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不宜做“长治久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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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不宜做“长治久安”解 - 王岩林 - 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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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据考证，早在秦朝时便是一个乡的名字，封有“长安君”。

    人们通常将“长安”的寓意解读为“长治久安”。这，显然是受了后来汉唐等定都的影响，而非最初起名“长安”时的原有本意。因为，“长治久安”，关乎天下、社稷或较大规模地区的治理与安宁，那应是皇帝、大臣、或至少也得是相当一级的封疆大吏们，才会考虑的事情，才会比较看重的念想吧。在给乡村聚落起名的时候或封“长安君”时，无论怎样的高人，恐怕也是很难跟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直接挂起钩来的。

    要说，原有的名字，由后人重新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和演绎，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这后来的解读，若不够全面准确、甚至还相当大程度上误导了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该正本清源、就该加以纠偏呢？

    长安，寓意“长治久安”——这种解释，真的就没有偏吗？真的就很完整、很好吗？我不这样看。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长治久安”，如前所说，那是一种基于上层统治阶层及其治理机构之站位、按照以上统御天下一切之话语理路所作出的解读。这在当年古代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来说，大体符合事实、也很有代表性；可现如今及未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如此这般地强化上层统治与治理取向、而无视与弱化社会民众之力量和作为呢？！一言以蔽之，长安、长安，不只是统治者和治理者们眼中的“长治久安”意义上的那个长安，同时也应是社会与各阶层民众们赖以长长久久、幸福安康的一个长安。

    其二，“长治久安”的“治”字，在古代、尤其在中国的上中古或长安主盛文明时期，那是与今日我们所说的“治”，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细论起来，古人之“治”，乃大治与小治、道行之治与器用之治、治世之治（创治文明之治）与治国之治、无为之治与有为之治等的综合混一体也。当时那种最大、最全、最宽泛、最综合全面的“治”，不仅没有去过分偏重和强调“治”的“统治”、“管理”、“国家治理”单一方面，也没有突出且明显的上层施加于下民的居高临下感，甚至其还是将治世、治天下与治国、治身心等内外合于一体的。

    也就是说，若在当年古代皇族中央集权的体制与“治世”之“治”话语环境下，我们仍去沿用“长治久安”的固有解读，倒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跨越了一两千年后来到今日，在国家早已进入新型人民共和体制、现代话语环境早已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我们再人云亦云地复用此提法，必会产生极大的误导和不利。

    举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若不改当年“长安”那基于统治或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思维，我们想要将西安复名长安，都会让大家联想到这是欲重新恢复首都地位的一个举动。一句题外话，今日步履蹒跚的大西安，迟迟不能（甚至本地官员多有不敢）恢复使用那享誉世界的“长安”名，是不是也与她那早已被固化了的“治国安邦”国都地位，有着一些撕扯不开的关联呢？不好揣测，大家去想吧。

    所论至此，我们说：既然，“长治久安”一说，不仅早已变了味，而且也不宜再死揪住不放，那么，还有什么不失本义、却更好的解读与说法吗？有的。那就是：长久安康。

    在详议为何选定“长久安康”义之前，我先插一段关于“长安”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是中华长安学的创始人李炳武先生阐释的。他这样论述：长安，一是指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指人民的长寿安康；三是指社会的长盛安宁。

    应该说，李炳武先生所讲的这三点，各点都经得起推敲，总体上也比较丰富全面。在当今话语下，“长治久安”，主要是对国家说的；“长寿安康”，主要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美好愿望；“长盛安宁”，用在社会上也相当地妥帖合适。不过，为了简单与贯通起见，我新提出了一个“长久安康”说，供大家考虑和权衡。

    其主要理由与基本考量是：

    第一，既然“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都城名，她还是寄托着世世代代中华全民族人们的一种全面丰富之希望、甚至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长安梦想”，那么，长安的含义或寓意解读，便必须非常地综合与全面，还要尽量地简单和好理解。

    “长久安康”，就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长久”，就不用说了，对一个总是有着长远考虑和高瞻远瞩眼光的伟大民族来说，这不仅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肯定必须加以体现的。中华文明能成为未曾中断的最长寿文明，便于此对“长长久久”的不懈追求密切相关。

