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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3年到94年,前前后后,除中间休了两次假,我在拉萨呆了大约十年。
还记得刚去拉萨的时候,正是胡耀邦的西藏讲话之后,大批老西藏回内地,大批新的应届毕业大学生进藏高潮的时候。
那时拉萨很朴素,文成公主时代栽的杨柳树还在正对大昭寺的地方,与著名的甥舅和盟碑圈在一堵围墙里,很多年后建大广场,才挪了位置。八角街(后来才按藏语发声:八廓)是拉萨最热闹的地方。冲赛康的菜市场没改建之前,那里是康巴人的集结地,满眼都是头束红黑两色缨子的康巴人,腰里别着刀,大概因为长年骑马的缘故,走路大多外八字或罗圈腿,大摇大摆,横冲直撞。菜市场里有一个角,是古董市场,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每个月用那点可怜的工资,用于收集藏币。那是59年前嘎厦政府发行的,有纸币也有铜币、银元。藏币的一面是面值,另一面是雪山与太阳的标志,有一个太阳和两个太阳的区别,据说价值有天壤之别;银元从乾隆通宝到袁大头、尼泊尔币、日本币,应有尽有,做这行生意的,主要是藏人。后来这位朋友收集了大约价值四十万的藏币,意外的成了这个领域里少有的专家。
拉萨主要的街道人民路上,有唯一一家国营百货店。商品既馈乏又富足。说馈乏,是因为除了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副食糖杂,就是一些部队的军用品被当作劳保用品在出售;说富足,因为店里的云烟(当年内地传说是最高挡的烟)以及上海来的大前门,各种在内地人想像中属于高干的奢侈品,这里应有尽有,但要凭证供应。软包的才卖8来钱块一包,硬盒的卖14元一包。当时流行抽软包装的烟,所以,我们这些想买一包硬盒的红塔山享受一下的烟民,在售货员看来很怪异。一看就是外地人。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生,住在政府第二招待所等分配,惊讶地发现,就连门口的小卖部里,也有云烟、红塔山、红山茶这些内地无法想像的高挡香烟出售。但是,等我们真正在当地落了脚,才知道,市面上的高挡烟之所以不畅销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大量的进藏干部,当他们达到一定级别,就会有一本内部的供应证。供应证上列明了更高挡的烟酒的定量、规格和价钱。比如一条不带过滤嘴的上海大前门,市场上根本见不到,但供应证上特供价是五块四一条。香港来的良友,南洋兄弟的红双喜,据说是老邓才能享受的小熊猫,供应证上都有。还有粮食、青油,不仅按级定量,而且价钱都比市面上便宜很多。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的学生而言,拉萨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人民路上的新华书店。我一直不清楚,是因为新华书店的领导开明,还是别的原因,总之,拉萨的新华书店,是那些年里我所见过的所有的新华书店中,书籍最新,最多的一家。常常是国内各出版社刚出的新书,拉萨很快就能看到,而且经常脱销,好在不久,新的一批又会源源不断从内地运来。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大约89年前后,新华书店几乎是大家的天堂。在等分配的那些日子,每一个进藏的大学生可能都感觉到了,经历过最初几天的高山反应,经历过最初对八廓充满异国情调的环境的好奇之外,新华书店可能是最让人想起自已从那里来,想起学生时代熟悉的环境、人、甚至想起自已原来是个少数民族(讲汉语)的一个特殊的地方。我大多数朋友,当他们分配到各个单位之后,去得最勤、最多的地方,就算拉萨人民路上这唯一一家新华书店了。
另一个大家常去的地方,是拉萨电影院。在大昭寺前方五百米左右的十字路口,放与内地同步的电影,看电影的各色人等,依然保留着内地早年的朴素趣味,看到好人坏人,爱憎分明,随剧情喜怒哀乐。
拉萨的生活条件的确艰苦。最困扰大家的两件事是,经常停电和缺少蔬菜。拉闸限电是家常便饭。除了政府和医院几个少数地方的居民,家里都要备足蜡烛。蔬菜是奢侈品,水果更是不敢想,不是没有,而是太贵,尽管拉萨人的工资,由于多了高原补贴,比内地同类人等的工资还高出一截,但大家还是没法尽情消受。西藏的无鳞鱼是最受汉人欢迎、同时也最受藏人鄙视的一种食物,直到一些年轻的藏人也受影响为止。尽管如此,此一时期的藏汉关系,虽然开始因为大批老干部内调出现了一些令人伤感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还是相对轻松的。汉族人受到尊重,在西藏是历来的传统,听一些老西藏描述,在很多年里,一些普通的藏族老人,甚至依然保留着见面对他们伸舌头的礼节。
在我们工作的各个单位里,到处可以听到关于老西藏内调留下的遗憾故事。那些父母一方是汉族的家庭,无论当初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现在都面临最实际的问题,一方要内调回老家,另一方却不愿离开自已的故乡,子女也不得不面临抉择,是跟着父亲走,还是继续留在西藏做藏人?不过大家都注意到了,几乎大部分的这种家庭,都不得不面临离婚,子弟也因为习惯了拉萨的生活,选择做了藏人。
