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

当年笑帅

凡能够耐心看完全文者,请在回贴中说一下,好让我知道几个人看完全文
　　
　　全文总共有四大部分
　　Ⅰ、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
　　Ⅱ、明朝的灭亡也不是崇祯的责任
　　Ⅲ、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Ⅳ、明朝灭亡的本质原因
　　
　　现在贴出的是前面三个部分，第四部分本身也已经写好，但还需要添加注释
　　
　　本文本身又属于一篇大文章之中段部分，前面还有理论的一大部分，主要是对传统理论（包括西方的理论以近中国本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进行彻底的驳斥；后面还有对清朝统治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矫正这种危害的论述，理论部分主体已经写好，但还需要大量修改以及增加；清朝部分还未写
　　
　　
　　明朝的灭亡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
　　
　　作者：杜车别
　　
　　
　　声明：
　　一、
　　1、转载必须注明原作者杜车别，另外转载请注意完整性,目前尽量不要转载，尤其是第三部分赋税收入低原因分析部分
　　
　　2、本文系初稿，正文部分以及注释部分许多地方还不完善
　　
　　
　　
　　二、
　　关于本文的注释以及参考文献
　　1、参考文献的来源
　　⑴、是图书馆借阅的专著以及论文。这部分参考文献有些是复印的有些是笔记摘录的，其中笔记摘录的部分，极个别忘抄页码，容以后补充上
　　⑵、是网络上下载的电子书以及一些历史网站的相关文章，对于这部分文献大部分在注释中已经给出网址
　　
　　2、本文凡是转引的参考文献，一概在注释中声明，凡是在注释非转引的参考文献都经本人翻阅原书查对
　　
　　
　　
　　三、关于万历崇祯部分，和已经贴出的草稿部分相比的修改增加处。
　　
　　1、万历部分增加了对万历时耕地面积的详细论述
　　2、关于袁崇焕是否因反间计而死增加了王世德《崇祯遗录》中的一则记载
　　3、关于崇祯是否横征暴敛的部分增加了对吴思所谓私派的反驳
　　4、关于内帑的论述部分增加了一些材料，另外还增加了对顾诚观点的反驳
　　
　　凡对万历崇祯部分已经看过的网友只需看这些增添修改的部分，然后直接去看第三部分《明朝赋税收入过低真实原因的分析》
　　
　　
　　
　　
　　Ⅰ、明朝的灭亡不是万历的责任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一、酒色财气问题
　　　　
　　　　
　　　　
　　　　首先从广为流传的所谓“酒色财气”说起，这种说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2]p484），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3]。在他看来,万历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
　　　　
　　　　在评判雒于仁的言论之前，先弄明白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风，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是很有帮助。
　　　　
　　　　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悚人耳目，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把一个铁碗首辅弄的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是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这之后，攻击的矛头就开始转向申时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时行不过软弱之人，干掉他，对言官来说，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轰动效应。那么唯一的出名捷径，哗众窍门，自然首推直接攻击皇帝本人了！
　　　　
　　　　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句话，倒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真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后来熊廷弼也是被这些人屡次用类似的手法攻击而被无端罢免。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帮助。可笑的是许多论者往往双重标准，当那些言官攻击张居正的时候，攻击熊廷弼的时候，他们懂得具体分析。而一到这些言官攻击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纳，信为事实，如此做法，真可谓乖谬已极！
　　　　
　　　　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⑴ 酒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饮酒过度，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唾沫横飞的说万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梦看见的。明史专家樊树志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的时候，唯一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2]p486
　　　　
　　　　试想，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说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何至于连个象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没有谁会因此就无端被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
　　　　
　　　　所以给万历这个酒字，只能认为是刻意罗织，夸大其辞。
　　　　
　　
　　⑵色
　　　　
　　　　接下来再看一个所谓的色，自然这更易让某些人神经兴奋，即便如皇帝，如果蒙上好色贪淫四字，也大有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危险。在各种攻击万历皇帝的理由中，这也算得一个重头。
　　　　
　　　　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根据什么呢？万历十四年九月的时候，神宗因为生病，“连日免朝”，症状主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4]，照理说这很正常，现代医学保健卫生这么发达，仍旧免不了经常有人生病，更何况古代？
　　　　
　　　　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的机会到了，马上煞有介事的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的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2]p482-p483
　　　　
　　　　一个稍微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卢洪春说的话，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现代的一些人），人们似乎就相信这个，只要一个人身体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联系起来。
　　　　
　　　　一些文人官僚们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手段。张居正因为得痔疮，做开刀切除手术后死的。应该说痔疮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即便是现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对于张居正这样长期坐着办公，缺少运动的人来说，得这样的疾病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丑化张居正的明代文人笔下，却居然联想到其他方面，做出无穷文章来，王世贞说张居正之所以得痔疮是因为“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责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5]，即张居正因为好色过度，加之吃了春药，才得痔疮。
　　　　
　　　　
　　　　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长久。鲁迅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6]p248-p249
　　　　
　　　　
　　　　把牙痛牙损，联系到所谓“阴亏”，进而是“不自爱”，这和因为张居正得痔疮就污蔑捏造出他“日饵房中药”，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代的一些所谓历史学家，偏偏愿意相信这套东西。
　　　　
　　　　王世贞不过是个因为没有被张居正重用，而衔恨不已的小人，他说的话，一看就是一派胡言。方舟子曾经辛辣的讽刺说，这些人莫非在张居正的卧室里安装了**或监视器，才能知道这类隐私？[7]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此类说法的荒谬性！痔疮和好色有什么关系，难道说现在那些得了痔疮的人，都是因为好色？可笑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包括对张居正总体上给予正面的评价的历史学家，在这类问题上的分析能力似乎还不如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方舟子，居然对这类荒诞不经之谈，存心丑化污蔑张居正的言辞不加考辩，就信为事实，也真可笑之极！
　　　　
　　　　历史学家们对现在颇受推崇的张居正尚且如此，那对万历皇帝就更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万历这样的皇帝，从小就深居宫中,缺少运动,少晒阳光，饮食过于精细,身体虚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现在的眼光看，缺钙,缺少必要的维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后，还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潜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后，大多寿命不长，原因大抵类似。
　　　　
　　　　而文官群体中从来就不匮乏一些心理阴暗下流者，只要听说皇帝身体不好，便要无端联想到所谓好色，所谓性欲过度上去，就好象皇宫大内安装了他们的监视器一样，凭空杜撰，唾沫横飞，信口雌黄，而后世史学家不认真考辩，一概信为事实，未免有些糊涂！
　　　　
　　　　万历皇帝并非是明代第一个遭受如此污蔑的皇帝。
　　　　明宪宗一生只钟情于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万贵妃，并不因对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别恋，甚至当万贵妃死后，自己也因悲伤过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硬被一些人丑化成荒淫好色。
　　　　
　　　　明孝宗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皇帝，没有任何把柄可以被抓，这总避免了所谓好色过度之讥了吧。其实不然，因为他也是身体虚弱，动辄头晕眼花，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按照网友慈洵阅读多本明孝宗传记所见，这样一个在当时文官都认为无可挑剔的皇帝仍旧免不了被现代一些心理阴暗的历史学家浮想联翩胡乱猜测污蔑。
　　　　
　　　　回到万历皇帝，万历一生也就钟情于一个郑贵妃，这个感情同样至死不变，即便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人老珠黄，他也从来没有另觅新欢。他们之间的关系倒不象是一个有着三宫六院，可以任意选择美女的皇帝与后妃之间的关系，更象平常人的一对夫妻，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要知，即便是现在的普通人，也多有发生第三者插足，移情别恋，乃至离婚。一个能用时间来证明自己专情的皇帝，居然还被丑化成所谓好色，所谓荒淫过度？如果他真的这么好色，何必抱着一个年老色衰的郑贵妃不放？满清的皇帝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比万历荒淫百倍不止，康熙乾隆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荒淫无度，如同种马一样？至于以后那些满清皇帝甚至有得花柳病溃烂而死的，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专情不移的万历被说成是好色荒淫，而那些滥淫无度的满清皇帝反倒成了清心寡欲。岂非太过讽刺？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个地步，也足以令人愤慨。不妨看看教授阎崇年的妙论“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8]。倒是把一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他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就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阎教授在唾沫横飞信口雌黄之前，是应该先动动他的脑子的！

