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南京、金中都到元大都

历史的钻研者

在华北大平原的北端，燕山山地和西山山地双向的屏障之中，有一块小平原，由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拒马河、泃河五大河流冲积而成，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水甘土厚”，是块风水宝地。从这里向北由南口至康庄越过燕山，是蒙古高原；东出榆关，是东北的林海雪原；向南则连通着华夏的中心——中原，是地处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中原的交界带，也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和农耕民族交往、融合的枢纽。
这里便是北京小平原，或称北京湾。
当然，“北京”这个名字是后来的事，这里曾有过很多名字，北京可算是最新的称呼了。在春秋战国时代，这里是“七雄”之一燕国的中心，燕国先后五座都城有三座都在这片地域内，即初都、中都、上都。秦朝时在此设立广阳郡。两汉时则先后成为诸侯燕国、燕郡、广阳郡、广阳国、上谷郡等等，以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这里随着各代统治王朝的不断更替，行政区划不断变换，名称也总有变更，涿、燕、幽等不一而足。不过，因为处于各文明的交汇处，又为农耕文明的边缘地带，这里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边塞，是防备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重镇，最高的级别不过是诸侯国或割据政权的都城，日后那种“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的首善之区的威仪，离这里还很遥远。
直到一支游牧民族的南下，才将这一情况彻底改变。

公元907年，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宣布灭亡，五代十国的乱世开始了。而就在同一年，漠北草原的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自称可汗，一个新兴的游牧帝国初具规模。因正赶上中原大乱的契机，得以迅速壮大，926年灭掉了辽东的渤海国，从此契丹国土西至新疆积木萨尔，东至日本海，成为足以威胁中原的北方强国。
到了936年，统治中原的后唐发生内乱，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间爆发内战，石敬瑭知道自己实力不足，于是向契丹求援，称臣、称子，并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地为酬。
这样好事自然没有理由拒绝，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契丹铁骑南下，帮助石敬瑭攻灭后唐，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不但收了一个大自己几十岁的干儿子，还将燕云十六州这片地域广大、物产丰饶的战略要地收归囊中。
所谓燕云十六州，是指今天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分别为幽州（今北京）、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北）、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朔州（今山西朔州）、云州（今山西大同）。
这里是中原抵御游牧民族南侵的门户天险，从此无论中原怎样频换大王旗，都无法改变门户洞开，北方铁骑可直达城下的窘境。
日后，一代雄主后周世宗柴荣于959年率兵伐辽，夺回瀛、莫、宁、易四州十县之地，但天不假年，在进攻幽州的途中病重，回师后病逝。不久，易州被辽夺回。
待到宋太祖赵匡胤篡夺后周建立北宋后，曾放过豪言：“石晋割幽燕诸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也就是说，攒了五百万缗的钱来赎买燕云之地，如果辽国不给，那就用这笔钱招兵攻打。可惜，没等付诸实施，其人便在“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中赍志以殁。而继承其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亲率大军于979年北伐，却在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中大败亏输，自己也中箭负伤，乃至日后箭伤频发，含恨而终。
无论后人多么的不情愿，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开始，燕云之地尤其是北京平原便不再是中原汉人王朝的边塞重镇，而逐渐成为北中国的中心乃至全中国的中心。
而辽代在此设立南京，便是这一转变的开始。

