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与多元文化素养(林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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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与多元文化素养(林存光)

作者：林存光

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或多元文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生活环境无疑具有其特殊的问题性，并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灵以及面向未来的勇气和智慧积极地反思和应对它。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漠视乃至完全抛弃掉传统的、富有启示意义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孔子究竟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处理多元文化问题的智慧性的启发呢？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决不是意在抹杀掉所谓的“历史的间距”，或者无视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情境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持续而深刻的变迁。不过，当我们回首2500多年前时，也的确不难发现我们的先哲所处的是一种和我们极为类似的生活环境，乃至不得不面对、思考并努力处理和我们相类似的生存问题，特别是由深刻的社会和政治的急剧变革进程所引发和带来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对立与冲突也同样深深地困扰着他们，这足可以使我们和我们的先哲们能够跨越时空的阻隔而发生某种心灵的共鸣与思想的对话。 一、“丧家狗”及其隐喻            在时下“孔子热”和“《论语》热”日趋升温的中国语境下，谈论孔子和《论语》，似乎有必要首先来澄清一下我们的解释学处境。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正处在一种方兴未艾但又模棱暧昧的复杂境况之中，不仅在国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乃至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议和疑虑，而且也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它目前是正在走向良性的发展，还是正处在危险的乱象之中，是一个值得并亟需人们加以冷静反思而不容含混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明确反对希望通过全面复兴儒学或将儒教重新确立为国教来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原教旨主义的文化立场，与此同时，我们亦反对为了给“孔子热”和“《论语》热”降温而故意歪曲或片面地理解孔子的“真相”而制造一些“无谓的纷争”。            不可否认，在孔学诠释史上，人们往往带着各种各样的“成见”或偏见来解读《论语》和孔子，在历史上，这些带着各种各样的“成见”或偏见的解读，在以孔子为至圣的观念的支配之下，人们不仅不能自觉其“成见”或偏见的存在，反而各自皆打着“真孔子”的名义来阐发己见，并将自己带着某种“成见”或偏见的解读视为唯一正确的读法或确解。当现代学者将阅读经典作为一种哲学解释学的问题来加以处理并将隐蔽的“成见”揭示出来之后，按理说，虽然“成见”依然存在，甚至被接受为一种积极参与阅读的因素，但是，我们在解读经典时，却不能再以“真孔子”的名义兜售贩卖自己的“私货”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经典文本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任何人的解读都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而在对经典的视角不同的解读中，也许一种读法比另一种读法更好，但很难说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读法。            然而，在今天，浅薄而可笑地借孔子之名兜售贩卖自己的“私货”者，依然不乏其人，《丧家狗——我读〈论语〉》（李零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便是一个显例。尽管该书的作者宣称，所谓的“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也就是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然而，当作者一再声称他“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他是通过“读原典”、“看原书”而得出结论的，而且，“一切结论”都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其言下之意亦是“丧家狗”一词隐含的寓意，其实正是要借孔子之名来终结人们对孔子和《论语》的理解和解读，果是言，则作者实有有意或恶意地误导世人之嫌疑。            那么，“丧家狗”一词之于孔子，真的仅仅意味着孔子是一位“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吗？当作者颇为得意地以为自己新发现了什么真谛而如此界定“丧家狗”一词的含义，并从孔子身上读出了知识分子的“宿命”的时候，我们不禁怀疑作者是否犯有时代误置和精神错乱的毛病。依我之见，作者显然是从知识分子在现实世界中的普遍的边缘化的当代地位和命运来解读孔子的个人际遇问题的，而“知识分子的宿命”问题显然还未进入孔子的问题意识，孔子所处的恰恰是一个中国的传统士阶层正在形成和崛起而努力走进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过渡时代，孔子本人对于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所可能遭遇到的个人际遇与命运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由外在的时势或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孔子“丧家狗”式的个人际遇，恰恰凸显的是孔子对所怀抱理想的执着与担当的精神，孔子虽然明知“道之不行”，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在现实世界的人道责任、个人信念和行动上的努力。当有人说孔子像“丧家狗”时，孔子却欣然承认，说：“然哉！然哉！”这是何等的豁达和坦然！我们从中解读出的，与其说是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的宿命”，毋宁说是一种超越个体际遇之上的、意义更为远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人生追求。正是这样一种不求在现世求得福报的豁达和坦然，及其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决不轻言放弃，并以行动诠释自己的人生信念、以生命护持自己的道德理想的坚定而自信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铁肩担道义”的大无畏的决心和勇气。            如果说“丧家狗”一词只是用以形容孔子的“无所遇”的话，那么，所谓的“怀抱理想”而“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便显然是一种“拟于不伦”的过度诠释。不仅如此，《丧家狗》一书中还有许多语无伦次的“警言名句”，诸如：“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并说：“以良知定是非（上不唯领导是听，下不阿群众所好），不能搞政治；以民主定是非（操纵多数，平衡利益），不能搞学问。这是学者和政客的不同。” 历来不乏批评孔子和儒家热中于仕进以谋求富贵利禄者，而《丧家狗》一书的作者更进一步，连“孔子把从政当使命”也看作是一种“担当”的“恶习”而加以唾弃了。再进一步地讲，学者和政客是不同的，学术与政治也理应区分清楚，因此，政治是不许学者过问而仅仅是不讲良知或不“以良知定是非”的政客们的事业。且不说将民主的多数原则理解为“操纵多数”是多么的浅薄无知，单就唾弃学者的从政或参政乃至将学术与政治区分得这样清楚而言，如果说不是出于某种学术的或政治的偏见的话，那也肯定是一个心智有问题的人说的话，因为他完全不理解和明白“政治家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良知的基础之上” 的道理。如《丧家狗》的作者所言，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也许在实践中有其流弊，容易导致“知识分子专政”，但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因此就对知识分子从政做官深恶痛绝，而把政治完全出卖给政客 ；诚如宋儒程子所言“做官夺人志”，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因此便把“把从政当使命”看作是一种“恶习”，应被看作“恶习”的是把从政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的传统。此传统，非彼传统，我以为，孔子“把从政当使命”，倒颇有些萧公权先生所说的英美民主政治下一般人民的“乐政”的精神 ，亦如《淮南子•修务训》的作者所言“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以一种鄙俗的心理和偏狭之见来看待孔子“把从政当使命”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区分问题，与将“丧家狗”看作是“知识分子的宿命”，可谓一脉相承，皆是以己之意妄加于孔子之身。其终结式的解读语式和风格，不仅歪曲了孔子本人的人格形象与精神品质，也是对现代读者的悟性的一种蔑视和侮辱。            然而，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在《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中文版作者自序《汉人：叙述的理解》中所说：“《论语》从来不是一个结束了的故事。这也就是说，……读者和注释者的人生阅历总是要贯注到解释之中，使对它的每一次攻读总是有特别的和独特的理解。积聚起来的、关于《论语》的注释，使那些最有悟性的读者，能够使此著作的文本在他们自己的历史时刻复活，并充满生命力。”

