 我国民当以全体互助之精神，保卫我祖宗遗传之疆土，是土也，我衣于是，我食于是，我居于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园在焉。苟欲夺此土者，则是夺我生也，则牺牲其生命与之宣战。 是义也，根据历史，根诸世界潮流。 虽以孔子之学理，定君权于一尊，而终不能改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之事实，使后世之二十五朝，变而为万世一系君主之相继，权不操诸君主，而操诸人民，此真吾国体尊严之大义也。而秦汉以还，阶级制度消灭殆尽，布衣卿相，草莽英雄，而农民自由，尤为吾中国国家社会之根本。以视彼欧人，侈言自由，而农奴制消灭，仅仅在六十年前者，何可同日语。故一部二十四史入于帝国主义时代之眼中，为一片失败羞辱史，入于民主社会主义时代之眼中，则真一片光荣发达史也。

​若夫军事天才，则孙子实首发明“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之原则。（欧人兵略之精者，孙子多言之，而孙子此义，则吾遍读各大兵学家之书未之见）而自华元守宋，乃若赤壁之战，睢阳之守，而坚壁清野，而保甲团练，乃至近世湘军之兴，盖皆寓积极于消极之中，利用国民自卫之心以卫国，而无不有成。盖历史之遗传，与环境之影响，使我国民视侵略为不必要，自卫为当然权利，其至高之道德，乃适为今日与世界相见之用也。呜呼，岂不伟哉！（注：虽以侵略主义之国家，亦必借“国防”二字以自掩饰。虽然，充其国防之意义，则虽全太阳系为其军略上所占领，而未有已也。甲与乙邻也，乙不得，则甲危，固也，乃得乙，乙又与丙，丙又与丁，其邻也，乃相续于无穷。则虽占领太阳系，而此外之恒星犹无穷也，此种国防政策，他人不之信，即自身之国民亦不之信，自欺欺人，以盗灿烂之勋章而已。）是故吾中国之不得志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则事理之当然者也，何也？性不适于军国主义也。虽然，侵略政策，国家主义终有一旦之自毙。故欧战一起，而世界之新局面开！

​……

​所以法西斯也罢，国社党也罢，苏维埃更逃不了，所谓五年计划、四年计划，都是一种农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一定说农业文化的优越，可是商业文化的破产，是决定的了。英国人听见法西斯国社党苏维埃都有些头痛，其实许多事情，还是他自身先进国家开辟出来的。消费合作社在英国最先创办，成绩也最好，这不是废商的先声？基尔特明明是古时代手工组织的遗产，英国就首创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就可见我所谓“演变”。大陆农业统制精神，乃孕育于商业自由的海国，这是因为商业顶发达的国家，感受痛苦最早，因为商业扩充同当年地中海文明一样，受了天然的限制！

​这中间科学的进步也是一大原因，如果许多天惠不厚的国家，根本上不能自给自足，那么这国际贸易还可以相当维持，但是现在化学工业进步，汽油也会人造，橡皮也会人造，于是工业家就同农民合作，而商业走上了自杀的一途。这种新农业文化的趋势，影响到制度上有两种需要：（一）专制的政治即首领制。如今日美国罗斯福，且权力加增。（二）民主的经济即协作制，以职业代表成协作会议。今日世界都处于准战争状态之下，犹欲举大战前的民主政治议会制度以为鼓吹文明之具，真可为不知时务，所以政治上之必用首领制殆无疑义。但是统制经济名义虽则是国营，实际则是劳资合作。生产与分配均趋合理化，实含有至大之民主精神，故俄之合作社，义之“行业合作国民会议”都建立在这个精神上。今日首领制之根本不同于古代帝皇专制者，其原因全在于此。这种经济的议会制度，政治的专制办法，实为国民总动员的根据，也就是国防经济学上基本原则之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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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叶夫根尼·莫洛佐夫：技术企业正操纵失控的西方政治
白俄罗斯裔作家，美国《新共和》杂志编辑
发表时间：2016-04-21 07:40:41
关键字: 资本技术国家政治西方政治

目前，对于任何一个有勇气阅读报纸的人而言，大西洋彼岸的民主资本主义（也就是曾经一度拉动战后繁荣的引擎）已经陷入危机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饥饿，无家可归，水资源供应中出现的有毒化学物质，还有负担不起的房价：所有这些议题都再度被提上日程，甚至一些最繁荣的国家也无法幸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活水平令人惊讶的降低也是如此——40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最终要自食其恶果——所以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也没什么可让人意外的。