先后吞下渤海国和燕云十六州后，契丹——辽帝国便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国家了，成为了集游牧、农耕、渔猎、商贸多种生产方式于一体，契丹、汉、女真、渤海、奚等多民族混居的大帝国，于是辽的统治者设立里了五座京城作为统治广大帝国的支点。所谓五京，便是上京临湟府（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朝阳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和南京幽州府,这南京幽州府便是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后改名析津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
虽然，因为出身于游牧民族，契丹人还要坚持“行国”的老传统不能丢，所以辽朝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五京之中的任何一座京城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都，辽朝的政治中心在四处捺钵，中央政府随着皇帝四处游移。但是，因为辽朝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五京实际上是统治不同民族、彰显不同文化的五个中心：东京地区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地区用汉制，上京、中京地区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
作为辽帝国汉人聚居区的中心城市，又是最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南京析津府政治地位虽不如上京、中京，但却是辽朝的商业、文化中心。据史料记载，南京城呈方形，周长二十四里，城墙为夯土板筑，由外城、内城组成，外城四面城墙共开八门，东为安东门、迎春门，西为显西门、清晋门，南为开阳门、丹凤门，北为通天门、龚晨门。内城幅员五华里，有丹凤、显西、衙北三门。大内在外城西南隅，设有北王府、南王府以及景宗、圣宗皇帝御容殿，也就是宣和殿、大内殿，还有元和殿、洪政殿等宫殿。城内主要街道有六条，沿用唐朝幽州街道旧名。城内的廊坊也都是因袭唐制，路振《乘轺录》记载，“幽州……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作为辽帝国南部的最大商贸城市，南京的市场设在城市北方，根据《契丹国志》记载，市场终年“陆海百货，聚集其中”。而在南京城内，围绕在悯忠寺、昊天寺、仰山寺等大的寺庙周围有大量的印刷作坊，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有数千人，这在辽帝国是首屈一指，目前国内发现的辽代印刷品，绝大多数的精品都是出自辽南京的印刷。
有辽一代，南京析津府一直是其南部重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辽帝国灭亡之前，还一度成为唯一的首都，救亡政府的所在地。不过，毕竟只是五京之一，算不得真正的首都，其繁华与雄伟都相当有限，只能算是初露峥嵘，离辉煌还有段距离。
第一次真正的辉煌，是在代替辽王朝成为北方霸主的金王朝建立之后。

公元1114年，一直是辽朝皇帝属臣的女真人酋长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看似强大的辽帝国在昏君耶律延禧的统治下几乎不堪一击，迅速瓦解。以耶律大石为首的契丹贵族拥立耶律铸在南京析津府登基为帝，史称“北辽”，希望能够保住最后一片江山，延续国祚。但毕竟大火滔天杯水不济，1122年，金军轻松地攻破居庸关，占领了南京，辽帝国最后一座有险可守的堡垒也失陷了，3年后，末代皇帝耶律延禧被俘，辽帝国彻底覆灭。
因为占领析津府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城市并未遭到很严重的破坏，新建立起来的金朝只是将之改为燕山府路，成为金朝的南部边陲重镇，再次失去了作为京城的荣耀。
然而，随着1127年金军攻破汴梁灭亡北宋的“靖康之变”，宋室南迁，淮河以北的土地尽属金朝，燕山府路时来运转了。
因为占据了中原，金朝原来的都城，位于今哈尔滨东南的会宁府明显不适合再做都城了。1151年，金废帝完颜亮开始在辽南京的基础上修建新的都城，因为“燕乃列国之名，不当为京师号”，把燕地改称中都，并且定为国都，治中都城，统领良乡等九县。
中都城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建造的，当时便动用民夫八十万，兵士四十万，历时两年方才完工。其城分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周三十七余里，近正方形，故址略当于今北京市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北城垣在今西城区的南界以内，北距复兴门大街约一里。城中殿堂馆阁、亭楼宫观，高敞宏丽，气宇万千。城区面积近十九平方公里，这已经比辽南京扩大了近一倍，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城区面积也不过十二平方公里。其皇城偏在大城内的西部，故址在今广安门以南，修建得“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
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燕京八景，太液秋风、琼岛春荫、西山晴雪、卢沟晓月、玉泉垂虹等等在那时已经存在。近百万人口在城中居住，商业之繁荣为北方之最。
从1153年建成迁都到1215年金朝再次迁都南京（汴梁），中都做了六十一年的金朝国都，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可算是北京的第一次辉煌，成为无可争议的北中国的中心，但毕竟南宋尚在，其首都临安也是极尽繁华，为南中国的中心，中都城只能与之平分秋色而不能独领风骚。
要成为居天下之中，掌控南北的中枢之地，这里还需要再一次涅槃。
这次涅槃源于又一支游牧民族的崛起与南下。

