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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平演变"新战略ZT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059dc01008x94.html
——各种名目的美国“基金会”是如何在世界
各地推动和平演变的
以前,美国搞和平演变惯用的方式,主要是在敌对国内扶植政治代理人,支持该国持异议分子,发动宣传工具向全世界诋毁敌对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一套逐步失效了。因为手法太明显,太拙劣。何况,这种手法很容易被发现,而一旦失败后就前功尽弃。现在美国又采取了新的方式。
一是支助敌对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因为学术是自由的,无论如何学者都有发言的空间。所以,美国通过一些分支的基金会,主动邀请这些自由主义学者到美国研讨,让其接受一些是而非的理论,表面看起来有道理,但实质上美国自己是不会做的。比如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休克疗法,让南美和俄国吃了苦头。为美国的战略——保持一个较弱的南美,和不让俄罗斯重新复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许多学者的立场也有问题。比如袁伟时的八国联军侵华有功论。比如张维迎的国企冰棍理论,比如上海教科书的毛泽东功过待定论。主要是摧毁所在国的民族自豪感、让其成为一盘散沙,失去凝聚力。
二是以广告为掩护,赞助收买媒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外国的各类资金进入中国的渠道也较为顺畅。美国的中情局平时注意观察哪一些媒体可以利用。哪一些媒体较为急进。就有的放矢,以公司投入广告作为掩护,对该媒体的老总实行收买。对于1个不大的媒体,中情局的广告是足够以吸引的。以逐步掌握中国的舆论导向,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比如,中国都是民主的,西方都是民主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落后的,西方的普选制度才是先进的。中国应该实行普选。中国应该私有化。人权高于主权。人权高于法制。等等
索罗斯的基金会
据瑞典《中亚与高加索》双月刊和索罗斯一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去年的年度报告透露,曾在香港和东南亚国家制造金融风暴的索罗斯,是如何在全世界,尤其在中亚地区推动和平演变的。索罗斯受其老师、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开放社会理论”思想的影响,长期致力于反对政治集权主义和经济原教旨主义,并创立了“开放社会基金”。
索罗斯以慈善家的姿态,资助和推动在世界各地落实其开放社会理念,事实上起到了为美国西化、分化战略服务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索罗斯基金会”即开始资助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咯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参与苏东剧变的排头兵。20世纪90年代以来,“索罗斯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又将目标瞄准了中亚国家,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一、“索罗斯基金会”在中亚的扩张
1984年,索在自己的祖国匈牙利建立了第一个“东欧基金会”,1987年建立了“苏联索罗斯基金会”。上世纪90年代初,“索罗斯基金会”便盯上了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1993年“索罗斯一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成立,2002年索又在吉创办了美国一中亚大学;1995年“索罗斯一哈萨克斯坦基金会”正式成立;1996年由索创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了分支机构,后来在塔吉克斯坦也设立了相同的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由索提供资金,其宗旨是通过支持教育、社会和法律改革,促进世界各地开放社会的发展,目前该研究所已在31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
二、图谋在中亚导演“系列革命”
(一)索罗斯在独联体“系列革命”中扮演了“导演”角色。
