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runlin 发表于 2017-3-21 14:23

长安,不宜做“长治久安”解

长安,不宜做“长治久安”解 - 王岩林 - 草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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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据考证,早在秦朝时便是一个乡的名字,封有“长安君”。

    人们通常将“长安”的寓意解读为“长治久安”。这,显然是受了后来汉唐等定都的影响,而非最初起名“长安”时的原有本意。因为,“长治久安”,关乎天下、社稷或较大规模地区的治理与安宁,那应是皇帝、大臣、或至少也得是相当一级的封疆大吏们,才会考虑的事情,才会比较看重的念想吧。在给乡村聚落起名的时候或封“长安君”时,无论怎样的高人,恐怕也是很难跟天下国家的“长治久安”直接挂起钩来的。

    要说,原有的名字,由后人重新做出富有新意的解读和演绎,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这后来的解读,若不够全面准确、甚至还相当大程度上误导了人,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该正本清源、就该加以纠偏呢?

    长安,寓意“长治久安”——这种解释,真的就没有偏吗?真的就很完整、很好吗?我不这样看。理由主要有三。

    其一,“长治久安”,如前所说,那是一种基于上层统治阶层及其治理机构之站位、按照以上统御天下一切之话语理路所作出的解读。这在当年古代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来说,大体符合事实、也很有代表性;可现如今及未来,我们是不是还要如此这般地强化上层统治与治理取向、而无视与弱化社会民众之力量和作为呢?!一言以蔽之,长安、长安,不只是统治者和治理者们眼中的“长治久安”意义上的那个长安,同时也应是社会与各阶层民众们赖以长长久久、幸福安康的一个长安。

    其二,“长治久安”的“治”字,在古代、尤其在中国的上中古或长安主盛文明时期,那是与今日我们所说的“治”,有着很大的不同的。

    细论起来,古人之“治”,乃大治与小治、道行之治与器用之治、治世之治(创治文明之治)与治国之治、无为之治与有为之治等的综合混一体也。当时那种最大、最全、最宽泛、最综合全面的“治”,不仅没有去过分偏重和强调“治”的“统治”、“管理”、“国家治理”单一方面,也没有突出且明显的上层施加于下民的居高临下感,甚至其还是将治世、治天下与治国、治身心等内外合于一体的。

    也就是说,若在当年古代皇族中央集权的体制与“治世”之“治”话语环境下,我们仍去沿用“长治久安”的固有解读,倒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可跨越了一两千年后来到今日,在国家早已进入新型人民共和体制、现代话语环境早已大大改变了的情况下,我们再人云亦云地复用此提法,必会产生极大的误导和不利。

    举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若不改当年“长安”那基于统治或国家治理的“长治久安”思维,我们想要将西安复名长安,都会让大家联想到这是欲重新恢复首都地位的一个举动。一句题外话,今日步履蹒跚的大西安,迟迟不能(甚至本地官员多有不敢)恢复使用那享誉世界的“长安”名,是不是也与她那早已被固化了的“治国安邦”国都地位,有着一些撕扯不开的关联呢?不好揣测,大家去想吧。

    所论至此,我们说:既然,“长治久安”一说,不仅早已变了味,而且也不宜再死揪住不放,那么,还有什么不失本义、却更好的解读与说法吗?有的。那就是:长久安康。

    在详议为何选定“长久安康”义之前,我先插一段关于“长安”的另一种解读。这种解读,是中华长安学的创始人李炳武先生阐释的。他这样论述:长安,一是指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指人民的长寿安康;三是指社会的长盛安宁。

    应该说,李炳武先生所讲的这三点,各点都经得起推敲,总体上也比较丰富全面。在当今话语下,“长治久安”,主要是对国家说的;“长寿安康”,主要是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美好愿望;“长盛安宁”,用在社会上也相当地妥帖合适。不过,为了简单与贯通起见,我新提出了一个“长久安康”说,供大家考虑和权衡。

    其主要理由与基本考量是:

    第一,既然“长安”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都城名,她还是寄托着世世代代中华全民族人们的一种全面丰富之希望、甚至海内外中华儿女的“长安梦想”,那么,长安的含义或寓意解读,便必须非常地综合与全面,还要尽量地简单和好理解。

    “长久安康”,就能够很好地做到这一点。“长久”,就不用说了,对一个总是有着长远考虑和高瞻远瞩眼光的伟大民族来说,这不仅是根深蒂固的,也是肯定必须加以体现的。中华文明能成为未曾中断的最长寿文明,便于此对“长长久久”的不懈追求密切相关。

