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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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庄子：一位平民思想家的生活剪影
选自《庄子，是如何成为中国文人的白马王子的》



认识一个人，有多种途径。
认识一位思想家，也有多种途径。
今天，介绍一种认识庄子的途径。
庄子是个非凡的人，但今天，只想从平凡的角度，看一看他。

一，        钓鱼
鱼，或钓鱼，对于庄子，是一道惹眼的风景。
《庄子》一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庄子 逍遥游》，以下《庄子》引文，单注篇名）。一般人说《逍遥游》，——《逍遥游》和《齐物论》，是《庄子》被人说的最多的。冯友兰说，庄之所以为庄者，主要就在《逍遥游》和《齐物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转引自《十家论庄》）——总是着眼于鹏飞万里，“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却忘记了，鲲是鱼；大鹏鸟，也是鱼变的。
对于鱼，先秦诸子均有语涉。老子说过“鱼不可脱于渊”，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虫鱼”，孟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韩非子》有公仪休嗜鱼不受全的故事。但这些，跟庄子一比，都是“小鱼见大鱼”。
假如说，一个人，也像一个国家，也弄个动物来作自己的徽章，比如美国的鹰，德国的熊，中国的龙，那庄子的徽章，就是鱼。
庄子被很多知道，甚至，被很多人喜欢，跟鱼有关。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秋水》）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这两个故事，——特别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知道的人很多。冯友兰，还有后来好多人，总是喜欢说“庄之所以为庄者”，然后噼里啪啦写上一大堆；其实，我觉得，这两条鱼故事，就是庄之所以为庄者。
换一个人，想都别想。
除了上面两条鱼故事，庄子，还说了好些鱼哲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至乐》）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外物》）
说鱼之外，庄子还亲自钓鱼。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途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
庄子曰：“住矣！吾将曳尾于途中。”（《秋水》）
这个故事，另有两个版本。一个被司马迁写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写庄子，总共写了293个字，这故事，就花了105字。——另一个在《庄子 列御寇》，虽说内容有点出入，但意思都差不多，都是说庄子宁愿钓鱼，不愿当官。
庄子钓鱼跟政治的碰撞，《淮南子 齐俗训》的篇尾，也带了一笔。
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
因为憎恶政治人物的炫耀、摆谱（仇官心理？）但又不好，不便，或不敢，不愿，不屑，——当场叫骂，所以，只好应了弗洛伊德的情感转移、替代说，把自己钓的无辜的鱼，倒回了河塘里，以示对于政治+财富的抗意。
这里顺便说一句，庄子和惠子，后来成了朋友——特殊的人与人之间的朋友——我想，这次余鱼对百车的冲突，这次的“倒鱼抗议”，也许就是他俩友谊的缘起。以后，就有庄子上大梁去找惠子；有了惠子回国后，俩人携手游濠上。这世界，友谊，往往从对立开始。
所谓不打不成交。
《庄子》书中，最让人心潮澎湃的一次钓鱼，在《外物》篇。这也是中国传奇小说的源头之一，“小说”一词，或许就出于此（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先秦诸子，别说对鱼的描写，没人可及庄子项背，更没人像庄子这样，本身就是一个钓鱼者。鱼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生命象征物，鱼水之欢，至今仍是形象的表达。而钓鱼，也从来不是一件单纯的事，姜太公不是，严子陵不是，袁世凯也不是。庄子，不管是不是，他都是中国哲学家中，跟渔翁形象，最贴近的一个。

二，        旅游
《庄子》书中只有游，没有旅游。
旅游是我说的，为的是方便理解庄子。——况且，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
