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林毅夫的非理性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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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林毅夫的非理性之辩
20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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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三十年前的日本一样，现在中国经济摸高世界第二大，但新常态也不期而遇，于是需要盖棺定论，中国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市场与政府的功能与贡献呢？这就需要一个事后合乎逻辑的解释与功过评价。


    尽管经济思想原创精神稀缺，但请功邀赏的欲望和能力，中国经济学家们当属国际一流水准。


    张维迎秉承哈耶克的市场万能论与態彼得的企业家创新性破坏理论，以奥地利学派解释一切，他认为成功属于市场，失败应由政府承担。


    林毅夫则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李斯特的政府干预为核心，指出后进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优势产业确立竞争优势，即市场有失灵，政府干预必不可少，经济成就在于政府，失败归因于市场，这就是所谓新结构主义，已经出书立传，广纳门徒，要培育诺贝尔经济学奖集群，因为林宣称只要专注其中一个专题即可获奖。


    这两位同属中国经济学界的领袖人物，同为北大知名教授，同为国发院创始人，都有大量的粉丝拥趸，他们的争锋相对不仅让粉丝们拔刀怒向，势如水火，而且让主流经济学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化，更为难堪的是发改委，它陷入了两难困境：肯定林毅夫，那么就无法解释多晶硅、太阳能过剩，以及4万亿政府投资导致的钢铁、煤炭等多行业过剩；肯定张维迎，那么自身存在必要性就要受到怀疑。于是，只能模糊处理。


    在新宏观主义看来，两位的争论属于非理性的，因为他们都存在着对市场的重大误区，市场实际是不能带来增长的，全面过剩是市场的成果而非失败。


    新宏观主义认为：自然经济的货币是金银等实物货币，由金属采掘业而来，再与其它行业与之交换，即对于整个经济系统而言，货币是通过买卖而来，属于内生的。


    随着分工与交换的深化与发展，金属货币出现了数量短缺，私人纸币又存在着交易成本高的弊病，于是中央银行出现了，它发行了社会公认的现代纸币，从而解决了货币的数量约束问题。


    但是，央行发行的货币在解决了数量约束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债务性，因为央行发发行的纸币都是对社会的债务，需要还本付息，即货币的生成不是靠买卖，而是靠借贷而来，这就给经济系统带来了基础性的债务。


    这一重大转变导致了后面的一系列后果：


    生产目的由地主阶层的追逐实物增值即实物利润转变为资本家阶层的追逐货币增值即货币利润；


    投资需求由最终需求转变为中间需求；


    最终需求只留下了消费需求；


    生产循环由实物循环为主，货币循环为辅转变为实物循环为辅，货币循环为主；


    资本家被套上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三大紧箍咒，而这对于地主而言，是不可理喻的；


    在新宏观主义的产业树模型中，顶级产业从央行贷出初始货币，即基础债务，经过中间加工商的分配，货币最终流入中间加工商企业主与居民手中，经过消费与储蓄对冲，形成消费需求与引致投资需求。


    然而，对于顶级产业而言，它的投资需求为初始货币，最终需求为消费需求，该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是其一部分，因此，小于投资需求，也就是说，消费需求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即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尽管可能存在着充分的实物利润。


    为了维持再生产的进行，避免大规模失业，顶级产业向通过商业银行引致投资需求借贷，长此以往，这就是大企业债务累积；如果降低利率，刺激消费，那么就是消费债务累积；如果国家出头替代顶级产业，那么国家将亏损，这就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债累积；而商业银行累积了天量的债权与债务，这就是商业银行的衍生债务。


    当这些累积债务达到一定程度，还本付息压力不堪忍受时，债务人不得不去杠杆，也就是辜朝明讲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这包括主动的限产保价，与被动的破产倒闭，而商业银行不得不承受呆坏账，要么倒闭，要么被救助。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周期。


    自然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因为它的最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消费不了的库存可以储备起来，不会全面过剩；它所谓的过剩危机，指的是行业过剩，也即行业比例问题，这种过剩才是无效供给。但根据萨伊定律，它是可以消除的，也就是说不会周期性地或长久存在。因此，古典经济学在该阶段是适用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产出效率以及防止行业比例失调。


    由上可见，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与商业制造的衍生债务不可偿还，只有通过周期性的债务消灭才能起死回生。


    而经济周期带给人类的是广泛的失业与普遍的贫困，它无法积累财富，面对饥饿的人群与露宿街头者，它选择的却是倒掉牛奶与炸掉大楼。


    它的核心在于宏观投资必然亏损，也就是负效益，这已为经济史所证明，因此，要解决这一难题，要点在于创造货币利润空间，实现对实物利润的价值补偿，新宏观主义的方案为储备需求。


    本来，经济存在以下组合：


    1、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均无；即简单再循环。


    2、有实物利润，无货币利润；即严重通缩。


    3、有货币利润，无实物利润；即严重通胀。


    4、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即持续增长。


    如果，市场能提供充分的资源、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企业家，再加上稳定的政治环境，那么实物利润是可以期待的，即市场在解除了一定约束条件下，是可以生产实物利润的，或者说，实物利润的生成是市场的重大成果。