[ 本帖最后由 happykl 于 2008-7-1 17: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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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子人格与多元文化素养

       是终结还是复活孔子和《论语》的故事，人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你却不能借孔子之名而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读者。在周游列国途中的个人遭遇，只是孔子整个生命历程的一部分，由各种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孔子个人生前的“无所遇”，既不代表孔子本人的整个人生及其所思所想的全部意义，更不代表什么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与对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所作的一种“丧家狗”式的解读不同，更与欲以定孔教于一尊或将儒教立为国教来统合、整齐人心的意识形态臆想妄念相左，我们更乐于从孔子身上及其君子式的人格理想获得某种心灵相通的启示，来帮助我们积极地思考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与孔子相似（相似而非完全等同）的生活环境及其难题。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基辛曾经讲过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他说：“人类最可观的一样事情，就是忍受不连贯并且互相矛盾的风俗信仰的能力，而且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世界上充满了为和平而战的军人，好淫的基督教徒，阔气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吵架的亲人等等。” 在我看来，这话实隐含着一种对充满矛盾性的人类生活之本质的深刻洞察，而在政治和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急剧变革的时代，人类生活的矛盾本质凸显得尤其强烈而鲜明。我们今日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孔子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的环境虽存在古今的不同或有重大的历史变迁，但生活的本质却是别无二致的。套用基辛的说法，在孔子的时代，人们同样必须忍受不连贯并且互相矛盾的风俗信仰的能力，而且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世界上充满了僭礼逾制而不守传统的贵族，无道的君主，反叛弑上的臣下，执国命的陪臣，相互残杀的父子，愤世嫉俗而逃避现世的隐者，湛心利禄而无忌惮的小人，怀抱理想而品德高尚的仁人君子等等。