近两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中,“索罗斯基金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索认为独联体国家普遍存在政治集权主义。2001年,当乌克兰反对派与政府发生冲突时,索就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要求乌总统库奇马辞职。据说,索本人还亲自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了要求库奇马总统下台的示威游行。2003年底,格鲁吉亚前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指责索是“玫瑰革命”的幕后黑手。谢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索罗斯是格鲁吉亚政变的主要‘罪人’之一,政变是索罗斯的计划,一切事情他都事先安排好了:花多少钱、资助谁、与谁合作等”。谢所言后来得到证实,萨卡什维利担任总统后,格内阁中有4人曾在“索罗斯基金会”工作过。索本人多次提到,他出钱资助的“投票站门口民意调查”比格鲁吉亚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消息更令人信服,正是类似的统计数据给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尤先科提供了翻身的机会。
(二)索罗斯希望类似的“革命”在中亚上演。
2004年6月7日,索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欢迎格“玫瑰革命”在中亚重演。同时,他强调格的“革命”方式在独联体中比较特殊,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选择主要取决于各国国情。从去年起,索罗斯领导的各基金会在中亚的分支机构已着手为各国即将到来的议会和总统选举做选前筹划。2004年3月23日,“索罗斯一哈萨克斯坦基金会”召集哈各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研讨“大选前的冲刺战术”。最近,塔吉克斯坦出现了该基金会参与印刷的“格鲁吉亚事件在塔吉克斯坦”的传单。2004年“索罗斯一吉尔吉斯斯坦基金会”的很多项目都直接支持了政治反对派。
(三)“索罗斯基金会"在中亚的发展趋势
目前,中亚各国已对该基金会干涉其内政表示不满和警惕,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说,“外国机构无权指挥我们国家的发展。我们是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传统和价值观”。随后,哈税务警察部门指控“索罗斯一哈萨克斯坦基金会”涉嫌逃税62.3万美元,该案现已经移交给阿拉木图市法院,不排除取缔这家基金会的可能性。
2004年4月14日,乌兹别克斯坦司法部拒绝了“塔什干开放社会研究所”重新注册的要求,迫使该研究所关闭。乌司法部认为,该研究所向各大学提供的资料“歪曲了乌社会经济、公共和政治改革的本质”。此前,该研究所在白俄罗斯的分支机构已被取消注册资格。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虽然也意识到“索罗斯基金会”的危害,但尚无力抵制大量援助资金的诱惑。
东欧——用“天鹅绒革命”进行和平演变
“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意即假借天鹅绒的滑顺质感,带出革命主张──和平转移政权。这一名词特指十多年前在中东欧国家先后发生的政治变动,西方人形容这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没有以往社会变革的激烈对抗以及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在不发生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更替。
从南斯拉夫、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天鹅绒革命”是怎样“炮制”的,《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11日发表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以下剖析:
突破口:选举
众多被西方政治核心锁定为目标的国家,其公民的自我组织水平较低,并未达到接受“西方民主输出”的水平。在受亚洲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以及前苏联国家更是如此。为了令我们尽快变得“文明”起来,西方众多智囊团制定了非常周详的计划,旨在根除我们这些“土著人”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采取大规模市场化运作,动用其招牌手段,在选举上大做文章。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第一步通常是在西方基金会与潜在的资助对象,即未来的反对派之间“搭建桥梁”。众多西方专家频频访问目标国,找出这些国家存在的最尖锐社会矛盾,以及能够将这些矛盾政治化的群体。西方专家类似于昔日的“传教士”,他们训练这些团体的代表,举办培训班,无非是传授创建“抵抗”组织网络的经验,将希望“变革”、并有能力利用丰富金钱资助的公民集结起来。
准备:“洗脑愚民”
实施上述步骤时,大众传媒同样是“文明传播者”的关注对象。这些媒体最初所秉持的独立公正逐渐被金钱及其他种种债契所束缚,一些热衷于建立公民社会的组织开始向记者、评论员和编辑们推销“民主”词典。如此一来,那些原本不堪入目的东西竟然可以用中性的词语来粉饰。号召人们制造大规模骚乱被称为“非暴力抵抗”,对该国政府当局采取的强硬恐吓被冠以“抵制”之名,而触犯一国法律、推翻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被叫做“公民反抗”。
