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佛教和民间信仰的结合，流传下很多糟粕。比如超度亡灵、放焰口等。这些并不符合佛教本旨，正信而有学养的僧人一向反对，太虚、印顺、圣严诸法师，都是如此。但圣严到了晚年，也在法鼓山做起了水陆法会。何以如此呢？因为钱。寺院的建设和维护，僧团的日常开销，都需要钱。直接去募化，钱很少。做水陆法会，钱哗哗来了。
也有信众赞叹坚持不做水陆的寺院，但那些人大多不太愿意出钱。往往是越迷信的人，越肯出钱。或许是怕因果轮回，或许是想积攒福德，他们捐钱很大方。
在圣严的时代和处境下，假如想坚持不做水陆、焰口，信众的刚需得不到满足，慢慢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庙盖不起来，人越来越少，反而不宜弘法化众。
这个世界上，理想主义者很少。物竞天择，理想主义者十分容易被淘汰。但这并不意味着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少。十之八九的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潜藏着理想主义情结。只是一旦发现，呵护理想的成本太高，笃定的坚持往往受挫，马上转身变为滑头。
因此，仅仅是拥有理想主义情结，完全不能叫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是愿意并且有能力呵护理想使之不坠的人。愿意很简单，但有能力很难。理想主义者的稀缺在于很多有望成就的种子在竞争中早夭了。而竞争的胜利者，有心去扒一扒他们的发家史，大多由庸俗而卑劣的手段构成。胜利者往往喜欢打扮成理想主义者的模样，一旦让世人洞穿，他的胜利就难乎为继。假冒的理想主义者很多，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极少。
由于庸俗的胜利者喜欢披上理想主义的皮，而真正理想主义者又不介意权变地做看起来庸俗的事情，二者在世人眼里，区别起来十分困难。
太虚大师和圣严法师，都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作为经常被人诟病。太虚坐船，都是坐头等舱，别人指指点点：一个和尚坐头等舱，这么贪图享受是出家人该有的样子吗！他们不知道，太虚坐头等舱，是要结识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佛教向他们要钱和政策。
如果没有读过太虚和圣严的书，熟悉他们的知识与见地，看到他们同政治的密切过从恐怕很难体会其初衷。陈水扁在任时，四次上法鼓山拜访圣严。2006年6月，台湾朝野上下都对陈水扁表示不满。陈水扁轻车简从上法鼓山，对圣严表示，自己的慈悲和智能都不足。
2008年2月，马英九在竞选前，参加法鼓山的除夕撞钟活动，用力过猛，把绳索扯断了。圣严说，“撞钟主力，应当都在僧团法师身上，贵宾们只要做出撞钟的样子即可，并不需要特别施力。”5月，马英九竞选获胜。
读圣严的书就会明白，他对政治并没有兴趣。对政治兴趣浓厚的人恐怕也不太会舍得花六年时间去闭关。但为了弘法化众，很多应酬往来也不能避免。圣严晚年，保持着三天洗一次肾的频率，却在这几年里，连续不断地接待政商各界人士。一边抱着病躯，一边对陈水扁等讲忏悔、发愿和回向。圣严也清楚，讲这些未必有直接的效果，有个董事长因为公司被调查，心中苦闷，上山找圣严，圣严开导了他，几天后跳海自杀了。但圣严并不厌倦。在外界看，这是僧人卷入政治。但僧人卷入政治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对政治的兴趣，而是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
僧人与政治关系密切，并不奇怪。史上最著名的两位高僧，鸠摩罗什和玄奘，都和政治十分密切。鸠摩罗什被后秦高祖姚兴亲自迎入长安，以国师的身份礼待。玄奘也十分变通，他在学术上，坚持认为所处的时代没有转轮王，但在给太宗高宗皇帝的信和上书中，称他们为转轮王。
这是妄语吗？不是。这是随顺世俗的善巧方便。佛教很分得清第一义谛和世俗谛，在世俗意义上，把君主比喻成转轮王，或者说，期待君主是转轮王，只不过是与俗无诤的称呼。就像广东人习惯称小伙靓仔，不代表他真的靓。
