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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满清之后再无汉3

已有 430 次阅读2012-12-8 12:09 |系统分类:历史

资料五、满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得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玄烨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弘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相沿、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满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更是恨之入骨,象胤祯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满清仿元制,但凡汉人婚嫁的女子,第一夜是要送给满大人官鞑靼享用的,所以,老百姓不幸在生下头胎之后就把它杀死。我没有考证过这是否属实,实在是太丑陋太恶心。这就是中国,这就是千古一帝圣武的大一统,人都变成行尸走肉,变成猪狗变成粪土,要这样的大一统何用。有人至今还在高呼要再活五百年,我不知道今天的所谓学者文化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满清初年的反清排满运动是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


我无意于鼓吹民族仇恨,我也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想,任何人只要他身上还有一丝丝人味,还有一点点要当人的尊严,他就有责任正视这丑恶。康有为死后一百年,又跳出一个叫徐晋如的人,疯狂歌颂康有为破口大骂章太炎,参看徐晋如的雄文《康圣人遇见章疯子:历史老人最恶毒的玩笑》。徐说,要不是愚氓狂热不学无术的章疯子邹容等人的煽风点火,康有为的改良一定能得到实施,中国经过君主立宪式样改良运动,一定能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章邹等人鼓吹革命,实际上是鼓惑暴民愚民造反,实在是罪该万死云云。


可实际上,当时满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先看看其设置的议院:“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再看其制定的宪法:议院有建议之权,所有决定事件,应恭候钦定,政府方得奉行;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完全是换个招牌,以满清皇帝为中心,满蒙贵族为羽翼,组建权力核心,游牧贵族牢牢掌握统治大权的实质没有丝毫改变,反倒以宪法的名义加以固定下来,还要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样恶贯满盈、罪孽滔天的殖民压迫与民族奴役的独裁暴政,难道还不允许人民起来革命吗?这样颟顸粗蠢、自私卑劣、把中国弄到亡国灭种边缘的“腥膻羯臊奴、蠢尔鱼皮虏”(章太炎),难道还要强迫被压迫人民尊戴?则徐晋如为专制奴役之独裁暴政扬幡招魂之鹰犬爪牙之真面目,可谓昭然若揭。

资料六、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最愚昧窝囊、最不是东西的朝代。管辩护者说一千道一万,可事实胜过诡辩,满清接手中国时,中国在世界是绝对排的上号的强国;满清完蛋时,中国几乎沦为殖民地,处于被瓜分的境地,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人民充满奴性。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为了弥补这个损失而付出艰苦的努力。你能说他好吗?慈禧挪用水师的军费去造颐和园,一千三百万两,可以再组建两个和北洋水师同样规模的海军。最后赔款两亿白银,全国人口四亿,一人半两,日本获得赔款后,大力投资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一下子和中国拉开了百年大计的差距。庚子赔款四点五亿本金,缓期加利息最后一笔还到1940年!满清绝对是历史上最大的恶性寄生虫,它寄生在中国两百年,把一个好好的国家糟踏得千仓百孔。

一想起外国人管中国人的辫子叫做猪尾巴、猪尾苦力、东亚病夫、鸦片烟鬼就令人心痛无比。原来的中国人是怎样的?是受西方人向往崇拜的真正的炎黄子孙。前半剃光的男人辫子,是最不堪入目的发型,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丑恶现象,是象征着留发不留头恐怖主义的奴隶制标志。这辫子垂了二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才连同祸国殃民的清政府一起被同时剪除。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搞清楚,满清不是封建统治的延续,更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到半封建半奴隶制的农奴社会,而且社会道德沦丧殆尽。至少满清的官员在廉耻道德上全面不如明朝的。

满清时代是中国历史最不幸的时期,野蛮落后的女真人使得明朝之后中国的科技军事经济质量全面倒退,是中国在各方面几乎全面倒退的大黑暗时期,奠定了近代和现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基础。满清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就是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这三百年,包括所谓后金盛世,正是西方文明飞速发展的时代,由于满清的拖累中国被耽搁了。这是野蛮统治文明的必然结果。想不把这些灾难归与满清的野蛮和愚昧,而归于明朝和历朝的汉族统治是不行的。把中国的衰弱归于满清以前的文化,而不是归于真正的罪魁满清的统治,对于狡辩者而言才是真正的揽功诿过。所谓盛世时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清风不识字,只会乱翻书”“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平常诗句都可成为谋反巨案。