在西藏,藏人也有几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纯本地的西藏人;一种是从藏区:四川、青海等地来的(这部分人主要是当年十八军进藏的老战士和他们的子女、亲戚);本地人藏人又分从前的贵族家庭及子女,一般居民,乡下来的农牧民;在我们与藏人最初的交往中,你很快会感受到,经历过几十年与内地同样的革命洗礼,此时的藏汉关系虽然由于胡耀邦的讲话开始出现裂痕,但并没有明显的冲突。记得在我上班的部门,如果你让人教你学藏语,差不多每个人都会很高兴,先教你几句骂人的藏话,再教你唱几句藏歌。如果此时去藏族家作客,一切都象传说中的一样,藏族人的好客和善良,会让我们这些从内地来的人感慨万千,想起小时候在农村里才能见到的景象。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心照不宣,由于语言、信仰、习惯诸多的不同,在这里,你始终都会感到自已是个外来人,是个匆匆过客。自从老一辈进藏人的通婚破裂之后,汉人与藏人通婚在此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不久,一揽子的民族、宗教政策开始落实,市面上可以听到藏族人在传,某某过去的贵族家庭得到了政府多少万的赔偿,某某贵族的老宅子被退赔(因为成了文物,退还不可能,就用钱来补偿)。对此,那些从前的贵族家庭的子女们,现在又抖起来了。说到这里得插一句,其实很多藏族人是很敏感的,尤其是在自尊心方面,跟汉人的要面子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政策没有明朗之前,人们各有自已优越的地方,还没有因为贵族得到了补偿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然而,当新的区党委书记身穿藏装,坐在大昭寺的屋顶上与喇嘛们一起参加刚刚恢复的、中断了几十年的大法会时,宗教的复兴,真的彻底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红色教育。老一辈的开始怀疑,毕生的奋斗就是为了这个结果?新一辈迷茫,何去何从?而当年热血沸腾响应号召支援西藏建设的老一辈前脚走尽,后脚跟进的这一批批应届毕业,发现自已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二等公民。此时跟藏人交往,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注意民族团结,因为你一不小心说出的某句话,就可以伤了谁的心,就可以产生纠缠甚至动乱。藏族人看到一篇小说中写了藏族人过去的一夫多妻或兄弟共妻,不干了,闹。看到写了藏族人来例假用布条夹草木灰防渗漏,不干了,闹。看到写出来的藏族人形象不高大,闹。从地方一直闹到最高层,胡耀邦批示,这是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地方官吏如获至宝,整。87年的夏天,马建到拉萨转了一圈,听电台的几个朋友讲了几个关于藏密的故事,写了篇舌苔,好家伙,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到现在,只要一提西藏,不知道空荡荡的人还真不多。
从59年到87年,内地的动荡每一次都会在西藏掀起同样的热浪。不要说藏族人反应不过来,就是汉人又有几个弄得明白到底是咋回事?不过没关系,这些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的事,历朝历代都有,闹得明白不明白,日子还得照样过。在87年前后,老邓与dl的对话使得更多的活佛重返家乡,这些从前被彻底推翻的阶层,现在成了万民的偶像,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欢迎,不仅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大概也超出了我D的预料。此后,我的印象里,就连那些老一辈最坚定的革命者,虽然嘴里不说,但也不再反对家人事佛。市面上开始出现大量dl和班禅的照片。有一个时期,大概是宣传部门想到的馊主意,当年的五位领导人的大幅画像,也做成了从前老毛时代的样子,大量的散发到了民间。然而,人们还是以得到一张来自印度的dl照片为荣。街上的温江人开始多起来,四川人也开始多起来。藏族人经常半开玩笑半当真,说内地人带来了两样东西,包工队和苍蝇蚊子,实际上也是在针对当时大量流到拉萨的外地人而言的。的确,当年完成了四十三项大的工程建设,包工队遍地都是,就连过去几年里寸草不生的周边光秃秃的山头,都因气温变化出现了从未见过的绿色。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的另一个朋友跟着区党委的人下乡考察,带回来一大批资料,我们才知道,在各地,民间自发建寺院的情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乡下的纠纷与矛盾,常常除了喇嘛出面无法解决。更甚者,那些反对建寺的乡干部,无论藏汉,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恐吓,有人使用炸弹威胁。此时的拉萨,表面上依然平静如初,如茨威格所言,正如一种疾病,在它变得显而易见之前,它早已经在内部,从血液渗透到全身了。
87年9月21日,dl喇嘛访美并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演讲,24日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不过这些情况,当时拉萨人并不知道,直到27日这天,一些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喇嘛在大昭寺前聚集,拉起了旧嘎厦政府的雪山狮子旗,喊出了“zd”口号。不过很快,这些人就被公安抓起来了。尽管在中国的宪法中规定有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力,但同时也有煽动分裂的罪名。言论自由,我估计,如果不是行业的专家,谁也无法回答,既然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是不是还有前后之分?在随后的10月1日,同样的场面再次出现了。不过这一次,据说除了喊口号,有喇嘛用按照古老的绚教方式点了天灯------用火点燃了自已的手指,而且,因为此前被抓的人没有被释放,所以,喇嘛们另一个口号,就是释放那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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