    “安”，有安稳、平安、安洋、安全、安然等丰富的内涵。不仅统治者追求之，人人也追求之，甚至在身健、心安、安处天地间等最综合全面的意义上，它也是中国人在这个不断动变世界上的一种美好愿望与长久努力。

    “康”呢？这么说吧，中国人是一个极具联想思维和贯通整合力的特殊集群，他们都能将“治大国”与“烹小鲜”这样两不相搭的事比对着、联系起来看，人之身心的康健、社会的康健、国家的康健、文明的康健等，也就都可用一个“康”字尽括于内了。

    综合起来看，无论长久之“长”、平安之“安”、安康之“康”，每一个字义皆可既用之于每个个体、甚至心性或内心，也可用在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文明上。可以说，“长久安康”，简单的四个字、通俗的一组词，就能将中华民族最为看重和最主要的坚守，统统都包括在内了。

    第二，在对“长安”的解读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貌似没有出现的“康”、“康健”问题呢？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长久的安稳、安全、安宁、安详，更多地偏重于一种冀希和结果。这种冀希与结果的得到，极大地、甚至决定性地来自于“康”或“康健”、“健康”。这既符合中国人通常总是以有机生命体的观点来看问题额习惯，也是审视和评估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总体状况时非常好的一种站位。简言之，要想长安，便首先必须常常康健、总体健康、长久康健。

    一个身心完整的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体，若只有首先自己是“康健”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享有安全与安宁。伤残的小鹿最易被攻击，总体上不健康的文明，怎可能躲得过一轮轮的天人劫难呢？不仅如此，更根本的在于，安全与安宁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可自身的“康健”，却是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或经过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变得更好的。所以，“长安”名中本无“康”，我们却必须根本地围绕着一个“康”字去认识长安。

    第三，在我看来，“长安”之名，固然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名、甚至一个个伟大时代的国都名、一个中华民族的梦之寄托；但随着我自己不断地向上追索，越来越发现其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大道文明统一体的中心之指称（国都与文明之都，虽然在她的身上是统一的，却必须明确地区别开来），甚至“长安”本身就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这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虚言，这一点必须尤为明确且坚实地凸现出来。

    长长久久地安稳，安然处变于大千世界天地间，自身必须全面的康健——这一切，皆与文明密切相关，甚至与国家间都没这么紧、这么大的直接相关性。在我们这个古代以家国统治与文明天下共存的文明国度里，一朝一代的机体是不是非常地健康，往往不是更多人可以直接介入和主动作为就能决定的。如此一来，大批的天下之士、“士之组系”的各阶层人士们，反倒是更多地关心着与参与到文明的进程中、文明体的多层面聚合构建中去了。

    不仅如此，中华，能成就一个长久生息、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及文明体，既跟人们把长安的理想、作为灌注到了文明的发展上直接相关，也跟“长久安康”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统一大道追求密不可分。只有“康健”、“健康”的文明，才是能够大道行远的文明。这一点，中华民族比谁都理解得好、领悟得深，所以才会有对符合文明根本要义的康健文明之始终追求与坚定值守。

    今天，人们总爱以人类的“生存发展”来说事。其实，在中国人的认识里，生存发展乃是一体的，甚至在根本的“生长”意义上本就是一回事。存在下来了，长长久久地存在下来了，也就发展壮大了。不发展壮大，也就不可能在历尽天人万般劫难的情况下存在下来——而无论生存与发展，都根本地取决于其自身的康健程度和与外界关系的康健水平。

    所以，长安，能够长久地存在与发展，本就是文明、文明生命体、文明生命体生存发展和文明根本追求的集中统一代名词；长安，能够成为中华主盛文明的中心、甚至照耀人类文明的灯塔，本就证明了她在生存发展的大道上是一个尤为全面的健康者、文明体生命的强者。长安，代表着一种最有生命力的康健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大道方向。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盛文明、能够挺立起一个屹立于世界文明中央的伟大文明来，跟其“长久安康”的坚定向往与集体努力、跟其不负“长安”之名的非凡表现是分不开的。从此可以看出：对“长安”的理解，体现着我们对文明、对遵行文明大道的领悟。是故，不可不明辨与深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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