灭掉一个民族比肉体屠杀更可怕的就是精神屠杀,就是灭掉它的文化和创造力,在这一点上满清做得实在太成功了。没有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中国社会活力和科技发展也停止不前,最终有了这1840年来的百年国耻。大家可以看1840--1911年间西方人拍摄的中国人照片,统治阶级委缩愚昧,劳苦大众陷于灭顶绝望,这是文明古国,还是非洲部落。

资料七、满清前期从未改进过他的火炮。虽然他们时常用一些鸟枪和血滴子,但永远不会丢弃弓箭和马。这也正为什么是那些对新技术产生兴趣的是明朝、日本、土耳其,却不是后金汗国的原因。明朝能派出船队和外部进行交流,能对西方科技产生巨大的兴趣,能够仿造红夷大炮,能够编练神机营。在与日军争夺朝鲜的战斗中,使用了数以万件的火器,基本说明了当时的明朝军队正在经历着由冷兵器向火器过渡这样一个事实。百年之后,明仍然保存了一个古老文明特有的可贵的向往技术的好奇心,这一点,可以在这个朝代对新式武器的态度上清楚的看到。当世界跨入了十七世纪,对火器的改良以及应用使得很多国家在同游牧民族的对抗中赢得了自信,野蛮人作为在人类史上残暴的所向披靡的重要角色,已经无可避免的走向完结。

然而中华文明却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开端,被天灾人祸掏空了地基,所以面对野蛮人和军阀汉奸的进攻,悲剧性地失败,因为一八四○年后的那些败仗是早已注定的事情,原因在于统治阶层的骑射传统,导致了他们对于新科技的反感入骨的野蛮人态度。后金渔猎牧猪民族的极端局限性,使得生机勃勃的中原被占领后变成了一个保守封闭死气沉沉的国度。它们刻意忽视汉奸帮忙和民变挖空明朝的力量,把弓马得天下做为他们立足的根本,作为他们考虑问题的原则。于是他们讨厌船更害怕大海,他们从内心深处仇恨新技术所带来的武器进步,因为他们赤膊的老汗野猪皮死于大炮,不可想象为什么一个匹夫竟然死于一次简单的操作。

我觉得这个分析是极有深度的,终满清一代,国语骑射是满洲根本的祖训,被最高统治者象敲木鱼一样从始敲到终。满洲统治者这种愚昧、保守、狭隘自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原有的渔猎牧猪民族的局限性,以及弓马得天下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原则,更有游牧贵族对于原始武力迷信的观念。这种愚蠢观念造成的后果极可怕,鸦片战争时,面对洋人的坚船利炮,统治阶级的愚昧可笑达到了极点,皇帝求神问卜占梦得吉,就命令士兵放弃简单的火器,只拿大刀长矛上阵;指挥御敌的臣僚更荒谬,有的在阵前悬挂姜太公像求神,有的把老虎头骨投入水中,企图激怒龙王达到掀翻夷船的目的。至于文中提到的禁海,除文本中说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满清统治者惧怕境内的汉人和境外的华人联合起来造统治者的反,这在玄烨的一则上谕里说得清楚。

从上到下,说愚昧无知毫不为过,满足于赫赫天朝的自慰之中,所有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将民族和国家前进的动力统统扼杀。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就是在康乾盛世时就已经注定了。社会矛盾统统视作民族矛盾,文字狱即是典型写照,稍有风吹草动即满门抄斩,有清一朝几乎就是文化荒漠时代。由于残酷的文字狱和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把精力投入了无风险的古籍研究,在科技思想文化上与中国其他时代相比有明显的退步。科技上几乎没什么成就,甚至到了鸦片战争当看到清军火器不管用时,龚自珍献给林则徐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战船和火炮。由此可知满清的科技水平已经远不及明朝;思想上,满清人保守无知,除了龚自珍以外没有一个真正的思考者,相对来说,明朝虽也有文字狱,但仍英才辈出,如王阳明、李贽,王夫之等人,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故鲁迅先生称之为“无声的中国”。

