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始终置于中央政权有效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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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始终置于中央政权有效管辖2008年04月29

日08:56

来源：人民网




　　孜本·夏格巴是旧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政治学访问学者。他用藏文撰写了《西藏政治史》，对西藏大量历史事实肆意歪曲，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作了根本的篡改，以此鼓吹“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国家”谬论。
上世纪70年代，此书继在美国出版英文版后，又在印度出版藏文版。由于这是第一本藏族人撰写且在国外出版发行的所谓“西藏史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使得一般外国人以为书中所述就是真正的西藏政治史，因而以讹传讹，在外国读者中流传甚广、流毒甚深，后来又被dl集团利用来作为鼓吹“藏独”的主要“历史”依据，至今仍是dl集团的“宝典”。

　　针对《西藏政治史》中欺世盗名的“藏独”谬论，西藏自治区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国际藏学会理事巴桑旺堆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运用大量的史料说明：西藏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的一个行政区域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但历代中央政府始终对西藏行使着有效的主权管辖。

　　元朝：西藏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

　　巴桑旺堆说，元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西藏设立为中央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将整个藏区分为三道，设立了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在甘、青、川西北藏区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今四川甘孜州设有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在今西藏地方设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乌思（今西藏中部地区）、藏（今日喀则地区）、纳里速古鲁孙（今阿里地区）。以上3个宣慰司的首领宣慰使均由帝师或中央管理机构宣政院推荐，皇帝任命。

　　二是设立管理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宣政院。早在1264年，忽必烈在中央设总制院机构，负责境内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由国师八思巴（西藏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侄子）掌管。八思巴之后由元朝宰相桑哥（藏族人）担任总制院使。1288年，宰相桑哥为了加强对整个藏族地区的统一管理，向忽必烈建议把总制院改为宣政院，使宣政院和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成为平行的中央四大机构。

　　三是清查户口。清查户口是元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措施，元朝中央曾3次派官员赴藏清查户口。1260年，忽必烈刚即位就派官员入藏调查清理户口，确定赋税的数额。1268年，又派官员赴藏第二次清查户口。这次清查了乌思藏的13万户属民户口，任命了万户长，确定了每个万户应该缴纳的贡赋数量。由于这次清查户口较为彻底，为后来完善驿站和建设地方行政体系提供了依据。1287年，元朝再派官员进藏第三次清查户口。

　　四是设立驿站。根据藏文史书《藏汉史集》记载，忽必烈即位初期就派官员进藏，按照各地道路的险易、土地的肥瘠以及人口的多寡，仿照汉地驿站制度，从青海的汉藏交界处至萨迦设立了27所驿站，其中乌思藏地区设有11所，由中央直接派官员管理。后来又设立军站，特为军事行动提供方便。驿站的设立，是元朝对西藏地方和其他藏族地区有效管理的重要保证之一。同时，对加强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藏族与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亦起了很大作用。

　　五是对西藏地方各级官员实行任免、赏罚制度。八思巴之弟恰那多吉经忽必烈任命，掌管西藏地方事务，受封为“白兰王”，后来八思巴家族的锁南藏卜等人也被授为“白兰王”。恰那多吉死后，元朝设萨迦本钦一职掌管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万户长等高级官员都须经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由皇帝任命。中央政府还向西藏各教派的一些上层僧人授以宁国公、文国公、国师、三藏国师、灌顶国师、大元国师、大司徒等名号。对西藏地方高级官员的处罚也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有时还采取非常措施。如，第二任萨迦本钦贡噶桑布违抗八思巴，忽必烈派宰相桑哥带兵入藏，攻占了贡噶桑布所据的城堡，并处死了他。必里公（今墨竹工卡县直贡乡）万户起兵反抗萨迦，元朝派皇孙率军援助萨迦本钦昂林，焚毁了直贡主寺，平息了直贡叛乱。

　　明朝：政权的更替并未改变西藏地方与祖国的隶属关系

　　4年前后，西藏噶举派的支派帕木竹巴的第二代喇本（活佛与长官合为一体的称呼）降曲坚赞消灭萨迦政权，元朝承认了既成事实，封授降曲坚赞为大司徒，帕木竹巴政权便成为西藏地方的统治者。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明朝，继承了元朝的统治，也继承了元朝的版图，包括西藏在内。

　　巴桑旺堆说，明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帕木竹巴政权归顺明朝。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人带着诏书前往今甘肃一带招谕藏族各部归顺明朝。1372年，西藏本部摄帝师喃加藏卜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第二年被封授为炽盛佛宝国师。他两次共向明朝举荐乌思藏元代旧官百余人，全被授以官职。西藏本部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以求换取明朝新的敕封，在中央政权管辖下治理地方事务。

　　二是设立西藏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任命地方官员。1374年，明朝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县）设置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下辖河州、朵甘、乌思藏三个卫（卫是明代行政区域）。后将朵甘、乌思藏升为都指挥使司，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均由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这些朝廷命官的升迁、任免和更替，均由中央政权直接决定。1375年，明朝中央在西藏俄里思（今阿里地区）设立军民元帅府，明太祖亲下诏书，封搠思公失监为元帅。