当年笑帅

⑶ 财
　　
　　然后再看一个财字，说万历皇帝贪财，由来已久，而且还都有根有据，收敛矿税，查抄大臣家产收归大内，以及其他见缝插针的设法增加内帑收入等等，这些似乎都是万历贪财的铁证。然而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
　　　　
　　　　林洛在他的《明朝灭亡真相》一文说“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
　　　　
　　　　这种见解的实质是把历史人物看成是白痴弱智或者病态，有些论者似乎觉得这样才能在评判历史人物时候产生居高临下的快感，才能彰显出他们自己的英明神武。
　　
　　田口宏二朗并且针对万历29年时任直隶巡按的安文壁对皇帝说的话“皇上以**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评论说“安文壁颠倒传统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过度贪婪的理论，其实是反对矿税的众多文人经常采用的说法（如‘皇上以四海为家’‘皇上以**为帑藏’）。不过皇帝在行使各种公共和私人行为的时候，果真如此将王土思想反过来说的话，就意味着他自己没有特定的家产。”
　　如田口宏二朗所说：“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9]
　　
　　　　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并非是万历真的贪财，而是万历时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
　　　　
　　　　设想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阔绰，金银财宝可以任意花费，全不当回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他会有所谓贪财的概念么？他会主动去设法收敛钱财么？绝对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意识。只有一个从小受穷的人，花钱动辄受到制约的人，这才会有所谓贪财的表现。
　　　　
　　　　
　　　　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当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惨败连连，割地赔款的时候，“光绪皇帝结婚耗费白银550万两，慈禧60岁生日（1894年，光绪20年），耗白银1000万两”，对于康熙乾隆光绪慈禧这些东西来说，有什么贪财不贪财，民脂民膏可以在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被他们任意花销，这对明代的皇帝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看看满清的末代皇帝的开销（甚至是退位以后）
　　　　“隆裕太后每餐的菜肴有百样左右，要用六张膳桌陈放，这是她从慈禧那里继承下来的排场，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种上下。我现在找到了一份“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即民国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单草稿），上面记载的一次“早膳”①的内容如下：
　　　　　　①宫中只吃两餐：“早膳即午饭。早晨或午后有时吃一顿点心。
　　　　　　口蘑肥鸡　三鲜鸭子　五绺鸡丝　炖肉　炖肚肺　肉片炖
　　　　　　白菜　黄焖羊肉　羊肉炖菠菜豆腐　樱桃肉山药　炉肉炖
　　　　　　白菜　羊肉片川小萝卜　鸭条溜海参　鸭丁溜葛仙米　烧
　　　　　　茨菇　肉片焖玉兰片　羊肉丝焖跑跶丝　炸春卷　黄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卤煮豆腐　熏干丝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丝　五香干　祭神肉片汤　白煮塞勒　烹白内
　　　　　　这些菜肴经过种种手续摆上来之后，除了表示排场之外，并无任何用处。它之所以能够在一声传膳之下，迅速摆在桌子上，是因为御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着的。他们也知道，反正从光绪起，皇帝并不靠这些早已过了火候的东西充饥。我每餐实际吃的是太后送的菜肴，太后死后由四位太妃接着送。因为太后或太妃们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级厨师，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总有二十来样。这是放在我面前的菜，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 ”
　　　　“　这种吃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统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内外膳房及各等处每日分例肉斤鸡鸭清册》，那上面的记载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汤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猪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鸡二只　共六十只
　　　　　　　　肥鸭三只　共九十只
　　　　　　　　蒸鸡三只　共九十只
　　　　　　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后妃名　内斤　鸡只　鸭只
　　　　　　　　　太后　　1860　 30　　30
　　　　　　　　　瑾贵妃　 285　　7　　 7
　　　　　　　　　瑜皇贵妃 360　 15　　15
　　　　　　　　　珣皇贵妃 360　 15　　15
　　　　　　　　　瑨贵妃　 285　　7　　 7
　　　　　　　　　合计　　3150　 74　　74
　　　　　　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除此之外，每日还要添菜，添的比分例还要多得多。这个月添的肉是三万一千八百四十四斤，猪油八百十四斤，鸡鸭四千七百八十六只，连什么鱼虾蛋品，用银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一两七分，加上杂费支出三百四十八两，连同分例一共是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九分。显而易见，这些银子除了贪污中饱之外，差不多全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这还不算一年到头不断的点心、果品、糖食、饮料这些消耗。 ”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费，已无法准确统计。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总之，在民国当局的纵容下，以我为首的一伙人，照旧摆着排场，按原来标准过着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费着人民的血汗。”[11]
　　　　
　　　　
　　　　即便考虑通货膨胀，白银贬值的因素，这样一个满清末代已经倒台的皇帝的消费在明代的皇帝而言，仍旧是相当惊人的。
　　　　
　　　　其实就算是万历收入内帑的那些钱财，最终大部分也都用于国事，用于抵御外侵的战争中。也就是说即便是所谓内帑，皇帝也没有权力完全支配，最后还是被当作国家财产来使用。可以说明代的上层社会中，皇帝是最穷的一个，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
　　　　
　　
　　⑷ 气
　　
　　关于“气”，雒于仁的主要依据是万历在宫内仗责太监过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说句实话，明代的这些言官确实难以伺候。皇帝如果对太监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宠信宦官；如果皇帝对太监不好呢，那还是不行，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气虐待下人了。总之都有过错。实际情况不过是宫内几个太监犯了过错，万历偶尔责打了几下，还有太监是自己生病死了，结果就居然被渲染成了万历杖毙太监，到现在居然还有人相信这等荒谬无稽的谣言，拿来作为万历残暴的论据！
　　　　
　　　　如果说宫内情形，不能了解确实，那么通过万历对待那些言官的态度，倒是可以看出万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残暴？？雒于仁上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不顾事实如何，网罗罪状，编造谣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14]；在这以后，给万历上书进行无端漫骂的文官更是络绎不绝，万历都被他们骂的都没有脾气了，都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神宗一笑了之，干脆没有理睬这种小人套路。
　　　　
　　　　
　　　　关于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
　　　　
　　　　比如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15]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的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
　　　　
　　　　
　　　　万历被他的这群大臣这么肆无忌惮的痛骂，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到极点，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实不是，蔡明伦在分析原因中说“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蔡的估计应该还是太保守了，在他看来，仅仅是部分，在我看来，是绝大部分才对。他自己也说“随着明朝中后期士风之日下，士大夫变的趋炎附势，追逐名利，好名之风颇盛”，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16]，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17]
　　　　
　　　　
　　　　蔡明伦分析道“既然进言能带来这些好处，一旦冒险成功，升官会比正常情况快，所以一些言官在进言时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耸人听闻，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时间长了，神宗也知道他们的把戏，早在万历十八年，他就已经揭穿这些言官的真实面目，他说“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搜扬君过，沽名速迁为？”。但言官们听了神宗的训斥以后，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有恃无恐，猖狂嚣张起来。万历皇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当时人，也颇有了解内中情形的。比如于慎行就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16]
　　　　
　　　　当皇帝能当出这样的好涵养好脾气来，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现象。即便现在一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面对无理漫骂攻击，还全不动怒。如果满清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有人敢对皇帝这样做，砍头是轻，凌迟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当的意见，都有生命危险。
　　　　
　　　　孟森说过清朝下的一件事情来和明朝的皇帝做对比，“清嘉庆初，编修洪亮吉上书请代奏，亦视朝稍晏等语，严旨立斩，临刑改戍伊犁，遂亦称盛德，视此又何如也！”[18]p81虽然他是拿嘉庆和建文向批评他的大臣道歉做对比，但和万历对比也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嘉庆在满清并不算最残暴最无耻的一个皇帝，所以还有人敢提一点意见。但已经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万历这样的好脾气，居然还被某些人大肆丑化成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比如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的《明亡清兴六十年（1583-1644）》中可以完全不顾事实地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而事实真相是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对神宗进行批评漫骂的言官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大概也就只有刚开始那个根据万历生病胡编乱造些污秽言辞来污蔑万历的卢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这才有蔡明伦说的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辞激烈什么事情都没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15]
　　
　　　　
　　　　
　　　　如果说以上的还能完全说明问题的话，那么在册立东宫的争论上，就更可以看出万历的脾气实在好的有些过头了。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和文官集团的争斗从万历十四年就已经开始，彼此来回了好几个回合。
　　　　
　　　　到了万历二十年，礼部都给事中李献可等人又联名上疏逼迫万历表态，结果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号写错了“弘洪”，神宗抓住这一点进行反击，他批复说“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来烦激，且本内年号错写，显是故违明旨，污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着降一级调任外用，其余各罚俸六个月”[19]。
　　　　
　　　　平心而论，这样的处罚并不算重，如果是满清的皇帝碰到这种错写年号的事情，那么当事者受到的惩罚恐怕就不是这么轻描淡写了，砍头抄家凌迟是预料之中的，事实上满清文字狱中许多事件的性质远比比写错年号要轻的多，但受到的处罚却是残酷到让人如觉在地狱。
　　　　
　　　　这么轻的处罚，内阁接到以后按皇帝的意思拟旨发下执行就是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毕竟大臣给皇帝上疏中出现这类低级错误，确实是粗心草率到极点，至少是不太认真，稍微检查一下都可以发现的错误，如果给皇帝上疏都这么吊儿郎当，这么马虎，那又这么能指望他们对自己工作职责认真呢？加以责罚是有道理的。再说皇帝毕竟是皇帝，这点面子总是要给的。
　　　　
　　　　但明朝的内阁却不是这样，猜一下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是怎么做的？他接到万历的批示之后，一点情面都不给皇帝留，原封不动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并且还附上自己的反驳意见，把皇帝的批示反驳的似乎一无是处。结果“对于首辅敢于封还御批，神宗十分不满，又不便于发作”[2]p500，最后只能又当自己是哑巴吃黄连了，干脆采取鸵鸟政策，以沉默对抗。
　　　　
　　　　谁知道内阁首辅王家屏看见皇帝对他的反驳装聋子，还觉得不满意，不依不饶，牛脾气发作，干脆假称自己生病，不理政事来要挟，再接着就是辞职来要挟。万历皇帝被他逼到了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只得派了一名文书官到王家屏私邸，递交手谕，表明自己态度，要王家屏出来办事。手谕中是这么说的“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厝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方今国务多艰，卿忽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准暂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20]
　　　　
　　　　
　　　　万历也算是好话说尽，谁知道这个王家屏，执意要辞职回家，尽管万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应。最后万历无奈，只能放他回去了事。
　　　　这样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明朝才能发生，换一个朝代，换一个皇帝，结局就可能大不相同。满清统治下，哪个大臣敢这么做，敢对皇帝这副腔调！那他要考虑的不单是自己的那条命，而是自己全家老小的命了！
　　　　
　　　　酒色财气暂且分析到这里,但是事远没有完，只能算个开头。毕竟酒色财气还仅仅是针对万历个人品行，至于要把明朝灭亡这样的大罪责推到万历头上，仅此当然不够。对万历的污蔑指责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我们不妨还是一个个看过来。

当年笑帅

二、所谓万历怠政
　　
　　　　 凡攻击万历的言论，对这一点必然提及。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8]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21]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2]p633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22]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8]。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23]p43，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妄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24]p79-p80。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2]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
　　　　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
　　　　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
　　　　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
　　　　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
　　　　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25]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26]。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27][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8]，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
　　　　
　　　　
　　　　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如果理他们，那可能就是纠缠不休，弄到头白白浪费许多国家的财产和精力。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8]，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28]
　　　　
　　　　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混上学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24]p81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当年笑帅

三、所谓宦官肆虐
　　
　　还有一条加在万历皇帝头上的罪状就是所谓的“宦官肆虐”，这也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的“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8]
　　　　
　　　　
　　　　关于矿税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其实已经分析过了，矿税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是不是太监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监的人去征税，因为触犯了商业集团的利益，同样会被拼命丑化。
　　　　
　　　　而实际上这些矿税太监远没有一些论者所说的那般风光跋扈，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暴民活活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奉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火烧掉，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暴乱了，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故意纵容是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却是，暴乱的市民没有得到惩罚，煽动暴乱的官员也没有得到惩罚，反倒是暴乱中的受害者陈奉被撤消了税监职务
　　　　
　　　　
　　　　再比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投入烈火中。结果是神宗气的干瞪眼，只能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2]p577。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
　　　　
　　　　
　　　　矿税太监在当时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寸步难行，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征收矿税，征来征去，所得也实在有限！如果我们现在看待矿税太监仍旧用明朝当时那些利益集团肆意丑化夸张的眼光，真相信他们可以任意肆虐横行的谎言，那就偏离事实太远了！
　　　　
　　　　
　　　　接下来再看阎崇年所谓宦官肆虐的另一个论据，也就是司礼监权力膨胀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又充分显露了阎崇年不学无术，肆意撒谎的丑陋嘴脸。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他似乎连基本的《明史》都读不懂了！我不得不再问一句，他这个学者教授究竟是怎么当上去的？
　　　　
　　　　我们不妨来看看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完整摘引如下
　　　　“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
　　　　”[29]
　　　　
　　　　这段话里说的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这个明显违背事实的话，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样一个事情，到了阎崇年嘴巴里，居然变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作为一个所谓的学者教授，所谓的历史学家，居然连最基本的历史资料中哪一个句话是哪个人说的，都分不清楚，也真可算是一大奇观！
　　　　
　　　　
　　　　言官本来就有肆意撒谎，任意夸大其词的传统。这个喻安性的话，在当时都没有人相信，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居然奉为至宝，这也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的论述吧！樊树志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象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的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2]p553
　　　　
　　　　这里反复提到了冯保，但其实冯保是冤枉的，冯保有什么过失，不就是因为协助张居正而得罪了太多人吗？张居正一死，他一被弹劾，就马上被赶下了台，所谓专横跋扈究竟从何谈起呢？（《明史》中记载“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30]）
　　　　还是来看看张鲸、张诚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两人也谈不上有多跋扈！比如张鲸，仅仅从万历十六年何出光等人弹劾他开始，他就被万历疏远最后被罢斥。
　　　　至于张诚可能稍微比张鲸风光一点，按照樊树志说法“张鲸遭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并掌东厂及内宫监”，但对他的权力也不必过于夸大，甚至《明史》中甚至连专门的关于他的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叙述张鲸的时候，顺带提到了他的名字。这回似乎在没有文官弹劾他的情况下，仅仅到了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就找了一个借口“突然下令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侄张勋、张绍宁及亲信霍文炳、张桢等人的住房田地一并籍没入官。神宗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发南海子净军；并将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人押入监狱”[2]p554
　　　　
　　　　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
　　　　“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原先神宗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及东厂以往擅权乱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神宗晚年的一件德政”[2]p554-p555
　　　　（《明史.宦官二》中的相应记载是“自冯保、张诚、张鲸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30]）
　　　　
　　　　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的生满青草，到了阎崇年那里，居然变成了，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到这个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只是不知道这个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信口雌黄，误导欺骗世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一些愧疚，是不是也受到一点自己良心的谴责？

