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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6685 不明真相一群众 发表于：10-04-15 21:36 [只看该作者]

“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毛主席逝世时，农民有集体，工人有企业，知识分子有事业单位……一言而蔽之，人人都有“铁饭碗”。加之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福利住房……人人生活都有充分保障。仅以保障比较低的农民来说，不仅个人受集体的保障，集体还受国家的保障。例如，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想复辟资本主义，一无生产资料，二无劳动力，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中国当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如果停止对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特权的限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必然希望利用已经享有的特权不断扩大特权，支持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部分人构成了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生前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果然，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权贵分子窃取了领导权。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他们宣称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群众性的反对权贵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群众同权贵分子斗争的民主权利。第二件事是清理“三种人”。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反对官僚特权，同权贵分子作斗争，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清理出去。同时让一方面自称毛主席秘书自高身价，一方面又大骂毛主席的李锐任中组部副部长，大力提拔力图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分子填补空白。第三件事是逼退老干部。尽管大多数老干部当时还不大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但是也不赞成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因此以“年轻化”迫使老干部退休，让力图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分子接班。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权贵分子控制了许多重要部门，为“持权抢劫”打下了基础。　　

权贵分子窃取了领导权之后，便通过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本途径。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规模的“持权抢劫”。例如：　　

——价格改革。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官倒官商风潮席卷全国，“10亿人民9亿商，剩下1亿在观望”。权贵集团利用“双轨制”的漏洞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巨额财富。　　

    ——医疗市场化。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疗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从此，什么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这样的改革引导之下，医生们疯狂了：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不用仪器设备检查的也说要检查……医药费用不断上涨使广大农民和城镇平民不堪重负，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2003年的调查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该住院而不住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明显增多。医疗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敛财一根吸血管。　　

——住房商品化。我国从1998年开始进行货币化住房改革，按照市场价格把职工分得的原有公房卖给职工的价格大概是每平方米300元左右。很多朋友说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在每平方米15000元左右，10年增加了50倍。其实不应该只考虑一线城市房价，2008年全国城市房价平均在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确实是增加了16.6倍，但是不是1978年到2008年房价只增加了16.6倍，而是1998年到2008年10年房价就增加了16.6倍。1998 年月工资全国平均是600多元，2008年月工资全国平均是2400多元，增加了4倍。而也就是说，1998年到2008年10年相对于房价来说，人均月工资下降了75%。住房也变成了权贵集团敛财的另一重要工具。　　

——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本来，由于农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展空间小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仅靠种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收入上赶上城镇居民。农村自办集体经济的非农产业并实现迅速扩张，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基本出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是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的重要经验。而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非农产业的利润变成少数人享用，这条路就堵死了。1985年到1995年，农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部分来自非农产业年增长率达到18.2%。而1995-2003年，非农经营部分收入迅速下降到年均9.2%的增长率，农民因失去非农集体经济的依托，收入增长放慢了，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集体企业的资产也进了权贵集团的腰包。　　

……　　

在权贵集团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又通过买官卖官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下一步“持权抢劫”做准备。如今，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就这样，以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持权抢劫”——以钱买官——“持权抢劫”的循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这就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模式，也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　　

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交相为用。对待权贵集团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无所不用其极，极力把广大人民的财产装进权贵集团的腰包。大资本家一喊“国进民退”，马上澄清；一喊央企地王“与民争利”，马上强制央企退出房地产。对待广大人民是新权威主义，用铁腕砸烂人民的饭碗，为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无所有的劳动力。3000万人受害于毒奶粉，一句要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完事；6000万人受害于分田单干造成的制度性干旱，无人受到追究；更不用说用铁腕砸烂人民的饭碗砸出的2亿失业人口了。　　

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即有非常强烈的买办性。权贵集团通过盲目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使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中21个。这样，中国就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同时权贵集团大搞出口退税等低价补贴，内销没有退税，所以内销的价格显著高于外销。同时权贵集团又盲目扩大进口，大力购买西方国家利润率高的高科技商品，迅速耗光用工人的血汗积累的外汇，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国从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这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第二次剥削。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权贵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痛恨，也遭到了党、政府、军队内健康力量的激烈抵制。只有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才能改变力量对比，把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下去。　　

⒉“国退民进”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手段　

　

前文已经说了，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那么，到底哪个方面的“改革”使权贵集团获利最多呢？ 毫无疑问，是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私有化[Privatization] 是指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权将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以及这些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全体公民或某一集体所有转变为个别私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完整的私有化概念既包括所有权的私有化，也包括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如经营权、收益权的私有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废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实行经营者年薪制都是典型的私有化。（不过，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承认经营权、收益权的私有化，甚至胡扯所有权的私有化也是“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乃至生造出不伦不类的“国退民进”，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即使把国企买光送光也不算私有化，西方国家也根本没有进行过私有化。）我们如果以这个规范的私有化概念解读“国退民进”，可以看出今天为止我国私有化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放权让利和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8年10月，赵紫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用作企业基金和给职工发放奖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扩权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00家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营企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破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放权让利以后，尽管多发了一些工资，但企业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失败。但是，放权让利中损害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没有恢复。　　