       那么，孔子标举仁道的理想，追求成就君子的人格，对于发展和提升我们自身身处矛盾之中而仍然能够坦荡而理性地生活的能力，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试就这一问题尝试性地阐述一二，是否契合孔子的“真相”或“真精神”，请读者朋友自己推论并自行决断。

       对孔子来讲，他所处的时代乃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基于这样一种充分自觉而深切的时代意识，他在系统追寻、探索和发掘传统的礼乐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努力重建世界的秩序，然而，孔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主义者，他坚持把传统资源的激活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必要主体条件——以实现仁的美德为最高目标的君子人格的内在培养作为他思考问题的中心主题，不是什么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精神家园而又找不到的问题，而是关注人的内在道德生活 ，并面向未来而倡导一种新的道德型君子的理想人格，不仅他兴办私学的根本目的以培养君子为目标，而且他整个的政治哲学信念亦同样围绕着并最终落实在如何培养和提升统治者的仁人君子式的主体人格与道德境界的问题之上 ，应该说，这是孔子思想中最富独创性或革新性的方面。

       关于君子的品格，孔子常常是在与小人相对的含义上来加以阐述和说明的 ，其中最为今天关心文化问题的学者所乐而道之的一条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从附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 显然，“和而不同”是被孔子作为君子处理人际关系的一项理想原则来看待的。而对于孔子同时代的思想家来讲，“和而不同”更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与状况”，而在今天，“和而不同”更主要的是被作为一种文化观来看待的，如方克立先生对“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所作的系统阐发和精到评述那样。依方先生之见，“在中国古代，‘和而不同’也是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派别、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动力、途径和基本规律”，而在今天，“和而不同”更可被用作是化解不同文明之间冲突的一种“良方” 。

       除了其文化观方面的引申含义之外，如果我们回归孔子的本义，即在孔子所说“和而不同”的本来意义上，或者说，“和而不同”作为一种个体人格的意义和价值，我认为，同样能够带给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启示，启示我们认真思考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生活世界中的现代公民应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综合概括一下，孔子本人身上所体现出的以及他所明言倡导和追求实现的君子人格的基本涵义、意境与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好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对于自己的好学品性，孔子是非常自信的，话语中亦透显出一份自豪之感。不仅如此，孔子的好学更是乐在其中的，正所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另外，对于弟子颜回的好学，孔子亦赞赏有加，其对哀公“弟子孰为好学？”之问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那么，孔子何以这样看重“好学”呢？“学”对于孔子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或具有什么样的深刻意蕴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学”不仅仅是一种可以使人博得知识上的博闻多识之声名的求知的活动，更是一个人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品格和人生境界的成长过程。而“好学”则意味着一种充分敞开自我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品格 ，对知识的积极探求，对生活世界的全面了解，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深入反思，无不以“好学”的精神为根基。对孔子来讲，“好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现实世界是历史地形成的，必须探本溯源，我们才能获得对生活世界的更好地理解，因此，他孜孜不倦地“好古，敏以求之”（《述而》），希望通过学习来重建与自身传统的富有意义的关系。二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又是一种人伦关系的网络，我们的个体人格只有在一种人际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才能健康地成长，因此，通过向他人学习，学习贤者的优良品质，吸取不贤者的教训，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可以使自我的人格不断得到提升和完善，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之外，对于现代人来讲，对于生活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当中的人来讲，“好学”特别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人的相互学习尤其显得重要，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只有通过相互的学习，才能增进彼此的了解，在平等而同情地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来实现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和平相处，这是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我看来，“好学”应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多元文化素养，否则，人们局限于自我封闭的个体的或文化的眼界，只会增大人际和文明之间冲突的危险。