当年笑帅

四、所谓的乱封滥赠、肆意挥霍、大兴土木。
　　　　
　　　　
　　　　所谓乱封滥赠，用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说法是“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8]
　　　　
　　　　我们先不管这里具体的数据是否正确（事实这些数据错的离谱，没一个是对的）。我们先来做个小学生都会做的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我不知道阎崇年小学算术怎么学的，这么一个简单的除法，他得到的结果居然是匪夷所思的6.3％，这样的历史教授确实让人佩服的瞠目结舌。
　　　　
　　　　我们再看他提供的数据吧。开头第一句话就错！明代的所谓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已经被废除。
　　　　
　　　　“ 明世宗即位后，为缓和民情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首下明诏，‘将管庄人员尽数革回’。同时，委官清查畿内皇庄。嘉靖二年（1523）二月，兵科给事中夏言将调查所得的真实材料，写成《勘报皇庄》一疏，进呈明世宗。疏中，详细说明皇庄的建立过程、数量、地理分布以及正德以来所产生的巨大危害，并建议取消皇庄，还田于民，以消除由皇庄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弊端。”
　　　　
　　　　“明世宗接到夏言的奏疏，下旨曰：‘各宫庄田子粒银两仍办纳解部，年终类进应用。顷亩数目，止照新册改为官地，不必称皇庄名目。’ ”[31]
　　　　
　　　　按某些人的说法（包括白寿彝在内），似乎这只是名称的改变，从“皇庄”改为“官地”。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根本错误，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按每亩三分征）。可以说耕种这些田地的佃农负担小于一般田地的佃农。另外“ 嘉靖二年（1523）九月，明世宗又令户部清核畿辅庄田。”，清查的结果又把大部分原本属于皇庄的官地归还给民间。
　　　　
　　　　
　　　　一定意义上说从嘉靖以后，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皇庄，要说有也只有官地，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阎崇年所谓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只能看成是毫无常识的信口雌黄。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的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只能是骗骗无知愚人！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万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32]p396。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六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的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据内务府编的材料，《宣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记载：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这还是已经倒台的满清末代皇帝，如果是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每年耗费的民脂民膏，则更难以计量。不知道有些人又做何评论？
　　　　
　　　　
　　　　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所谓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
　　　　
　　　　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24]p107“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因为河南在明初地广人稀，其后民间开垦所增田地，称为‘白地’，其所有权常常发生问题。地方官对这种田地所征取的赋税，既不归入一般的田赋，也很难视为官田的地租。山东由于黄河河道的变迁，被淹后的田地重新开发，情形亦复类似。湖广则因河流湖泊众多，昔日之湖沼成为圩田，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成为良田的趋势。此外各省还有被抄没的庄田等，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土地的赋税收入，纵未尽入地方官之私囊，但也从未作公开而详尽的交代。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
　　　　
　　　　
　　　　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两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两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仅此而已。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两百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四万多两，两万多两而已，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声讨的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二万两都没有满，各个地方的地方官为自己的地方利益都是极尽推脱搪塞之能事，所以福王“大部田土折银每年未逾2万两”[24]p81。
　　　　
　　　　潞王应该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四百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四百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四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翊镠好文，性勤饬，恒以岁入输之朝，助工助边无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问至，翊镠悲恸废寝食，未几薨。”[33]
　　　　
　　　　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所谓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近于梦呓胡言！！倒是满清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
　　　　
　　　　关于明代的所谓皇庄王庄的问题，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与税收》一书有比较具体的论述
　　　　现摘引如下
　　　　“16世纪晚期，这些财产与先前的草场，可以被分成下列六大类（a）皇庄；（b）王庄；（c）其他贵族庄田；（d）京军草场，……
　　　　所有这些田产都同纳税土地分开，……然而实际上这些土地的租金也产生了一个与田赋相类似的情况。除了很少的例外，它们都由地方官员管理。甚至租率也和田赋正税相同。……到了16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的牧场和苑囿都已经转化为耕地，收取同样的租米。贵族作为土地收益的接受者，除非他们自己耕种，否则是不允许他们以田地为生，因而他们的永久佃农也就是事实上的田主。”[32]p138
　　　　
　　　　阎崇年的错误并没有到这里结束。他最后说的“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又相当离谱，不知他从那里搜刮来这个数据的？即便按照过去不计算卫所耕地，那当时也至少是7亿多亩，而实际上现在几乎所有明史专家公认的数字万历时期的耕田是11亿6189万4800亩[35]，
　　
　　这个阎崇年几乎把明代当时的耕地扣掉了一半还多！！这样大手笔，真令人叹服！阎崇年教授研究历史看来真比写小说还来得畅快。
　　　　
　　　　下面的肆意挥霍,大兴土木就不必再详细分析了,大部分都是胡编乱造,无稽之谈!
　　
　　
　　{关于明代耕地面积，这里做一下补充的详细论述
　　
　　过去一个非常令人疑惑的现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甚至是同一时期内，明代官方文献所记载的耕地面积相差却很大。比如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实录》记载的国家耕地数是387万4746.73顷，而仅仅过了两年，洪武二十六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却是850万7623.68顷；再如弘治十五年，《大明会典》记载的耕地面积数是422万8058.59顷，而《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却是835万7485顷；还有万历六年，《续文献通考》记载的耕地面积是701万3976.28顷，而《明神宗实录》记载的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数是1161万8948顷
　　
　　可以看见，“洪武二十四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32876顷，万历六年到万历三十年全国田土增加了460万4972顷，而弘治十五年同一年间就出现了两种相差412万9427顷的全国田土数。那么为什么同是官方颁布的文献却出现如此巨大的差额，且相差均为400余万顷呢？究竟哪一种数字才是真正的明代全国耕地数呢？”[34]p296
　　
　　按照过去的看法，一些人（包括黄仁宇在内）认为两种记载中少的一种是真实的耕地数目，而多的一种则是把包括可垦荒地也计算在内。比如关于明初的耕地树木，一些人认为“将近850万顷之数，乃是额田(即纳赋田)与可垦荒地的总和，因此明初最高耕地额应为400万顷左右。这种观点，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那么这种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顾诚先生及其弟子等人的研究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明代除了常规的行政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军事系统，这个军事系统就是“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
　　“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是：明代军事系统的都司、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关于这个问题，首先给予足够重视，并明确阐明自己观点的是顾诚先生。顾诚先生通过认真研究明代的有关文献，得出明帝国的整个疆土分别隶属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的结论”
　　
　　“明代军事系统管辖下的田地，不仅有军丁屯种的土地，还包括有民籍土地。明初建立卫所之时，个别地方曾经把原住民户全部迁往附近州县，……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某一地区设立卫所之后，原地居民便归属卫所代管，而不再属行政系统的府州县管辖。……有些卫所由于带管的民籍人口很多，所以卫所的名称就相应地改为某某卫军民指挥使司或某某军民千户所”[34]p302-303
　　
　　“既然明代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疆土管理系统，那么明代耕地数的统计自然也是按两大系统分别上报的。即行政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户部，而军事系统内的耕地……逐级上报给五军都督府。……山西的情况足以证明：明代全国土地是由行政系统与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行政系统管理的土地数汇总于户部，而军事系统管辖的土地数则汇总于五军都督府”[34]p303-304
　　
　　“弄清了明代田土统计分属两大系统这一问题后，……明代官方史料中出现的较小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是来源于户部综合各布政司与直隶府州管辖的田地数。那么较大的那一类‘天下田地数’呢？毫无疑问是包括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真正的全国耕地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洪武晚期，全国耕地数已达到850余万顷，而经过200余年的不断开垦，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年，全国耕地总数达到了1161万余顷，这是明代官方统计中出现的最高数字。由于明朝在洪武、万历两朝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田地清丈，因此这两个数字是可信的”
　　从耕地面积来看，明代不但高于以前的历朝历代，而且也高于清朝建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正如万红所说“明代全国耕地数一直保持在800万顷以上，全盛时则超过了1000万顷，因此可以肯定，清初全国的实耕土地数较之明代是大幅度下降了，只是在册籍统计上才呈现上升的假象”[34]p308
　　}
　　　　
　　
　　
　　
　　
　　　　还有通常指责万历的一点是说他造成了党争激烈的局面，埋下祸端。这个指责也没有必要多说，事实上党争是明代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发生的情况，如果不改变明代的基本政治制度，那无论如何党争都会出现，乃至愈演愈烈。将党争推到万历头上，那就未免把万历的能力看的太大了一点。

老清华

为什么不发到国学论道版？

why_together

万历崇贞英明神武体官爱民。他是不是好酒贪色横征暴敛我不清楚，只是我不知道“李自成”这些农民军为啥会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灭了明，明为啥这么多高级将领如洪承筹投降清，明为啥得不到少数民族的帮助（蒙就在清的侧翼）？这些总不是谁能杜撰出来的。
当然明朝时候的有钱人积累了这么久会享受到是真的。

[ 本帖最后由 why_together 于 2008-8-29 07:08 编辑 ]

aclw

沒看完 太長了 明天再來拜讀

ganlihutai

兄弟，你写这么多都没用，因为你的分析是错的，明为什么灭亡？理由很简单，崇祯太年轻了，今天听这个的，明天那个的，把有用的人才全杀了，不会用人才灭亡的

jzzling

还没看完，慢慢看，

先发表以下明灭亡的原因的个人理解。

明朝的灭亡确实是一个历史悲剧，否则，中国可能领先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当然是个人的看法。

明朝出了许多昏君，但就出了一个庸君。

昏君误国，庸君祸国。所以明朝灭亡在唯一的庸君崇祯皇帝手里。

[ 本帖最后由 jzzling 于 2008-8-29 08:17 编辑 ]

jzzling

昏君昏的离谱，但却有无数的忠良支持者明帝国的大厦。

但自以为勤政的崇祯，却将明朝引入灭亡。

所以没有本事，干不如不干。

当年笑帅

Ⅱ、崇祯也没有责任
　　
　　
　　还有不少人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崇祯皇帝!在这些人看来，崇祯刚愎自用,任用奸人,滥杀大臣,横征暴敛,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尤其杀了袁崇焕,这一点更被大做文章，痛骂明朝若是不亡就没有天理!
　　　　
　　　　
　　　　然而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指责并没有道理。
　　　　
　　　　
　　　　一、 袁崇焕问题
　　　　
　　　　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再杀袁崇焕的问题,已经有太多太多的人讨论过，本无再重复写的必要。但是这却又是崇祯时期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了整个文章的完整性，还是必须写。我就以自己所见对这个问题叙述分析一下，
　　　　应该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从一开始是对袁崇焕盲目崇拜，对崇祯皇帝切齿痛恨；然后是对袁崇焕的惋惜，对崇祯的谅解；最后是认为袁崇焕罪过确实当死，崇祯并无实质性过错。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主要还是因为看了更多的讨论，了解了更多的事实。
　　　　
　　　　
　　　　为什么说袁崇焕该杀？为了要说清楚这一点。还是先了解一下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究竟是何许人！
　　　　
　　　　1、 毛文龙
　　　　
　　　　⑴、《明史》与《晚明史》中的描述
　　　　
　　　　《明史》中关于毛文龙的记载是
　　　　“文龙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鲜，逗留辽东，辽东失，自海道遁回，乘虚袭杀大清镇江守。……设军镇皮岛如内地。皮岛亦谓之东江，在登、莱大海中，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岛上兵本河东民，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文龙笼络其民为兵，分布哨船，联接登州，以为掎角计。中朝是之，岛事由此起。”[50]
　　　　
　　　　
　　　　《晚明史》一书中对毛文龙出身经历描述的更为详细一些“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1576年）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自幼家境贫困，随母寄养于舅舅沈光祚家。年轻时穷困潦倒，替人看相谋生。还学习孙吴兵法，好谈兵事。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然后经过他舅舅推荐，被授予都司职位，“天启元年五月毛文龙率军丁将近二百人，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擒叛将佟养真父子于镇江，一举收复辽东数百里江山。辽阳失陷，他从海道遁回，乘虚攻下满清在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失守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就成为雄镇”[2]p784-785
　　　　
　　　　
　　　　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什么？毛文龙本出身平民，贫寒起家。走南闯北，历练颇多，见识也广，为人有机谋且不乏胆色。他投军之后，都司不过是个小官吏，然而却能利用这个小职位，做出一番大事业。当明军在辽东一溃千里，望风而逃的时候，惟独他却能仅仅依靠二百人的军丁，逆流而上，涉大海，入虎穴，擒叛徒，杀满虏，攻镇江，镇皮岛，靠着惊人的胆识和过人的判断力洞察力，一举占领战略要害的位置。
　　　　
　　　　在他之前，皮岛不过是个无名小岛，明廷没没有派官吏将领驻守，后金也并不十分重视。直到毛文龙驻扎于岛上，双方才都认识到这个地方所处位置的重要性。按照满清编写的《明史》这个岛本不过是个荒芜不毛之地，直到毛文龙上岛，才逐渐招揽收拢集百姓，并且把其中一部分百姓训练成军队士兵，同时吸引商贾，发展贸易，使之经济上活跃繁荣起来。可以说皮岛完全是毛文龙白手起家，一手开发出来的。
　　　　
　　　　从毛文龙的这一番作为看来，此人实在具有非同一般的才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有相当卓越的眼光和头脑。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时势才在当时的社会中造就了象毛文龙这样完全出身平民，依靠自己过人的能力赢得重视的英雄人物。
　　　　
　　　　关于毛文龙驻扎在皮岛对满清的重大牵制作用，这一点是明清双方都予以承认的。根据晚明史的记载“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商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若得此城，陆路可扼建州骑兵，水路可往登州运粮停泊”商定之后，“毛文龙就率部将攻下了金州，而自己仍旧退回皮岛。明朝廷也因此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这个估计是相当符合实际的。工科给事中杨所修则说：“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酉肘腋间撩动而牵制”；“奴位出老寨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 应该说，这些都是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描述。[2]p785
　　　　
　　　　即便是在一心丑化毛文龙的满清编写的《明史》中也不得不有如下记载“四年五月，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大清国东偏，为守将击败，众尽歼。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大清守将觉，潜师袭击，斩五百余级，岛中粮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败归。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丧其卒千余。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为大清守将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鲜，并规剿文龙。三月，大清兵克义州，分兵夜捣文龙于铁山。文龙败，遁归岛中。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50]
　　　　
　　　　这里表面叙述的似乎都是毛文龙一连串的败仗，对毛文龙在天启三年，夺取金州的胜利，只字不提，以达到编者对毛文龙丑化的目的。但即便如此，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仅仅是这一小段文字，就包括毛文龙六七次对满清的骚扰牵制。表面上似乎都是毛文龙损兵折将，但实际上真正头痛叫苦的却正是后金方面。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军队士兵钻出来，给满清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清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的挑选骚扰攻击满清的地点时间，而满清是明知道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看的见，摸不着，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一到海上水中，满清的骑兵优势就半点发挥不出来，想要攻打毛文龙，只能是自找麻烦。而且还有一点，毛文龙的兵员补充几乎是无限的，那些在辽东受到满清迫害残杀的汉族人民几乎都可以成为毛文龙部队的潜在兵源，而满清则不然，被杀掉一点就是少掉一点。可以说在毛文龙和满清的对峙中，毛文龙是占尽优势便宜，而满清则是哑巴吃黄连。正因为这个道理，满清是把毛文龙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却又拔之不去，有苦说不出。既然拿毛文龙没有办法，就只能迁怒朝鲜出气，这才有了所谓“时大清恶文龙蹑后，故致讨朝鲜，以其助文龙为兵端”。这淡淡一句，就可以看出这个大清“恶”文龙，“恶”到了什么地步？

