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4年第8期  作者：仲大军  原题为：中国威权文化探源及人道主义中西比较评论推荐 

中国的王权和君权政治文化是经过社会群体和统治者上千年的磨合逐渐形成的，这一过程需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反复较量，最后才得以固化。而东方国家政治文明固化的结果是专制主义大大强于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如此薄弱，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方比较

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社会不同的路。中国王权统治与人权思想的磨合期是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进行的。经过各种力量的反复较量，最后形成封建极权专制政治体制。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中国与当时的西方国家一样，都是思想产出最繁荣的时代。在希腊，有柏拉图等一大批文人学者创造了灿烂的古希腊文化。在中国，诸子百家纷纷登台，各种人权思想、国民待遇的见解五彩纷呈，但最后被归纳成几家，铸成后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文明。

对中国社会后来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这一思想派别之所以成为后来中国主要的统治思想和文化主流，完全是中国社会特定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统治者和人民共同选择的结果。因为只有儒家学说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迎合了王权统治的需求。孔子的“循道”思想除了有遵从自然规律的思想，还有封建等级思想。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柏拉图有着相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人的自然权利在春秋战国期间始终没有出现，或许有这种思想的书籍已被秦始皇烧掉。思想家们只是将精力集中在对自然法则“道”的探索上。对人的自然权利、人的本性似乎没有多少强调。这是中国历史最遗憾的事。缺少对人的权利要求，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对帝王和统治秩序的服从。孔子在一番悲叹之后，也不得不顺从了现行政治。

尽管孔孟之道在中国拥有强大的惯性的感情传统，但坦率地说，我对这一学派也不完全崇拜，并且有时产生厌恶之心。主要是在这一学说中，普通人格被规定得太低卑。不要说平民百姓，连士大夫在君王面前也都像奴才一样。例如，孔子上朝时：“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蹙踖如也。”(见《论语·乡党篇》)此段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孔子弯腰耷拉头地走进朝廷大门，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在门槛上。经过国君座位时，脸色变得更加严肃，脚步也加快了，说话好像中气不足。提起衣下襟走上朝堂，显得小心谨慎。憋住气好像没有呼吸一样。出堂，走下一台阶，才舒缓面容，显出快乐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走着，像鸟儿舒展着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

从这一段历史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待遇。为什么中国君臣之间的待遇总是要下跪，而西方国家历史上一些君臣间的待遇是单腿下跪？为什么到了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君臣晋见礼仪变成鞠躬，而中国仍然是三跪九叩？这些待遇的演变反映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内容。不管怎么说，当我第一次在《论语》上见到孔子的这一段描写后，对孔子的奴颜婢膝特别反感。尽管孔子也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一类人格说教，但孔子的人格主要是对成为君子的人而言的，普通的小人无足轻重。他的一部《论语》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中国的奴才文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的性格被这一伦理塑造了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性格以及忠君思想，实在可悲。当然，《论语》也有精华，糟粕就是低下的奴性。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性格中某些因素主要是来自儒家学说的塑造。

在春秋战国这一时期，中国人谄媚虚伪的卑劣性格在王权专制的环境下不断产生和发展。齐国国王手下一名叫竖刁的官员为了不让齐桓公怀疑，自己割掉自己的生殖器以便于侍奉齐桓公。或许出于君王的残暴和淫威，小民百姓不得不转向服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人格待遇是十分重要的。人并不像动物那样吃饱喝饱便可以满足，还有精神上的需求，还有荣誉和尊严上的要求。因此，观察各国的人格待遇特别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待遇。中国在历史上便是一个人格待遇比较低的国家。

到了今天，我最怕看的就是反映帝王将相故事的中国历史片。一听到什么“奴才在”“小人不敢”“主子吩咐”之类的话，就充满厌恶和反感。说来也奇怪，最近这些年，中国冒出了一大批反映清朝皇帝的历史电视剧，一大批文人津津乐道封建文化，一大批观众沉浸在对低卑的人格待遇的欣赏中。看看我们的主流媒体在黄金时段已经播出了多少封建剧。已经是21世纪了，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这种丑陋的封建奴才文化之中。由此可见，封建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多么牢固！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社会的国民素质。

统治阶级为了使人民培养出这种奴性，历来倡导儒家学说的社会教化，四书五经成了中国人出生之后的必修课。但有教化就会有反教化。人类真正的本性是反奴役，反奴性，渴求自由、平等和尊严。这种发自人本性的要求在历史上每每通过人民起义和反抗表现出来。

