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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渗透”台湾 ○ 古远清 在华文世界,使用繁体字只有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泰国、菲律宾等地。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均用简体字,泰国的华文作家也觉得简体字书写方便,《泰华文学》便不用繁体字印行。而台湾,是使用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常常被认为事关毁灭还是保存中华文化的大是大非问题,任何人都难改变其文字使用现状——哪怕是“五四”运动健将罗家伦,曾任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叶青这些资深文化人再三呼吁也没有用。1992年,《联合报》又出现了台北师范学院黄永武教授激烈反对简体字的文章,并引发大陆学者讨论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黄永武文章的题目为《简体字就是红卫兵》[1],乍看起来十分夸张,其实是把文字问题泛政治化。他将简体字与红卫兵联系起来的理由是:第一、红卫兵破坏中国人内在的伦理思想,简体字也破坏中国文字内在的肌理系统。第二、红卫兵是由少数人的政治的集团所操纵,作意识形态的斗争,达到造反有理的目标。简体字也全由片面政治力量所孵化,在做文化革命的工作,只有破坏传统的意识形态,并无学理上优胜的条件。第三、红卫兵破四旧、焚古籍、斩断历史文化。简体字也使中国百姓与固有典籍绝缘,比焚古籍更彻底。第四、红卫兵的构想是:“立四新,为人民”,不意成为全大陆的乱源。简体字也想让工农人民书写方便,不意乱造乱简,已成为今日大陆文化的乱源。文章最后说:“目前最急迫需要优先进行的是,就是及早收拾掉这批文化界的红卫兵——简体字,以利文化交流,文化长存。”
大陆学者路志伟看了后,以“难兄”的笔名投书《联合报》[2]。这位“大陆有识之士”的代表,不从“乱源”上做文章,只从所谓“政治集团的操控”入手反驳对方:简体字不始于中共。1935年,国民党颁布过324个简化字,今天两岸通用的“臺湾”的“台”,就始于此时。那时并没有红卫兵。如果要把文字问题扯到政治,那在简化字问题上,国共两党早就“合作”过一段时间。至于用什么字体完全不用协商只管“收拾”的做法,路志伟认为这过于粗暴,倒有点似红卫兵在念毛泽东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说:“这协商绝不是‘政治上让步不让步、买菜求饶的问题’,而是如何继承和弘扬民族的文化问题,不该协商吗?难道协商就是‘投降’吗?两岸不仅单只文化交流,还要通商,是用‘台秤’还是用‘市秤’?是用磅秤还是用公斤秤?以先生之意‘收拾掉’哪一种?不协商就‘收拾’吗?”对黄永武将大陆称作“中共” 这种偏见,路志伟温和地说:“总不能将中国就看作是中共,或把中共就看成是中国吧!”
这位连“党”与“国”都分不清的台湾学者读了后,又写了《再谈收拾掉简体字》[3],重弹“收拾”的老调。不过,黄永武这次不再像上次那样咄咄逼人,他承认国民党在民国初期也有粗暴的做法,如一纸命令废除过农历,这和大陆1949年后采用“公元”如出一辙。在不能使用简体字问题上,他认为“简化字有利于文化的普及,还方便扫除文盲”的理由站不住脚:“事实上大陆用简体字,文盲高达三亿,这是进步吗?而台湾使用正体字,文盲不及百分之一,这是倒退吗?可见教育是否普及,与使用文字笔画的多少根本没关系。更何况不久后,电脑的使用将极为普及,简体字在软体字数上已不够,明显地将成为拙劣粗糙的工具,而台湾开发好的电脑软体,造字极方便,字数又充足,资料的储存空间大,单从科技上看,正体字才是最方便的工具呢!再想以‘工具主义’顽守着简体字的,即将被资讯的浪潮所淘汰了!”这种看法事实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数亿大陆人上电脑用所谓“拙劣粗糙”的简体字均非常方便,倒是用繁体字容易出现故障:不是乱码就是死机,故说“简体字将会被资讯所淘汰”的预言便落了空。
生为中国人,极能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气质的是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写一手漂亮的汉字,并能出入自如地阅读繁体字或简体字的书籍。正因为如此,某些台湾学者把方块字看作是老祖宗给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必须好好守护。当他们看到大陆的简化字“儿”、“厂”、“广”破坏了方正字形的美感时,便越发觉得践踏和破坏中国文字是一种罪过。这种偏激而简单化的看法,在不用政治眼光而改用学术口气来讨论问题后,便会猛然发现大陆用简化字确实简捷方便,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像“尘”、“灭”这类简化字造得很高明,几乎可与物质元素氧、氮媲美,反对者便不自觉地模仿运用起来。像著名作家余光中给笔者写的信,就有简化字,个别字还是他自造的,连本人都不认得。