在大金王朝统治北中国九十六年后，公元1211年，一个原本臣服于金，且长期以来备受金朝压迫的游牧民族在他们新的领袖带领下用铁蹄踏破了金朝北部边境的界壕，对金王朝发起了雷霆之击。
这个民族叫做蒙古，他们新领袖叫做铁木真，在五年前成立大蒙古国时，他被称为“成吉思汗”。
面对着新近崛起，咄咄逼人的蒙古铁骑，曾经笑傲东亚无敌手的女真铁军却早已衰败，“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余，不堪战阵。”虽然蒙古的人口不过金朝五十分之一，军队只有其十分之一，但在天才军事家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势如破竹，连下金朝北疆边城，破居庸关直至中都城下。
曾几何时，成吉思汗要对这座城中的金朝皇帝卑躬屈膝，而如今，他却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兵临城下。
但是，成吉思汗还没有做好攻打如此巨大城市的准备，在遇到激烈抵抗后被迫撤退。
侥幸逃过一劫的中都城，一下子从万圣至尊的居所变成了被群狼盯上的肥肉。

之后的公元1213年秋，成吉思汗再次挥军南下。十月兵围中都，围城达五个月之久，中都城“军民饿死者十四五”。金宣宗坐困愁城，无奈之下，只能派大臣求和，以献出岐国公主和亲、缴纳大量金银和五百童男童女、御马三千匹为代价，换得成吉思汗退军。
为了不再次忍受城下之盟的耻辱，元1214年5月，金宣宗不顾元老重臣和士民的反对，下令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做了六十一年北中国中心的中都城被它的主人抛弃了。
金宣宗迁都次年（1215年），成吉思汗兵分四路南下，将金中都被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大臣完颜承晖无力回天，只得仰药自杀。在蒙古兵猛攻之下，中都城终于陷落。
一座宝库向一群掠夺者敞开了大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成吉思汗纵容军队对中都城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破坏——“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众，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因为火势过大，连成吉思汗本人也已经无法驻扎在旁边了，而是率军退驻于长城外侧的多伦附近。
当蒙古军饱掠而归后，中都城已经几乎被彻底毁灭，难以再称得上是一座城市了。此后几十年间，虽然这里被改为燕京，成为蒙古汗国治理汉地的治所，但其残破的景象一直没有改变，“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
蒙古汗国是以军事征服立国的草原帝国，对于城市经济极不熟悉，在燕京的历任达鲁花赤（断事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只知道搜刮贡赋，对于恢复城市，安集黎民并不着意，燕京似乎难有出头之日了。直到蒙古统治燕京半个世纪后的1264年，新一任蒙古大汗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

忽必烈是蒙古帝国第五任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但他与祖父以及前几任可汗不同，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征服者，他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一个伟大的建设者，他不但要继承祖父用铁蹄踏出的帝国，还要成为中华皇帝——“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
既然要作为中华皇帝，那么都城便不再适合设在蒙古高原了。在忽必烈之前，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鄂尔浑河岸边的哈喇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 年在建成。那时的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掌控各地。而到了忽必烈时代，因为和弟弟阿里不哥的征位之战，蒙古帝国分裂，窝阔台、察合台汗国已经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为边塞，首都再设于此，明显不合适了。
因此，1260 年忽必烈称汗后，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今天内蒙古的正蓝旗境内，滦河沿岸）改称为上都，作为自己的都城。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的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
但是，既然是皇帝，那么，正统问题十分重要，就必须灭掉以正统自居的南宋，才能名正言顺。而随着灭亡南宋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上都又显得较为偏远了。
忽必烈麾下，聚集了当时多个民族的最优秀的人才，而各民族的精英都劝他定都于幽燕之地，蒙古贵族霸突鲁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地，非燕不可。”汉族谋臣郝经则认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而色目人亦黑迭儿也建议在燕京整修宫殿，以作首都。
于是，在1264年，忽必烈开始营造新都的举措，在中都旧城东北郊外的琼华岛营建宫室，并着手修缮燕京旧城，打算在此定都，仍名为“中都”。但是，旧燕京城早已残破不堪，宫室尽成废墟，若要修缮，比重新筑城耗费还要巨大，另外，旧中都的水源主要靠西莲花池水系，早已严重不足，再加上考虑到南方北运的粮食，漕运只能到达通州，若要从通州向旧中都开凿运河，却又有海拔高出二十余米，河水无法引出的难题。于是，在1267年，忽必烈接受重臣刘秉忠的建议，放弃中都旧城，在东北郊外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都城，仍称中都。
而总工程师，便是刘秉忠。
新都城的执行者刘秉忠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河北邢州人，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因为“博学多才艺”而被忽必烈看重，从此留在忽必烈身边，备受宠信。不但在军国大事上忽必烈对其言听计从，在城市建设上更是对他极为倚重。当初修建上都时，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便是刘秉忠，他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筑城，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为最吉祥之地。果然，忽必烈在上都登基后，一路顺风顺水，击败了所有对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此，新都城的修建，刘秉忠仍是总设计师的不二人选。