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庄子的旅游。
先从实际生活看，庄子，也是个喜欢到处走走的人。
春秋战国的知识分子出国潮，孔子算得一个代表，先后周游了十几个国家；墨子也是东奔西跑的；孟子更是整个车队在路上浩浩荡荡。照理说，庄子有点斩逸俗尘，置身世外的意思，但其实也未能免俗。庄子，也出去过几回，去过几个国家，而且，也都会见了几个出访国的国家元首。
魏国：惠子相梁（梁国即魏国，因迁都大梁而得名），庄子往见之（《秋水》）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山木》）
楚国：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至乐》，注：鲁迅在《故事新编 起死》中说，这是庄子去见楚王的路上发生的事。《庄子》中，的确数次提到楚王；庄子拒聘，拒的也是楚王的聘。看来，庄子与楚王之间，还真有点若有若无、隐隐约约的关系。以至有人说，庄子，是楚庄王的后裔。——胆大敢说的，哪朝都有）
鲁国：庄子见鲁哀公。（《田子方》，注：鲁哀公与孔子同时，跟庄子相差200年，庄子不可能见鲁哀公。但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庄子的批判》中说，哀公如系景公之误，则非寓言。所以，姑且存此一说）
至于《庄子》杂篇中的《说剑》，说“庄子”见赵文王，这实在跑得有点远了。我估计就是任继愈老先生，恐怕也难以认同（任老先生关于庄子，有个著名的反主流论断，即《庄子》外杂篇为庄子本人所写，《庄子》内七篇，反倒不是庄子写的）所以，赵国，还是算了。
出国之余，庄子也常在周边地区——也许就是他家门口附近——逛逛。
“庄子行于山中，……舍于故人之家。”（《山木》）
有妻有室的人，不但在外闲逛，干脆就住在了外面。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山木》）
这是个庄周游园的故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成语，是不是来源于此？但这个故事，有比这个成语，更让人感叹的内容。这里有个多么鲜活、真切的庄周！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意思是，翅膀这么大（翼广七尺），却飞不远；眼睛这么大（目大运寸），却看不见人（感周之颡，即碰到庄子的额头），多么精微、细致、充溢现场感的心理描摹！2000多年前的一个场景，瞬间之际，招致眼前。当庄子发现，庄周与异鹊，异鹊与螳螂，螳螂与蝉之间，构成了一串利害相生的“生物链”，“庄周怵然曰”，——“庄周怵然”四个字，惊心动魄。先秦诸子，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没有任何一名思想家，哲学家，像庄子这样，对自然，对动物，对植物，有如此细心地关注和众多的描写（《庄子》书中，仅有名称的动物，就有86种。在任何一本哲学著作中，这都是个纪录），这是庄子哲学的水源，也是庄之所以为庄者。当庄子幡然醒悟，扔掉手上弹弓，准备离开时，园林管理处的守园人发现了他，在后面连追赶带驱逐加责问，搞得庄子很不爽，三个月心情都舒畅不起来。
一个玩弹弓的庄子！一个被人在屁股后面追了一下，就三个月委屈不舒服的哲学家庄子！看来只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地》）——这人间世太不好玩了。
所以，让我们陪庄子，暂且离开这现实的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庄子的精神世界，去参观一下庄子对于旅游——游——的热爱。
游在《庄子》中，是个频繁出现的词，除了篇名中的《逍遥游》和《知北游》，出现次数，不会少于300次。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庄子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不由自主，不厌其烦地，将全书近百个对话、故事的绝大部分，置于以“游”字为旗帜的框架、背景下，——纯粹“静态”的表述，不到30%——并以此构成了《庄子》一书的基本叙述风貌，也使得人们阅读《庄子》，始终晃动在一种动感的视觉效果中。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人间世》）
天根游于殷阳，至蓼水之上，适遭无名人而问焉。（《应帝王》）
云将东游，过扶摇之枝而适遭鸿蒙。（《在宥》）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天地》）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天运》）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秋水》）
