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来论】鞋子丢出来的民主习题（上）

东方商人6

11月10日，台湾的国民党在台中梧栖一个荒凉的体育馆召开十九全代会。这次多灾多难的党代表大会，场内人烟稀落，多处出现秃头型空白座位，连马英九进场时，夹道欢迎者也仅足站成一排，与2007年党大会时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场外则有部份群众聚集了一万只鞋子，当马英九出现时，万鞋齐飞，虽然距离过远，打不到马，却也算表达了不满的声浪。

这场鞋比人多的十九全大会，原定于9月29日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举行，却因马王斗争引发党内不满，加上各种政策问题引起民怨，群众蕴酿展开“929，砸英九”活动，基于维安考虑，乃易地延期，躲到台中偏远地区举行，远离台北的政治风暴。

但即使是在台湾岛内，在人多嘴杂的"立法院"，在批判性极强的媒体圈，对于“丢鞋”这事，也有相当多“不以为然”的看法，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种作法已经过头了，是一种暴力边缘的作法。军警们更忧心：“谁知道鞋子里有没有贴炸药？如果丢出来的是钉鞋或冰刀，或是铁打的高跟鞋，里头包铁片的安全鞋，那还能算是‘鞋’吗？”

话说“丢鞋子”这种抗议模式，起源地可不是中国，而是在伊拉克。2008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访问伊拉克时，被当地记者丢鞋袭击，因为在伊拉克，对人丢鞋是表达侮辱此人的一种方式。没想到，当国际媒体大肆报导后，全球兴起了一波丢鞋抗议风，2011年澳洲前总理霍华德也在电视节目上，被记者丢鞋抗议。没多久，爱模仿的台湾人也学会了这套，开始向马英九丢鞋。

但用丢鞋来表达抗议，不应是民主的常态。在美国，集会游行有严格的规定，抗议者可以在指定区域内，举着标语不断走动，但不能走出封锁线外，也不能乱丢东西，否则便被视为暴民而加以逮捕。即使在2000年小布什被视为“肮脏”当选那次，在小布什就职的路上，群众夹道抗议，但依然秩序井然。

这让我们反思一连串问题：什么叫民主？怎么形塑一个优质的民主？台湾从威权转型到民主的速度是否太快，以致造成十多年来的无效率与混乱？

相反的，民主就一定会造成无效率与混乱吗？所以就不应该民主化吗？那新加坡是怎么做到民主与效率兼顾的？新加坡模式对与想要推动民主的国家，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民主是“长”出来的

一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与地区的人民，都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高喊民主。于是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迫展开了民主化过程，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台湾地区皆是如此。“民主”似乎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名词，一种普世价值，却忘了这个制度背后，负载着一段英美老牌民主国家不堪的历史。

最老牌的民主国家英国，民主化的历程是极度血腥的。英国的民主起源于国王与贵族间的征税争议，双方争战经年，砍掉一个国王的脑袋，历代国王也砍掉五个国会议长的脑袋，才建立起现代的民主机制。同时，英国民主选举的过程也是充满铜臭味的，维多利亚时代，选举国会议员与市议员时，候选人不但送食物、送酒、送日用品来买票，还开流水席，牛排吃到饱，甚至摆桌都摆到了大马路上。

美国则是在开发新大陆过程中，由于地广人稀，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统治力皆无法及于全部殖民地，于是只能放任各殖民聚落自治。换言之，美国的民主起源于多元移民小区及聚落，法律是大家开会商量订的，警长与检察官是大伙选的，市长也是一起推的，没有上级指示，啥事都得自己来，大家伙同意了就说了算，于是形成了美国强烈的小区主义与地方主义。State这个字，在国际法上代表法理上的“国家”，美国之所以叫作“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就表明美国是五十个“国家”的“联邦”。

到现在，美国各州仍有法律上的自主权，同样是车祸，各州的刑度与判决依据就不一样；一个条约，要等五十个州政府与州议会通过，才算生效。即使现代通讯科技如此发达，美国人选总统，还是照两百年前的制度，先由各州选民投票，选出选举人团，由本州岛赢者全拿，再由这些州的选举人团，投票选出总统。因此会发生2000年小布什在普选票中输给高尔五十多万票，却在五十个州中赢了三十个州，使小布什得到271张选举人票，多过高尔的266票，因此胜选的奇异状况。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自开国以来，历经数十年的联邦派与邦联派恶斗，还打了场南北战争，死了几十万人，才奠立了今天的民主基础。

所以，当美英民主国家在全球大肆鼓吹民主，当各国的海归派与国际商务人士在本土推销美式民主的时候，常常忘了他们民主化的历史背景与特殊土壤，以为把人家的制度搬过来，套进去，民主化就能大功告成，于是经常发生“橘逾淮则变枳”的硬性移植后遗症。

所以，推动民主化的朋友们最好记住，民主不只是一种制度而已，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生活方式，就必须从小时候、小地方培养起，那就可能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养成优质民主所需要的优质社会土壤，比如：守法、礼让、排队、整洁、自动自发、尊重多数决定、尊重不同意见、参与社会活动与公众事务……，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有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核心主力。

所以，那些高喊经济成长到某一程度，就一定要民主的人们，思考可能太跳跃了点。当经济达到某一水平，首先要做的是“文明社会”，把社会习惯与价值调整到定位，有了文明的社会，才会有优质的民主。否则只会造成许多假民主与政党之名，行帮派暴力胁迫之实的“合法绑架选民案”，或巨头们密室分赃的“猪肉桶政治”。

民主制度要成功，必须是在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不能拿国外的制度硬生生的“套”下去。新加坡到今天，实施民主制度约五十年，仍只能算是一种由一个独大政党所控制的“菁英民主”，是“开明专制”走向真正民主的中介形式。李光耀曾经对罢工抗议的新加坡航空公司工会成员呛声：“我现在谈的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情，而是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为这事奋斗了一辈子，绝不容许有人毁掉它。”他也对不满新加坡干预私领域的人说：“我经常被人抱怨干预公民的私生活。是的，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如果我没有去做出那些事，我们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要以毫无悔意的口气说，如果我们不去干预一些非常个人的事情 – 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或者，你使用什么语言？我们不会做到现在的程度，我们不会有经济上的发展，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不必去管人民有什么看法。”

新加坡还没走到真正的民主，但正在不断“长”出幸福的果实；相对的，台湾地区二十年前便已开出民主的花朵，现在却正在尝着民主的苦果。（未完待续）

（郭台客 岛内政治评论者，在岛内政坛、媒体浸淫多年，熟谙当局和地方政经人事，常以妙语為墨，沾春秋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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