刘秉忠和他的学生兼副手郭守敬、赵秉温都是饱学之士，精通堪舆之学，对他们来说，新都城不仅要宏伟壮丽显现皇家威仪，还要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礼法传统。
要构筑新城，免不了要参考前人的经验。刘秉忠等人考察前代，发现辽南京城呈方形，周长二十四里，外城四面城墙共开八门，皇城在外城西南隅，这显得规模太小，而皇城未能居中，不符合传统礼法。金中都城按照《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建造，周三十七余里，近正方形，共十三个城门，其皇城偏在西部，这要比辽南京宏伟、周正得多，但仍有瑕疵。
辽代设南京时并未着意建设，而金中都则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碍于原有格局不能尽情发挥。而新都城则几乎是白手起家，自然可以放手去做。
于是，他们决定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天子之城的规划进行设计。
在建城以前，刘秉忠等人先进行了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拟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新都城整个都城以积水潭、太液池为中心,外城为方形，九经九纬的道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轴线分明。太液池以东一带建宫城, 这符合“得水为上, 藏风次之”的堪舆原则。而宫城、府衙则与天上星辰布局对应起来，皇城对应天上的“中心紫薇垣”，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衙署，因其位置处于“紫微垣之次”而被安置在皇城的北面。主持军务的枢密院被安置在皇城的东侧，“在武曲星之次”。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被安置在了皇城的西北面，“在左右执法天门上”。——这便是天人合一。
宫城选址完成后，则以大内南门对准外城南门外一颗大树来确定全城的“王脉”，也就是中轴线，这样宫城的中心正好位于中轴线之上。而城门的建设也按照“天地之数, 阳奇阴偶”的原则，建十一门, 不开正北之门。至于城区，则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说法，共建五十坊, 象征着天生地成, 阴阳合德。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城内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弛”。街道皆有统一标准，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日后，当马可·波罗来到大都时，站在城墙上鸟瞰全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
待到测量设计完毕，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新都正式破土动工，而在动工的时候，首先在地下铺设了下水道，安装了排水设备，然后在地面上根据分布区的布局，施工兴建宫室园苑和住宅房屋。

当年金中都的修建，动用了民夫八十万，兵士四十万，人工量已经极为惊人，但与这次筑城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从各地而来常驻工地的工匠、军队自不必说，因农时而只能按季节前来输役的民夫就极为惊人，按当时的记载，仅至元八年（1271年），在筑城工地上劳动的民夫就达“一百五六十万”，而新都的修建则进行了九年之久，所有人工加起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毫不为过。
难以计数民夫在这座大工地上辛勤的劳作，具体负责指挥施工的是汉人张柔、张宏略父子以及工部尚书段天佑，而蒙古人也速不花、色目人亦黑迭儿、尼泊尔人阿尼哥等人也参与其中，尤其是亦黑迭儿，身为“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主持修筑宫殿，这位来自阿拉伯的建筑师，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藏族建筑、伊斯兰建筑以及蒙古民族习惯相结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宫殿群，如宫城中众多的温室浴室、顶殿、棕毛殿、水晶殿、畏吾尔殿等殿宇便是出自他的设计，这些有着异域风情的宫殿与大明殿、延春阁、玉德殿等中原宫殿建筑完美的融合，构成了“金殿耀日，玉宇连云，千门万户，穹宏深邃，如登金马，历玉阶，灿烂壮丽，未有过其右者”的皇宫建筑群。而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则负责修建了皇室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其中的白塔至今仍存。
在中国历史上，既严格按照《周礼》建城，而又融合各国建筑风格，使两者相得益彰，可说是仅此一家。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元”，所谓元，既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也是“元谓之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的意思。至元九年，忽必烈更是定新都名为“大都”，在他心中，正在建设中的新都一定要配得上自己“大之至也”的王朝。

