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中华（原）文明&地中海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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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中华（原）文明&地中海文明

我们关于中国一些耳熟能详的概括，实际上并不为世人所“同情的理解”：

譬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养着十数亿人口”，世上当然有这样规模领土的国家如俄罗斯@美国、但没有这样规模的人口，也有类似人口规模的国家如印度、但没有这样规模的土地。你说人口是累赘？你要知道清代以前只有中国人口超过1亿，而且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一直是世界GDP第一？美籍华裔史学家黄宗智认为从明代就人口过剩了，然而在美洲作物传入中国以后，随着清代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人口又翻了数倍！20世纪以来西欧北美所谓发达国家一直喊“黄祸”、喊人口危机，可是中国人口仍然继续翻番！并没有什么“黄祸”，相反贼喊捉贼的其实是“白祸”，奴役非洲黑人，屠杀美洲黄人、澳洲棕人，殖民亚洲黄人，连自己内部的犹太人都不放过，现在与宗教同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又如何……

譬如“五千年文明史”，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而今安在？你说印度？你知道第一部成文的印度史是什么？唐朝玄奘和尚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到蒙古人统治时期才成为一个部落联盟国家……其他如腓尼基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是散落在地中海沿岸的游牧部落或渔民部落，如果说有一种文明最后把他们串联起来的话，那就是犹太文明，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

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例如从8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纪迫害阿尔摩哈德家族止的这段时期的北非的各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迫害几乎使这些社会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无情的仇恨行动粗暴赶走的摩里斯科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但是这些对手却有奇怪的良好机会：当一个君主迫害他们时，另外一个君主却保护它们；当一种经济使他们倾家荡产时，另外一种经济使他们发财致富；当一种伟大文明抛弃他们，另外一种伟大的文明却欢迎他们。1492年西班牙驱逐他们，土耳其却接纳他们，乐于利用他们来对抗希腊人正如葡萄牙的犹太人的情况充分显示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代位行使诉权。他们拥有钱财收买共谋。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出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德意志犹太人、西班牙犹太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接着，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传播这些文明的货物。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不容异说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

    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正是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当然不是印第安人时代的）美洲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全都富有或者无忧无虑。这也不是说犹太教由于它的进行冒险投机的神召或者由于它的伦理原则应该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称为16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事物负责。这也不是说，“以色列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转行；它在哪里发光，新的生活就在哪里萌生；而在被它抛弃的地方，所有已经开花的事物都凋谢枯萎。”更主要的是，犹太人懂得像适应商业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局势那样适应地理形势。我们大家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盘上的合作。单单特赦令的撤销本身，并没有自动导致新教徒经营的、始于16世纪的银行业的成功。但是，此举却为这个行业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教徒在法国、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之间，布设了一张情报网和合作网。在若干世纪之内，对犹太商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可以肯定：哪里人口稠密，哪里的生活就十分困难，哪里的流放者就必须从事任何行业，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业。他们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当织工、染匠，他们是在当地农民的集市贸易上的行商负贩。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比较小的犹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犹太人中的富商巨贾的居住地。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买卖的定位集中之惠，被这些买卖吸引，因而是新来的人。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后者总是依存于经济生活的恶劣气候，并且伴随着这种气候。正如1350年-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保护的经济一样，1600年-1650年的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的也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总之，正如维纳尔@宋巴尔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当然不是阿拉伯人时代）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

     对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外进行考察研究。如果我们最后把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犹太人的命运的图象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的这面镜子里。伊比利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两中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我们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唐吉柯德的甲胄背后》）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对西班牙的再政府，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自己的天堂，也是自己的地狱。

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这个超级世界经济“巨大、易碎而且有间歇性”。之所以具有间歇性，是“因为这些广袤地区之间的关系，是或大或小的势力进行一系列钟摆运动的结果，钟摆的中心是印度次大陆”。这些运动潮起潮落，重新分配着职责、权力和财富，“依次有利于西方一边，即伊斯兰；东方一边，即中国。不过，有时“钟摆功能会失调，或是根本停止运动：此时亚洲的外围地区要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为自治的区域”。这种间歇的构成也是脆弱的，因为它的“结构相对易于被渗透，而不足于自我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在要求被侵入”。因此它不断遭受来自北边和西边的入侵。欧洲人“只不过重蹈了其他入侵者的覆辙而已”。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