在这个大规模的“洗脑愚民”计划中,进行民意调查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之一。但这并非简单的民意测验,而是所谓的心理设计与心理重塑。进行这样的测验,其目的不是为获取信息,而是在私底下误导民意。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试图推翻施行左派改革的智利总统、社会党人阿连德。整个行动筹划得相当伪善、无懈可击。“独立的社会调查员”上门拜访智利的中产阶级:“您打算腾出几间房给阿连德总统派来的无产阶级代表居住?”显然,受访者听后不由自主地对阿连德所推行的政策萌生了反感。
行动:伎俩多多
对计划制定者而言,筹备阶段进行得非常成功。我们的“朋友”笑容灿烂,以掩盖他们内心的真实目的。而普通百姓出于固有的幼稚心态,很容易听信“良师”的训诫。在取得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民主输出者”转而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开始大幅下跌。
吸引公众
在南斯拉夫、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扶植亲西方政权上台的白热化阶段始于大肆宣扬“公民反抗”获得成功。首先,他们采用了“一语成谶”战术:我们对事态未来的发展渲染越多,宣传音量越大,它们就越可能变成现实。未来悬而未决,但它毕竟要从目前时局中衍生。类似的宣传会制造社会普遍的心理预期,从而为“预言”的实现培育沃土。其次,“反抗者”的领导人既会关注支持者对自己的信任度,也会密切注视那些尚处于观望阶段的公民。早就公之于众的计划,其最初的成功会令“反对派”士气大振,从而吸引此前对其将信将疑的部分公民的注意。这反过来为下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一切水到渠成。
利用青年
但局势要进展到这一阶段,必须成立一支拥护者队伍。最适宜的人选无疑是那些情绪不甚稳定的公民,尤其是年轻人和妇女。中流砥柱当属姑娘和小伙子。
扶植代表人物
仅有青年参与,难以收获政治果实。为推翻现政权,必须将反对派统一到某个唯一的候选人周围。候选人的选择需要兼顾实用主义及客观现实,他甚至可以是反美人士。在面对冷战对手苏联的时代,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曾说,只能像园丁培育种子一样以温和的、顺应发展逻辑的手段为苏联内部的变化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环境。
缅甸——“藏红色革命”
从冷战结束到现在,美国人的“和平演变”自身也几度演变。今天,非暴力政权更迭,又称“软政变”,如今已成为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工具。从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到缅甸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再到科索沃的独立企图,这种非暴力政权更迭和分裂民族国家的模式,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构建、再到上世纪90年代的首次尝试业已全面成熟,确立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与“颜色革命”相关的危机,反映出“非暴力政权更迭”模式正逐步褪去最初阶段的意识形态意味,而开始演变为美国在全球进行地缘政治控制的武器。
在缅甸危机中,与以往由普通工人、学生发起的抗议不同的是,僧侣的行动要克制得多。不仅事前计划周密,且禁绝一切政治性口号,不与当局派出的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还自动在日落之前解散。这些都是致使缅甸军政府处于进退两难地步的关键。如此周密的手法在吉恩夏普所著被奉为“颜色革命圣经”的《从独裁到民主》一书中都有详细论述。
美国在缅甸危机中刻意淡化意识形态的设计,突出显现了以能源和战略通道为重点的“颜色革命”特征。如果仔细看看地图,不难了解缅甸的重要战略意义。从这里可以控制从波斯湾到南中国海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航线,而如果在缅甸设有军事基地的话则可以控制和保障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航道之一——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马六甲海峡是亚洲的重要咽喉,每年有5万多艘船舶通过这里。如果关闭这个海峡,世界上近一半的油轮船队都要增加航程。缅甸至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这片地区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具战略意义的咽喉之一。
事实上,以能源和战略通道为重点的“非暴力政权更迭”的特征,与美国共和党背后的石油、军工利益集团有直接关系。曾对“颜色革命”进行大量调查的一位法国纪录片导演就指出,美国政府用于资助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的资金超过1.1亿美元。
冷战结束后,在所有后发国家试图与市场经济融合的过程中,美国和西方的金融产业组织在全球毫无遮拦的扩展,已经成为“颜色革命”的重要基础。并非巧合的是,那些发生和可能发生“颜色革命”的民族国家中,每每在经济上出现问题时,以淡化意识形态为标志的“颜色革命”活动一定会并行出现。与此同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大多的特征都是能源储备国或是地处战略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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