2．修德。

       注重个人道德的内在修养，是孔子所倡导的仁人君子式的人格理想的一项核心内容。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又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一般浅见无识之人只将孔子看作是一位在那里空口宣讲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的冬烘先生，从孔子对“德之不修”等的深切忧患以及对自己不能“躬行君子”之道的自我反思，我们却很难得出这样一种印象。诚然，“道德不是讲出来的” ，孔子也没有说过道德是讲出来的，他说的是道德是修养出来的，人只有努力通过修养和践行，才能养成自身完整而健全的人格，达到“不忧”、“不惑”、“不惧”的人生境界。而且，进行道德的自我修养，求的不是外在际遇的通达或福报，而是“内省不疚”、“不忧不惧”（《颜渊》）的“一己内心之所安” ，由此人才能获得一种安身立命的“乐感” 。正因为如此，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人“为仁由己”（《颜渊》）和“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的道德责任和自主性。孔子强调个人修德（以仁人君子型人格的自我完善或实现为目标）的观念，到《大学》那里有了更进一步的重要发展，那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修身或道德人格的自我修养成了对所有人的一种普遍要求。那么，这样一种要求对于现代人是否还仍然有效和正当呢？这主要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道德的问题，如果说内在品德的自我修养对于一个人人格的完善仍然是必要的话，如果说道德对于维持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必需的话，那么，对现代人提出一种修德的要求也就仍然是正当的。也许有人会说：“道德很脆弱，也很实际。……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 ，或者说，“道德是生存策略”，“四世同堂，孝养父母，是生存策略。小孩独立、老人自尊，也是生存策略” ，而当人们终于理解和明白了道德是一种“生存策略”的时候，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大概都成了“废话”。那么，这样一种道德的观念和立场，也许自有其道理，然而，当它意在消解掉人的道德责任及其自主性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秩序和风气被把道德当“废话”的“生存策略”所腐蚀和败坏。而在我看来，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世界，我们必须坚守的一种道德底线或应具备的一种道德文化素养就是，我们必须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自主的责任，并修养和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不是全凭缺乏教养的“个人爱好”来对待他人，而是以“和而不同”的人生态度来应对和化解由价值多元的生活事实所可能引发和造成的社会对立、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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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责任。

       对孔子来讲，道德的自主是和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密不可分的，而所谓的责任，主要是指由社会人际关系所决定的人伦道德的责任和义务，如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也就是说，所谓的“人”，亦即生活在社会人伦关系网络中的“人”，意味着彼此应该承担相互对应的伦理性的责任和义务。不仅如此，孔子和儒家还从责任的角度发展出了一种审视统治者行为的伦理视角 ，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对他人负有伦理的责任，而统治者尤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对人民负有教养的伦理责任，如重视民生、关切民利、敬畏民力、以德化民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责任伦理的内涵并不是抽象的和超历史的，而是具体的和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汉代以后，先秦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双向要求的交互性的责任伦理观念便被改造成了单向服从的片面性的责任伦理观念。而且，正如许多学者已指出的，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权利意识是非常薄弱和欠缺的。学者们也多批评儒家把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把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与父子之间的伦理关系混同起来，这种批评也无疑是切中要害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否定和漠视先秦儒家的责任伦理及其伦理视角的意义和价值。在今天，传统单向服从的片面性的责任伦理观念无疑应被彻底抛弃，我们也需要认真吸纳西方文明资源中有关个体的权利思想以修正、弥补中国伦理价值之不足，在政治领域，我们也应将政治和伦理适当地区分开并努力发展和健全一种对当权者的权力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但是，吸取和接纳西方文明的价值资源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全盘否定我们自身传统中的价值资源的态度，正如杜维明先生所一再申论的那样，今天我们需要通过“文明对话”的方式来化解由“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所带来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文明间的对话中，我们也许会发现在儒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公益、同情、礼教、责任、社群伦理）与西方的启蒙价值理念（自由、理性、法制、人权、个人尊严）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和而不同”的互补性，而且，从伦理视角来审视当权者的行为及其权重责大的问题，也仍然是既必要而又重要的。总之，勇于承担责任，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既是现代公民，更是现时代的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素养。