如果不能随顺世俗，理想主义者会举步维艰。要坚持理想，要紧的不是理想，而是智慧。在智慧一步步开启的过程中，如能不忘理想的坚持，就可以叫理想主义者了。如果一旦忘掉，就庸俗了。智慧也不再是智慧，而是精明了。
佛教有个词，叫应机度化。菩萨度一个人，要照顾他的根机。不照顾根机，他跟你是没缘分的，也度化不了他。但初机凡夫，和菩萨的见地差别很大，你将自己的见地不加善巧地说于他，实际上是放弃了他。对一个贪嗔痴慢疑习气很重的人，说不要崇拜偶像，并不存在主宰命运的终极力量，只会给他带来疑惑和惶恐。
理想主义者和世俗的扞格，多源自理想主义者格物不力。从外在看，是对诸事诸务的洞察还不够明白；从内在看，是所知障与法执还很坚固。换言之，他还不能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因为不理解，会执著地坚持某些见解和认知。用孔子的话说，“可与立，未可与权”。
理想和事相不一样。抱定理想不肯动摇，叫坚持；抱定事相不肯动摇，叫执著。理想不动摇，事相上灵活处理，叫权变。动摇了理想，就不叫权变，而叫妥协了。
理想主义者是毫不妥协的人。在毫不妥协的情形下，之所以还能生存，在于懂得权变，才既不流于庸俗，又不至于冥顽。
法鼓山虽然做了水陆法会，但都经过改良修订。把传统水陆中烧纸人、纸马、纸钱这些都删掉了，使仪轨符合现代环保的要求，并尽量减少迷信成分。历史上不乏改变传统的高僧，如百丈淮海、云栖袾宏等。大众需求和文化土壤，很难遽然改变。要想影响大众，得先令大众接纳。如果因为见解不同，就对众人敬而远之，那就谈不上影响大众了。
权变的基础，在于对事物本质的不同理解。妥协则是在并不理解的情形下让步。妥协很简单，只是态度问题，权变则是智慧问题。权变不是说变就变，它有格物工夫的要求。
权变要求理解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到底是如何想的，造成如此想法的诸多因缘是什么。换言之，权变要求具备“天眼通”等能力，能看清他人的处境态势及前因后果。好比权变的人站在山顶上，看见山中错综复杂的小路和小路上的行人，行人并不清楚哪条路是正确的、离山顶最近的，只能随大流去走，行人的遮蔽是受自身位置所限。山顶的人不仅明了一切道路，也明了山腰的人之所以迂回曲折的原因。由于对此了然，虽然和他们见解不同，但不会产生抵牾。
人们常说换位思考，但很多时候，换位思考并不能成立。普通老百姓没办法和市长换位思考，因为他的屁股从来没有坐到市长位置上过。但市长可以换到县长的位置上思考，因为他的屁股曾在那里坐过。能换位的人，一定是对同样的生活、同样的境界有所浸淫。所以，权变之难，难在致知。
很多人认为，迷信是由于知识的匮乏。这种见解，源于自负的蒙蔽。暗含的意思是，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系统的知识和科学的态度。如果问他，为何牛顿晚年从宗教上寻找寄托，他不敢说牛顿知识匮乏或科学精神不足，只能视为特例或归因于老年的糊涂。
其实，一个人是否相信宗教，以及如何理解宗教，知识上的差别是很次要的，重要的差别在基因上。知识和阅历只是作用微小的外缘。但人总倾向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因此愿意将先天的区别划为后天，这样就容易感知自己的成就。这种自以为是，是觉悟程度不足的体现。
觉悟的程度，可以体现为涵养。比如一个人受到很重的谩骂和侮辱，并不生气。在外界看来，他是非常有涵养的人。但实际上，涵养只是表象，不生气是因为他的觉悟程度深，能够理解谩骂和侮辱的来龙去脉，而不至于动气。
仅从外在去模仿涵养，往往是照猫画虎。因为关键是不动气，而不是克制情绪，掩饰怒气不外露。那样就扬汤止沸，很难成就。所以《近思录》讲：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唯有觉悟程度的提升，才是真正的进益。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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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3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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