我对孔子最大批判就是他对人格待遇的分裂。在他的意识里，人没有天生的平等，只有小人和君子两类，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待遇。这与比他稍晚一点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的思想迥然不同。耶稣认为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对人类一视同仁。因此，人类之间没有高低贵贱，即使存在着财产和权力上的差别，在人格上也是一样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穷人即使穷，在人格上也没有对富人低下的心理。说到底，耶稣代表的是广大的贫苦大众，耶稣是在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找精神支柱和心理尊严。而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么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怎能不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和统治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便是生动的说明。

从理论特征上说，耶稣代表的是普通法，孔子代表的是成文法。普通法倡导的是人世间一种普遍的原理和普遍的权利。成文法规定的是具体的权利和分等级的权利。基督教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基督文明与儒教文明由于内质的不同，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着摩擦和冲突。这种摩擦便发生在人的基本待遇、人格平等和公民权利上。但在春秋战国期间，中国人思想自由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例如，孟子尽管是孔子学派的弟子，但他的思想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在孟子那里，人民的待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格的尊严得到了突出的显示。在孟子的思想里，突出体现了平民和人权的思想。孟子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告诉统治者们，要爱民，要认识人民的重要性。鉴于孟子的教导，唐代开国皇帝李世民得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结论。因此，爱民、重民的思想在以后的封建帝王统治思想中有了一席地位。

特别是孟子一扫孔子卑躬屈膝的样子，提出了大丈夫、养浩然正气的概念。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见《孟子》第六篇·腾文公下)孟子的这段话多少弥补了儒家不光彩的人格表现。如果中国历史能按孟子的理论发展下去，后来在人权方面也可能会好得多。但孟子的民本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古代似乎没留传下来人权思想和法治思想，只有民本思想、君权思想和人治思想。历史真是如此吗？如果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能全部保留下来，应该会发现大量的人权思想。由于秦始皇焚书的一把火，而将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付之一炬。封建君主残暴的屠刀，四百多名儒士被坑杀，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灭绝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渊源。

中国历史的转折与分水岭

中国历史的转折起自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及后来的汉武帝。秦始皇不许人们信仰“上帝”，更不许人民有天赋自然权利，只许人民服从他的统治。他将天下攫为己有，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坟墓，征集天下民工修筑长城以保秦国平安，不惜牺牲三千童男童女的性命去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封建专制君主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最大敌人。一场惨绝人寰的焚书坑儒，使中国早期最有价值的人权思想彻底泯灭，使尧舜禹时代的公为天下的思想彻底泯灭；中国人的政治待遇遭到沉重打击，中国人平等自由的脊椎被彻底打断。从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由尧舜禹的大公变为秦始皇的大私，由神和人民的天下变为皇家的天下。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人民权利被剥夺的阶段、人格卑微的阶段、封建统治者为所欲为的阶段、不平等待遇牢固延续的阶段。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生殖器文化”(台湾学者语)，中国政治走入了极权专制的模式，以致使中国威权体制传统如此牢固和延续得这么长。

大私之下岂有平民的权利？中国历史就这样走过了公与私的两个极端：从大公无私到大私无公！封建极权专制说到底是极度自私的结果。“家天下”可以说最大的自私。统治者头脑中如果有一点公天下的思想也不会如此攫取天下为己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两个人物就是公与私的代表，一个是孙中山，他为了实现民主共和，宁愿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而袁世凯只想一个人独占天下，仍然想当皇帝。最后只落得个历史骂名，一命呜呼。从政就要为公，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一个政治家或统治者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公心和私心的多寡。由此道理可以观察当代的政客表现，只要是那些怀有公天下的人，往往都能做出顺应社情民意的抉择；凡是那些私心厚重的人，一般不会放弃自我而顺应民意的。碰上这样自私自利的政客，一国的政治便会变的不择手段，丑陋卑鄙而残酷。

中国之所以自战国之后出现了“七雄剩一暴”的局面，之所以出现了酷烈的集权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先前缺乏对人性和个人的研究。人性、人权和人本思想在尧舜禹时期就被“大公”思想所淹没。中国缺少一个古希腊人性反刍的时期。因此，当公德衰落而统治者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极度泛滥起来之时，个人的力量也极其微弱，小民百姓只有一任宰割。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真正达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帝王攫取了天下所有的财富。任何一个统治者，一旦登上王位都要攫取天下资产。历史上社会中不平等的待遇就是这样形成的，由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武力镇压形成的，说到底，是由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自私形成的。