4．包容。

       孔子最富感召力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他能够以温良、平和和坦荡的心态面对人世间的一切，而且，更在于他尊重“差异”而包容他人的博大胸怀。孔子生活在宗法世袭社会体制和秩序日渐走向衰败与解体而新的体制和秩序还有待创设与建构的过渡时代，人生路向选择的多样化，人的才能志向的个性化发展，价值取向的深刻差异与思想信念的激烈冲突，正是这一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孔子对此无疑有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并试图就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内部的分裂危机作出反思，而他所提出的化解社会危机的根本之道，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  ，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君子人格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来引领整个时代的精神转向，通过对人的道德教养来化解社会的暴戾之气，通过规范性而非强制性的礼义重塑和谐的社会秩序，通过发扬人性中光明善良的方面来消解其阴暗不良的方面。因此，在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他所希望见到的是能够修德行善而持之有恒的君子，对充斥于现实世界的怪力乱神采取“不语”的态度（《述而》）；面对隐者的冷嘲热讽，孔子遵循“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的原则，也只是为自己乐于与人相群为伴的入世情怀温和地辩解一下（《微子》），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人不知而不愠”（《学而》）；而最令孔子愤慨、忧虑和不能容忍的莫过于贵族阶级对宗法礼制的僭越与破坏的行为，但他也不过气愤地只说一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而已。毋庸讳言，这也许正是孔子的局限性所在，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他的局限性在于：面对邪恶和失败，他只是庄严地悲叹和忍受，而没有从痛苦的深渊中得到任何促动力。这一局限性说明了他为什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孔子的为人，我们也许还能发现“另一个”具有尊重“差异”而包容他人的博大胸怀的孔子，他兴办私学，向所有人开放而“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尊重学生的个性、才能和志趣的差异而“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他不仅将“无恒之庸人”（《论衡•率性》）的子路引向闻过则改的上达之路，而且亦激赏难与言善的互乡之童子的洁己上进之心（《述而》），他更谆谆教导弟子“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尊贤而容众”（《子张》）；他在遵循“差别对待”的原则与人打交道 的同时，对他人亦一视同仁而施以提撕上遂之教。总之，包容他者，而不做无原则的“乡愿”，尊重差异，而又能以自己高尚的品格吸引、感召和引领着他人努力修身正行、积极上进，这正显示了孔子博大的胸怀。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也许我们不能以高尚之德感召他人，但却可以并应该像孔子那样尊重人与人的差异并相互包容，这也是生活在价值多元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能够和而不同、和平相处而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

5．理性。

       孔子是一位自信而乐观、节制而富有理性的思想家，他所崇尚的理性既是一种自我克制、关爱他人、成人之美的道德理性，亦可说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 ，他希望人们能够遵循“忠恕之道”的道德理性原则进行人际间的交往互动，并由此而建构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所谓的“忠恕之道”，从消极方面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颜渊》），而从积极方面讲，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诚如刘泽华先生所说，“上述两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中最富有光彩的地方” 。孔子讲过的另一句名言，就是在回答樊迟问仁时所说的“爱人”（《颜渊》），然而，君子之爱不是姑息养奸的爱，而是以德立人达人的爱，故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礼记•檀弓上》）在孔子和儒家的思想中，上述“忠恕之道”所体现的交往理性，可以说是最具有普世性意义的，如果说你希望别人遵循这样的原则和理性来对待自己的话，那么你也就应该按照这样的原则和理性对待他人，这是再朴素、平正而合理不过的一种要求了。而假如你也像某些人那样把这也仅仅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的话，结果可能是你只希望别人按照这样的原则和理性对待自己而自己却并不遵循同样的原则和理性对待他人，那么，这样的人显然是不配称作“现代公民”的。

       总上所述，孔子本人身上所透显出的以及他所追求和倡导的君子式的人格理想，也许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英意识，但如果我们将其引申到我们当下的价值多元的文化生活情境中，并从“和而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一些基本道德素养的话，那么我相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非常有益的启示。也许我们自以为我们比2500多年前的古人更有头脑和思想，但是，从忠实地践行自己的人生信念和人格理想的角度讲，我们却的确有许多需要向古人学习的地方。就孔子而言，我们既没有必要把这样一位2500多年前的古人捧为“救中国”、“救世界”的救世主的高度，似乎也没有必要让这样一位2500多年前的古人背负着万恶之源的罪名而一定要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深渊。不过，作为合格的现代公民，除了享有基本的权利并应具备守法意识和积极思考或踊跃参与公共事务的美德之外，如果我们还乐于向孔子学习的话，学习他的好学精神，学习他的自省修德，学习他的责任意识，学习他的包容情怀，学习他的交往理性，亦即充分地敞开自我，反身以求、内省修德而不惮乎改过迁善，勇于承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学会尊重差异和包容他者，在既不违背他人意愿而又成人之美的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在与他人进行健康良性的人际交往互动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完善自我的人格、提升自我的境界，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发展和提升我们“忍受不连贯并且互相矛盾的风俗信仰的能力”，而且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由“价值的多样性”所带来的“丰富多彩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中，充满了有权有势的党员干部，阔气的先富起来的资本家富人，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摧残人性、一心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而逼迫子女考取北大清华的父母亲人，还有拥有不同信念（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儒家的）的各种类型的公民们（社会公民、自由公民、共和公民和儒家公民等等），他们共同而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社会，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1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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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