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大琦：论儒家宪政主义——兼回应余樟法、康晓光
论儒家宪政主义——兼回应余樟法、康晓光前不久，见东海发表《儒家宪政纲要》之征求意见稿，本欲尽快回应，诸事缠身而未能，今从台湾回来，见该文还在，又见康晓光欲举办《儒家宪政主义》讲座(今天下午已经到会听取高论)，想不如写篇文章，阐明自己对儒家宪政的观点，并一并回应了诸位时贤的看法。
宪政作为当世主流政治制度，为时贤之不可回避，蒋庆、盛洪、康晓光皆有著述，秋风、东海近亦有宣扬，宪政主义可以说在儒家中已渐成共识。
考宪政历史，其总是建立在宪法之上。考美国“独立宣言”以来的宪法宣言和宪法条文发现，宪法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价值性的宣言；二、制度性的设计。典型的以美国宪法为例，以《独立宣言》为其价值基础（序言），制度性的设计（正文）只有七条，这七条全都是政府设计之事，如政府的产生、国会与总统担任关系、州与联邦的关系等等，后来又补充了一个权利法案，大致相当于近日常谈之公民权利清单。其他国家宪法莫不如此。可以说，宪法基本是一个模式：作为价值性基础的序言（宣言）、为实现此价值的制度设计。今日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认为其宪政的价值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故所谈多集中在制度层面，即民主制度，以至于人们常常忘了这两个层次是有区别的，而将工具看成目的本身，以为只要一选举，就万事大吉。
东海的宪政纲领更多的是学理性质，而且集中于宪法序言，即价值的宣言部分。就宪政本身来说，宣言部分不必对学理更多阐释，说明观点即可，以儒家当前地位，远未达将自己的价值让一般人民“不言而喻”地接受的地步，故在理论上多加阐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东海未将其体现于制度化设计中。无制度设计很难说是一个宪政纲领，顶多算一个价值宣言。康晓光在制度设计方面说的较多（秋风说的与康晓光相似，本文评论对二人都有意义），并且将制度与价值结为一体，其特色观点为，在基础理论上，主张世界不仅是活着的人的，也是过去的人，未来的人的；在制度上，主张“通三统”，即制度中要由儒家来代表传统（过去的人），由普选代议代表当世人的利益。此外，康晓光基本吸收了当代西方的政党、法制学说，并超出价值和基本制度，将很多东西延伸到政策层面。
诸贤张扬圣道之苦心实堪敬佩，但是不论在基础理论上和实践设计上尚有许多不圆融之处，宋某不敢不言。
一、在民主与宪政的关系上纠缠不清
宪政制度是一种带有契约精神的正式权力制约制度，而且其重点在对最高权力的制约或最高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制约，而不在上级对下级的制约。宪政制度又是一个现代性的词汇，其应有自己明确所指，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主。可以说，宪政与民主制度是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表述。中国古代说有一些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可以——不论周制还是汉制，但如果说中国古代这些制度就是宪政制度，如会后盛洪先生明言，就未免以情感代替事实了。
二、宪政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在宪政的技术性问题上，儒者的研究与法学者、政治学者还有距离，在儒家理念的制度性转化上还缺乏可操作的设计，或为体现儒家特色而妨碍实践能力。如“民族主权”中谁来代表古人和未来的人的问题，如专门设立议院，如蒋庆主张的通儒院，那么议员如何产生？如通过选举，与现今民主制度如何区别？如变成一种特权，那谁、凭什么来享有这个特权，靠什么保证这个特权不会堕落？那些一先知、先进代表等种种面貌出现的一些领导阶层，即使真的先进过，即使其教义一直先进，其群体无一能经历史的风吹雨打而不剥蚀。
三、对康晓光的观感。
康晓光以前讲仁政，现在讲宪政，本人以为，孟子的仁政是以不忍人之心行政而已，是价值直接主导政策，里面基本没有制度设计的意思，现在当康晓光想把仁政变成制度的时候，就有些让人觉得里面缺少了什么，或者有些没说清的东西，当仁政发展到儒家主导或者儒家特权的宪政的时候，这个问题明确了，即不论“仁政”还是“宪政”里面都离不开威权主义的纠缠，一般直接表现为精英主义，这就使它的现代性成了问题。
我的宪政主义看法
我认为，宪政离不开民主，或者说，所有宪政主义的核心都是民主问题，不以民主精神为主导的权力制约体系是古典开明专制，不是现代宪政主义。民主制度要不要，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把其纳入儒家义理体系之中。尽管民主弊端时有显现，有识之士在设计中国未来制度时亦应将其考虑在内，以图避免，但实际设计绕开民主，径奔宪政，则未见有效仁政实现手段。不能将价值理念转化为现实可行的制度，则主义制度理想始终为空中楼阁。实际上，儒家可直通民主，不必曲折，或者说，民主宪政可直接纳入儒学义理，不必曲折；民主的弊端可在民主框架内用技术方法解决，不必因噎废食。