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至乐》）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达生》）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山木》）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田子方》）
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知北游》）
齧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徐无鬼》）
柏矩学于老聃，曰：“请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犹是也。”又请之，老聃曰：“汝将何始？”曰：“始于齐。”至齐，……（《则阳》）
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寓言》）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渔父》）
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列御寇》）
……………
这还不是全部。
这样的哲学著作，中国没有，外国，大概也没有。
从这个角度说，《庄子》，是一部游纪体的哲学著作。

三，        对话
从现有材料看，庄子在世时，身边的人不多，明确可说的，只有所谓一妻一友一弟子。冯友兰说“他（庄子）声名很大，交流很广”（《中国哲学史新编》，转引自《十家论庄》），郭沫若说“庄子门徒一定很多”（《十批判书 庄子的批判》），都是推想之词，应该并不符合实情。
我想庄子，其实是个孤独的人。
但这个孤独的人，却是个非常喜欢说话的人，属于那种不说话，就会憋死的人。这一点，可以从《庄子》中，但凡别人问（说）一句话，庄子立即就扯出一长篇——而且每回附带赠送一个精美、经典的寓言故事——看出。
庄子有妻子，哲学家跟老婆的对话，是件引人遐想的事，但《庄子》中没有讲到；唯一一次提到庄妻时，她已死了。
惠子是庄子唯一的朋友，这是众所周知，大家都这么说的。《庄子》书中，共记录了庄子与人的22次对话，其中10次是跟惠子说的。事实上，惠子不仅是庄子唯一的朋友，也是庄子实有其人的唯一见证。——因为惠子史上确有其人，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庄子，也应该有这个人（虽说如此，但还是有人怀疑）
庄子的那个弟子，其实也是郭沫若推测的，就是《山木》篇中，庄子游园回来，问庄子话的蔺且。大概觉得庄子只有一个弟子，未免太过孤单，于是郭沫若又设想，“据此看来，魏牟也可能是庄周的弟子。”（《十批判书 庄子的批判》）
庄子身边实实在在能交往的活人，大概就这些了。想说，能说，又没人可说，于是庄子走入一个虚拟的世界，虚拟出一个又一个人名；人说还不过瘾，索性动物、植物、鸟兽虫鱼、山川河海、骷髅鬼魂、风雨人影，一起来吧！来参加一场盛大的哲学狂欢！一场前所未有、空前绝后的哲学盛宴！庄子就像《圣经 创世纪》里的上帝一样，想让谁说话，谁就能说话；愿意让谁开口，谁就能开口。作为一本哲学著作，《庄子》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球同类书籍中出场人物最多的，仅有名，或有姓的，就有314人；这还不包括那些个泛指的什么越王、藐姑射神人，以及能说人话，但非人类的物种，如河伯、海若、蛇、风之类。当然，《庄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成为全世界哲学著作中，虚构人物最多的。那些所谓的人名，实际上，也就更像是庄子的“马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原创、最生动、也最深刻的虚拟世界。庄子，也就成为中国（世界？）第一位职业型的虚拟世界的建构者和生活者。所以我建议，中国的网民们，应该像中国的商人，把关公作为自己的庇佑神一样，将庄子，视为自己的祖师爷。
《庄子》全书，总共80000字，其中对话有56000字，占70%。如果单以内篇计，则为16800字，对话12000字，占71%。这两组纯属巧合的数据，清楚地表明，对话，在《庄子》书中的份量与位置。
也就是说，游走和对话，共同构成了《庄子》的书写方式，编织了《庄子》。
对于《庄子》中的对话，尤其是庄子与惠子的对话，人们已经说得很多。《庄子》正像是一张蹦蹦床，——还是那种特舒服、特好玩的蹦蹦床，——什么人跳上去，都能蹦达出自己的花式来。这里就不追随、重复那些议论和思想了。但有一个细节，我想，也许不是完全无聊和无趣的。庄子的文章，机警、恍惚之中，往往掩藏着一种严肃的氛围，让人感到某种由于深刻、抽象，而带来的沉重与沉闷；然而一到庄子跟人说话，节奏和格调即刻变了，变得有些轻松、轻快、甚至有一种挥洒自如的俏皮、油滑和愉悦起来。“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秋水》）是这样，“庄子行于山中”（《田木》）也是这样。庄子之楚，跟骷髅开头说的话，更是充满了莎士比亚式的智趣与谐趣，这也许就是真实庄子的某一面吧。一个严肃思考、作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倒有可能是个轻松、搞怪的人。就像一个在舞台上风趣不断的小品演员，面对镜头采访，流露的，却常常是深沉、平静的另一面。这，也许就是生活的辩证法。