简化字“渗透”台湾,与老兵到大陆探亲、台商到大陆投资,以及近年大陆以优惠措施大量进口台湾水果有密切关系。两岸经贸往来的频繁及大陆文化人不断访问台湾,使得台湾人把简化字看作红卫兵的畏惧情绪有所淡化,也使得当局由严禁销售大陆的简体字书到限制大陆书进口的规定有名无实,简体字进入台湾家庭并为许多人所认同已是不争的事实。最使人惊讶的是,陈水扁连续执政后自己使用的某一文件经别人指出就有十多个简体字。新竹市市长林政也在市务会议中裁示——让中学生在社团时间学习简体字。2006年9月下旬,“扁政府”为举办“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特别允许大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一行328人来台湾。这是台湾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简体字书展,有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等近200家出版社参展,约有四十七万册的简体字书展出和销售。
要使两岸繁简两种文字交流正常化,一般说来很难透过对台湾当局的信任来达成,但陈水扁是有名的善变的政治人物,他常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简体字的“渗透”。从2003年起,民进党不再像国民党那样害怕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进入台湾,公开声明可以入境,导致销售简体字的书店多了起来。尽管仍有审查作业,严防宣扬统一的书籍“入侵”,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台湾书摊便摆有不少北京领导人的演讲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里面讲到“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未被删去。
仅2005年,大陆出版的简体字图书在台湾的销售额约6800万新台币,比2003年多出五倍。简体字书之所以受欢迎,一方面它是“最便宜的一种商品”[4],即内容厚实,价廉物美,另方面转成繁体字浪费人力财力,讲究速度的读者也不能以第一时间读到。故到大陆旅游的台湾作家,常常不问价钱拼命地购买,不怕沿途深受书籍之累,也不怕台湾海关扣留或没收,像大陆文艺研究专家姜穆三次探亲都一路买书,前后一百多公斤的书搬回锦屏再由锦屏搬到贵阳,然后带着视同宝贝的书飞北京,再运回台湾。[5]
眼看简体字“渗透”台湾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为了遏止这股风尤其是大陆书所宣扬的中国必须统一的观念,“扁政府”干脆利用本无政治性的文字大做“文化台独”的文章。据中通社2007年7月21日报道:“一年一度的教科书出版热季来临,台湾教育部门最近向各教科书出版社提供一份涉及五千用词的教科书‘不当用词检核’报告,要书商依此全面更改。根据这份报告,‘国父、国画、国字、国剧、古人、水平、日据、中日(甲午)战争、两岸、台湾地区’等词,都被列为‘不适合’,而所谓应当的用词,就是‘国父’删掉只剩‘孙中山’,其他变成‘中国水墨画、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国古人、水准、日治、清日战争、两国、我国(或台湾)’等词。”
依据这份“指引”,“教科书内‘大陆’全要改成‘中国’,‘台湾地区’必须改成‘台湾’,‘海峡两岸’要改成‘两国’”。台湾“教育部”官员声称,对教科书的用词进行检核,和意识形态无关,也无强制修改之意。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像“日据”改为“日治”,原来的日本侵占之义便没有了,这是典型的通过文字去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的做法。台湾的家长和教师面对教科书的这种“去中国化”,甚至不许用“闻名中外”的词语,均表示强烈不满。全台家长团体联盟副理事长林文虎痛斥台湾政治紧崩,族群对立严重,如果又急着将教科书的“大陆”改为“中国”,情势会更恶化。还有的教授认为这种透过审查去干预教科书编辑的自由,使人感到仿佛回到戒严时代。诗人杨渡指出:民进党不敢搞“政治台独”,只能玩“文字台独”,这种手法拙劣。部分民进党“立委”也不赞成“去中国化”的用语,认为只会徒增困扰,招来浪费社会资源、有损“政府”威信的骂名。[6]
尽管台独势力极力阻挠简体字进入台湾,但简体字“渗透”台湾已成大势所趋,谁也逆转不了。至于从“法理台独”跳到“文字台独”,也不得人心。正如许多台湾有识之士所说:教育应回归教育,文字应回归文字本身。把文字使用政治化、政党化,只能加剧族群对立,其代价是赔上台湾的安全与稳定。
[1]台北,《联合报》,1991年12月10日。
[2]难兄(路志伟):《中国文字的灾难与救援》,台北,《联合报》,1992年2月16日。
[3]台北,《联合报》,1992年3月5日。
[4][5]姜穆:《用脚读美丽山河》,台北,黎明文化公司,2000年,第179、173页。
[6]《大公报》讯:《台各界怒批教科书“去中”》,香港,《大公报》,2007年7月2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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