当年笑帅

⑵、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在明朝人汪汝淳撰写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52]一文中，对毛文龙起到的作用有更详细的描述。汪汝淳是毛文龙同时代人，从文中可以看出其对毛文龙相当熟悉，对当时的情势和许多事情都有深入了解，不乏真知灼见，一些观点可以说切中要害。有说他本人就是毛文龙的幕僚，恐尚不能确认，但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们不妨摘取其中一部分内容做些分析。
　　　　
　　　　“封疆之臣递坏递更，递更递坏。然期间岂无长城之足恃，究竟同归于一败？此其故盖有难言者”
　　　　
　　　　意思是，负责防守边疆的大臣，一个接一个的坏事一个接一个的更替，一个接一个的更替又一个接一个的坏事。然而这当中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象长城一样足够依靠的么？究竟为什么最后都同归于一个失败呢？这其中的原因难以表达啊！
　　　　
　　　　“今日之病，病在议论繁而私意广，浮夸大而经制疏，既无补于实际，安望其有实功。”
　　　　
　　　　也即造成目前困境的病因在于，议论繁多，而这些议论却大多代表各自的私人利益和意愿；虚浮夸张的风气大张，然而真正经营管理的制度却疏漏草率；于是既不能对实际有所帮助，又怎么可能指望有什么实际的功效呢？
　　　　
　　　　“海上之偏师，一振于镇江，擒叛将佟养贞等献俘朝廷；再振于林畔，以挫衅其酋子，不啻以空拳搏猛虎”
　　　　这是在叙说毛文龙的战功了，其意自明，不必详细解释。
　　　　
　　　　“往二三乡人从海上归者，略述彼中情形，经营布置确有端绪，驾驭属国以诚以信，而其主裁在收辽人，以复辽土，故归之者如市”。
　　　　
　　　　这里的一句“主裁在收辽人，以复辽土”，可以看出毛文龙的战略主张几乎和熊廷弼、袁崇焕如出一辙，也可算得上是英雄所见略同了！
　　　　
　　　　“将军屯兵皮岛，……日以召集辽民，安插屯种、拣练将士为事。凡归止之辽民，每口月给粮三斗。奴自去冬杀阿骨后，残酷日甚，杀戮日众，故民离怨而归将军者日众，即编剃逃兵者亦多归公。……今军声大振，宽、镇、凤、蒲、横诸城堡，俱以谴将收复，设立防守”
　　　　
　　　　这里描述的情形是符合实际的，后金头子努尔哈吃凶残横暴，对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更是残酷虐杀，肆无忌惮，保守估计，辽东大概至少几百万无辜平民死在后金统治者的屠刀之下！在这样的情形，毛文龙驻扎在里后金据点不远的皮岛之上，无疑为了辽东百姓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至于文中说“即编剃逃兵者亦多归公”，应当也是实情！
　　　　
　　　　“奴酋则在辛酉腊月十四日林畔袭战之后，……又见毛将军不时有兵扬帆海上，而皮岛逼在建州之后，……故次第抽回，以保老寨。今奴亲兵实不满四五万，而编兵逃者逃，死者死，期年之间已去十三，又为毛将军招回五六万，故奴日益猜而杀戮益重，编兵凛凛思逃”
　　　　
　　　　这说的是毛文龙驻扎皮岛，位于建州后方，形成了对后金政权的有力牵制，迫使其不得不将主力回调，保护老寨，同时也造成其内部的猜疑混乱。
　　　　
　　　　“入夏，辽兵民归附日众，而马亦稍稍增间，出兵设伏宽、镇间，奴骑零星哨探中伏辄擒，并夺其马，屡中屡擒”
　　　　
　　　　这类似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武工队采用的战术了，不和敌人主力交战，却专门找对方零星少数的士兵进行打击，这样的战法估计也是让后金头目感到头疼的吧
　　　　
　　　　“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但幸奴不来耳，来则风鹤皆奴兵也。独将军自庚申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非若当关之兵将小有警报，辄办一走者比”
　　　　
　　　　这里的描述都是历史真实情况，可以参考其他记载加以证实，并非夸张之辞。其中说“数百人于宽、镇、凤、叆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当是典型的游击战术，所谓“设空营地炮”，空营好理解，“地炮”应当是地雷吧，戚继光应该是发明过类似于地雷的埋在地下的火药爆炸武器。可见地雷战并非抗日期间才有，早在明代就已经将之应用于实战了。
　　　　
　　　　“奴自劫抚顺，破开、铁之后，编剃辽民为前锋，每攻一城进一城，辄以辽之剃兵先驱，而奴令极严，却者必斩。故我兵每一遇敌，仅与辽民自相杀戮，而我之精锐已尽于前，奴始以骁骑放马冲突，无不立败者。将军自攻镇江、收双山，悉以谋胜，虽林畔几不免于虎口，而截杀酋目，挫衄奴子，始不敢再渡鸭绿。自是而后，将军且以偏师屡出宽、镇，牵扰奴贼，张疑帜以乱贼心，避其锐而击其堕，……而奴遂委宽、镇、凤、叆以去，将军始得从容驻屯、肆其出入，而无袭击之恐矣。是向之用兵者，皆于奴角力，用其所短而败，独将军省强弱，察虚实，度形势，舍其宽、平，逼奴老寨，俾奴不敢出老穴一步”
　　　　
　　　　这一段叙述分析后金分裂分子以前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胜利的原因，然后指出毛文龙如何扬长避短，取得胜利。关键就是“以谋胜”。在满寇的兵力战斗力都强于明军的情况下，避免正面作战，在满寇统治的后方，采用游击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四处骚扰，使得后金防不胜防，从而在后方开辟出根据地。应该说毛文龙采取的这个策略确实效果非常好。从后金头目对他的痛恨也可见一斑
　　　　
　　　　“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招刘爱塔、王子登则用间，以剪奴之羽翼；诱诸伪将俾阴受节制，而奴之腹心始离，真情始得，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
　　　　
　　　　这一段是说在和后金割裂分子作战中使用间谍细作的重要性，以往的情况是，后金叛乱分子多用间谍奸细，达到探听情报，扰乱明方的军心民心目的，明朝则往往坠入彀中，敌暗我明，结果屡战屡败。而到毛文龙在辽东之后，这一形势才开始逆转，离间佟养真和其爱妾，用反间计除掉后金将领阿骨，，用间谍招揽敌方的刘爱塔、王子登诸如此类等等。这一点是对后金作战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可谓是心得之谈。只可惜毛文龙之后，明方依然对此浑浑噩噩，懵懵懂懂，不加重视，甚至对后金方面的行动一无所知，一直到打上门来才知道对方动向，这是相当可悲的
　　　　
　　　　
　　　　
　　　　再来看全文的最后一段话“天外之孤忠一心办贼，而于时局之周全势所不及，兼实功实效远在绝岛，故知之最寡，而助之者不力。今虏气尚骄，国耻未雪，愿当事勿以文法相抱持，同心佐主，勉图接应。否则，海上之辽民日久，万一久而乏食，众溃于内，奴乘于外，则天下事大可寒心矣。因并笔之，以俟裁察”
　　　　
　　　　这一段话表达了汪汝淳的担心与希望，最后这一句“众溃于内，奴乘于外，则天下事大可寒心矣”，已经隐隐有悲怆之意，似乎在预告未来的结局，最后竟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也是可悲已极！
　　　　
　　　　不可否认，由于汪汝淳和毛文龙关系密切，所以文中当有溢美夸张之辞。但综观全文内容，基本是对真实情况的描述，参之以其他史料，基本都是事实！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毛文龙在皮岛的存在，对后金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心头大患。毛文龙以相对以较少的人力物力牵制住了后金政权，甚至使其有动辄受制之感，就如芒刺在背，对辽东汉人统治都无法稳定下来。
　　　　
　　　　汪汝淳文中曾说后金头子曾经贴出榜文悬赏毛文龙首级，其中说“有能斩毛文龙首级者，以全辽王之”，应当非凭空虚构。后金以及后来的满清头目对毛文龙的痛恨是确凿无疑的，甚至百多年后满清编写的《明史》似乎仍旧余恨未消，对毛文龙多用贬语。

当年笑帅

⑶、当时人之评价
　　　　
　　　　后金叛乱分离分子对毛文龙痛恨虽痛恨，却真的是半点办法都没有。可就在这个时候，明朝内部却有一股势力同样把毛文龙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帮助后金头目做了他们想做却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正如言官对熊廷弼的不断弹劾一样，但是朝廷内对毛文龙的弹劾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仅仅明史中就列出两个“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劾文龙糜饷杀降，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50]
　　　　
　　　　但明朝的皇帝还并没有十分糊涂，无论是天启也好，还是崇祯也好，都知道，皮岛这个据点，本就是毛文龙一手开发出来的，如果没有毛文龙，根本就没有皮岛的局面，那你们还弹劾些什么东西呢？如果没有毛文龙牵制住后金叛乱分子，恐怕天启年间，后金政权就已经打到关内来了！所以对这些弹劾，都一概挡了回去。
　　　　
　　　　事实上，当时也有正直的官员为毛文龙说公道话。比如当时的屯田主事徐尔一就竭力上疏为毛文龙担保
　　　　
　　　　“《毛太保公传》说屯田主事徐尔一念毛帅功高，而愤朝议之多舛，不平，乃上疏论不可解者四，……。罗振玉《东江遗事》跋‘谓屯田主事徐尔一上疏，自以三子一孙保文龙无他。文龙死，尔一复上疏，疏入不报，尔一挂冠去。’”[54]
　　　　
　　　　这个徐尔一敢于用三个儿子一个孙子来为毛文龙做担保，可见其对毛文龙推崇信任的程度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勇气这么做的，毕竟一旦出了事情，涉及就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而是自己一家人性命，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那么这个徐尔一究竟是什么人呢？是否是毛文龙的党羽亲信，又或者是毛文龙用金钱贿赂收买的人？都不是！实际正如贾乃谦所说：“崇祯朝工部主事徐尔一并非奄党，相反的却曾因替奄党迫害的熊廷弼仗义讼冤。而名垂史乘！就是他。”
　　　　
　　　　明史中是有徐尔一的名字的，但并非是独立的列传，而是在《明史.熊廷弼传》中，崇祯元年，首先站出来为熊廷弼鸣怨的就是这个徐尔一，他在奏疏中说.熊廷弼“其才既笼盖一时，其气又陵厉一世，揭辩纷纷，致撄众怒，共起杀机，是则所由必杀其躯之道耳。当廷弼被勘被逮之时，天日辄为无光，足明其冤。乞赐昭雪，为劳臣劝。”[50]
　　　　
　　　　所以罗振玉称赞徐尔一说“尔一盖亦一伟丈夫也”。
　　　　
　　　　
　　　　徐尔一对毛文龙是怎么评价的呢，不妨来看看
　　　　“屯田主事徐尔一在籍叹曰：‘辽左兴师十载，任东事者，如经略杨镐丧师，袁应泰则陷城，廷弼则败逃，巡抚王仕贞则失机，总兵刘綎则阵亡，马林则挫锋。其余不可胜述，而投清者亦不知几许，未有如毛师开镇九年，护持两国，复城献俘者。而庙堂诸臣，反生异议，我减军饷。军饷一减，则将士灰心矣。’”
　　　　
　　　　“天未尝不为国生异才，而不克收其用，则平辽总兵毛文龙是也！穷海孤悬一旅，始终寄托州岛，试与重关岩城，兵多饷足者相提而论，奚啻天渊。……不一二年，抚集逃民八九十万。……苦心戮力，自营自办……其发迹梗概亦甚奇矣！而所最难者，当魏忠贤擅政，督抚节镇称诵建祠者比比，而文龙耿介不一濡足。今历按东江章疏，有一言半辞客影响文致否？……东江实收，自二年至七年，共银一百五十万有奇，米豆杂粮共九十余万石耳，犹纷纷责其虚冒。然则共宁一镇，五六年来，每岁用银三百万，米豆一百卅万，兼之内帑不时给发，何尚忧乏绝而致鼓噪耶？其不可解一；
　　　　
　　　　文龙报有实兵十五万，前后解献俘级，不啻万余，论者以为俱难凭信……且所属岛屿廿余，浩淼二千余里，非得多兵，何以联络策应，进战退守？其不可解二；
　　　　
　　　　敌至宁远，罪文龙不能牵制。按文龙于敌未至宁远以前。已侦得其情，报关、宁旱备。当故甫至宁远之日，即悬兵千里，攻袭海州、沈阳以分其势，或亦力止如斯而已看，而论者咎之不已。……当敌兵袭破朝鲜，文龙率兵往救，分路要截，因之远地，文龙因急檄关、宁，往捣其虚，不可谓进剿亡机，迄不闻遣一旅为诸路声援，而所望于文龙独若是奢乎？
　　　　
　　　　其不可解三；
　　　　
　　　　谓东江为扼要，而文龙果才耶！宜重其任，不然或裁其镇，或更其人。今俱不可，而止裁减其饷，是委为敌饵耳，且文龙妻子久已归杭，倘亦王剪[剪]多请田空自固之意乎！而犹虞尾大不掉。其不可鲜四。……要之，事之真伪，具悬海外，总不能确有所据，……皇上必欲恢复三韩，宜立召文龙，面陈方略……臣敢保文龙才足办此，如用而不效，甘与同罪。……
　　　　
　　　　”[55]
　　　　
　　　　因为未见全文，中间意思有脱漏不明处，但总体上还是很清楚的，基本上对那些指责毛文龙的谰言作了有力驳斥。比如说毛文龙虚冒军饷一条，他的质问是毛文龙率领的东江军队从天启二年到七年，一共收到的银子只有一百五十万两，而关宁部队，一年军饷用银就在三百万以上，尚且有因为缺饷鼓噪哗变的事情，这样的对比，还硬要指责东江虚冒军饷就实在令人费解了。
　　　　
　　　　其他如关于牵制问题，还有所谓的尾大不掉问题，都为毛文龙做了有力辩护。