据说，庄子活了83岁，这是个吓人的年纪。没办法，推断的年龄，都这么长寿。如此漫长的有涯，不知道孤独的庄子，是怎么打发的。对话，跟人对话，跟鱼对话，跟骷髅鬼魂对话，说进来，也许还真是个不错的消遣方式。
从这个角度说，《庄子》，也是一部对话体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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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冥想
关锋评说庄子，有句闲话，“他（指庄子）和他同时代的人比较起来，是问题想得很多也想得很复杂的思想家之一”（《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转引自《十家论庄》）
庄子想的很多，他在想什么？
我们绕个弯，来回答这个问题。
庄子的生卒年，现在一般取马叙伦先生的说法，即公元前369年—286年。我们来看看，在这段时间，在庄子的有生之年，在中国的战国中期，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事。
“到公元前354年，大国间的战争便利爆发了。”（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342页。以下史料主要取自杨宽《战国史》，不另注。）
按照推断，公元前354年，庄子已是一个15岁的少年。
从公元前354年开始，到庄子去世前后的公元前285年，以下人物、事件，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次第登场。
商鞅变法；围魏救赵；梁惠君称王；齐威王在位；张仪连横；楚怀王被骗，屈原投江；秦灭蜀国；燕王禅让，齐国攻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击；楚灭越国；白起为将，伊阙之战；苏秦合纵；宋国灭亡；乐燕破齐。
这里的任何一桩，都是沉甸甸的。不说在当时，就是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它们都或多或少、或深或远，有过大小不一的影响。
这其中，围魏救赵、梁惠君称王和商鞅变法，可以从军事、政治、体制三个方面，视为战国的真正开始。——春秋战国的分界，目前通行的，是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标志，但战国的真正发轫，始于上述三件历史事件的发生，它们也就成为“战国之所以为战国者”的真正起点。——战争，常常是历史最方便，也最实际的分界线。而张仪、苏秦先后主导的连横合纵，是一场历时近百年，席卷各国的国际化运动，它构成了整个战国中后期历史的基本风貌和动力之一。与这场运动密切相关，庄子在世的八十年中，至少有三个当时的超级大国——魏、楚、齐——先后遭受重创，彻底走向了衰败、衰亡。而决定秦国最后一个强敌赵国命运的长平之战（主将依然是伊阙之战的指挥者白起），仅仅在庄子死后的第26年就爆发、结束了。决定秦国统一中国的另两件大事，灭蜀和破楚，也发生在这段期间。秦国灭蜀之于统一中国，从军事战略角度说，犹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东北。而楚国的败亡，为秦统一扫清了最大的障碍。至于跟庄子本人更“切身”的事件,——祖国宋国的灭亡，就发生在庄子临死的前一年。紧接着，乐毅伐齐，连下七十余城，给了齐国致命一击。
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功利时代。翻译成通俗的白话文，就是：除了赚钱，一切都是不务正业。什么是主旋律？这就是主旋律。张仪和苏秦，一头一尾，是这个时代主旋律，最典型的两个代表。
但是，所有这些，在《庄子》书中，踪影全无，痕迹全无。
什么国君统帅，什么烈士英雄，什么崛起绝灭，什么超女、教授，统统不见，统统被庄子摈弃在思维视野的垃圾箱中。
如果拿孟子作一番对比，我们就能看得更加清楚。
还是根据推断，孟子与庄子，几乎同时而略早，即公元前372年—289年（我以前还一直以为，庄子在孟子前头）。在《孟子》书中，我们看到，孟子不但与梁惠王、齐宣王（有人说还有齐威王），以及庄子国家的元首宋君偃，有直接、确实的交往，孟子还是攻燕的齐国名将匡章的私人朋友（为此，孟子受到时人的非议，孟子却不以为然），并直接介入、卷入了齐国伐燕的前后事。孟子还应宋君偃之邀，到宋国搞政治改革，虽然没搞成，却一待两年。但《孟子》却从没提到庄子，当然，《庄子》也没提到孟子。因此，有人至今怀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庄子的人存在过。