欧洲和北美在技术、政治和社会革新上的这些相似的、长期存在的表现不仅归因于亚洲和非洲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的短期政治失败，革新时间的相对滞后有一些长期和更广泛的愿因。我们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首先，欧洲通常比亚洲人、非洲人和波利尼西亚人面对战争时更易动员，在法律上更无情。欧洲的地形要求军队在海战与陆战之间、在高山和平原上、在寒冷和炎热中能迅速适应，因为相对小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时常进行革新以适应这些不同的地形和气候，而东方和南方大的帝国中，则是发展更松散的、更缺少专业（狩猎经济）的军队类型以控制广袤的土地。在欧洲，相对小的区域中的激烈竞争迫使国家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战争技术的发展上，并且要确保他们的武器可以与敌手的武器相匹敌。亚洲、非洲和最初俄国的军队经常要合并各种数量巨大的附属军队，这些附属军队要供应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军事财政推动了整个欧亚大陆国家的发展，但欧洲出现了更有效的支付和税收体系来应对当地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亚洲在17世纪的相对和平是它失败的原因。

J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不可能进行可复制的对照试验的介入，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是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

  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试验中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或作用有强有弱的）某种推定的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

【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为人熟知的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问题的关键，那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原子战争还是和平》——爱因斯坦1947年：
“ 我们刚从一场敌人迫使我们接受低劣的道德标准的战争中脱身出来。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感到已从这种标准中解放出来，没有感到已能自由自在地恢复宁静温馨的生活，恢复到没有对抗的安全之中。实际上，我们是在把敌人在上次战争中的低劣道德标准套到自己头上。这样我们就是朝着下一次战争的方向走去，而这下次战争的道德标准由于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变得更为低劣。”
   “在对现代战争技术做推测时，人们必须考虑原子弹之外的种种可能性。但是，我怀疑是否还有比原子弹更危险的武器，比如说细菌武器。我还感到，人们不必考虑链式反应带来的危险会大到足以毁灭地球的一部或全部。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倘若说这样一种链式反应要通过人造的原子弹产生的话，那它早就存在于不断到达地球表面的宇宙射线的作用之中了。”
“但是，我们不用想象地球因星球爆炸而像一颗新星那样遭到毁灭的景象也可充分理解原子战争日益增长着的危险性；也能认识到，倘若人类对下一次战争不加制止，将会造成前所未见、而当前无法想象的巨大灾难，人类文明将所剩无几。”
   “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太阳与核弹是个绝妙的隐喻，生态及人类世界是因着太阳系行星的合理距离而产生的一个均衡体系。然而人造的仿真太阳（核弹与核电）则把宇宙规则和人类道德更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日本的大地震是对人类命运的直接警示。太阳的周期波动所引起的地球效应是相对的波动，但核（日本核泄漏及朝鲜核爆炸）则是超自然的对称性破缺。

《郁离子@天地之盗第八》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则不可使也。故恒有事以勤之，则易治矣。”郁离子曰：“是术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而奚恃于术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竞，而子之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也。子以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上下之情交隐矣。子徒见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离也，见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为得计，而不思恶劳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养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不孙不亲，乱之蕴也。《诗》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旧章，而以罔教，仆实不敢与闻。” （养民之道）

郁离子曰：人，天地之盗也。天地善生，盗之者无禁，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攘其功，而归诸己。非徒发其藏，取其物而已也。

庶人不知焉，不能执其权，用其力；而遏其机逆其气，暴夭其生息，使天地无所施其功。则其出也匮，而盗斯穷矣。故上古之善盗者，莫伏羲、神农氏若也，敦其典，庸其礼，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则既夺其权而执之矣，于是教民以盗其力，以为吾用。春而种，秋而收，逐其时而利其生；高而宫，卑而池，水而舟，风而帆，曲取之无遗焉。而天地之愈滋，庶民之用愈足。

故曰惟圣人为能知盗，执其权，用其力，非徒取其物，发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后能容焉，非圣人之善盗，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则物尽而藏竭，天地亦无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盗息而人之盗起，不极不止也。然则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盗，而通其为天地之盗，斯可矣。” （天地之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