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赟：民族主义的东亚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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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赟：民族主义的东亚新图景
纪赟 2016年0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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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时度势

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有一个几乎被滥用到恶俗的名词，就是它是个想象的共同体。一般民众不再像近古或中世以前那样，仅被旧有的宗教、血亲等概念所纠缠，还有了国歌、国旗，以及地理与政治上的一体性追求；更重要的是开始强调国境内的文化共性，并构建标准的民族史叙述，以强调其国族的政治、历史与文化正统性。这些因素，在不少发达的文明之中是旧有的，但随着近代史的展开，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获得了重生，在东亚国家之中也并不鲜见。甚至在某些地区，比如最近的香港、台湾，都有某种形式的存在。

当国族受到外部威胁时，民族主义就日益高涨。这无论是在饱受侵略的中国、朝鲜、越南，甚至是明治时期的日本，都可以找到验证。虽然有时这种民族主义会产生出盲目排外的一面，但它确实具有正当性的权利诉求。像上述提到的中、朝、越，都曾利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来争取自由独立。中国更是如此，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它是中国长期民族情绪积淀的自然产物。

我至今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看电视剧《霍元甲》时，即使作为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受此文化情绪影响，也会产生出胸怀激荡的民族情绪，既悲壮又感伤，既自卑又自傲，所以为电视中作为民族英雄象征物的霍元甲打倒俄国大力士而欢呼不已。但关了电视，却还是要回归到物资极度匮乏的可悲现实之中。不要说与欧美发达国家几乎不是处在同一个世界，即使是香港、台湾也是想象力之外的天堂。

经过30年扎扎实实的发展，今天的中国虽然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对比如踯躅不前的台湾，都已然颇有隐隐的优越感，更不用提比中国更穷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了。这样就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基于自认群体优越的民族情绪，即使并不激烈排外，也自视甚高。这种情况，在一些东亚发达国家之中则更为明显，像日本、韩国民众，说到底还是自卑与自傲的复杂混合物。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不小的贫富分化，并处在制度与历史的过渡震荡期，比如今日的越南，一方面，尤其是在中低收入者之中，还有着过去受害者的脆弱民族自尊心（认为历史上一直受中国的侵略等）；某些当政者可能也确实认为底层民众的情绪，需要疏导转移的出口，往往也会非常方便地打民族主义牌，把民众的敌对情绪引向北方大国。

由于政府教育的系统强化，或者贫困本身所带来的知识缺乏，如果再加上信息传递的封闭与媒体渲染，就会使本有的无知、狭隘变本加厉。它不但会在长远上伤害一个民族国家的创造力，也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陷于自我封闭。在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者眼里，其所敌视的某国人只是被概念化的抽象物。中下层民众没有机会去接触活生生的外部世界，很多时候，与那些被仇恨的异国民众作一点实际的交流，可能就会让很多概念化的仇恨烟消云散。

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其激烈的排他性、攻击性与盲目性，并将对自己民族国家的感情归属泛化并绝对化，而不知道在此之外还有更为切实的每日柴米油盐。并且认为凡是自己国家或民族的就永远正确，一遇错误就将之归于万恶之源的外族，从来不会反省自己国族的问题，也不懂融通与互惠之道，持极其封闭的文化观。比如像今天作为华夏民乐文化象征的胡琴、琵琶、腰鼓，都来自古代西方“蛮族”。日本的和服、三弦、汉字书写系统，则无疑受过中国的影响。越南的古代历史，基本是以汉字或喃字书写。所以东亚各国，尤其是在经济获得长足进步，已经强大到很难再受别国入侵之时，应该更注重培养新一代民众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既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也能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质文化。

作者是新加坡佛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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