那时，庄子在干嘛呢？——他在冥想。
庄子正沉浸在自己构筑的虚拟世界，在严肃地沉思、辩论语言的功能问题，思维的是非问题，道的问题，真人、神人的问题，虚实、有无、死生、快乐与不快乐的问题，静止与变化的问题。在《庄子》书中，你见不到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惊天动地、改天换地的大事件，那些宫廷政变、征战杀伐、欢歌庆宴。庄子完全沉浸在自己虚构、虚幻的世界，把自己从纵横捭阖、金戈铁马的时代中渗透出来，放进了一个悄无声息的清凉世界。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应帝王》）
这样的文字，不可能来自经验的世界。它只能来自冥想，来自一种近似宗教的超验。
从这个角度说，《庄子》，是中国哲学著作中，最接近宗教境域的一部。

五，        做梦
受庄子影响的后人中，曹雪芹经常名列其中。《红楼梦》中的《庄子》痕迹，被人引证最多的，是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妖嗔箴宝玉》，宝玉跟袭人互生闷气，结果，二爷仿照《庄子 胠箧》，写了段依葫芦画瓢的韵文。
其实曹雪芹跟庄子，还有一层更有意思的联系，不是别的，就是《红楼梦》的梦。有人统计过，说《红楼梦》一共写了33个梦。《庄子》中的梦，虽然数量不及《红楼梦》——《庄子》一共写了五个完整意义上的梦——但却是“庄之所以为庄者”，是《庄子》——或许应该说庄子——最令人心动，最光彩夺目的地方。
因为，《庄子》书中，有个古今天下第一梦。
前面说过，假如庄子有个徽章，这徽章应该是鱼。现在看来，这徽章的合法性，恐怕要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坦率地说，假如庄子生活在近现代，比如民国，打算公开出版《庄子》，那该书封面，或海报上，陪伴庄子做推销广告的，很可能不是那只巨大的鲲鹏，而是一只轻盈、斑斓的蝴蝶。虽然这只蝴蝶，在《庄子》书中，仅仅一闪而过！但她在许多的“庄迷”心中，是至高无上、天经地义的；是唯一相认的凭证与标志；她是永恒的。
有知道庄子，却不知道这只蝴蝶的么？
北大教授袁行霈，在他编撰的教科书中说，“而像《逍遥游》（笔误，应为《齐物论》）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抒情诗。”
何止是抒情诗。我想，如果文字也能像徐悲鸿、傅报石的绘画一样，能在香港嘉德拍卖行拍卖，那庄周梦蝶这段文字，将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值钱，拍价最高的文字。
庄周梦蝶。一梦醒天下；一梦迷天下。
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庄子》，是一部梦幻型的哲学著作。

六，        借钱
梦醒之后去哪？借钱。
庄子那时，毕竟还没有嘉德拍卖行，有也不会拍卖那只蝴蝶。所以，庄子不但做不了“文化财主”，或“哲学财主”，连饭钱也没了。所以，只好去借钱。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这故事前面引用过，但为了证明“庄周家贫”，只好再用一次。
庄子的经济状况和经济形象，《庄子》中有零星记述。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山木》）
“处穷闾隘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列御寇》）
前面那个形象，与其说是哲学家，倒不如说更像“狗屠”，还是那种忒破落的“狗屠”。后面那句话的意思是：穷街烂巷，面黄肌瘦，脖梗细长，蹲在地上织草鞋。
这形象，怎么看，都惨了点。
哲学是贫困的必然么？
从《庄子》书中看，庄子一生，说得上能带来经济收入的正当职业，只有两个：织草鞋和收弟子。织草鞋的经济效益不难想象，否则刘备也不用去剿“黄巾”了。收弟子，照理说，从古至今，都是桩不错的买卖（收女弟子还有额外的收益）你看人家孔子，弟子三千，每人交十块钱，或一块干肉，那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至少是衣食不愁。墨子收弟子，当上了老大，兼“工党”领袖，情况也不错，缺钱用时，就有人送过来（《墨子 耕柱》）。孟子人家自己有本事，不用巴望弟子的奉养。庄子就不行了。孔子、墨子、孟子教的，都是实用型知识，所以弟子众多、云集，你庄子成天谈虚说玄，这也能换钱？弟子稀少，也就顺理成章。不过话说回来，庄子谈虚说玄，弟子的整体数量，固然少，但一旦有人愿意拜师，那这人，十有八九，倒有可能是个有钱人，富贵人。谈虚说玄，穷人是玩不起的；但一朝有了钱，梵高的油画，宋元的古董，也就想咂摸咂摸了。郭沫若猜魏牟也是庄周的弟子，这魏牟，就不是一般有钱的人，他是中山国的王子。
我想，庄周能在贫穷中活到80多岁，还能悠哉游哉地沉思、冥想、遨游，一定不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游》）可以撑得下来的。一定有人时不时地“借钱”给他，才能至少写出《庄子》内七篇。