　　三是敕封西藏各大教派首领。元代独尊萨迦派，而明代根据有些教派的势力已超过萨迦的情况，实行多封众建，使各地方僧俗首领直接受命于朝廷，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中央政府先后加赐西藏各教派首领为法王和王的称号，又敕封其他一些寺庙首领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等各种名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大法王和5个王。噶举派噶玛巴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贡噶扎西受封为“大乘法王”，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益西受封为“大慈法王”。

　　清朝：全面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理


　　44年，清军入关，清朝取代明朝。此时，西藏局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642年，格鲁派的两个杰出领袖人物、第五世dl喇嘛阿旺罗桑加措和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推翻藏巴汗的统治，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dl喇嘛从此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统治者。清朝和噶丹颇章政权的相继建立，使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又得到重要的发展。

　　巴桑旺堆说，清朝对西藏的管辖，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五世dl赴京朝觐，清帝册封dl喇嘛。1642年，五世dl派遣伊喇固克散呼图克图等代表到盛京（今沈阳），清太宗皇太极以极隆重礼节迎请。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dl应顺治皇帝的邀请，赴北京朝贺，顺治皇帝亲至南苑迎接，并令亲王、郡王依次设宴隆重款待，还特别修建黄寺作为五世dl驻锡之所。第二年，在五世dl返藏途中，顺治帝派专人前往颁发金册金印，册封五世dl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dl喇嘛”。自此，“dl喇嘛”的封号被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历代dl都必须经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清朝对dl喇嘛的册封，进一步明确了清朝在西藏地方的主权。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清朝派使者进藏，封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从此“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也被确定下来。

　　二是调整西藏地方管理体制。18世纪20年代，清朝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西藏地方的管理体制，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理。首先废除了独揽地方大权的西藏第斯（意即藏王）职位，设立4名噶伦管理政务，这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体制的最早雏形。1727年，清朝开始派遣大臣进藏，协同dl喇嘛管理西藏事务。同年，4名噶伦之间发生内乱，清朝派兵入藏，平息了内乱，恢复了西藏地方秩序。1750年（乾隆十五年），总理西藏事务的郡王居美朗吉阴谋叛乱，被清朝驻藏大臣所杀。第二年，清朝中央政府派四川总督策楞率兵进藏，处理西藏善后事宜，颁发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废除郡王掌政制度，正式设立噶厦政府，规定4名噶伦由三俗一僧出任，地位平等，秉承dl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指示，共同处理西藏地方事务。这就是原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由来。

　　三是订立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和建立金瓶掣签制度。为了整顿西藏地方的管理法规，1793年，经乾隆皇帝亲自审订，清朝政府正式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章程中设立了金本巴瓶掣签制度，规定了dl喇嘛、班禅以及其他大活佛转世的程序。自此以后，dl、班禅的转世必须以清朝颁发的金本巴瓶抽签决定，并由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典礼，dl喇嘛和班禅只有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确定自己的身份与在宗教、政治上的权威和地位。章程二十九条的颁行，大大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密切了祖国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稳定了西藏的政局。

　　民国：内外交困下仍维持对西藏的主权管辖

　　巴桑旺堆说：“民国时期，中国军阀割据，内乱频仍，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领土，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下，西藏仍未从祖国分离出去。”


　　11年，清朝统治被推翻，中华民国政府成立。1912年，民国政府宣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是谓领土之统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在中央政府国务院下设蒙藏事务局。1912年，民国政府恢复dl的“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封号，次年又加封班禅。1913年，从前后藏各选举10名代表，分别出任民国参众两院的议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民国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主权关系没有改变，西藏地方仍为民国政府的一个行政区域。

　　27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重申西藏地方为中国领土，设立蒙藏委员会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十三世dl遣使到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了西藏地方的形势，表达了拥护中央的诚意。1931年，十三世dl在南京设立西藏驻京办事处。国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先后数次派员赴藏。1930年，十三世dl在会见国民政府特派员刘曼卿时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九世班禅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站在拥护中央的立场上，1929年开始与国民政府联系并在南京建立了办事处，1931年应邀参加了国民会议，被国民政府授予“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称号，1932年又被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十三世dl和九世班禅圆寂后，国民政府派员致祭，批准其转世灵童继位，并派中央代表主持十四世dl和十世班禅的坐床典礼。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一直工作到1949年7月。

　　民国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加紧从事分裂西藏的活动，耍了许多阴谋手段，但都遭到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使其阴谋诡计从未得逞。如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城召开的“中英藏会议”上，英方与西藏当局代表密谋，抛出了图谋zd的所谓“西姆拉条约”。中方代表不仅拒绝签字，而且声明当时及尔后英国同西藏当局签订的任何条约性质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英印外长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国政府，与西藏代表以秘密换文形式，私自划了一条“麦克马洪线”，把我国西藏约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对根本无效、完全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历来从未予以承认。

　　巴桑旺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西藏人民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和解放的道路，得到了藏族各阶层僧俗人民的热烈拥护。1951年10月29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抵达拉萨，西藏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苦难。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的历史从此掀开了团结、文明、富裕的新篇章。”

(责任编辑：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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