当年笑帅

2、袁杀毛之无理
　　　　
　　　　天启也好，崇祯也好，都不是傻瓜，纵然他们做不到对毛文龙的全力支持，但要他们满足某些文官弹劾的要求，真的自坏长城除掉毛文龙，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是绝不会做的。
　　　　
　　　　而对那些对毛文龙早存偏见的人来说，通过皇帝许可，通过官方合法途径来除掉毛文龙是行不通了。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总而言之他们已经把毛文龙看成了必欲除之后快的对象，仿佛只要把毛文龙除掉，天下就可以太平了，后金叛乱分子就可以自动被消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袁崇焕就应运而生，他成了所有这些要杀掉毛文龙的人当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人，成了一个急先锋！
　　　　
　　　　毛文龙对当时的险恶情形并非懵懂无觉，茫然不知，事实上他看的很清楚。在他对崇祯皇帝的上疏中有这么一段感慨系之的话“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56]。这段话似乎就是对将要发生的情形的真实刻画，“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这句话包含了多少悲愤又有多少无奈呢？
　　　　
　　　　毛文龙又说“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是文臣误国非臣误国”[2]p787。
　　　　
　　　　然而对袁崇换而言则是已经非杀毛文龙不可，似乎不杀毛文龙就不足以实现他的平辽大计了（事实证明，他杀了毛文龙，实现的是只后金政权的平辽大计，杀了毛文龙等于把他自己也一并杀了，从此满清在辽东再无后顾之忧！）。
　　　　
　　　　根据《晚明史》记载，早在崇祯元年，袁崇焕刚进京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毛文龙了。“袁督师要杀毛帅，此事计议已久。据他日后说，崇祯元年进京时，与朝中大臣谈及毛文龙，他明确表示要‘徐图之’——慢慢收拾他，内阁辅臣钱龙锡为此事再三斟酌，亲自到袁崇焕寓所商议。钱龙锡问及辽东事宜，袁崇焕回答：‘当先从东江坐起。’钱龙锡不解地问：‘舍实地而问海道，何也？且毛帅未必可得力。’袁崇焕解释道：‘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他还对钱龙锡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把他还未出关就要置毛文龙于死地的决心流露无遗。毛文龙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2]p788-p789
　　　　
　　　　意味深长的是袁崇焕在见崇祯皇帝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上疏中说过这样的话“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还有“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50]
　　　　
　　　　袁崇焕说这些话是要求崇祯信任自己，不要为流言所动，不要中了敌人的反间计。然而他似乎没有想过，毛文龙也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边臣！他说的这些话也完全可以使用在毛文龙身上！“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这些话似乎完完全全就是对毛文龙说的！袁崇焕从一进京就认为毛文龙该杀，不知道他所认为的那些毛文龙当杀的罪状究竟是哪里来的？是他自己亲眼目睹的么？显然不可能！也不过是他道听途说，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已。仅仅凭借这些道听途说的流言，他就认定毛文龙当杀，可谓昏聩已极！
　　　　
　　　　道理袁崇焕都是知道了，然而到了要他具体实践这些道理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就做不到了，结果反而陷自己于死地，真可谓作法自毙。其实袁崇焕之所以不能把他自己向崇祯说的这些道理落实到毛文龙身上（而崇祯皇帝自己倒不用袁崇焕说就能落实这些道理），关键一点是毛文龙的出身本身就受到他的歧视。
　　　　
　　　　熊廷弼也好，孙承宗也好，袁崇焕也好，孙传廷也好,明末四位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人才都是进士出身（这也充分说明所谓的八股文禁锢人的智慧不过是一派胡言！事实上明朝的八股文从来就没有妨碍过个人聪明才智的发挥），然而毛文龙成为辽东独当一面的将帅，却仅仅是从军队底层升迁上来的，仅仅这一点就足够让袁崇焕看不顺眼了。既然心里早存偏见，那么对所有那些关于毛文龙坏的信息相信不疑，好的信息置之不理，也就是顺理成章。
　　　　
　　　　有一些资料说袁崇焕是因为一心同后金方面达成和议，而后金方面和议中的一个条件就是要袁崇焕杀掉毛文龙，所以才有袁崇焕杀毛文龙事件的发生，这种说法当不可信，袁崇焕绝对不至于愚到这个地步。
　　　　
　　　　另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袁崇焕之所以杀毛文龙是因为收到皮岛内部后金奸细的告密，诬陷毛文龙要投降后金，这才导致袁崇焕起了杀心。这种观点有文献支持，根据一篇网上文章的陈述“毛文龙生前即与皇太极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这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有残档留存，另一部分也被记录在当时的满文档案中，即今天的《满文老档》。从这些信件看来，前面几封是单纯的谈和，后面几封言语暧昧，有投降的嫌疑，许多人至今为此争论不休。不过在满文老档中最后有一封信件，一直被误归于毛文龙名下，但其中有‘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写信之人并不是毛文龙。相反，他是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之后写这封信的，并自称毛被杀是因为他密告的结果。”[57]
　　　　
　　　　
　　　　写信人觉得要让毛文龙真心投降后金基本没有指望，所以“干脆以毛文龙蓄意叛逆密告袁崇焕，从而杀了毛文龙。而告发者，即写信人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若此信是毛文龙所写，他又怎会向袁崇焕告发自己叛逆？又怎会在自己被杀之后还因为‘告叛有功，升为副将’？”[57]
　　　　
　　　　从这个事实来看袁崇焕之所以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叛乱分子的反间计的结果。但我以为这种看法也只能作为参考[上引文作者Capo大约也并不认为是袁崇焕中反间计]，并不能认为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主要理由，充其量只能算做一个催化因素，而非决定因素。杀毛文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袁崇焕自己那里，事实也正如前面所说，他是早在崇祯元年，刚进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除掉毛文龙的打算，这显然是不能用中反间计来解释的。更何况袁崇焕自己一再要皇帝提防放间计，他自己又怎么会愚蠢到收到一封告密信就当真？
　　　　
　　　　无论原因是什么，总而言之袁崇焕是下定了杀毛文龙的决心。就这样到了崇祯二年六月五日，袁崇焕乘在双岛与毛文龙会见的时候，罗织了毛文龙十二条所谓的大罪，将其处斩。这十二条罪状大部分都是刻意罗织构陷，有许多属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性质,完全没有理由加以谴责的。而且也谈不上核实，几乎全是凭袁崇焕一人说了算！
　　　　可笑的是他给毛文龙按上的罪名中，一条是饷银索取过多，侵盗军粮。而实际上他杀了毛文龙，要的饷银比毛文龙在时还要多，“崇焕虽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崇焕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帝颇以兵减饷增为疑，以崇焕故，特如其请。”[50]
　　　　
　　　　至于其他按在毛文龙头上的那些罪名，什么开马市，窃人参都可以当笑话来看。还有一些则根本属于凭空捏造的不经之辞！
　　　　
　　　　
　　　　可以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他无法洗脱的一个污点，是头脑昏聩已极的表现，是自坏长城，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恶劣行径，无论用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为他的这个行为开脱，从杀毛文龙的这一刻起，他自己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明代遗民历史学者谈迁在《国榷》中说“袁氏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58] 另一位明末大学者张岱也讥讽袁崇焕“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59]

