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璠

 

       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是诗的民族。代表中华民族巍然独行于全球各民族人文世界中的，便是诗的教化。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正是因其以诗教的人文精神为指标；而诗教的人文精神就在于为人类立心立命，利国利民。
　　孔子曾说过：“入其国，其教也可知，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之教也”。
　　古人认为孔子删述六经，存三百篇，为诗教之宗，因其关乎王化民风，国家治乱；又认为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还认为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礼乐节之，使民中道和顺而不至于愚执愚用，则是深达于诗教。
　　诗以言志，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诗、礼、乐三位一体，则诗教至焉。
　　《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记载：“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也”。
　　《荀子·劝学》也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中声就是诗乐相兼的中道。）
　　元代杨士弘在其所集的《康音》一书中所说：“夫诗之为道，非惟吟咏情性，流通精神而已，其所以奏之郊庙，歌之燕射，求之音律，知其世道，岂偶然哉？”
　　《康音》和日本在 20 世纪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卡拉 OK ”一样都足以说明“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等的道理。
　　 也都足以说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在其国家社会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民群众所焕发的人文精神中可以显现出他们的兴亡衰变。
也都足以说明诗教之道之可贵可行。当我们民族迷失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一旦抬错了别人的棺材，哭错了自己的祖宗之时，政乖民困，上下交征利的世道，自然就会形成格局和规模。
　　《管子·内业篇》说：“凡人之生也，必也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
诗与礼乐并论，说敬，说静，正是谦让恭俭，礼乐燕如的生活之道；而“止怒莫若诗”一语，正得温柔敦厚之旨，也更足以说明诗教正可纠其急功好利，解其浇薄失德之风，使民德归厚，社会净化。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若论盛世必称汉唐。汉唐之所以能开其盛世，成其大业，主要关键在于其人文精神之畅兴丽泽如日中天；而此畅兴丽泽如日中天的人文精神，莫胜于诗教。
　　诗教，化民之道，始自春秋，至孔子大兴，而诸子中又以《荀子》引诗独多，开汉代诗教之先河。清人汪中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
　　朱自清 先生在《诗言志辩》中说：“汉人引述《诗》之多，用《诗》之广，无论大端细节，他们都爱引《诗》，或断或证——自然非讽诵烂熟不可。陈乔枞所谓上推天人性理，下究万物情状，以至古今得失之林，总而言之，就是包罗万有。春秋以后，要数汉代能够尽《诗》之用。春秋用《诗》，还只限于典礼、讽谏、赋《诗》言语；汉代用《诗》范围之广，远超过春秋时。孔子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
　　孔子只能提示诗教的条件，到了汉代，才形成，才充分的发展。诗教的核心就是在德教、政治、学养方面，也就是孔子所谓兴、观、群、怨。‘温柔敦厚'一语便从这里提炼出来。孔子在《论语》中论《诗》、礼、乐甚详，而且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因此，孔子论《诗》教，礼教，乐教的话，便觉比较亲切。汉代《诗》和礼乐虽然早已分了家，可是所谓‘温柔敦厚'还得将《诗》礼乐合着才能明白。
　　其次，如《礼记·大学》引《诗》论学养的也不少：《诗》云：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切磋琢磨久已成为进德修业的格言，也可见诗教的影响广远了。
　　德教、政治、学养都属于人事，与人事相对的是天道。论天道也常引《诗》，如《礼记·中庸》云：
　　《诗》曰：‘德如輏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
　　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汉以后时移世异，又书籍渐多，经学便衰下来，讽诵《诗》的少了，引《诗》的也少了。乐府虽然代三百篇而兴，可是不能取得三百篇的权威地位，建安以来，五言诗渐有作者，但没有涵盖一切的力量。盛唐开始了诗的散文化，到宋而大盛，以诗说理，成为风气”。