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无家可归者的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之中
伴随着中东一系列战争的溢出效应——先是难民涌出，现在又是欧洲心脏地区不断增加的恐怖袭击——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萎靡看起来愈发严重。叛逆的平民主义力量，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能轻易地抨击精英，这一点不足为奇。从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到巴黎，掌权之人凭着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完成了一系列壮举。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让唐纳德·特朗普看起来像个能拯救地球的超人。
民主资本主义似乎演化出了一个合法化危机——这个古怪的制度试图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也即少数人制定的隐性规则）与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即多数人决策的显性规则）相结合，从而孕育了潜在的危机。
“合法化危机”这一词语，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使用后开始流行，这一词语巧妙地捕捉到了两者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也即我们的政治机构设定的既定目标是为了追求平等、正义和公正，然而如今严苛的政治现实却截然相反，那些完全相同的机构常常成为了支持那些价值发展的绊脚石。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最初的概念是强调它在文化维度上的含义，因为正如他当初假设的，尽管激进分子对福利制国家有所诟病，那些平稳运行的福利制国家仍旧能够减少社会差距，使劳动者享有更多权利，并能使他们在不断增长的经济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
这一论述在时间的检验中变得不那么坚不可摧。十年之后，有一点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去寻求种种方法以继续满足劳资双方——这一趋势被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主要支持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起初是通货膨胀，之后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继而引发国债增发，最终走向金融自由化，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私人债务，这样国民至少可以通过借钱去消费那些原本买不起的东西，而政府则屈从于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坚信着财政紧缩政策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无力承担更多的资助。
然而，没有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奏效，仅仅只能推迟而不是解决这一合法化危机。如今，全球的精英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来解决这一危机。
一个选择是接受那些支持伯尼·桑德斯或者唐纳德·特朗普的反正统的民粹主义。尽管这两者在很多社会和政治的议题上持有异见，但两者均反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上所达成的共识，并且挑战了一些社会的主流观点，例如关于自由贸易的优点（正如一些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以及美国应该在国际上扮演一个强势角色的观点。他们都倾向于让美国选择一个更孤立主义的立场。

另一个选择对于参加达沃斯的那群人而言更容易接受，那就是期待出现一个奇迹，从而使得公众相信，我们当今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并非结构性的。同时，另一些产物——大数据，自动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拯救我们，或者至少推迟最终的经济崩溃，这一过程被施特雷克机智地描述为“拖延时间”。
然而如今，一个巨大的变化已经发生。在历史上，金融产业一直被视作“拖延时间”和平息民众叛乱的关键，在将来，这一核心角色将由高技术产业来承担，由全球广告市场来担任配角——这是一根极富魔力的魔棒，使得人们得以享受那么多免费的数字化服务，目的则是为了获得我们的数据。
政府与产业间的全新融合与适应已经轮廓初现。实际收益有可能停滞，人们可能不再希望背负更多的债务，但是对此也无需惊慌：毕竟，越来越多的服务，从传媒到预防性医疗，都已经免费提供给大众。另外，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方式和渠道，主要是通过兜售我们的空余时间和其他资产去满足我们的目的。而且，正如最新的财政预算所表明的，政府将会非常乐意为诸如此类的微型企业家们提供免税额度！
因为所有这些在数字化平台上产生的数据都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售卖以获利，用来弥补任何预算中的漏洞——包括政府本身。大学，保险公司，银行：大量的公司都十分乐意购买数据。
最终，技术企业——得益于他们收集的大数据——总能将自身定位为抗击恐怖威胁必不可少的一份子。每有一个蒂姆·库克抗击FBI，就会有一个彼得·泰尔来对付恐怖分子。彼得·泰尔是著名的风险资本家和帕兰提尔技术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一家拥有200亿资产的通过机器学习服务于防务建设的巨头。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泰尔甚至表示帕兰提尔的技术曾经帮助阻碍恐怖袭击的发生。
当代政治的残酷现实性，并不在于我们无法预料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一观点曾由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费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而在于我们同样无法想象资本主义将可能如何继续发展，至少并不是以它的理想形态以微弱的纽带系在民主“政治”之上来发展。目前看来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将更多解决问题的责任转移到硅谷，从对福利的关注上转移到对冲突的解决上。
这有可能对效率带来巨大的提升，但是这是不是就不会加重已经折磨公共机构许久的民主赤字了呢？答案是当然会加重。但是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已经失去自信标榜自身的民主。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委婉的说辞去描述新常态（其中默克尔的“经济顺从民主”可能是最受人欢迎的主张）。
除此之外，1970年代的一系列标语原本是用来支持民主从而实现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协调妥协，从经济和工业的民主转向共同决策制，但这在现代看起来也颇为稀奇，毕竟在“零工经济”时代，劳动者甚至都不能加入工会，更不用说参与到企业更广泛的管理之中了。
然而，更灾难性的事情还在进行中。“拖延时间”似乎不足以形容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只因为目前的技术公司有着比银行更大的规模，它们不仅由于其规模的庞大而不能倒闭，也不可能修正它们的所作所为——更不用说去复制了——即使一个全新的政府上台也无法撼动它们。
许多技术企业已经承担了实际上的国家责任；任何有关“智慧城市”的周密解析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智慧城市”凭借着技术公司使其成为城市基本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实际上，某些技术企业正在快速地变成政治自身运行的天然背景。一旦谷歌和脸书成为了基本服务的管理方，撒切尔夫人那句著名的格言“你别无选择”将不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将成为切切实实的现实。
最糟糕的是，今天的合法化危机将成为我们的最后一个合法化危机。任何关于合法性的讨论不仅仅以拥有觉察不公平的能力为先决条件，同时也以想象与落实一个政治选择为前提。想象力从来不会缺乏，但是大规模地去落实某项事务却越来越多地受制于技术巨头。一旦权力转移完成，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再去“拖延时间”了——民主将不再是一个选项。
（青年观察者宋祎琳译自3月27日英国《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