如果把目光稍稍放远一点，我们能想到，看到，庄子的时代，至少在庄子年青的时候，应该是个不错的、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社会。那正是战国借助新型生产工具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趋向高潮的顶峰之时。战争的浪潮，总是要稍稍后滞于经济的极度繁荣，或衰败。而且，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与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击即溃，甚至也不是单元、单向的（不是有发“国难财”的么）。事实上，庄子之时，繁华景象无处不在。别的不说，单在庄子的祖国，宋国，就有一个类似今日广州、深圳的超级商业城市：定陶。在当时的各国，定陶是数一数二的商业之都。数次跨国战争的焦点目标，其中就有它。而庄子所在蒙地，跟定陶紧相毗邻，当时的交通状况，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而宋国因为地处中原枢纽，在地理位置上，更是“九国通衢”，四通八达（详见杨宽《战国史》第三章《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应该与此有关，“关税”，成为宋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孟子》中著名的“偷鸡贼”比喻，就是针对宋国的税收而言的。郭沫若说，如果庄子愿意去齐国的稷下学宫，凭他的才华，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加入到“不治而议”的行列。其实，何须跑到齐国，如果庄子真是个想弄钱，能弄钱，想过好日子的人，他只要抬腿去相邻不远的定陶，就一定能找到个不错的经济位子。——至少，吃饭不成问题。何至于要“穷闾隘巷，困窘织屦”，何至于要头天启程，去跟人“贷粟”。
所以说，庄子的受穷，完全是自找的。
就像当年的斯宾诺莎，巴拉丁选侯请他去担任海德堡（相当于稷下学宫）的哲学讲席（罗素《西方的智慧》），斯宾诺莎说，我不太适合到大学当老师，我还是磨镜片比较适合些。
庄子大概也是这样想的——我还是织草鞋比较适合些。

七，        骂人
骂人，是种反对的姿态。
骂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归结为修养问题；其实，骂人，更是价值选向问题。
先秦诸子，老子以外，都曾公开、直接地骂人。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不骂人”的传统，被他遗弃了。——从这点来看，庄子确实更接近儒家。
而且，庄子骂人的技艺更加高超，舌头更为毒辣，蘸满毒汁。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秋水》）
朋友间玩笑（假如这确实是个玩笑，而我是愿意这么认为的）拿猫头鹰啃死臭腐烂的老鼠作比喻，这实在有点过分了，比孔子用拐杖敲打原壤的小腿肚子更过分。这样的比喻，不是骂人，胜似骂人；是典型的尖酸刻薄的文人气。好在惠子是个政治家，政治家的特性是妥协，——也就是该算了的时候就算了——这样他俩的友谊才能持续下去。
曹商就不同了，曹商一定是抱头鼠窜，再也不敢打庄子家门口经过了。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舐痔疮！我想，自打庄子用这种“直达肛门”的火力攻击财富，以后，再也没有人达到过如此强劲的水平和境界。从语言对抗财富的角度说，这也许是个世界纪录。
但要以为这就是庄子骂人的全部，那你就疏忽大意了。下面这个，我个人以为，更妙。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外物》）
还是喜欢看《庄子》的短章！来劲！一大一小两儒在盗墓。——儒家经常出席各种葬礼，所以顺带也就掌握了墓葬的有关信息，因此，天生具有盗墓的良好资本和传统。——大儒在墓道口发问：“天快亮了，事干得怎么样了？”，小儒的声音从墓穴里传来，“裙子和内裤还没脱下来，他嘴里有珍珠。《诗经》上说：‘麦草青青，长在山坡上。活着时不做慈善事业，死了还含颗珠子在嘴里干嘛！’”，大儒在上面一听有珠子，赶紧向下发出指示：“分开他的鬓发，压住他的胡须。你用锤子敲他的下巴，慢慢别开他的两颊，别弄坏了嘴里的珠子！”
什么叫骂人的境界？这就是骂人的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milan007

八，        吊丧，或送葬
《庄子》中，一共写了七个以死亡为主题的故事。
《庄子》中的送葬，以《徐无鬼》的“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最为人所熟悉，但这篇的主题，却不是死亡，而是怀人。反倒是《大宗师》里的那篇，虽然人没死，但故事的中心主题，却是死亡。