    “安”,有安稳、平安、安洋、安全、安然等丰富的内涵。不仅统治者追求之,人人也追求之,甚至在身健、心安、安处天地间等最综合全面的意义上,它也是中国人在这个不断动变世界上的一种美好愿望与长久努力。

    “康”呢?这么说吧,中国人是一个极具联想思维和贯通整合力的特殊集群,他们都能将“治大国”与“烹小鲜”这样两不相搭的事比对着、联系起来看,人之身心的康健、社会的康健、国家的康健、文明的康健等,也就都可用一个“康”字尽括于内了。

    综合起来看,无论长久之“长”、平安之“安”、安康之“康”,每一个字义皆可既用之于每个个体、甚至心性或内心,也可用在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文明上。可以说,“长久安康”,简单的四个字、通俗的一组词,就能将中华民族最为看重和最主要的坚守,统统都包括在内了。

    第二,在对“长安”的解读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貌似没有出现的“康”、“康健”问题呢?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长久的安稳、安全、安宁、安详,更多地偏重于一种冀希和结果。这种冀希与结果的得到,极大地、甚至决定性地来自于“康”或“康健”、“健康”。这既符合中国人通常总是以有机生命体的观点来看问题额习惯,也是审视和评估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文明总体状况时非常好的一种站位。简言之,要想长安,便首先必须常常康健、总体健康、长久康健。

    一个身心完整的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体,若只有首先自己是“康健”的,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享有安全与安宁。伤残的小鹿最易被攻击,总体上不健康的文明,怎可能躲得过一轮轮的天人劫难呢?不仅如此,更根本的在于,安全与安宁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可自身的“康健”,却是主要是来自于自己的、或经过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变得更好的。所以,“长安”名中本无“康”,我们却必须根本地围绕着一个“康”字去认识长安。

    第三,在我看来,“长安”之名,固然是一个地名、一个城市名、甚至一个个伟大时代的国都名、一个中华民族的梦之寄托;但随着我自己不断地向上追索,越来越发现其更是一个伟大文明、大道文明统一体的中心之指称(国都与文明之都,虽然在她的身上是统一的,却必须明确地区别开来),甚至“长安”本身就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这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虚言,这一点必须尤为明确且坚实地凸现出来。

    长长久久地安稳,安然处变于大千世界天地间,自身必须全面的康健——这一切,皆与文明密切相关,甚至与国家间都没这么紧、这么大的直接相关性。在我们这个古代以家国统治与文明天下共存的文明国度里,一朝一代的机体是不是非常地健康,往往不是更多人可以直接介入和主动作为就能决定的。如此一来,大批的天下之士、“士之组系”的各阶层人士们,反倒是更多地关心着与参与到文明的进程中、文明体的多层面聚合构建中去了。

    不仅如此,中华,能成就一个长久生息、举世无双的伟大文明及文明体,既跟人们把长安的理想、作为灌注到了文明的发展上直接相关,也跟“长久安康”本就是人类文明的统一大道追求密不可分。只有“康健”、“健康”的文明,才是能够大道行远的文明。这一点,中华民族比谁都理解得好、领悟得深,所以才会有对符合文明根本要义的康健文明之始终追求与坚定值守。

    今天,人们总爱以人类的“生存发展”来说事。其实,在中国人的认识里,生存发展乃是一体的,甚至在根本的“生长”意义上本就是一回事。存在下来了,长长久久地存在下来了,也就发展壮大了。不发展壮大,也就不可能在历尽天人万般劫难的情况下存在下来——而无论生存与发展,都根本地取决于其自身的康健程度和与外界关系的康健水平。

    所以,长安,能够长久地存在与发展,本就是文明、文明生命体、文明生命体生存发展和文明根本追求的集中统一代名词;长安,能够成为中华主盛文明的中心、甚至照耀人类文明的灯塔,本就证明了她在生存发展的大道上是一个尤为全面的健康者、文明体生命的强者。长安,代表着一种最有生命力的康健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大道方向。她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盛文明、能够挺立起一个屹立于世界文明中央的伟大文明来,跟其“长久安康”的坚定向往与集体努力、跟其不负“长安”之名的非凡表现是分不开的。从此可以看出:对“长安”的理解,体现着我们对文明、对遵行文明大道的领悟。是故,不可不明辨与深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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