世界某些国家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印度的阿育王通过残酷的屠杀和统治，奠定了2000多年严酷的种性等级制度，中国的秦始皇奠定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集权专制统治制度。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具有极大的参照性和延续性。印度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走了这样一条专制和等级制度的道路，以致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在沉重而庞大的历史包袱压抑之下，迟迟难以进入现代民主法治文明。更主要的是，不打破封建极权专制，人民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权利。

由于不平等的待遇往往是在强权下形成的，因此，反抗不平等待遇便也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反抗不平等待遇的突出表现。当然他的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一旦我胜利了，那就是让我来当皇帝。人类社会稍稍发达了一点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原始共产主义那种和睦情景。为什么？因为人类历史既是一部追求特权和不平等待遇的历史，又是一部反特权、追求平等待遇的历史。如果大家都是追求特权，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特权社会；如果都反特权，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平社会。回顾历史，几千年来，恶劣的人性导致了社会必须在一种以恶制恶的模式下运行。当善战胜不了恶，人民便要屈服在强权之下，顺应强权政治。同时，维护强权政治秩序的伦理学说便应运而生。

孔子便是这种学说的代表。在诸子百家中人中，例如墨子、老子、荀人、庄子等等，人格都要比孔子高尚。但就是这样一个奴性十足的人，却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最被统治者青睐。因此，后来孔子的地位被抬得最高。这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汉武帝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奠定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政治待遇。中国人民的人性尊严和人格尊严，经秦始皇的一场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被彻底泯没。没有脊柱的中国人只能匍匐在封建帝王面前过了几千年。

我国历史上王权强大、人权薄弱的原因，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结果，是中国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国所付出的代价。没有一个强大的专制王权，便不会有一个版图辽阔的大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西方人道主义的坚实基础

但我不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中国人民高尚人格的光辉一面在历史上时时闪耀着。几千年间，人民没有一刻停止过为争取平等人格而斗争。近代诞生的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种高尚人格的代表。他们为了使穷苦人民摆脱屈辱的人格待遇，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建立新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以等级制为核心理念的儒家思想的沉重打击和批判，是追求人类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是近代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

人性有善有恶，恶的一面有自私、贪婪、暴戾、独裁、专制。封建制度恰恰代表了人性恶的这一面。如果探讨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终原因要从人的自私本性中去寻找。人类这种动物总是追求无限地扩张和占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具有特殊的权力和特殊的待遇。因此，不要认为人类历史只是一部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历史，实际上在漫长的几千里，人类也一直在追求不平等。谁通过暴力和智力夺取了政权，谁就享受特权和不平等待遇。反抗不平等者最后的走向都是达到不平等。历史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推倒一个不平等者，换上另一个不平等者。直到今天这种循环还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发生着。

由此我们对人类待遇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人类为什么会有各种待遇？说到底是人性扩张的表现。认真观察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追求时空占有的最大化，并且这种占有是无止境的。人类的权力欲壑难以满足，财富和精神欲壑也难以满足。权力再大的人也不会停止对权力的扩张。这种对时空的占有不仅表现在权力和财富上，还表现在精神和思想上。统治者的思想往往是主导思想，统治所表现的内容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对人精神空间的统治和控制。人们著书立说也是对人精神控制和影响的表现。所以人这种动物，对外界占有的扩张性很强。直到近代，人性这种恶行扩张本能和无限占有欲望才遭到了分析批判，人类的权力和权利占有和扩张欲望才遭到了遏制，并趋于理性化。

从格老秀斯之后，西方的政治学思想从神权至上开始向法学至上转变。法即人的最高理性，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上帝这个神的地位，更超过了世俗帝王的地位。在这些学者的理念中，人是具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的，人的权利不能被随便剥夺。后来孟德斯鸠发现了分权理论，从此现代政治学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民主政治油然而生。以上这些研究，为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人仍然匍匐在人治和神权的统治之下。明末出现了程朱理学，但朱熹的理学权威始终没有超过皇帝的神学权威。特别是中国的理学家将天理与人性相割裂，动不动就存天理灭人欲，这就使程朱理学不可能成为推动欧洲社会在近代发生巨大变革的欧洲启蒙主义，也使中国的以人权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

综观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政权和社会更替的内容一直是一种力量的变换，即统治者权力的更换，而非“法”和“权利”的变换，或说公与私的变换。提升中国人的国民待遇、打破封建传统观念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