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
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大宗师》）
看了这个才知道，原来周星驰的“无厘”、搞怪，都有来由；就是金•凯瑞的《面具》变形，跟这一比，也是小儿科了。勾腰驼背，五孔朝天，下巴低于肚脐，双肩高过头顶，脖子上一个大肿瘤，朝天怒指。更妙的还在后面，“其心闲而无事，跰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跟没事人一样，拖着双腿到水井边一照：啊唷！老天爷竟然把我搞成这样曲里拐弯的！——见过自嘲的，见过这一款境界的么？
这还没完。当前来探访（病在先秦，是重症，离死不远了的意思；我们现在说生病，那时只说恙，或疾。所以，子祀的探病，也就相当于准吊丧）的子祀问道：“你怨恨吗？”，重病之中的子舆，慨然回答：No！我有什么怨恨的？假如它把我的左手臂变成一只鸡，我就用它来报鸣；假如把我的右手臂变成一只铁弹丸，我就用它打下斑鸠烤着吃；假如把我的屁股变成了车轮子，我整个人成了一匹马，那我就把自己当奔驰、宝马，难道我还会想着换辆长安奥拓？——后面还来了几句“之乎，者乎”，以示革命理念的坚定和透彻。
现在的80后，动不动就酷毙了，能酷得过这个？
子舆的态度，也就是庄子对死亡的态度。
庄子对待死亡，另一个更著名的故事，是庄子鼓盆。这回是庄子妻子死了，朋友来吊唁，庄子亲自以身说法。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
这个故事，常被人解读为庄子对于生死的豁达。妻子虽说是最亲近的人，但毕竟是另一个人，在不是自己的死上，显示豁达，就像花别人的钱潇洒一样，都是件不太合适的事。事实上，从文中叙述可以看出，庄子对于妻子的死，是转念一想，才改变了哀情表达的方式。他原本也跟常人一样，但因为他有思想，所以，做法就不同了。
从这我们看出，庄子所谓的自然，并不是简单的“原始”，或“本来”，而是醒悟后的“本来”。——这到底是回归呢？还是庄子思想中的自然，才是自然？这，或许只有庄子本人，心知肚明了。
但如果说，这件事，反映了庄子生死一体的观念，那是成立的。
庄子在书中，两次借孔子之口，说出“死生亦大矣”（《德充符》《田子方》），显示了庄子对于死亡的重视。但庄子对死亡的态度，其实跟孔子，又有大不同。孔子回答子路的求问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明显是区隔生死的态度，也是搁置死亡的态度。与此相比，庄子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庄子不仅直面正视死亡，而且，要将两者合二为一。
“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齐物论》）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大宗师》）
“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大宗师》）
“死生为昼夜”（《至乐》）
生死相连；生是好的，死也同样是好（善）的；如果生是脊背，那死就是臀部；生死犹如昼夜，循环往复，绵绵不绝。
这样的生死观，跟孔子不同，跟所谓儒者，儒家也不同。儒者对于死亡的看重，在于葬仪，——那是死亡的经济学的范畴。从这个角度说，儒家，是绝对主流的死亡经济学家。——庄子感兴趣的，在于生死本身；他是想擘开死亡的大腿，看看它内在的本质，借以上达、超越这现实的所在。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弢，堕其天{失衣}，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
这样的生死观，在中国是不发达的。倒是在国外，我给庄子找来一个知音和同道。
里尔克拒绝接受“基督教”那种贯穿着彻底的二元论的死亡理解，在写给他的波兰译者于维勒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作了详细地解释：
肯定生和肯定死在《哀歌》（注：指里尔克的诗篇《杜伊诺哀歌》）中被证明为一件事。《哀歌》传布并宣扬了一种观点：生与死，认可一个而不认可另一个，是一种终将排除一切无限物的局限。死是生的另一面，……我们必须尝试对它获得最大意识……真正的生命形象穿越两个区域，最伟大的循环之血涌过二者：既无此岸也无彼岸，唯有伟大的统一，……
可是一切生者
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太严于区分。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
生者之间，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勒塞《里尔克的宗教观》，选自《<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第160—161页，上海三联书店，译者为林克）