　　佩弦先生之论汉人的诗教，说明了汉代兴盛的契机，正如古诗乐府的作者，是他们以诗言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们内在独立的情性，自在的怨，自在的兴，自在的群，自在的观，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每个人都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怀抱，并善于化为诗篇，这是多么伟大、开阔而又充溢着温柔敦厚中和气象的人文精神的时代。只有生逢在这种时代的人们才能创新，才能开拓智慧的大业，这都是汉代诗教所孕育的伟大成就。
　　八世纪的唐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一个统一大业的时代，也是自汉代以后最为强盛的大国时代。
　　唐太宗是个英雄，武则天也是个英雄，高宗、玄宗也都是有为之主。
　　他们的英雄和有为，都少不了推动他们成为英雄和有为的动力——诗的教化。
　　唐太宗和汉武帝一样，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设十八学士，及即位，于殿左置弘文馆，有空便来讨论典籍，杂以文咏。他承禀齐、梁遗风，好作艳诗。
　　《大唐新语》说武后时，大搜遣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诗人如李峤、张说、宋之问、沈佺期、李适等都引来预修《三教珠英》。她游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先成者赐锦袍。
《大唐新语》记载：“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马车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
　　种种皇家诗教之风，到玄宗之世而为观止，这是王者诗化的典范。
　　开启一代诗教鼎盛之世的文士之风，则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才情极高的盛唐诗人。由罗宗强、 陈洪两 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盛唐诗歌章中引《河岳英灵集》说：“他们既娴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
　　又说：“初唐以来讲究声律辞藻的近体，与抒写慷慨情怀的古体汇而为一，诗人作诗笔参造化，韵律与抒情相辅相成，气协律而出，情因韵而显，神来，气来，情来，达到声律风骨兼备的完善境界，这成为盛唐诗风形成的标志。武后时兴起的重视文词的进士科，至此进一步演变为‘以诗赋取士'，为各地有才华的寒俊文士大开了入仕的希望大门，加之喜延纳才士的张说和张九龄先后为相，长安成为四方乡贡文士的聚散地，过去那种由宫廷侍从文人集团主持诗坛的局面，为各种才子型诗人群体间的争奇斗妍所取代，诗歌创造，‘既多兴象，复备风骨'，形成不同风格，创造出各种诗歌之美。”
　　正是初唐及盛唐之世的“形成不同风格，创造出各种诗歌之美”的盛况，使得诗教和盛世共同迈入成熟之境，两者相得益彰，成就了万古风流，千代相继，中华民族一代代赖以安身立命的不朽基业，成就了鼎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奇葩异卉。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自己民族的人文精神，应该检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偏离伟大，不再伟大？而不是仅仅陶醉于我们如何伟大，有多伟大。
　　在向“西方中心论”说“不”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说“是”。我们向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说“是”的契机应该是首先向诗教说“是”。
　　为什么首先要向诗教说“是”，兹引申四十年前我在台大的老师 叶嘉莹 女士在《迦陵文集》中的一番心语，作为例证和回答：“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歌之传统中，都还有另外一项更为微妙的感发作用，甚至比前面所提的几种感发作用，更为值得注意。那就是孔子与弟子问答中，所显示的兴发感动之重点，主要乃在于进德修身方面的修养，而这也就形成了中国所谓‘诗教'的一个重要传统。
　　谈到‘诗教'，若依其广义者而言，私意以为本该是指由诗歌的兴发感动之本质，对读者所产生的一种兴发感动的作用。
　　这种兴发感动之本质与作用，就作者而言，乃是产生于其对自然界及人事界之宇宙万物万事的一种‘情动于中'的关怀之情；而就读者而言，则正是透过诗歌的感发，要使这种‘情动于中'的关怀之情，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延续。
　　所以马一浮在其《复性书院讲录》中，就曾认为这种兴发感动乃是一种‘仁心'本质的苏醒，说‘所谓感而遂通'，‘须是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方是兴也。'又说‘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有其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