至元十三年（1276），经过九年的努力，大都终于完成了大体施工，而也在同一年，统治江南的南宋王朝也宣布灭亡，从唐朝灭亡后便分崩离析的天下终于恢复一统。对于元世祖忽必烈来说，真是双喜临门。
新城已经建好，皇室、勋贵、文武百官各级官吏纷纷入驻，而迁百姓以充实京城人口的工作便也同时展开，首先是对原金中都旧城的居民迁入新城的安排，朝廷下令“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这使得旧城中的富户得以迁居新城，但多数贫穷户仍然留在旧城中，这反而使得金中都旧城得以完整保留，旧城中原有的寺庙道观等古迹也存留了下来。
在旧城居民成群结队搬入新城的同时，全国各地的各色人等也川流不息的进入到元大都：首先是拱卫京师保卫皇帝的军队，蒙古军、汉军、阿速军、钦察军纷纷在城外的大营驻扎，他们的家属则在城中安居下来；接着，是为皇室和官府服务的匠户，因为元朝规定官工匠不但可以免差、免税粮，还可按月支取俸禄养家，于是，全国各地最优秀的手艺人络绎不绝的来到大都；再然后，便是各个宗教的僧侣们，伊斯兰教的阿訇、也里可温教与天主教的神父、藏传佛教的喇嘛、汉传佛教的和尚、道教的道士也纷纷迁入；而南宋灭亡后，宋皇室成员、所有官员、工匠、乐师，甚至太学中的数千名学生，也被强行押送到大都城来，成为这里的新居民，至于认为在天子脚下更好讨生活的平民百姓各色人等，来到大都的更是难以计数，如勾栏瓦舍的杂剧戏班在这里各显其能，造就了有元一代的杂剧的繁荣，大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等还有名演员珠帘秀、燕山秀等等便是他们的代表，甚至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还记载“新都城内和旧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都有“二万五千人”。
据韩光辉先生的统计，从中统五年到至元十八年的十七年中，大都城的人口增长了17.95万户，增长的速度极为惊人。陈高华先生估算元大都的人口应有四五十万人。而韩光辉先生则估算，在至元十八年时，大都的人口就已经达到21.95万户，88万人。
不过，这是指常住人口，元朝与其他朝代不同，重视商业，优待商人，因此商业极为繁盛，从唐末便中断的丝绸之路已经因蒙古军西征而重新打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旅赶着驼队进入大都，在城中开办货栈、店铺，而海上泛海而来的南亚、日本、朝鲜、印度、非洲沿海的使团和商队更是陆路而来的几倍，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品货物都集中于此，时人记载“东至于海，西踰于昆仑，南极交广，北抵穷发，舟车所通，货宝毕来”。
商人们有地坐地开店，有的则定期往返，这些流动人口也是惊人的数字，在大都城修建前，燕京便已经有回回商人二千九百余户常驻，而大都建成后更是到了“茶楼酒馆照晨光，京邑舟车会万方”的程度，仅以高丽人为例，驻于大都的高丽人常年保持着极高的数字，即使到了元朝末年，仍有记载“太师脱脱领兵八百万攻高邮城，柳濯等赴征军士及国人在燕京者，总二万二千人以为先锋。”——乱世临时征兵，尚能在大都招募如此多的高丽人，更不用说在太平年间了。
而随着元朝皇室儒化的加深，尤其元仁宗复开科举之后，各地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多的来到大都，或应考、或交游、或希望以才华得到举荐。金朝时留下的古迹卢沟桥、黄金台、钓鱼台，郊外的香山、玉泉山、卢师山、仰山以及积水潭、太液池、下马飞放泊、玉泉山下西湖等景点都成为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以文会友的绝佳去处。文人荟萃之地，自然便会兴起园林热，一些名园，如廉希宪的野园、赵鼎的匏瓜亭、吴全节的漱芳亭等等私家园林或因广种名花，或因充满乡野情趣，或因种梅修竹，也都让士大夫们趋之若鹜。
根据申万里先生的统计，元代共有一百二十七位江南儒士有游京师的经历，而这些儒士能够在历史上留名，都是当时读书人的佼佼者，而隐藏在他们身后的更多未能留下姓名的人，就无法统计了。
以此推算，大都城的常住人口，常年都保持着百万上下。难怪黄文仲在《大都赋》中咏叹：“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到了元代中期，入京候选的官员胡助做《京华杂兴诗》二十首，其中第十四首云：“久安诚富庶，豪华恣奢淫。优坊饰文秀，酒馆书填金。市中商贾集，万货列名琛。驰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翩翩江南士，骇目还惊心。”——看惯了江南富庶之地繁华的江南士子，尚且对抢大都的富庶繁华“骇目还惊心”，可想而知其繁荣程度了。

