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第四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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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第四条道路？ 2016-05-06

第一条道路是资本主义，第二条道路是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理论，指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从历史上看，第一条道路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从而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基础。第二条道路是对第一条道路的否定与颠覆，第三条道路则是对第一条与第二条道路的修正与颠覆，被认为是最完美的道路。但是，最近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也即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第三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了，之所以走不通的原因并不在于其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那么，接下去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

    第一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其基础是产权私有制与自由竞争，认为在此基础上人类社会自然会达到繁荣与和谐的目标，这就是亚当·斯密所讲的，“尽管他们（有钱人）生性自私贪婪，尽管他们只在意自身的便利，尽管他们雇佣数千人劳作所图谋的唯一目的是满足他们自己那些虚荣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终究还是和穷人一起分享了他们经营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所作出的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是与如果将土地平均分配给所有居民后会产生的结果几乎没什么两样。他们就这样在没有打算也不知道会有这样效果的情况下，增进了社会的福利，提供了人类繁衍所需的资源。”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是效率，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平等。但是，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的产生却是对特权经济的一次革命，是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经济基础。而且之后中产阶级的产生离不开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可以说就不可能有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再有从世界变化发展来看，也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世界才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扁平，才会有中国与中等强国的崛起，才会有世界政治民主化发展的趋势。反之，如果认为产权私有与市场经济是不平等的根源，那么我们又如何解析这些现象呢？也许对于市场经济与平等的关系，我们要从长期效应来看，在短期我们也许要忍受不平等，忍受腐败，忍受拜金主义，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确实推动了经济的增长，推动了社会与世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它既是投资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又是企业与社会生存与自我维续的基础，更是企业与经济扩大再生产与进步的推动力。那么，利润来源于哪里呢？马克思认为利润或者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资本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由此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矛盾的日趋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就目前而言正如熊彼特认为的那样，利润主要来源于创新，利润是对企业家创新的回报，而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不断降低商品的价格，又为需求的不断扩大铺平了道路。所以，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就是便宜的衣服，便宜的棉织品和人造丝织品，皮靴，汽车等。不仅为女王生产丝袜，而且工厂女工都能够穿得起。可以说对利润来源的不同理解，形成了马克思与熊彼特两种不同的资本论与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图式和发展愿景。

    第二条道路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它是对资本主义否定与超越的结果，主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社会。这是因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在于产权私有，就如同卢梭所讲的，自世界上出现第一个人宣布“这是我的”，于是人类就进入了文明社会，就有了富人与穷人，有了奴隶主与奴隶，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前者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土地，占有厂房，后者一无所有，只有自己的肉体，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前者打工干活，以换取微薄的生活资料。所以，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因为他们剥削了穷人，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他们被富人剥削了。所以一部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富人剥削穷人，穷人反抗被剥削的历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经济进步迅猛发展，但是产权私有这一社会不平等的基础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大部分人依然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一方面是生产不断社会化，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由此结果是产能过剩与经常性的经济危机，这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处于系统性的危机之中，唯一解决的方法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由此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那就是社会主义。到那时，没有人说“这是我的”，而是说“这是大家的”，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由此社会再也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都是平等的。

    第三条道路是一条介于第一条与第二条之间的中间道路，本质上是一条改良资本主义道路，即认为我们无需改变产权私人所有制，也能实现平等，我们可以不是社会主义者，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那就是产权私有不变，但是改变分配结果，通过财产累进税，提高所得税累进税率以减少税后收入，由此化解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样既可以保有私人经济的效率，又能实现社会的总体平等。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模式在二战后达到顶峰，不仅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而且也表现为社会进步与平等以及中产阶级力量的发展，西方社会俨然已经进入一个繁荣与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史称“大繁荣”时代。但是，这一模式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戛然而止，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显然问题是生产与分配是不可分割的，设想生产是私人的，但是分配是社会的，这是不可行的。对此哈耶克讲到，事实上我们不能根据某种社会公正或者分配公正的标准进行收入分配，这种企图很可能会毁掉市场秩序，结果就是平均主义与吃大锅饭。所以，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而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第四条道路是什么？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可以说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正是源于这种结构性的转变。一方面是回归亚当·斯密已经不可能，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也已经走不下去了。一方面是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是政府失灵，以前那种以政府干预替代市场失灵，以回归市场替代政府失灵的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那么，第四条道路是否只能是回归社会呢？既然资本靠不住，政府也靠不住，那么社会除了靠自己，还能够靠谁呢？也许目前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分享经济将是第四条道路的雏形。对此正如学者写到的那样：“共享经济正成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又一次产权制度革命，正在创造一个既非公有经济，亦非私有经济的混合所有制的新产权制度。”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场资源革命（资源使用最优化），更是前所未有的生产关系革命。”那么，分享经济与分享社会是否是指回到那种社会独立自治的中世纪时代呢？还是意味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自由人自由联合的社会主义时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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