当年笑帅

3、袁崇焕杀毛文龙之恶果
　　　　
　　　　袁崇焕杀毛文龙造成如下几个恶果，
　　　　第一、
　　　　开官员将领自行其是，破坏国家法制之先河。
　　　　
　　　　无论毛文龙有没有罪，该不该杀，都应该由国家来决定，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而并非是他袁崇焕一个人来决定。这点是相当重要的！保持中央的权威性，这是必须的。否则势必造成各个地方官员，各个边镇将帅，自行其是，在重大决策上擅自主张。结果是客观上形成割据分裂局面，上下一盘散沙，力量无法协调统一，甚至互相内讧窝里斗。后果不堪设想！由中央来决定一些重大问题，表面上可能暂时带来效率的损失，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甚至是决定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命运前途的问题。
　　　　
　　　　宋朝明朝好不容易解决了唐朝军阀割据，地方分裂的局面，明朝更在宋朝的基础上完善体制，严密化了国家制度。而袁崇焕却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从根本上破坏国家制度，这样的行为确实是相当恶劣。一旦这个头一开，这个先例一开，既然袁崇焕可以这么做，那么以后类似级别，类似地位的官员将领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事实上，后来南明政权确实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如果大家都来这么一套，看某个官员某个将领不顺眼了，就自己罗织罪名，把他杀了，那么这个政府还怎么维持下去？
　　　　
　　　　袁崇焕手中是有尚方宝剑，但毛文龙手中也有尚方宝剑，如果袁崇焕认为自己有权力杀毛文龙，但毛文龙是不是也可以同样认为自己可以杀袁崇焕？而且尚方宝剑是派什么用的？尚方宝剑的作用是当军情紧急，需要马上处理，如果上报朝廷，上报皇帝，延误军机，这个时候才是需要用尚方宝剑。而不是在明明有充分的时间奏报朝廷的情况下，为了避开朝廷的管理，而自己去滥杀一个看不顺眼的官员将领！然后再去逼着政府去认可这个既成事实！
　　　　设想如果在现代社会，一个军区司令未经政府同意，就擅自罗织罪名把一个高级政府官员或者一个军队高级干部枪毙了，这是什么后果？这样的行为会得到什么处罚？不要说是在中国，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西方国家，这样的做法导致的结果都是相当恶劣的！
　　　　
　　　　第二，
　　　　造成了皇帝和大臣们之间彼此的不信任。
　　　　要知道崇祯刚开始任命袁崇焕的时候，是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信任。几乎到了袁崇焕要什么就给什么，袁崇焕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地步！袁崇焕说五年可以平辽，那好，就相信五年可以平辽；袁崇焕说要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那好，就撤消辽东巡抚的建制，说要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那就撤消登莱巡抚的建制；此外要银子给银子，要粮饷给粮饷，要信任就给信任。公道地说一句，崇祯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去给袁崇焕所要求的一切。
　　　　然而在袁崇焕方面呢？他是连一个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皇帝！他真要杀毛文龙，那也可以。但既然皇帝这么信任你，你总应该把毛文龙为什么要杀，把非杀不可的理由开诚布公的告诉崇祯吧，如果说的合理，崇祯未必没有同意他的可能！然而袁崇焕不，他似乎认为信任只是单方面，只要皇帝信任他就可以了，他用不着去信任皇帝。他大概知道，如果他告诉崇祯，崇祯是不会让他去杀毛文龙的，于是一切都是瞒着崇祯进行的。等到把人都杀了，然后再来告诉皇帝，逼皇帝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
　　　　
　　　　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即便是平常普通的朋友之间，信任也从来不可能是单方面的，都是必须是双向的，否则这种信任关系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纵然建立起来，也根本无法维持下去。然而到了袁崇焕那里，却成了只有崇祯信任他，而他却对崇祯没有基本的信任，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都要瞒着崇祯！再看看他信誓旦旦的要崇祯对他如何如何信任的话，那不是成了笑话，成了愚弄人么？你自己都不信任崇祯，又让崇祯怎么来信任你？疑忌一开，万事皆去。袁崇焕连这种基本的道理都不明白，还有何话可说？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崇祯很难再保持对大臣的信任了。如果连袁崇焕这样一向以品德高尚著称的人，都这么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都这么喜欢欺瞒他，那其他等而下之的，又谈什么信任呢？在国家危急的关头，皇帝和大臣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就很难同舟共济，很难把事情办好了！
　　　　
　　　　这个问题崇祯是没有责任的，他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忧国爱民的少年，把国家兴亡的重担挑在了自己肩上，现在十七岁的还是孩子呢，可能还在打游戏吧。崇祯付出了自己的信任，得到的却是愚弄和欺骗，心情可想而知。这个责任显然应该是袁崇焕来负担。
　　　　
　　　　
　　　　
　　　　第三，造成了官员与官员之间，将领与将领之间，将领与官员之间，以及底层武将士兵和上层官员之间的不信任
　　　　
　　　　过去明朝的文官之间也内斗，但无论内斗激烈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矛盾解决还是依靠中央朝廷的法令，杀谁贬谁都是通过政府来决定的。可是袁崇焕倒好，自说自话就把一个于国家有功，镇守要害位置的将帅不动声色给杀掉了。他让那些不隶属于他的将领怎么想，让那些原本在毛文龙手下镇守皮岛的将领们怎么想？让底下的士兵怎么想？知道的说袁崇焕本心是为了国家，不知道的就只能认为他是在诛杀异己了！如果明朝内部官员和将领之间相处，都要这么提心吊胆，都要随时提防以免一不小心就被自己同僚或上司给杀掉，那还怎么抵御外敌，还怎么齐心协力？
　　　　以后南明好几次功败垂成，实际上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在互相内讧。本来集中在中央层面的争斗就直接向地方上，向军队扩散，造成各地方，各支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斗势力，争夺地盘，甚至自相残杀！大部分的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中，反而让满清渔翁得利，火中取栗。可以说袁崇焕开的这个极为恶劣的头，难辞其咎。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外敌，反倒一上任就急着杀自己人毛文龙，只能说是恶劣到无以复加的做法。
　　　　
　　　　我们常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袁崇焕的做法则是把本来就是自己一边的力量也要打击瓦解，推向对立面，真是愚之至极！
　　　　
　　　　第四，不惜人才，赏罚不明
　　　　
　　　　毛文龙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说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要说他未必有袁崇焕给他罗织的那些罪名，即便这些罪名真的落实，在当时的非常情况下，这样的人才也绝对是不能杀的。不要说毛文龙本身就是一支打击后金的重要力量，就算他本来是站在后金那边的，只要有机会有可能，这样的人才也绝对应该争取过来。当年如曹操如刘邦等是怎么用人的？千军易求，一将难求。不要以为人才多得很，杀了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有些人就是无法替代的，杀了一个，就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而毛文龙正是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人！袁崇焕昏聩就昏聩在，他似乎认为毛文龙这样的人没有多大的本事，之所以占据皮岛，不过是出于侥幸，杀了就杀了，随便找个人代替就行了。按照这样的想法去杀人，用人，只能是自取其祸！
　　　　
　　　　其次抛开这点不说！毛文龙于明朝绝对是有大功的。可以说皮岛之所以能有当时的局面，完全是毛文龙一手开发出来的。当初毛文龙仅仅率领着二百人，几乎完全凭借自己的谋略和胆识才在后金分裂分子的后方开辟出这样一个战略要害的据点。这样的大功劳，任凭用什么理由都无法抹杀。就算毛文龙真有袁崇焕给罗织的那些罪名，仅仅凭着这样的功劳，将功抵罪也是足够了。然而袁崇焕说把他杀就把他杀了。那些和毛文龙一起在辽东浴血拼杀，开拓出这样局面的将士怎么想，那些被毛文龙救到岛上的辽东百姓究竟怎么想？能不寒心么？尽管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还举行了祭礼，还惺惺作态的说“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但这样的把戏只能骗骗小孩而已！效果只是适得其反，因为虚伪做作，更增加毛文龙部下的厌恶反感的程度！所谓的朝廷大法，是哪个朝廷大法？难道是朝廷让你袁崇焕来杀毛文龙的么？至于说“僚友私情”，他和毛文龙之间又有什么“僚友私情”可言？祭奠出于真情，或者还能感人，如果全然虚伪，那无疑是让那些原先隶属毛文龙的部下心中更加愤怒！ 后来叛乱的原毛文龙部下孔有德等人写信给明军将领黄龙的时候就表达了他们对毛文龙有功反被杀害的真实看法“南朝君昏臣奸残害忠良 毛帅既忠且勇尚遭屠戮”。这里的孔有德所谓的君昏实在是冤枉了崇祯，而这个臣奸恐怕就要落实在袁崇焕头上了！
　　　　
　　　　事实上在满清初期三个封王的大汉奸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是原先属于毛文龙的部下。他们在充当满清的忠实走狗，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都起到独当一面作用的。虽然这三个大汉奸，坏事做尽，狗彘不若，但他们统兵打仗的能力是不容否认的，在后来满清侵占中国南方的战争，这三个人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仅仅是毛文龙的三个部下，仅仅是区区的几个小岛上，就出了满清的三个王，毛文龙本人的才干能力就更可想而知。汉奸也不是天生的，如果毛文龙不死，这些人都没有理由去投靠满清（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的亲人都死于后金的屠刀之下）。仅仅从这点袁崇焕杀毛文龙造成的后果之恶劣就可见一斑！有种观点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死的话，这些原毛文龙部下是不会投降满清的。但这种说法恐怕令人难以置信，袁崇焕本人是杀掉毛文龙的罪魁祸首，而毛文龙部下集体投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文龙无辜被杀，如果袁崇焕不死，他真能节制住这些人么？恐怕连袁崇焕自己都没有这个信心！
　　　　
　　　　第五，开了滥杀官员将领的风气
　　　　
　　　　如果袁崇焕真的认为毛文龙有罪过，于国家有害，非杀不可。至少也不应如此草率行事，毕竟是一条人命，当慎重。首先应奏明皇帝，诉说自己认为毛文龙当杀的理由，其次应该给予毛文龙机会。如果在以后和后金分裂分子的作战中，毛文龙确实妨害战局，大家有目共睹，皇帝也认识到这点，这时候处置毛文龙可谓名正言顺。
　　　　
　　　　然而袁崇焕却似乎一点等不得，似乎已经把毛文龙等同于敌人对待，非要心狠手辣，眼疾手快除掉才乘心如意。结果他是害人害己。他如此心狠手辣的处置毛文龙，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最后反噬自己。皇帝此时不过是个十八岁的少年，各方面都还不成熟，心性未定。袁崇焕的做法若说在潜意识里没有造成对皇帝的影响，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以后的情形就往往是将领官员一有过错，就有生命危险，这样的风气下，人人自危，不敢任事，事情就难办了！
　　　　
　　　　拿袁崇焕的做法和万历皇帝比起来，就可以看出差距！万历的做法是，第一，决不轻易听信人言。一切靠实践来检验！万历三大征好几次一开始神宗起用的那些人都受到诟病非议，弹劾不断，但他并不因此就轻易调换，而是仍旧给这些人机会。当实战表明，这些人确实不行，导致情势被动，甚至战败，万历仍旧不调换，而是做两件事情，一是指出这些人所犯的错误，进行严厉谴责，第二继续给这些人改正的机会，并且设法提供支持，帮助他们扭转形势。如果给了这些人机会，这些人还是不行，那就雷厉风行，毫不犹豫的果断换人。
　　　　
　　　　万历做法,表面看，似乎效率不够高。明明已经有许多人说这个人不好了，不能用了，你为什么还坚持用他？明明这个人已经犯了错误了，为什么还不马上惩罚他，撤换他？但实际上只有按照万历的做法，才能实现不冤枉浪费一个有用人才，也不放过一个无能庸劣之辈，最大限度给每个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也决不会因为滥杀而造成人人自危，不敢任事的局面！这才是万历三大征胜利的关键。
　　　　光就用人而言，袁崇焕等一大批明朝官员需要向这个被他们鄙视唾骂的皇帝学习的地方还多的很。而按照袁崇焕的做法，仅仅凭借流言，不经过审讯就轻易把一个有大功劳的前方大帅咔嚓点了。即便是他加在毛文龙头上的罪名全部真实，这种做法也是极端恶劣愚蠢的！这无疑打开了滥杀的大门，这个门一开，形成习惯，那最后他自己也只能被卷进去！