这百万人口来自不同的民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元大都中，不同宗教的寺庙鳞次栉比，交相呼应。道教全真教的祖庭白云观在旧城仍然香火鼎盛，而正一教的崇真宫则建在皇城东北角的蓬莱坊，享受皇家供奉；离宫城2.5英里的靖恭坊即耸立着也里可温教堂，也有罗马教皇委任的大都主教孟帖·科尔维诺的主教府；藏传佛教领袖，又是帝师的八思巴驻锡之所大圣寿万安寺金碧辉煌，而汉传佛教各宗的寺庙也在皇室的资助和民众的供奉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护国仁王寺、大普庆寺、大承天护圣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源延圣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等等不一而足，仅建于西北高粱河畔的大护国仁王寺, 寺内便有殿宇一百七十多间, 其他房舍多达二千余间；而在元朝有着特殊地位的回回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其清真寺更是达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的地步。
不同民族和宗教的节日都可以成为人们休闲的理由，汉人传统的春节、上元节、端午节、重阳节、冬至、腊八等节日，皇帝都会给官员放假，并与士庶一起进行拜年、观灯、吃凉糕等习俗；对于佛教，每年二月初八皇室举行奉帝师游皇城的活动，每年四月初八大都新旧两城中著名寺院有浴佛会；对于道教，正月十九道教燕九节, 京城百姓齐聚长春观和白云观, 烧香礼拜, 求福消灾，道士则广开道场；而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犹太教的宗教节日，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所有的节日都受到尊重“每当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他总是这样做的。即使是萨拉森人、犹太人或偶像崇拜者的节日他也举行同样的仪式。”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要知道，在当时世界的其他地方，正有无数的人在为了不同的宗教而残酷的战斗。

自唐长安一来，中国虽也有过很多名城、名都，但无一能算得上“国际大都市”，而元大都则当仁不让。穿着各种服装、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甚至有着不同肤色的人们都生活在这里，各自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创造着各自的历史，而他们所有的历史合起来，便是一座神话般的“汗八里”。
不过，正如它的前身辽南京和金中都一样，在经过了辉煌之后，终归要走向黯淡。

大都城建成九十二年后，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从南方而来的明朝军队兵临城下。元朝末代皇帝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率皇后、皇妃、皇子及朝臣百余人北走上都，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京城，元朝灭亡。
而继之而起的明王朝太祖皇帝朱元璋认为“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不再想建都于此，将之改名为“北平”，作为防御北逃草原的北元的重镇。
既然是边疆要塞，那元大都的建筑就显得太过恢宏，甚至超过了新朝的都城南京，于是，明太祖派遣赵耀、萧洵两位大臣对元大都的宫殿、城郭进行拆毁。
破坏总是比建设要容易得多，当年元大都经过九年时间才完成大体施工，用了十六年才完成城内的建设，而将之拆毁，仅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正如由金中都变为元大都需要一次浴火重生，而元大都成为日后的明清北京，也需要一次涅槃。当明初的文人在北平游览，写下“行人千步廊前过，犹指宫墙说大都”这样缅怀的诗句时，可能没有想到，这座城市的再次辉煌，并不是很遥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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