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领:当了十年基层干部的陈忠实,为何在《白鹿原》转身寻觅乡贤? http://www.guancha.cn/zhanggaoling/2016_05_05_359122.shtml
2016年4月29日晨7时40分,著名作家陈忠实去世,这条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中国文化界,网上的悼念文章层出不穷。但大家谈论的往往是功成名就后的陈忠实,却极少关注早年陈忠实。其实,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岂止常见的悼念文字如此,也许集这种“忽略”之大成的现象恰恰发生在陈忠实本人身上。在陈忠实所有公开出版物中,1978年前作品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那么,令我们好奇的是,这究竟是为什么? 《陈忠实文集》(七卷本),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未收录1978年前作品。 陈忠实极少公开阐释自己的作品,但对早年作品的否定无疑是一个例外。他不惮于明确指出,其早年代表作都在“演绎阶级斗争”。显然,“演绎”一词相对温和,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图解二字。“图解阶级斗争”,这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断语,陈忠实却对号入座,近乎判了前期作品的死刑。 基于上述自我否定,我们便不难理解,2004年的《陈忠实文集》(七卷本)何以不收1978年之前的作品。退一步说,即便陈忠实愿意收入《文集》,“演绎阶级斗争”已足以使出版社望而却步。但更耐人寻味恐怕还是陈忠实本人暧昧而游移的态度,看似上纲上线的无情否定其实又是不彻底的。他自我辩护道,早年作品固然在“演绎阶级斗争”,但同时又因“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而“颇受好评”。如果咬文嚼字的话,我们会发现,陈忠实的自我辩护中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如果说早期作品写出了“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而且“颇受好评”,那么,也就是说,他笔下的乡村生活书写是切合现实的;既然这些书写切合现实,那么,它又何以同时被认为是某种外在概念的“演绎”呢? 短篇小说《老班长》刊载于《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7期 很显然,陈忠实对早期作品的自我否定与辩护难以自圆其说。某种程度上说,陈忠实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辩护甚至可以颠倒过来,这些作品的确“颇受好评”,但“颇受好评”的原因并非“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而可能恰恰是陈忠实意欲否定的“演绎”。如果陈忠实仅仅写出了“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那么,似乎很难由此“颇受好评”。换言之,当时政治正确的早期作品,因政治风云变动而不再政治正确,这才是陈忠实的尴尬之处。 也就是说,看似高度政治化的自我否定背后,陈忠实其实亟欲将早期作品置于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从而实现去政治化式理解。然而,在我看来,无论是否认同陈忠实早期作品中的政治,但它都是陈忠实文学作品的核心命题所在,甚至是后期的《白鹿原》亦是如此。 回顾陈忠实的创作生涯,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农村题材,而在这些小说中,绝大多数主人公都是乡土精英——无论前期作品中的公社干部、村干部,还是后期《白鹿原》中的朱先生、白嘉轩和鹿子霖等乡绅。这与陈忠实早年十年基层干部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1972年至1982年,陈忠实担任基层干部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陈忠实走遍了毛西公社三十多个村庄,在下乡住队的村子里可以叫出所有男女老少的名字。很显然,他是以治理者的角度观察农村社会的。然而,治理者的角度不能不是一个政治的角度,十年的公社干部生涯在形塑陈忠实文学创作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夸张点说,如果不理解早年陈忠实就很难真正理解其文学创作。 1963年的陈忠实,时年21岁 1962年,陈忠实高考名落孙山,文学梦想严重受挫,不得不回到蒋村小学任民办教师,从遣词造句练起。1971年,陈忠实迎来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因文笔可嘉被借调到西安灞桥区毛西公社,从此开始了十年基层干部生涯。 《公社书记》刊于《陕西文艺》1975年第4期 也正是这一年,随着大批文学报刊创刊、复刊,而大多数获得解放而惊魂未定的老作家出于诸多顾虑难以专心创作,于是大批工农兵业余作者脱颖而出。陈忠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小说《接班以后》(1973年)、《高家兄弟》(1974年)、《公社书记》(1975年)等作品,成为《陕西文艺》的重点培养对象。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益成熟的陈忠实,乡土治理中的农村精英已成为他处理的核心命题。也许更值得一提的是,三篇小说无一例外被改编成电影剧本,其中《接班以后》被改编为《渭水新歌》,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而成并在1977年公映全国,陈忠实受到了举国瞩目。 《渭水新歌》(1977年),刘斌导演,陈忠实编剧,侯正民、刘秀珍、村里主演 然而,成也文学,败也文学。声名鹊起的陈忠实应邀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短篇小说《无畏》。当时,中国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篇火药味浓厚的小说被刊于《人民文学》最显赫的头版位置,紧随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告之后。随着“文革”结束,在其他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新时期,陈忠实却跌入了人生最低谷。因为《无畏》,他接受了轮番政治审查,甚至被指认为该小说的发表与“四人帮”有染。 《无畏》刊载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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