当年笑帅

4、崇祯杀袁无可指责
　　　　
　　　　不管有多少后果，总而言之，毛文龙就是这么被袁崇焕不明不白的杀掉了！史书中记载，当崇祯听到消息时，“帝骤闻，意殊骇”[50]，也就是相当惊骇可以说是惊恐震动。也难怪这位才十八岁的少年如此惊骇。他赋予袁崇焕如此巨大的信任，本意是让他收复国土，为国立功；没想到此人一上任，大功未建，寸土未收，首先做的事情居然是自相残杀，拿己方有功之帅开刀；他也没想到，自己给予袁崇焕如此巨大的信任，袁崇焕对他却是连半点基本的信任都不肯给，这样事关全局的大事，居然在事先半点都不向他这个皇帝透露一声，把欺瞒愚弄当作手段，用权术计谋来回报信任。对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来说，这确实足够让他惊骇了，但惊骇归惊骇，现在毛文龙杀都已经杀了，还能怎么办，还能把袁崇焕也抓起来杀了么？这样的话，辽东局势又如何收拾？如果真如袁崇焕所说了，杀了毛文龙，于国家有利，那再因此而惩罚袁崇焕，岂非得不偿失？
　　　　
　　　　
　　　　于是，就在几乎等于被袁崇焕胁迫逼持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不得不追认了杀毛文龙的合法性。但他内心这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滋味一定是非常不好受的！现在的十八岁少年恐怕多半还处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阶段，而当时十八岁的崇祯从国家大局出发，做了如此的克制让步，也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袁崇焕也好，崇祯也好，两人都是心知肚明！虽说崇祯在袁崇焕的要挟下不得不追认杀毛文龙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但这一件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在两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彼此心领神会的契约，那就是如果最后的事实证明，杀了毛文龙，确实对国家有利，或者说至少是没有什么危害，那么这件事情确实这样就可以算完了，崇祯也不会再进行追究，但如果事实证明，杀毛文龙是杀错了，对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那么袁崇焕就必须要拿出自己的命来赔偿毛文龙！这个隐含的契约，崇祯没有明说，但袁崇焕自己心里却是再也清楚不过了！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在杀毛文龙的时候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齿尚方以谢尔”，而在事后，他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又一再强调“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2]p794。
　　　　
　　　　
　　　　遗憾的是，事实几乎很快就做出了回答，杀毛文龙是杀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仅仅在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之后的四个月，后金军队主力就长途远征，绕道从蓟门一带入关，直逼北京城下。正如当初熊廷弼在辽东，朝廷内的那些文官看他不顺眼，觉得熊廷弼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在那里收拾收拾，整顿整顿，也没看见他攻城克地，换一个人照样能干，于是很自信很轻松地就把熊廷弼撤换了下去，结果这一撤换就是辽东的全线崩溃！同样现在袁崇焕等人看见毛文龙也觉得很不顺眼，不就是占据了海上几个岛屿么？有什么了不起，还居然敢这么不听话。把他杀了，换一个听话服帖的人更好。结果把毛文龙一杀掉，仅仅就四个月的时间，后金军队几乎是立马出动，置老巢于不顾，长途远征，毫无顾忌！
　　　　
　　　　关于毛文龙之死和后金主力长途远征绕道蓟门入关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明朝官员就已经有人指出，比如王在晋说“袁崇焕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已巳之变虏遂以蓟镇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蓟宣为屡犯之孔道。向使袁崇焕……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60]
　　　　
　　　　《明史》中的一句话，更是把这里内中关系，表露无遗：“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50]。大家仔细回味这句话，满清统治者对毛文龙没有任何好感，甚至在修史作传的时候，处处刻意贬低。但在这个地方，却偏偏在“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之前，加上了“文龙既死，甫逾三月”这八个字，这是什么意思？这无疑就是说满清政府官方承认，毛文龙对后金政权有着重大的牵制作用，只有毛文龙死了，他们没有了后顾之忧，才敢于也才有可能“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毛文龙之死和后金主力长途远征绕道蓟门入关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这点应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因为连当事者后金政权以及其后继者对这一点都不否认！
　　　　
　　　　
　　　　CAPO在其《崇祯二年己巳之变》一文中对此的分析是颇有说服力的，为了方便未读此文之人了解，不妨摘录如下
　　　　“
　　　　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袁崇焕以议饷为名，把毛文龙骗到双岛，出尚方剑杀之。仅仅过了七天，六月十二日，皇太极便在沈阳宣布将要伐明：“定当整旅西征”，并命蒙古各部准备粮草兵马到时会师。皇太极特地说明：‘此朕意也’，并征求各人的意见。
　　　　是什么让皇太极做出了伐明的决定？又为何刚巧赶在毛文龙被杀之后？难道是巧合吗？我认为不是的。因为皇太极在东江皮岛有奸细，有书信来往之人，他对于东江军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对毛文龙死这么大的新闻绝不可能不第一时间得报。先不论其中有无因果关系，至少皇太极伐明的决定是在他得知毛之死讯后才做出的。
　　　　毛文龙生前即与皇太极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这其中有一部分至今仍有残档留存，……在满文老档中最后有一封信件，一直被误归于毛文龙名下，但其中有“……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的句子，明显可以看出写信之人并不是毛文龙。相反，他是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杀死之后写这封信的，并自称毛被杀是因为他密告的结果。
　　　　写这封信的究竟是谁呢？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应该是当时从后金逃归东江之刘氏七兄弟中的一个，最可能是老二刘兴祚或者老五刘兴治不管是哪一个，他都在毛文龙死后掌管了皮岛的一半权力。这封信里又写道：“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事，我将乐于做事。”等语，显然此人正在谋划归降皇太极，……。由此看来，皇太极实在可以放心出征，因为皮岛本来就实力不强，现在更是绝不会再来找麻烦了。难怪他一得知毛文龙被杀，马上就做了出发的决定。
　　　　这里并不是说，只要毛文龙不死，皇太极就一定不会出兵。毛文龙部究竟有多少牵制作用，现在只能推测。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后金的攻击范围并未超越宁远一带，也从没有出师数个月而不归的情况出现过。但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毛文龙被杀事件推动了皇太极出兵的决定，解决了他最后的后顾之忧。
　　　　”[61]
　　　　
　　　　对于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行径，毛文龙的后代在满清成功侵占中国以后痛心疾首地说“将军虽牵制，仍厚图进取，以邀干城。而关宁诸大臣见大清兵不即前，忌牵制之劳，疑大清师本易与，无他长，纷纷讲东事，反谓毛帅跋扈不受节制，将有患。……欲黜东江者，动之糜帑，裁其兵。久之，即谓其帅亦可裁耳，于是恶之者不至去毛帅不止”[2]p796
　　　　值得一提的是毛文龙的儿子。毛承斗，“改名珏，隐居钱塘。清初大将军（即毛文龙）故部曲多为元勋，爵为王公，争遣便迎珏，礼之甚恭，数欲荐珏为大官。珏固辞曰：‘愚不任官事，且惧违先将军志也’”[62]父亲被无辜枉杀，入清之后，仍旧能秉承父亲遗志，保留民族气节，不仕清廷，这足以令人感动！
　　　　
　　　　到了后金绕道蓟门，长驱直入关内的时候，就算是袁崇焕本人恐怕也知道他杀毛文龙是犯了一个何等巨大的错误！后金寇虏兵临北京城下，他急忙率军赶来救援，崇祯平台第二次召见他，劈头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尔擅杀大帅，以今日又不能扞御，恢复之言何在”[131]p9
　　。按照史书记载，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这一质问，做出的反应是“并不能对”。也就是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应该注意袁并非是反应迟钝，不善言辞的人。从他平定缺饷乱兵，以及赴双岛杀毛文龙的过程来看，说他反应敏捷，言辞利落，善于应对紧急情况，应该是符合事实的。然而此时面对崇祯的质问，他竟然一句象样辩解的话都说不出口。可见此时，他自己都知道，杀毛文龙是杀错了，不仅错了，而且错的离谱。崇祯等了半天，看见他惭愧惶恐，说不出话来，于是“命下锦衣狱”。
　　　　
　　　　所谓崇祯是因为中了反间计，听信了几个从清军那里放回来的太监的话，这才把袁崇焕抓起来，并最终处死，这不过是一派胡言。这种神话是满清统治者刻意制造出来，目的不过是让人们相信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崇祯皇帝太昏庸，错杀忠良，通过美化抬高袁崇焕，极尽煽情之能事，以便让一些无知人产生对明朝和明朝皇帝痛恨，得出结论明朝不亡没有天理。满清自然入寇中原，自然就成了顺天应人了！
　　　　设想一下，如果崇祯皇帝真的听信所谓袁崇焕已和后金勾结的太监传言，怎么可能只抓袁崇焕一人，而不抓袁崇焕的助手祖大寿，难道说涉及通敌叛变的事情，仅仅只有袁崇焕一个人的参与？那可能么？稍微有点智商的人，就能明白其中破绽。
　　
　　（关于崇祯是否中反间计，可参看[63]中的考证。另外这里可以补充一段担任崇祯时期锦衣卫指挥的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中的记载“先是，巡捕营获一木工，云崇焕谋反，以为谍事下镇抚司。掌刑指挥李若琏訇得其枉，奏之，复下锦衣卫以为实。于是喧传崇焕谋反，人人切齿，及行刑，百姓脔食其肉。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以为谋反，冤矣。”
　　“都下流言皆出三大营官军，一人造谣进营，传之一队，一队传一营，一营遍传部下，不三日传之内廷，达御前矣。大臣黜陟，往往由此。朝廷以为舆论无私，不知其由于匹夫之恩仇与奸人之反间也”[131]p9
　　逐个段话在理解上有歧义。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是，巡捕营抓到一木工，这个木工说袁崇焕谋反，于是就把这个木工当成间谍抓到镇抚司去，掌刑指挥李若琏经过审讯后，认为这个木工是冤枉的，不是间谍。于是又把这个木工交给锦衣卫，锦衣卫经过审讯以后，认为这个木工确实是间谍。但这个时候说袁崇焕谋反通敌的谣言已经散播出去，不胫而走，导致“人人切齿”，但就明朝政府审理的结果而言，只认为“崇焕误国之罪无所逃”，说他谋反是绝对冤枉的
　　）
　　　　
　　　　至于袁崇焕究竟应不应该杀，我的看法是当时的情况下确实不应该杀。但之所以不应该杀， 并非是袁崇焕罪不至死，若论罪过，判处袁崇焕三次死刑，也不算冤枉他。妄杀毛文龙这一点就够判处他死罪的了；此外卖大批粮食给和后金勾结的蒙古部落，在崇祯皇帝严令斥责后，还以各种借口支吾搪塞，这一点又够的上死罪；还有后金绕道蓟门入关，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调动，他在事前竟然一无所知，完全如同瞎子一般，直到别人在关内打了起来，才连忙回救，也不知道他这个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究竟是怎么当的？在情报间谍工作方面，几乎全部是空白！如果毛文龙在的话，绝对不至于如此。这一点又足够以渎职罪判处他死刑了。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上说，无论怎么算，象袁崇焕这样的情况，都难逃一死，甚至可以说死有余辜！但我又为什么说他在当时不应该杀呢？还是那句话，爱惜人才。袁崇焕的才能并不适合大权在握，担任总揽全局的负责人，否则必然坏事，这一点事实也证明了！但他并非是个一无是处的草包，在许多方面还是颇有才干的。训练军队，防守城池，甚至指挥一支队伍进行小规模的野战，这些他还都胜任。在当时的情况下，象袁崇焕这样的人才也自有其价值，轻易杀掉也是可惜了一些。而且人也是会成长的，经历过这次失败挫折，袁崇焕以后自然也能收敛成熟一些，以后或许能有更大作为，也未定。再者，不杀他，对安定军心也有好处。总之不杀的利益比杀掉的利益大。当然这也是针对当时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而言，如果和平时期的话，那为了严明法纪，袁崇焕的罪过是只能用判处死刑来惩罚的。
　　　　
　　　　当时一些大臣的看法也是袁崇焕论罪当抓当杀，但在当时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则不太适宜，比如曾经担任崇祯皇帝老师日讲官文震孟说“袁罪当诛，此非其时也”[64]
　　　　
　　　　事实上崇祯抓了袁崇焕之后，确实也曾经有把他再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的想法。他就曾经在一份给袁崇焕辩护的奏疏上批复说“袁崇焕询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但事实上，这个时候决定袁崇焕生死，已经并非崇祯皇帝个人意志所能作用，无论民间舆论还是朝廷内部文官的舆论，都已经到了不处死袁崇焕则不足以服众的地步！这也是为什么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被抓，却一直到了崇祯三年的八月，才最终有了一个处理结果。
　　　　
　　　　崇祯处死袁崇焕不能说半点错都没有，但这个错误决没有某些人夸张渲染的那么大。论罪，严格按照法律，袁崇焕本就应该被处死，估计连袁崇焕本人都不会觉得自己冤枉，即便他到了九泉之下恐怕也愧对被他冤杀的毛文龙。不杀掉他，则是法外开恩。明朝的最终灭亡，绝不是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因为杀掉了一个袁崇焕，自坏长城，要说真的自坏长城，那袁崇焕杀毛文龙倒是真的可以说自坏长城了。
　　　　
　　　　总而言之，在杀袁崇焕的问题，崇祯有小错，但并无大错。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甚至将其当成导致崇祯亡国的一大罪责，那可以说是颠倒黑白。

当年笑帅

5、对袁崇焕的客观评价
　　
　　袁崇焕是一个品德相当高尚，无私无畏的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悲剧也正在于因为他品德高尚，问心无愧，所以做事的时候，自认为国公心，毫无顾忌，结果在做错误的事情的时候，也是那么理直气壮，也是那么坦荡自如。这也是明代一些自命为君子者的共通的悲剧了。如果有点私心，反而不至于这么胆大妄为
　　
　　这里摘录两首南明抗清烈士黎遂球(1602-1646)关于袁崇焕的几首诗算是对这一位悲剧人物的悼念
　　
　　
　　《周蔚宗将军铁如意歌》
　　　　　　
　　　　　　将军示我铁如意
　　　　　　上有河图八卦之方位,下有忠肝义胆两行字
　　　　　　将军泪垂乃相示.双手击案头捣地
　　　　　　此物君知从何来?故督袁公良痛哉!
　　　　　　军中持携不释手,将军帐下曾相陪
　　　　　　惊传虏自蓟门度,督师驰保都门连营城下住.
　　　　　　转战杀伤虏王子,**如斗矢如雨.
　　　　　　却别将军行军中，令执如意毋相从,
　　　　　　忽然督师罪以谋逆磔西市,讹言蜂起多雷同。
　　　　　　督师身碎骨无处,此物独存将军所.
　　　　　　曾携入闽舟覆没,觅之即得如能语.
　　　　　　会须将军杀尽[][][]后,绘容赐券入九阍,手持如意动至尊"
　　
　　《陆将军行（赠震湖都护）》
　　　　　　陆将军，环走边庭如己屋
　　　　　　醉卧每枕死虏头，长啸能呼战鬼哭
　　　　　　往时赤脚向朝鲜，剑气直射须眉前
　　　　　　……
　　　　　　掀髯上马突入营，拍鞍大骂都无说
　　　　　　掉舌如刀不畏人，天生虎力能捍身
　　　　　　世人尽议袁毛事，可怜双眼曾看真？
　　　　　　将帅交摧相印解，当时重足群相戒
　　　　　　丈夫血愿洒沙场，安肯囚冠坐疲惫
　　　　　　唉然叹息还乡里，扁舟老挟贤公子
　　　　　　秃袖重为海外游，歌舞筵前认君是
　　　　　　夜听琵琶如听筑，把酒低头看髀肉
　　　　　　何人再得将军笑，直使奴虏向山哭