第二个阶段是推行利改税和承包经营。我国于　1983年6月1日　推行第一步利改税。　1984年10月1日　在全国全面实施第二步利改税。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广企业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承包制。从1987年到1993年底，强调企业改革的重点必须从扩权让利转到转换企业机制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仍然是强调完善承包制。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利改税后企业的发展全部依赖“剩余利润”，企业必然要为争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而排斥一切非本单位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本单位的利益为中心，必然破坏国家计划，必然互挖墙角，必然增加内耗，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的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利改税后，国家只管收税，不再为国营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国企需要的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这样，国营企业就面临高利率和高税率双重压力，陷入了绝境。再次，承包经营极大的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基本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实际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础上实现了经营权私有化。而厂长经理不可能满足于经营权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盘私有化。而承包经营使厂长经理失去了工人的监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盘私有化的能力。　　

第三个阶段是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中国修改了宪法，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国营企业是产权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经营，政府无权出售，国有企业是产权政府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极右势力嘴里，所谓“产权清晰”，就是把本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老板自己的产权自己负责管理，这样产权就算清晰了。否则，不管如何聘请高级会计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也不能算清晰。所谓“权责明确”，就是只有私有企业才能有权有责，国有企业是“所有者缺位”，是没有权更没有人对企业负责任的。所以，要私有化，自己的企业自己经营，才能有无限的权力，才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责任心，才能真正负责。所谓“政企分开”，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必须完全撒手不管，砸毁监督机制，实行“内部人控制”，为有关官员捞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管理科学”，就是即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代替“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彻底废除残存的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肆无忌惮的压榨剥削工人。这一切客观上为全盘私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个阶段是 “抓大放小”。“抓大放小”被极右势力曲解为进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宣传“诸城经验”。 “诸城经验”即原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通过各种形式把诸城市272家国企廉价抛售给私人，陈光因此也被称为“陈卖光”（ 1997年调到菏泽后，陈光又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菏泽国企送给私人，又被称为“陈送光”）。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诸城经验”，但是，私有化舆论和行动屡禁不止，被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的私有化带头人陈光也步步高升。陈光是1991年由潍坊共青团书记接任诸城市（县级）市长，一年以后接的诸城市委书记，1997年调到了菏泽，由地委副书记干到菏泽市（地级）委书记，2008年擢升为山东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资委成立的本意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抵制全盘私有化浪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国资委部分官员希望从出国有资产售中牟取暴利。结果他们利用职权勾结资本家把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掀起了空前的全盘私有化浪潮。不少地方的国资委事实上变成了“卖国委”（甩卖国有资产委员会）。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　2003年11月2日　讲话时，用“心情沉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　　

第五个阶段是 “年薪制改革”。2003年开始我国大规模实行年薪制，2004年，我国中央企业全面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年薪制改革”极大的拉大了国企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实质是在国企内部培育资产阶级权贵，为进一步推行全盘私有化铺平道路。以通钢为例，自2005年改制后，通钢高管实行了年薪制，有的几十万，有的数百万。而普通职工的工资不断下降2005年通钢工人人均工资是每月2000元左右，2008年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且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广东国资委2007年出台了一个拉大省属国企老总收入差距。根据方案，约15%老总将拿到最高的100万——150万年薪，4%拿最低的15万——25万，其余部分拿40万——90万。

据说，一项名为《企业经营人员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条例，将成为提升国企经营管理水平的杠杆。此举传达的信息是：广东省属国企领导的业绩将与薪酬挂钩，干好干坏不再一样。在考核、薪酬等方面的思路措施正在拓宽完善。可这个消息中提及的一句话却使上述意义大为“减色”，令人疑惑。因为在此之前，老总们年薪只有20万——30万元，这说明即使是干得最差的老总，其收入顶多是微跌或持平，“业绩考核”的实际结果是老总薪水普遍上涨。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退民进”的“改制”，主要“成果”有：国企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78%，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5.5%，今天，国有工业占不到10%。而且2003年以来右派新自由主义者破除旧体制、大搞年薪制改革后这些“国有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私营经济则从微乎其微急剧增长， 2005年，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55%增长到65%左右。在二、三产业中，私营经济占就业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至2005年的75%以上。

仅就去年而言，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下降4．5％。同时外资企业大举扩张，28个主要行业中21个行业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一小撮权贵迅速暴富，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广州日报》）我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18，（是最佳状态）；1988年为0.382（还算正常状态）； 1994年为0.467（达到了警戒状态）；而2009年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一句话，“国退民进”就是“持权抢劫”，把广大人民的资产装进一小撮权贵的腰包。粗略估一下，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权贵集团侵吞的财产少说也有几十万亿。　　

如今，权贵集团又掀起了一阵大批“国企垄断”的妖风。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个阶段，权贵集团将通过“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够盈利的国企统统变成自己的私产，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的“市场化”来大幅度涨价以牟取暴利，实行新一轮“持权抢劫”。