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威权与民主，古典政治是“权威-服从”型的，尽管这个政治有时可能很仁慈，可能比一些民主制度效果还好的多，但从政治结构上来看，大多数人民不是政治决策的参与者，而仅仅是承受者，也就是说，无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主体意志不能体现，而将命运交于君父（或其他名目的权威）之手。威权政治下，决策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事，尽管这些决策可能是英明的，决策者可能是充分体察民意的，但是，民众不是政治决策的主体，这是古典权威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精英政治是介乎于威权与民主之间的一个变种，其到底偏向于哪方，以形式不以实质论，即“假民主”的精英（而非独裁）政治可以算作民主政治，而“真开明”的专制制度仍然是专制制度。
无疑，古典儒学的家族主义与威权政治是亲和的，如常人所识，古代政治是君父一体，国是家的放大，家族之中家长是天然的权威，其家务决策不是家庭成员平等参与的。父权与君权不一致之处往往为以往政治学忽略，这也不是本文关注重点。本文指出的是，明朝以来，中国社会思潮发生重大变化，阳明以“心即理”、“良知”将主体性张扬得无以复加，其后学又提出“人人都是圣人”，这已经颠覆了古典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础，为政治的平等参与提供了义理依据。可以说，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民主制度是表，个人主义才是里。阳明学的个人主义甚至比西方个人主义与民主制度更为亲和。西方的个人是利欲的、非道德的主体，是“理性功利人”，他们的平等是“人人都是罪人”的平等，这就为极端、超越的权威回归留下了后门；阳明的个人主义是道德的、仁爱的主体，是良知挺立起来的个人，其平等是“人人皆可以为圣人”的善性平等，其对人、对个人的价值的肯定显然远超于西学。个人平等基础上的政治除民主外无其他可选。与会的唐文明先生认为我这是港台新儒家的思路，是的，与牟系新儒家的思路很近，但也有不同之处，牟系的民主通过难以理解的“坎陷”曲折地从心性中“开出”，而我的民主则直接从个人的平等的主体性上建立起来，毫无深奥晦涩之处。民主根本不用从本体论中“开出”，也不值得“开出”，它不过是基于平等的个人主体性的一种工具性的选择，甚至上，即使社会已经实现普遍民主，也不妨碍在特殊情况下暂时或者局部地恢复和实行威权制度，比如民主失灵或者多数人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那就应当将命运交给智者，但民主应当是一种常态。
以上观点与儒家大义并无抵触之处，儒家大义仁而已，义礼智都是仁的体现，政治制度更是实现仁之途径而已，子曰礼有损益，佛曰方便法门，有万世不变之大仁大义，无万世不变之法律制度，儒者不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如果再说到我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的民主学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理论基础的不同，在制度层面大可借鉴。
在会上，康晓光、唐文明先生对我的良知、天理与民主的关系提出了质疑，康晓光先生提出理是绝对的，如果个人都以为自己把握了天理，其导出的为什么是民主，岂知不是宗教战争（大意）？“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关系，理超越于气还是理在气中，这些问题在宋明之际纠缠了几百年，非一时可说清，但前人思维脉络对今人应有启示。理学的主题重心从理气关系发展到性理关系，从性即理发展到心即理，有其不得不如此的逻辑，不是任意游荡的结果。天理在心性之学中不是超越独在、等着人们去把握的客观真理或必然性，而是人心参与的“应然”，所以没人在这件事上可以作绝对权威。最后的真理在个人修为上是价值自信，而转化为公共理性只能是主体间性、商谈理性。其与商谈理性相区别的是更多了些将心比心，少了些讨价还价。
与会的两个政治学学者还提出了“中华民族”问题，大意是以民族主权论为基础建设儒家宪政只适合于汉人，难以适用于少数民族。
儒家宪政主义义理说难懂也不难懂，时贤的讨论不断地使之深化清晰，愿其能发展成为不但指导华夏未来，而且能适应“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天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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