    但是，由于货币的发行制度决定了货币的外生性，因此市场是无法创造货币利润的。或者说，市场只能带来效率的提升，而无法改善宏观效益。


    有人说，央行不可以印钱吗？印钱的成本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吗？


    该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诱惑性，它的问题在于把货币混同于货币利润了。


    央行可以印钱，但要害在于债务记在谁的头上，谁去借贷的。


    还有人说，中国的M2不是已经超过一百万亿了吗？货币不是超发了吗？


    M2主要是定期存款，它不是印出来的，它是基础债务制造出的衍生债务，它从没有一次性流通过，也没有整体变现过或转账过，它是不可实现的提款权，否则，就没有了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了。


    因此，市场的成功只能是生产实物利润，也就是商品过剩。


    而市场的失败并非是教科书上的所谓市场失灵，如两极分化、公共品缺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信息不对称等，而是实物利润缺失，即供给不足，比如津巴布韦、委内瑞拉。


    既然市场的成功是过剩，那么必然也要接受它的主要嫁妆--资本过剩、失业、债务危机、经济周期，次要的才是所谓市场失灵。


    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实物利润和货币利润同步，两者缺一不可。而市场只能生产实物利润，因此，经济周期的本质是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要求市场实现货币利润是抓着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强人所难，故市场本身无法可持续增长。它必须要改变货币发行制度，消除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并带动减少商行的衍生债务。


    回到本文起点，张维迎疑惑地问，中国30年快速增长不正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所致吗？


    他滔滔不绝地数起了全要素贡献，尤其是企业家才能，但他忽视了宏观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货币利润的力量。


    改革让中国打工仔的勤奋与血汗和外来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充分的实物利润，而开放在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的同时，更带来了外部的需求和市场，正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取的外汇，然后发行外汇占款，创造了货币利润实现了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同步，即对中国这个经济系统而言，它的增长离不开外部的货币利润必要条件，这才是30年快速增长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有人又质疑：根据一价定律，依靠顺差拉动是不能持久的，国家间的价格最终会磨平。


    不能不说，能提这个问题是有思考力的。


    然而，他没有发现市场中起作用的正反馈机制，即随着附属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相应增加，该国物价必然上涨，即对内货币贬值，导致对外竞争力下降；而另一方面，该国的充分外储与快速增长势头，会吸引他国热钱流入，形成资本顺差，该国政府为了应对顺差与经济增速下降，会采取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刺激，两者结合，催生了资产泡沫，典型为房地产泡沫，而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必然造成巨大的经济动荡，这是经济研究和管理的不能忽略的课题。现在中国的房价已然超过美国，并且很多人相信房价还会涨。


    有人又说，教科书上不是说储蓄可以带来增长吗？中国奇迹不是靠超高的储蓄吗？美国衰退不是因为借贷中国储蓄吗？


    这又是似是而非的书呆子。


    中国的储蓄是人民币，属于内部债权债务，而中美之间的债务是由外汇管理局完成的，和中国内部储蓄无关。


    储蓄形成增长有一根本前提：存在外部需求。


    即对于个体而言，储蓄与节俭能带来财富和增长，但对于整体而言，储蓄与节俭带来的是衰退和萧条。节俭悖论反映的是微观与宏观的差别。


    张维迎又讲：只有美英才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它们带来了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只有企业家才能才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


    他忘了美英几年一遇的经济周期，忘了曾经的大英帝国为何盛极而衰，为何不断被新兴市场所超越，忘了技术进步后总是伴随着更深的衰退与萧条。


    他忘了在大萧条时，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都是过剩的，企业家才能集体消失了，他们无法组织生产了。


    那么林毅夫的论调对吗？


    首先，将衡量市场成功的标准转换为是否过剩，那么客观地讲，发改委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它使一个幼稚产业成长为一个成熟、甚至过剩的行业，当然，对于过剩行业是无需保护的。


    其次，张维迎绝对地反对保护幼稚产业犯了形而上学的幼稚病。很难想象，在张维迎幼儿期可以不用大人看管照料，而张维迎幼儿会极力要求自己与成年人一视同仁。


    林毅夫的错误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没有能力区分内生货币、外生货币、实物利润、货币利润这些概念，混淆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益的区别，没有将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贯彻到底，以至于在宏观恒等式中把收入等同于支出，以库存视作自买自卖，不去深入考察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还是最终需求，宏观投资为什么效益下降？债务累积的根源等经济学基础性问题，他的内心还是拘泥于均衡框架的，因此，必然和凯恩斯一样，想超脱微观束缚却又无法自拔，只能是半吊子宏观。他的新结构主义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假设之上，误把全面过剩当做行业过剩，以为单纯依靠提高个体的竞争力就能解决经济危机，实际是一种经济童话。


    另外，也不能过高夸大产业政策的效果，因为它最大的成果仅能让幼稚产业变为成熟产业，乃至过剩产业，却还是无法解决全面过剩。中国30年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非中国独有，只要具备了市场微观基础和外部增量需求，就会表现出该结果，大英帝国之后的法国、德国、美国、战后德日、亚洲四小龙、金砖五国，莫不如此。


    由上所述，张林之争是非理性的，功是自己的，过是别人的，这与泼妇骂街并无二致，他们不能有效解释经济危机，更无法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