只要想一想汉朝和唐朝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大,其世界领先程度远过于今日美国对于欧洲与日本,想想康雍乾时期满清的国力与西方不断发展着的各国相比正在不断走向衰落,就足以对“盛世”打个问号了。这种人口无限制的增多并非好事,至道光年间人口激增与土地不足的矛盾已极其尖锐,对环境的破坏大大加速。事实上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超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因此当这种恢复性潜力发挥完结,中国经济的落后与停滞就迅速暴露在世人面前。鸦片战争距乾隆末年仅45年,大清国竟如此不堪一击,便是明证。

康雍乾三朝在改土归流等政治制度上确有一些改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括设立军机处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本来已经高度集权的满清专制皇权,使数亿臣民俯首帖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使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从而使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活力。这种政治制度的严重弊病在乾隆后期已经非常明显,富可敌国的大贪官和申之所以在乾隆朝得志数十年而无法揭露,就是一个显例。鸦片战争起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坚船利炮,实际上满清这种极端落后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根本原因。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在舰船本身上毫不亚于日本,却全军覆没,即为铁证。

满清极度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举国奴性泛滥,尤其是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如果不是残酷地进行思想迫害,那么在思想活跃的情况下,闭关锁国、重农轻商、轻视科学等问题都不难发现、改进从而得以迎刃而解。康雍乾祖孙三个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与残酷。不但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即使不避皇帝名讳都是大逆之罪。涉及悖逆文字时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斩首、弃市凌迟、门诛甚至灭几族,连已经死了多年的都要开棺戮尸。

康雍乾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满清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如李贽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因此在西方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争鸣之际,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解放思潮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中国官场过去就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至鞑清尤甚,自王公大臣起,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唯唯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当时的中国属于表面繁荣而实为停滞,西方则暂时还贫困却在迅速发展。因为欧洲工业革命带动的新型工业,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这两个根本方面都比康乾的满清先进得多。因此中国由于人口远多于欧洲而形成的总量上的暂时优势,不久便荡然无存。

正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的极度专制,使中国彻底失去活力,以至于与世界的差距迅速拉大,鞑清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成分恶性发展,尤其是奴性发展到极致,思想窒息,活力尽失。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希望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康雍乾之世完全没有汉唐那种昂扬向上、奋发进取、为国建功立业的大汉精神和大唐气象,没有班超李白式的充满“为君谈笑净胡沙”的一大批大丈夫。杜甫诗以赞扬的语气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里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是在康雍乾之世,李白杜甫都将被灭族,连家中藏有此诗者都要连坐,整个民族精神被压抑得萎靡不振,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浩劫。如医学上脑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终结一样,一个民族的精神死亡也意味这个民族的灭亡,这是我们应该从满清王朝的历史悲剧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不彻底清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恶性成分,比如皇权专制、奴隶意识,不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思想启蒙与公民教育,中国,永无真正崛起之可能。

最后,关于民族问题,我本人不是民族主义者,也无意于为什么人辩护,我看待民族问题的出发点依旧是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天平上,只有正义与良知是永远的。从这个原点出发,反对任何歪曲篡改历史、美化游牧贵族侵略战争的言论,实事求是地承认满洲贵族的殖民压迫及其民族奴役的丑恶本质,坚决为维护汉民族的民族尊严。


实际上,在满洲贵族入侵中原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是汉民族,成百万上千万的人被屠杀,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连同相沿数千年的衣冠服饰被摧毁而历史性的中断,汉民族的汩汩血泪、累累白骨以及无尽的辛酸与屈辱。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被奴役、被压迫而彻底奴化、软化、弱化的结果,正是中国传统精神断层甚至连根拔起,和近代中国走向百年沉沦而无法崛起的根本原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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