当年笑帅

二、所谓的任用奸臣
　　
　　　　
　　　　
　　　　所谓奸臣就是指温体仁和周延儒二人，在《明史》中这两人也是被列入奸臣传中的。对于崇祯任用这两人的谴责，历来史不绝书。甚至有人也将其归为崇祯亡国的一个原因。
　　　　
　　　　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还需仔细辨析。
　　
　　1、温体仁
　　　　
　　　　就才干来说，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是当之无愧的。即便是和他敌对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精明干练。如李清说：‘体仁长于心计，凡阁中票拟，每遇刑名钱粮，名姓之繁多，头绪之纷错，皆相顾攒眉，独体仁一览便了，从不以舛误驳改，故诸辅亦服其敏练’。[65]
　　　　
　　　　从官员最注重的廉洁操守来说，按明史的记载“体仁辅政数年，念朝士多与为怨，不敢恣肆，用廉谨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66]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相当廉洁，连看他不顺眼的那些朝士政敌也都找不出他的把柄。
　　　　
　　　　明史中对他的指责最核心是这句话“流寇躏畿辅，扰中原，边警杂沓，民生日困，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66]。
　　　　
　　　　归纳起来就是一没有能提出建议解决当时明朝的危机（未尝建一策），二是打击排斥异己（与善类为仇）。这两条自然不能说没有根据，但细考究起来，则近于苛论。
　　　　
　　　　说到“未尝建一策”，事实上并非仅仅温体仁如此，那些竭力攻击温体仁，以贤能自命的东林党派系的官员又何如？比如当时正人君子一派中颇有清誉，道德学问都被时人推许的刘宗周和黄道周，崇祯并不是没有亲自接近过他们，不是没有向他们问过应对策略，可是这些人实际上说来的都是一些迂腐空谈，一些漂亮至极的大道理，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对时局也没有任何裨益补助。既然作为温体仁对立面的那些所谓正人君子都做不到的事情，那来作为温体仁的罪状，岂非可笑，岂非苛责。后来杨嗣昌倒是真正建策了，而且是扎扎实实，非常有可操作性的策，也确实收到一定效果的策，但那些攻击温体仁的正人君子又何尝放过杨嗣昌，还不是照样把他攻击的体无完肤，骂的狗血喷头，说的一无是处？看来正确的永远只有那些一旁评论的人。至于那些实际干事的人，无论怎么做，最后都不会得到好评。温体仁是如此，杨嗣昌也是如此。
　　　　
　　　　说到打击排斥异己，温体仁确实也做过。比如排斥钱谦益排斥文震孟等等。那么与他对立的那些东林党派系的官员又如何？莫非他们就不打击不排斥异己？只不过温体仁排斥的那自然就是“善类”，而东林党派系所排斥的自然就成了“恶类”，只不过这究竟是善还是恶，旁人终究是舞里看花，难以分清楚了。当初天启年间，熊廷弼被赶下台乃至最终被砍头，大半就是东林党人排挤构陷之功劳（和许多人想象的是阉党起主要作用不同，）。
　　　　
　　　　其他诟病温体仁的理由如“而体仁专务刻核，迎合帝意。”还有“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66]
　　　　
　　　　这些指责大半都是似是而非，所谓刻劾，举出的例子是“帝以皇陵之变，从子壮言，下诏宽恤在狱诸臣，吏部以百余人名上。体仁靳之，言于帝，仅释十余人。秋决论囚，帝再三谘问，体仁略无平反。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涖任甫七日，以城陷论死，帝颇疑之。体仁不为救，”[66]
　　　　
　　　　这些地方若说温体仁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严格说来，硬要把这指派为温体仁的罪责，则未为确论。以当时形势而言，国家处于存亡危机关头，而官员之间依旧包庇懈怠成风，浑噩度日，得过且过者也不乏其人，用峻法治国，澄清吏治，扭转宽纵懈怠风气是崇祯本意。温体仁如此作为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如果说他是纯粹处于自私自利之心，则顺水推舟，卖个人情，讨好众多文官，收买人心，对他有益而无害，何乐而不为？他这么做，当有自己施政观念的因素。用脸谱化的一个“奸”字来概括历史人物之行为表现，一切都用当事人存心做坏事来解释，省力固然省力，但距离历史真实只能相差甚远。事实上造成明朝当时危局，另有根本原因在，若这个原因不解决，则无论对待官员宽松还是严厉，都不能解决问题。难道按照那些攻击温体仁的人的看法，只要温体仁一心做和事老，尽量包庇掩护那些犯罪官员，就可以让时局好转？难道他引导崇祯皇帝对待文官们尽量宽容，就可以扭转形势？这不啻是痴人说梦。后来周延儒倒真的是这么做的，但结局又如何？从历史来看，对待官员最严厉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但平天下，治理的国泰民安。建文帝对待大臣文官们不能不说仁爱备至，但结果仅仅两三年就他叔叔赶下台去。所以有些事情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当然。
　　　　
　　　　至于把“帝忧兵饷急，体仁惟倡众捐俸助马修城而已”，作为温体仁的劣迹提出，则更令人啼笑皆非。承认温体仁没有拿出什么切实的办法来解决兵饷问题，应该指责。那么那些指责温体仁的人提出解决的办法了吗？温体仁至少还愿意带头捐献俸禄，其他文官大臣恐怕就连这一点都不愿意！杨嗣昌后来提出加征军饷，还算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提出之后，杨嗣昌更是受到千夫所指。
　　　　
　　　　事实上许多著作文章为了达到丑化的目的甚至还把温体仁说成是阉党，就更是离奇，正如同样把温体仁当成奸臣来评价的樊树志所说“事实求是地说，温体仁与阉党并无瓜葛，如果一定要归入哪一派，似乎说他是沈一贯的浙党余孽才差强人意” 。[2]p873
　　　　
　　　　如果按照史实记载，则温体仁不但和阉党没有什么关涉，即便从字面上说，同太监之类也无任何勾结关系。反而和当时的司礼太监曹化淳敌对。如明史中记载温体仁构陷钱谦益时，“谦益等危甚，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汉儒侦知之，告体仁。体仁密奏帝，请并坐化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惧，自请案治，乃尽得汉儒等奸状及体仁密谋。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66]反倒是东林派系的钱谦益、瞿式耜和太监曹化淳等有勾结。
　　　　
　　　　温体仁之所以被历来丑化为奸臣，仍旧是明代党争在明末遗民那里延续的结果。东林党在民间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师徒传承，衍伸不断，明末大批学者文人都和东林党以及复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在总结明亡原因时候，客观上总是竭力推卸他们父辈师辈的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寻找一个替罪羊，这样如温体仁这类东林党派系的政敌难免被竭力丑化，一些政见上的分歧，人事上的倾轧排挤都被上升到人品的高度，连带得崇祯皇帝都被扣上一个任用奸臣的罪名。另外也是温体仁按照自己政治理念当政，过于严苛，得罪人太多，以至大部分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
　　　　
　　2、周延儒
　　　　
　　　　另外所谓的奸臣周延儒可能更有些莫名其妙，看史书记载，实在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劣迹。甚至他和东林党的关系都算不错，只是在崇祯初年钱谦益进入内阁的问题上，算是施加了一点阻力，因此和东林党派系的官员结下了梁子，被他们冷眼看待。而他和温体仁关系也不是很好。对他的恶评是“柔佞”之类的词汇，这也是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抵只要看他不顺眼，再加上和皇帝关系不错，就都是用这类词汇进行贬低。但从实际看，周延儒并非只会奉承，而不会进谏，明史中都有一条记载“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谋起逆案王之臣、吕纯如等。或谓延儒曰：‘彼将翻逆案，而外归咎于公。’延儒愕然。会帝以之臣问，延儒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66]
　　　　
　　　　甚至周延儒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本身就是当时的复社领袖张溥活动联络的结果。根据《晚明社会变迁》，崇祯十四年，任礼部侍郎的复社成员吴昌时写信给复社领袖张溥，认为当时的情况是钱谦益已经不能进入内阁，文震孟也被驱逐，只有让周延儒复出，才能可能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言人。张溥接到信之后，同意这个判断，认为“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于是决定重新让周延儒进入内阁。接着就和东林党以及复社的重要成员在苏州虎丘石佛寺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了联络周延儒，在和他达成政治协议的前提（“密疏救时十余疏，要他再出必行”）下，设法让他重新担任内阁首辅。
　　　　
　　　　[黄裳在《吴昌时事辑》一文中关于复社领袖一介平民布衣的张溥说
　　　　“至于张天如就更不用提，要用的，要杀的，索性开了两本册子交给了周延儒。广陵女冠李傃(史道邻的遗妾)曾经作过一篇缠绵悱恻的序文的周同谷的《霜猿集》中，有一首诗：
　　　　
　　　　二册书成注复删，莫防镫下鬼神环。西铭夫子酆都主，生死枯荣一笔间。”　　
　　　　
　　　　附注：“张溥字天如，一字西铭。创举复社。门人七千，称‘西铭夫子’。宜兴再召，溥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乃书二册，以进延儒。”
　　　　
　　　　“董事长”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总经理”不免要感到极大的为难。矛盾总是要解决的，而且竟很快地解决了。“溥还娄东，一夕暴死。”据一种野史说，还是吴昌时下的毒。《霜猿集》：
　　　　
　　　　月堕西江歌舞阑，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游岱，相国方言好作官。
　　　　
　　　　附注：“张西铭死，讣至，延儒谓座客曰：‘天如奈何遽死?’既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干城，公何出此言?’延儒出二册示客曰：‘此皆天如所欲杀者，教我如何杀得尽!’见者骇然。”(孟心史校订补注本)
　　　　”
　　　　
　　　　]
　　　　
　　　　
　　　　周延儒在复社成员的帮助扶持下，上任以后没有背弃张溥等人与他的协定，基本上实施了复社东林党一派的政治主张
　　　　
　　　　“延儒被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体仁辈弊政。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宥戍罪以下，皆得还家。复注误举人，广取士额及召还言事迁谪诸臣李清等。帝皆忻然从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郑三俊长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长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废籍。其他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布满九列。释在狱傅宗龙等，赠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称贤。尝燕侍，帝语及黄道周，时道周方谪戍辰州。延儒曰：‘道周气质少偏，然学与守皆可用。’蒋德璟请移道周戍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即用之耳，何必移戍。’帝即日复道周官。其因事开释如此。”[66]
　　　　
　　　　当然这些政治主张的实施，对明朝局势的改善也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在崇祯十六年，清兵仍旧是打到了北京附近，结果周延儒自己被迫领兵打仗去，这本非他所长，中间难免就有些欺瞒虚隐，最后因此被言官弹劾，而落得勒令自缢的结局。但若因此说他是奸臣，实在是牵强已极。若说他是奸臣，那么上下活动让他重新被崇祯起用担任内阁首辅的东林党人复社成员又算什么？真让东林党成员复社成员全面掌握政权（甚至上已经和全面掌握没有什么区别了），结局是否会更好？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责怪周延儒以及温体仁是奸臣，以及说崇祯用奸臣，这不过是一些人实在找不出明朝灭亡真正原因的卸责之谈，似乎只要把责任推卸到所谓二三所谓奸臣以及一个皇帝头上，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这实在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三、所谓滥杀滥换大臣
　　　　
　　　　
　　　　关于滥杀滥换大臣，也是向来对崇祯诟病非议比较多的一条。其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
　　　　“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
　　　　”
　　　　
　　　　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怎么看金庸的这段话呢？我以为这段话本身真假搀杂，有故意误导人的嫌疑。金庸写《袁崇焕评传》是自诩为当成历史论文来写的，所以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似乎颇为详尽。但在许多关键地方，则写小说本性故态复萌，无出处，无来源，只是空洞罗列拼凑，以作耸人听闻，煽动读者情绪之资。
　　　　
　　　　如果考察一下他这段话的来源根据，所谓五十个大学士的说法当是出于《明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其中原话
　　　　“
　　　　庄烈帝在位仅十七年，辅相至五十余人。其克保令名者，数人而已，若
　　　　标等是也.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
　　　　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
　　　　”[67]
　　
　　
　　　　十四个兵部尚书的说法则是出于
　　　　《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凤翼善温体仁，独居位五载。”[68]
　　　　
　　　　从数字上看似乎并没有错误，但这种脱离具体时代背景以及事情经过，仅仅罗列数字就来归罪谴责崇祯，应该说有点存心误导愚弄世人的意图

当年笑帅

1、频繁更换大臣的问题
　　
　　　　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接收的文官队伍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沉渣泛起,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第二，他即位时国家正处于险恶形势之中，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内战外战轮番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
　　　　
　　　　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这四个人当中除了李国普为人正直以外，其他三人大抵是阿附讨好魏忠贤之流。但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魏忠贤时期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
　　　　
　　　　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69]。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
　　　　
　　　　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此人在天启年间得罪过魏忠贤，上任后，又以反魏急先锋的面目出现，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表面上的道貌岸然的人，实则不过是一个贪污受贿的卑污之徒。《晚明史》中说“崇祯元年九月发生惠安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涂改敕书事件。按照旧例，总督京营者，不得兼辖巡捕军。而张庆臻的任命敕书上，总督京营之外，擅自增改‘兼辖捕营’四字”[2]p816-817，崇祯皇帝追查之下，御史刘玉言说了实话，是张庆臻贿赂刘鸿训，才能修改敕书。“阅兵部揭有鸿训批西司房语，佳璧亦供受鸿训指”，证据确凿，经过部院会勘，“明年正月，吏部尚书王永光等言：‘鸿训、庆臻罪无可辞’。”[67]刘鸿训最终被谪戍代州，这个处罚也算得上是从轻发落。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
　　　　
　　　　当然有人会说，崇祯初期的大规模的调换调整内阁成员，这确实可以理解。那么以后依然如此，则做何解释？实际上上面所引用的那段明史赞语中的话，已经给出了一点提示，那段话中说“基命能推毂旧辅以定危难，震孟以风节显，德璟谙悉旧章。以陆喜之论薛莹者观之，所谓侃然体国，执正不惧，斟酌时宜，时献微益者乎。至于扶危定倾，殆非易言也。”[67]
　　　　
　　　　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不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
　　　　
　　　　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如文震孟“震孟在讲筵，最严正。时大臣数逮系，震孟讲《鲁论》‘君使臣以礼’一章反覆规讽，帝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于狱。帝尝足加于膝，适讲《五子之歌》，至‘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视帝足，帝即袖掩之，徐为引下。时称‘真讲官’。”[67]），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皇帝对徐光启去世深表悲痛，闻丧后辍朝一天，追赠‘少保’，谥‘文定’。又派员赐给办丧事所用物品及治丧钱等，还特派礼部尚书李康主持丧祭祭，并派人护丧回上海。”[91]p123。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
　　
　　崇祯所需要的能“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
　　　　
　　　　从另一方面说，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比如李标“五疏乞休。至三月得请”，钱士升“引罪乞休，帝即许之。”，成基命受到弹劾后“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何如宠“副延儒总裁会试。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钱象坤“五疏引疾去”；郑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 黄景昉“连疏引归”；王应熊“屡疏乞休去”，张至发“具疏自谓当去者三”，薛国祥“明年四月召对，无一言。帝传谕责国祥缄默，大负委任，国祥遂乞休去。” 范复粹“给事中黄云师言‘宰相须才识度三者’，复粹恚，因自陈三者无一，请罢，温旨慰留”[67]
　　　　
　　　　
　　　　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这一篇内共介绍十四人： 张鹤鸣（弟鹤腾） 董汉儒（汪泗论） 赵彦 王洽（王在晋 高第）梁廷栋 熊明遇 张凤翼 陈新甲 冯元飙（兄元飏）[68]
　　　　
　　　　这十四人中，张鹤腾、汪泗论、冯元飏未担任过兵部尚书职务，只是作为附带介绍，可不论。而张鹤鸣、董汉儒、赵彦、 高第四人主要是在天启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天启六年第二次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即位之后，由于魏忠贤的关系，接连受到弹劾，马上就退休了。如果也把他算作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勉强算的话也可以。王在晋在天启和崇祯时期都当过很少一段时间的兵部尚书，把他算崇祯时期的也勉强可以。 如果把张鹤鸣、王在晋都算上的话，这篇内介绍的崇祯时期兵部尚书共有八人。加上只提及一句的申用懋、张国维，还有另有传的杨嗣昌[70]， 傅宗龙[71] ，以及无传但在其他人的列传中的提到的张缙彦，是十三人！比十四人还少一个。
　　　　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一下名单的话，分别是张鹤鸣、王在晋、王洽、申用懋、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杨嗣昌、傅宗龙 、陈新甲、张国维、冯元飙、张缙彦 (或许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