多么完美、天衣无缝的呼应。
读上面这段文字，好像庄子新收了一名外国弟子，并将他的思想，写成了德文诗句。

结语：平民思想家
现在，对于一名思想家的阶级性，及其代表性，学术界是怎么一种态度和做法，一时还真不太清楚。过去，这可是每说必及的主题性、纲领性话题。因此戴在庄子头上的“帽子”，以“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最为知名。关锋对于庄子的全部论述，都是以此为台基的。但现在这种理论和说法，面临的最大挑战，倒不是说时代变了，大家都明智地不提阶级性了，而是，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过一个相对完整的奴隶社会，成了激烈争论的问题。假如说，历史上从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奴隶社会，那关锋之类的庄子评判理论，霎时间将变得苍白和脆弱无比。
其实，对于庄子这样的思想家，有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想到的，即，一个在中国战国时期的纯粹平民，有没有可能掌握如此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如此丰富与成熟的抽象思维的知识与能力。这确实容易让人的思路，导向非平民化的方向。在实证材料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个让人犯难的问题。但我们至少不应忘记，自从春秋中后期“天子失学，官学在四夷”（《左传 昭公17年》）开始之后，中国的教育、文化和思想，就呈现出一种动荡交错的状况。先秦诸子，除老子、韩非，拥有相对较为确定的学习环境和背景外，孔子、墨子和孟子，基本是在一种自学的情况下，达到各自的学术成就。既然他们可以，庄子为什么不行呢？只不过庄子的精神形态和意识方向，较有不同而已。
因此，我在给庄子加以定语时，选择了平民思想家这个提法。（之前有人有过类似提法，但似乎相对弱势和边缘）
我认为庄子是平民思想家，有三点依据和策应。
一，庄子身在体制之外。从目前有的材料看，庄子一生，应该未有归属任何政治团体，甚至像孔、墨、孟那样，跟各地政治机构作频繁的实质性交往与互动，都极为罕有。当然，不在体制内，不代表就是平民思想家，但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就更难将其列为平民思想家。
二，从庄子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看，虽然相关材料同样稀缺，但至少没有反证说，其实庄子是个有钱人。没钱也不等于就是平民思想家，但同样的，一个大富豪，就更加难以是（当然不绝对。但不绝对的意思正是，少数是特例，多数是常例）。也许有人说，他现在不是，但以前是，说他是没落统治阶级的代表，就是从历史性来说的；但既然他现在已经不是了，那也就可以说，他是一个平民。
三，从现存《庄子》文章内容看。整体而言，就像我在《墨子的草鞋哪去了》中说的，其实根据书中内容，并不能得出，作者只站在谁的立场，只偏向哪个阶级与阶层，而更多的，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理论评判点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是说是，有非说非”。一定程度的超脱，不等于完全否定作者的阶级性，但至少作者的阶级属性，并不那么清晰、确定、单一、单元。动辄以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断定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至少是武断和蛮横的。至于说平民与有权（还包括有钱？有识？）阶级，哪个更容易亲近、接受庄子的精神与思想，这跟庄子本人的社会属性相比，已是另一个问题了。
说庄子，写庄子，还有一个“老大难”，老生常谈的问题，像是个冤魂幽灵一般，总是纠缠在每一说，每一笔上——即庄子是谁？庄子与《庄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始终认为，除非有新的、足够的资料从地下出土，这只能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大体的共识，早已形成。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再如何的折腾、翻跟头，都是件意义不大的举动。说是凭单音节、双音节词，就能判定《庄子》内、外杂篇的作者与写作，在我看来，实在跟唐•吉诃德的修补头盔，有点相似。既然共识早已在此，多说无益，说也说不出什么新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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